第八章：刺刀尖下的日子

　　1938年的春天，读初小四年级的父亲，在学校听到了一个令人异常振奋的消息：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山东枣庄大运河北岸的台儿庄，同日寇浴血奋战，歼灭侵华日军万余人，取得了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战中的第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此战让台儿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鲁西南小城镇成了堪与苏联斯大林格勒齐名的“二战”名城，也令国人和世界记住了桂系将领李宗仁的名字。
　　而我知道李宗仁，是读高中时根据同名报告文学《李宗仁归来》改编的课文。我向父亲问及李宗仁，父亲翻了翻课文说：“抗战时期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捷，是李宗仁指挥的。课本里没讲呢？”
　　家乡的人们还沉醉在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喜悦中，而马季卿校长的办公室又传出了比花园头更为惨烈的消息：“日军在大沽河下游的即墨县毛子埠村行凶，被村民打死一人，而日军却杀死了村民180多人，就连老人和孕妇也不放过，全家被杀绝的有4户。”这就是胶东抗战史上骇人听闻的“毛子埠惨案”。
　　1938年5月7日晚，胶济铁路蓝村据点的十多名日军，闯进即墨县毛子埠村进行挑衅，看见拾粪拾草的村民，开枪就打。一位勇敢的青年村民奋起反抗，用土枪打死了一名日军。
　　5月8日拂晓，日军从胶县、城阳、南泉、蓝村调集了大批人马，架起了机枪和小钢炮，将毛子埠村铁桶一般密不透风地围住。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耀武扬威地闯进了村里。一时间，毛子埠村这座宁静的小村庄，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进村后，像红了眼睛的疯狗，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日军将抓到的44名青壮年锁在两间场院（农村打粮、晒粮的场所）屋里，周围点上了高粱秸，外面架起了机枪。烈火中，人们在屋里被烧得连哭带叫，拼命挣扎，日军却在一旁拍手狂笑。40多个无辜同胞只冲出了7人，又被日军用机枪射死4人，只有3人得以幸免，其余37人全部被烧死在场院屋内。
　　郭车岩、郭洪丕、赵福河等村民，有的被日军用绳子套住脖子吊在树上，用刺刀从小腹挑到脖子根；有的被绑住双脚倒挂在树上，用刺刀从胸口豁到小腹，肝肠坠地，血流如注，其惨状目不忍睹。
　　朱风春一家老少三辈四口人被绑在一条绳子上，日军首先用刺刀先后捅死了他的爷爷、父亲和叔父。刚满15岁的朱风春顺势随着大人们一起倒了下去，祖孙三代总算逃出了朱风春一条活命。
　　禽兽不如的日军，就连病人、老人和孕妇也不放过，只要躲藏不及，便会在刺刀下含恨而死。
　　村民赵永风常年有病，瘫在炕上多年不能动弹，日军硬是把他拖到大街上用刺刀活活捅死。
　　郭洪德是一个老教书先生，平日说话谨慎，举止斯文。他满以为日本兵不会无辜杀害清白良民，所以他不跑不藏。岂知日军闯进他家后首先给了他一刺刀，又连续在他前胸后背上捅了五刺刀。教了一辈子书的郭洪德，同样含恨倒在血泊里。
　　孕妇李姜氏，已经怀孕接近九个月，眼看就要分娩了，被日军捉住后，当场用刺刀开膛。婴儿随着李姜氏的血水刚一落地，就哇哇哭起来了。就这样，母子二人活活地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日军在毛子埠村烧杀达7个小时之久。共杀害村民180多人，伤残多人，全家被杀绝的有4户，烧毁民房700多间，烧死耕畜20多头，烧毁粮食、家具、衣物不计其数。
　　惨案过后的毛子埠村一片狼藉，残垣断壁烟火未尽，大街小巷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男女老幼的尸体，令人不寒而栗!这年秋天，由于惊吓、痛苦、忧虑，全村又连续病死50多人。
　　“毛子埠惨案”发生后，父亲的国文老师在一节课堂上讲过这样的话：“同学们，一比一百八十啊！你小日本来中国作恶，我奋起自卫打死你一人，你却杀害我一百八十名同胞。同学们，我们的课堂，就是抵御日寇的战场；我们手中的笔，就是抗击日寇的钢枪。大家要发愤学习，学好本领，报效国家，打败日寇。”
　　老师铿锵有力、满怀激情的话语之后，义愤填膺的同学们，有的站起来，有的跳到板凳上，流着泪水、振臂高呼：“发愤学习，学好本领，报效国家，打败日寇。”
　　那个年月，父亲和班上同学是怀着刻骨的民族仇恨在学习，就连平日调皮的学生也规规矩矩。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父亲说：“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古诗词中最通俗易懂的有两首，一首是孟郊的《游子吟》，另一首是杜牧的《清明》。”
