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一寸山河一寸血

　　“两军各唱铙歌归，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快，有器无人终委敌。”（黄遵宪《东沟行》）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快快拼起民族命，最后胜利是吾曹！卢沟桥，卢沟桥，立功报国在此桥！”（《卢沟桥战歌》）
　　父亲每每提及中日战争，总会记起少年时代学过的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诗歌。
　　其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欺辱，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开始了。
　　父亲曾对我讲述过中日《台湾事件专约》的来龙去脉：
　　自古以来，台湾岛的东北方向就有一个名叫琉球的群岛，也就是日本的冲绳岛。明洪武年间，琉球岛就与明朝政府正式建立了“朝贡”关系，并派人来华留学。清朝初期，琉球国王尚泰的封典是由清政府派员主持完成的。
　　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曾强迫琉球岛国为其输送军队与粮食，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后来日本派兵侵入琉球岛，将国王抢到日本，但琉球国仍向清朝纳贡，并请求清政府的保护。
　　明治维新后，国力强大起来的日本，册封琉球国王为日本的“藩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琉球国的一艘渔船在台湾岛台南海域附近触礁，船员上岸后与当地一个叫牡丹社的居民发生冲突，琉球渔民被误杀，历史上叫“牡丹社事件”。后来，日本以此为借口派兵侵犯中国台湾，遭台湾人民顽强抵抗，伤亡惨重。日本见“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就派人到北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与日本在北京签订了《台湾事件专约》。双方约定，日本退兵的条件是清政府承认日本侵略台湾是保护自己的臣民，并要赔偿日本人在台湾修路建房的费用和死亡琉球渔民的抚恤金，这为日本以后吞并琉球岛提供了借口。琉球人与日本人是两码事，现在的冲绳岛，包括钓鱼岛，自古就不是日本的。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中学。而当时，历史教科书上称《台湾事件专约》叫《北京专约》，对这一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的解析，也只有诸如时间、地点等片言只语的文字。
　　我一直把父亲的这次谈话视作“文物”。因为那个年代，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新华书店与图书馆里，我都听不到，也看不到，找不到像父亲如此这般的讲述。而在处于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的当今，又有多少中国人明了这段历史？
　　父亲的那个时代，老师博览群书，用心施教，有真学问，学生刻苦用功，对老师的话语，存于脑海，记在心底。
　　父亲一生不知走过多少座大大小小的桥，而给父亲留下最为深刻历史记忆的却是一座父亲从来没有走过的石桥——宛平古城边的卢沟桥。
　　“落日卢沟桥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卢沟桥坐落在今北京市西南丰台区的永定河上，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
　　“卢沟晓月”，是燕京八大景观之一。曾在中国游历了17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卢沟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然而，1937年的7月7日，日本强盗却在这“卢沟晓月”的地方，把伤痛和愤怒长久地撒向了中国人民的心底。
　　让我们把目光追溯到1937年的古城北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兵不血刃占领了东北。1933年3月，日军又攻占了长城的喜峰口。此后，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驻扎着日本入侵华北的5000余人的军队；北平以东，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约1.7万人的敌伪军；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养的4万人之多的察北伪蒙军。而中国的军队，仅在北平的西南方向有宋哲元的第29军37师防守。因此，“七七事变”前夕的卢沟桥，成了中国自北平通往南方的唯一门户。
　　1937年，日军企图策动宋哲元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遭到宋哲元将军拒绝。蒋介石给宋哲元的任务是：“国防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愈久，对国家之贡献愈大。”
　　宋哲元将军在“和”与“战”中徘徊，可日寇欺人太甚，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北平市警察局门口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的树上打鸟。警卫人员虽义愤填膺，可在当时的局势下，也只能忍气吞声。
　　“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日寇干的是男盗女娼、自欺欺人的事情，所以需要夜幕的遮掩。与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一样，“卢沟桥事变”也是在一个深夜。
　　1937年7月7日夜11时，日军驻丰台部队借口在宛平城外卢沟桥附近演习时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被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严正拒绝后，竟然开炮轰击宛平城和芦沟桥，野蛮地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事变”之前，宋哲元将军为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回山东乐陵老家探亲，为死去的父亲修墓。当宛平城枪炮声响起时，代其指挥二十九军的副军长秦德纯将军以职业军人特有的干练与魄力，当即电令驻守卢沟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所属的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率官兵奋起抵抗，并对打电话对吉星文说：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将门出虎子，吉星文是民族抗日英雄吉鸿昌的族侄。吉星文团长得到命令后，率部坚守阵地，死打硬拼，给日军以痛击，从而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