　　莱西乡下的百姓，有在房前屋后栽杏、种桃、植梨、插柳的习惯。“杏花败，桃花开，梨花出来当奶奶”“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每当清明前后，大沽河畔的村村落落，杏花开放，柳吐嫩绿，细雨绵绵，清风拂面，人们种瓜点豆，一派清新的田园气息。
　　在莱西，人们称清明叫寒食。清明与寒食，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寒食节，起于春秋晋文公重耳悼念介子推抱木自焚的典故，唐朝皇帝唐玄宗曾诏令天下“寒食上墓”，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
　　春分后的十五日，“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节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
　　到唐宋时期，两个节日合二为一，统称清明。而莱西至今仍称清明叫寒食，是传承了“寒食上墓”的传统。
　　“清明到，儿尽孝”。清明是上坟祭祖的日子。这一年的清明，在一片轰黑的天色中，父亲就跟随爷爷来到祖坟，供上祭品，焚香烧纸，洒酒祭奠，再给坟墓上培几锨新土、插几枝手指般粗的柳枝，然后按辈分依次在坟前席地而跪，连磕三个响头。
　　“给坟墓培新土等于是给祖先修屋，防备夏天雨大漏水，在坟上插柳枝是盼着家枝旺盛，后继有人。”每每清明，父亲总会对我说起家乡的习俗
　　有心插柳柳成荫。在大沽河畔，柳树插土就活，年年插柳，处处成荫。
　　“庶人无坟，树以杨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土葬时期，莱西人出殡时用柳枝作“孝棍子”（哭丧棒），葬礼结束后，将“孝棍子”插在坟上。所以，过去莱西乡下村头野外有柳枝的地方，大都是坟茔墓地。墓柳有其特别的灵性。家乡流行清明戴柳，有“清明不戴柳，死了变黄狗”的说法。
　　到了父亲那个年代，人们清明头戴的已不是墓柳，而是杨柳（垂柳）。
　　爷爷家的老屋在村子的最东南头，门口有一个水湾，在水湾的三面，爷爷插种了十多棵杨柳。每到春天，一顺下垂的杨柳条上缀满了嫩绿的骨朵，微风拂过，枝条轻摆。细雨蒙蒙的天气，杨柳的枝条更加光滑鲜亮，青青可爱。
　　在春夏秋的季节，这一小片杨柳林是家人饭后闲聚聊天的地方，父亲则每天早上都要来这里读书或背课文。到了清明这一天，杨柳树下就更为热闹。
　　上坟回来的爷爷，将就横长的杨柳粗枝，用两条麻绳拴住一块宽木板，系成秋千。父亲则带着两个弟弟钩柳枝，做柳哨（柳笛）。我的三位姑姑，身着毛月色衣裳，脚穿青色布鞋，头戴编成花朵状的嫩柳枝，清纯可爱，惹人喜欢。
　　爷爷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三双儿女，吹柳哨、戴柳枝、荡秋千，欢喜得合不上嘴，引得正在烧火做饭的小脚奶奶，也扶着门框朝杨柳树这边看。
　　这一年的春天，父亲远赴安徽阜阳读书那个清早，爷爷从家门口的杨柳树上砍了一段一米多高、壶口粗的柳树棍子递给父亲：“拿着它，过村好打狗，走山路拄着，赶夜路壮胆。”
　　家乡门前的杨柳给予了父亲深深的故园情怀。父亲自离开家乡的10年中，每到一地的清明，都会在附近的河边和水沟旁插一株杨柳。
　　在中国古代送别的诗句中，杨柳是最优美动人、情意缠绵的一个意象。1949年的腊月，父亲从陕西的汉中调回故乡莱西，途中经过古城西安东边的灞桥。唐代长安灞桥两岸，堤长十里，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在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古人送行折柳相送，是希望亲人离别古乡到新的地方，能像柳枝一样随处可活，很快地生根发芽。
　　“年年伤别，灞桥杨柳”。父亲脑海里想着这些千古往事，心却早已回到了家乡的门前。父亲辗转到达水集（新中国成立后，水沟头改称水集），在自水集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鹅毛大雪。
　　又见那熟悉的村庄，那家门口曾经折过的杨柳，父亲猛然心动眼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十年前，父亲离开家乡时，门前杨柳依依随风飘动，而如今回到家门，却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天气。
　　是到门前草垛拿草烧火做饭的奶奶，发现了站在门前雪中的父亲。奶奶哭了，姑姑们也闻声跑出来挽着父亲的手臂哭了。爷爷走出门外，端量着已经27岁的儿子，却捋着胡子笑了。
　　父亲是爷爷一生的荣耀，因为在十里八乡，父亲是唯一一个读到国立中学毕业成了国家干部的农家子弟。
　　这个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天的寒夜，这座只有三间大小的泥墙草屋里，有着比春天更乳贴（莱西方言，熨帖的意思）的温暖。
　　家乡军民的殊死抵抗和血肉之躯，没能挡住日寇侵略者的铁蹄。1940年的春天，父亲已升入家乡的联合中学读初中一年级。
　　这一年农历的三月初十日，日寇一个叫傲村的小队长带领200多名日伪军占领了水沟头，驻在今莱西顺德楼（聋哑学校）周围。然后，强迫百姓在解家庄村东(现莱西公安局办公楼处)修起了围子，建起了炮楼。
　　日军还在水沟头东南门前的潴河（今莱西月湖）上，建起了一座漫水石板桥，东连当时胶东地区的交通大动脉青（岛）烟（台）路，西通顺德楼附近的据点。
　　2009年的清明，我回故乡扫墓，石板桥因干旱露出月湖水面，这是日寇当年侵略莱西留下的唯一物证。站在杨柳依依的月湖边，望着光亮的石板桥，仿佛仍能听见当年日寇反毛皮铁钉鞋“咔咔”走过的声响。
　　据一位当年在水沟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老八路回忆道：占领水沟头的日军“猪头”小队长傲村，时不时就疯狂地抓人、杀人，还经常向水沟头保长要女人陪他睡觉。
　　鬼子来了。日军侵占水沟头后，父亲所在的学校被迫接受日伪奴化教育，教材换成了日伪编印的课本，学校扯掉了“青天白日旗”，挂起了“狗皮膏药旗”。
　　家乡的人们，之所以称日本的“太阳旗”叫“狗皮膏药旗”，是因为狗皮膏药是在白色胶布中间粘一块圆形的黑色膏药，跟日本国旗的形状非常相似。
　　这年“五一节”后的一天，一队日军和汉奸闯进了父亲的学校。他们把搜查到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上海八百壮士》和《血战台儿庄》等抗日进步读物全部烧掉，又强令学校师生集合训话，进行“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反动宣传教育，还散发糖果收买拉拢学生。
　　这是父亲第一次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他们个子不多高，身着清一色的黄皮，头戴护‘孝帽’，肩扛三八大盖，脚穿反毛皮鞋，眼光‘恶斗斗’（凶恶）的。”
　　小日本，一张嘴，三瓣牙，梦呓梦呓啃地瓜，一看是块土坷垃。
　　小鬼子，吃豆粒，喝凉水，胀坏胃，撑破肚，地里咕噜滚回去。
　　小日本，坐火车，压断腿，坐轮船，沉了底，去扫荡，挨枪子。
　　小巴狗，你看家，我到南山去埋瓜（土地雷）。我的瓜儿黑又大，鬼子碰上就开花。
　　日本话，不用学。再过几年，用不着。
　　鸡勾勾，天明了。日本鬼，死净了……
　　这些父亲当年学唱的乡土歌谣，活灵活现地表达了莱西人民的愤怒之情：日本鬼子，侵我土地，杀我同胞，必遭报应，不得好死！
　　可面对凶残暴虐的日寇，少年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纵然胸中溢满一腔的怒火，可也只能是一名“怒目少年”而已。因为，他们手中握的是笔，而不是枪。
　　父亲这帮“怒目少年”手中，有一种叫皮枪（弹弓）的武器。皮枪的制作很简单，在河边柳树上砍一段“丫”字形的枝桠做成皮枪叉，再将数根皮筋与皮枪兜相连，系在皮枪叉的两端，一副打鸟用的皮枪就算做好了。
　　皮枪的威力取决于皮筋的拉力，皮筋的拉力越大，皮枪的威力也越大。那时学校的男生，几乎人手一付皮枪。平常放在书包里，放学途中，路旁树上的家雀（麻雀）、“叨叨木”（啄木鸟）、“知了”（蝉）、“得喽儿”（蝉的一种），就成了他们的靶子。而“滑皮”（调皮）的孩子们，却从不用皮枪打鸦雀（喜鹊）。
　　小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听奶奶讲起关于鸦雀的民间传说：
　　牛郎和织女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因得罪了玉皇大帝，织女被捉回天宫。牛郎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追到天上，却被宽宽的天河隔开。牛郎的追喊声，孩子想妈妈的哭声，感动了鸦雀。于是每年的“七月七”，人间所有的鸦雀飞上天，在天河上搭起一条鹊桥，分离了一年的牛郎和织女在桥上相会。
　　因而，在家乡有“打鸦雀，伤天害理”之说。爷爷更反对打鸦雀，因为农历的“七月七”，是爷爷的生日。
　　父亲手中从没打过鸦雀的皮枪，却打过日本鬼子的“狗皮膏药旗”。
　　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最后离校的父亲和几个同学，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皮枪，对着日军的“狗皮膏药旗”，一齐“开火”，直到打完了满满一口袋石子，才一头大汗地跑回家，那感觉好像是刚从战场上打了胜仗归来。