　　抗战胜利后，吉星文升任七十七师三十七旅旅长，1949年随部队去了台湾。1958年，吉星文晋升为中将，转任金门防卫副司令。这一年的5月28日，在金门炮战中，吉星文被炮火击中，一代抗日名将当即身亡。
　　卢沟桥的枪炮声，不仅震动了宛平古城，震颤了卢沟石桥，也震醒了整个中华民族。
　　1937年7月8日的夜晚，卢沟桥的枪炮声传到了父亲的家乡。是夜，父亲和爷爷奶奶一大家人正坐在院子里纳凉聊天。这时，在水沟头镇做账房先生的二爷爷急匆匆地回到家，透露了一个惊天的消息，“日本狗子在卢沟桥和中国部队交火了”。
　　爷爷兄弟四个，在村子里是一个大家庭，仅爷爷奶奶就生养三双儿女。“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家乡人讲究“煨乎”，就是说亲兄弟要像冬天围火炉一样团结在一起。所以，当时除了四弟外，虽然都已成家生儿育女，但仍不分家。爷爷不认字，由奶奶主持家政，父亲的二爹管账，其他人下地干活或做家务。一家二十多口人生活在一起，有难同当，有苦同受，有福同享，也算是其乐融融。
　　二爷爷的话，像是人在三伏天的日头底下被浇了一盆透心凉的井水，一家人的心里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接下来，院子里是死一样的寂静，奶奶手中蒲扇也停止了摇动，只听见爷爷“吧吧、吱吱”吸旱烟袋锅的声音。
　　突然，爷爷把长长的烟袋锅往鞋底下一磕，张口讲道：“日本狗子这些狗娘养的，这下可闯下大祸了。这帮畜力（畜生），活到头了啊！”
　　这一夜，父亲和家人都睡得很晚。奶奶做晚饭时烧热的土炕早已凉下来，可父亲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就在7月8日的这一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4日，毛泽东又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中共中央的通电，父亲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倒是后来在学校，从报纸上看到了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可是音乐老师讲：“怎么还是如果呢？日寇都打到我们的鼻子底下了！”
　　1937年的暑假，父亲是在学校度过的，许多老师和学生也都没有回家。有那么几天，父亲和同学们在几名年轻老师的召集下，排着队、打着小红旗，到附近村子唱抗战歌曲、喊抗战口号，宣传国军在卢沟桥抗战，呼吁老百姓全民抗日。
　　读书学知识，看报明时事。父亲所在的县立第三小学订阅了两份报纸，一份是《青岛民报》，另一份是《青岛正报》。这两份报纸的创办地都在青岛。
　　自莱西水沟头南行不足百公里，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青岛。
　　青岛原指小青岛，也叫琴岛。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即墨县令许铤主持编撰的历史上第一部《即墨县志•地方事宜议•海防》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本县东南滨海，岛之可人居者，曰青、曰福、曰管、曰白马、曰香花、曰田横、曰颜武。”这里说的“青”，即是现在的小青岛。
　　清朝末期，时称胶澳的青岛已发展成为一个繁华小镇。1891年6月，清政府在胶澳设防是青岛建置的开始。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强占青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侵占青岛，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的起因，就是爱国青年学生力主“收回青岛”。1922年12月10日，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设立了胶澳商埠督办公署。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设青岛特别市，1930年正式改称青岛市。
　　20世纪30年代，青岛是当时位居北京、上海和重庆之后的四大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其有代表性的标志是：
　　一曰国立山东大学（之前为国立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的前身），设有文、理、工三个学院八个学系（中文系、外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吸引了大学者胡适先生，经济学家马寅初，教育学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著名诗人、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等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任教（见《山东大学百年史》）。
　　二曰报纸，据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6年5月出版的《历史上的青岛老报纸及其他》（《青岛文史资料第16辑》）一文中介绍，20世纪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青岛先后拥有20多种报纸。1930年2月1日创刊的《青岛民报》，是属于国民党系统的一家报纸，但其副刊为进步学生掌握。
　　我曾看到一张旧报，是1934年12月18日的《青岛时报》副刊《明天》，上面有臧克家的《拾花女》、吴伯萧的《说踽踽独行》、张春桥的《诉》、亚平即王亚平的《夜的期待者》、黑丁（即于黑丁）的《在坂井荣家里》。一张副刊上就有着如此多文化名人的作品，青岛当时文化盛况可见一斑。
　　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讲：“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1935年7月，《青岛民报》出版《避暑录话》周刊，成就了一段国内文化名人来青岛“避暑”的佳话。
　　而创刊于1927年春天的《青岛正报》，是唯一一家没有政治背景、以盈利为目的的报纸。社长吴炳宸是平度人，勤奋敬业，办报有方，到1934年《青岛正报》的发行量超过了一万份，开创了青岛报业的历史。
　　在20世纪30年代，莱西人对“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等重大事件的了解，都来自《青岛民报》和《青岛正报》。而这两份报纸向家乡人民报道的最后一个重大新闻，就是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日寇“南京大屠杀”。
　　南京成了一座血腥的人间地狱。《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电影《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说：“让世界承认（中国），比关起门喊口号更重要。”
　　而当时，惊闻日军南京大屠杀后，父亲和同学们就是举着小红旗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宁死也不当亡国奴！”而且是“撕心裂肺地喊，暴着青筋地喊，咬牙切齿地喊，流着泪水地喊”。有的同学嗓子喊哑了，还扯着嗓子接着喊。更有的男同学喊着喊着，竟骂出了小日本操你八辈血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