　　胶东地区沦陷后，日军向各地的小学派出了日本教育指导官，在青岛市区每所小学派驻一名，在各县的乡区每数所小学派驻一名，不仅掌握学校的实权，还严密监督控制中国师生的言行。这些学校中国的学生占大多数，但也有少数日本孩子就读。
　　日本孩子在青岛读书，开始于日军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1914年，日军在原德国人建立的蒙养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公学堂，学制五年，课程以日语、算术、国文为主，辅以修身、地理、历史、体操、图画、手工、农业、商业等。
　　公学堂不收学杂费，并免费供给课本。因日语教师缺乏，日军在李村设特科师范一处，以学日语为主，学制两年，毕业后分到各学校当日语教师或者当翻译。到1921年，日本在青岛先后建立了37所公学堂，共计125个班，学生达3356名。
　　1922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日本在青岛读书的小学生有所减少，但至1935年仍有日本小学生2058名。1938年初，日军第二次占领青岛后，随着日本人又大量涌入青岛，1940年又在广饶路增设了一所小学。
　　占领青岛的日本当局为显示大和民族的强盛，自1939年到1944年，每年都要举办一届中日田径对抗赛，双方在每个项目上各派出三名高手进行角逐。其中的百米对抗赛，备受人们关注。
　　1939年举办的第一届百米对抗赛中，中方参赛的第一主力年仅19岁的牟秉丽，还是青岛学院商业学校（现青岛一中）的一名学生，在当年的青岛市运动会上曾以11秒4的成绩获得百米冠军。日方参赛的第一主力叫小泉，在同年青岛市运动会上与牟秉丽同台竞争，以11秒6的成绩屈居亚军。
　　第一届中日百米对抗赛的政治影响远远胜过了体能竞技，为能拿下这块分量很重的金牌，日方绞尽脑汁地想歪点子，在起跑上做起了文章。担任发令的主裁判是日本人，每当牟秉丽与小泉同时起跑时，他就判中方队员犯规，招回重跑，直到小泉提早跑出一二步时才放行。
　　起跑的不公正让牟秉丽斗志更旺，他每次都能在七八十米处追平小泉，冲刺时超越对手。前两届中日百米飞人大战，牟秉丽分别以11秒6、11秒4夺得冠军，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受到现场中国观众的长时间鼓掌欢迎。
　　牟秉丽夺冠，父亲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但在1940年莱阳县中日学生田径对抗赛运动会上，父亲却亲眼目睹了中国学生“撵过小日本”的盛况。
　　1940年初，日军占领莱阳（莱西）地区后，一些日本孩子也随之进入莱阳城县立的中小学读书。当时占领胶东地区的日军第五师团部队的指挥机关设在青岛，因此胶东地区各县也效仿青岛，每年组织一次中日学生田径对抗赛。
　　莱阳中日学生田径对抗赛的焦点同样是百米大赛。比赛前，伪校长哭丧着脸打招呼说：“千万不能跑过日本学生。”
　　当时花园头和毛子埠惨案刚发生不久，师生们怒气难消，体育老师不表态，参赛学生也不吱声。到了赛场上，当发令枪一响，同学们齐声高喊：“加油！加油！……撵上他！撵上他！”那位参赛的中方学生，硬是在日寇的“狗皮膏药旗”下，把日本学生落在了后面，率先冲过了终点。
　　顿时，整个操场上沸腾了，率先冲过终点的中国学生握着拳头还在顺跑，场下的同学激动地都跳了起来。而那个日本选手刚到终点就戛然而止，围观的日本学生个个低着头，日本教育指导官也铁青着脸。
　　父亲形容当时的心情说：“那一天，心里那个解气！”
　　体育是一项触发激情与活力的运动。1979年，亚洲排球锦标赛在香港举行。决赛的那天晚上，父亲把我喊到收音机旁，一起收听中国队与日本队争夺冠亚军的实况转播。
　　收音机里，传来宋世雄那特有的金豆落地般的声音：“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第一次以3比1击败前世界冠军日本队！”
　　父亲离开板凳站了起来，挺起那已微驼的脊梁，边做扩胸状边说：“我们把日本赢了，这是中国女排第一次打败日本队。袁伟民这个人，了不得。郎平，真是一把铁榔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有这样的举动。
　　1981年11月，父亲病逝一个多月后，在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上，中国女排顶着现场万余名日本人的呐喊，又一次战胜日本队，夺得了第一个世界杯赛冠军。
　　原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讲：“体育不需要政治。”可父亲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始终关乎着他们的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