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知人知面不知心（上）

　　
　　一
　　1963年的冬天，天色已经很黑了、街道边上的路灯都亮了、时钟指向八点半，工务段会议室还在开会，是韩晓乐在发言。全体参加会议的人都昏昏欲睡的样子。工人们干了一天重体力劳动，一旦身子休息下来人就犯困。
　　韩晓乐说：“我走进张柏林家的院子，看见他家的土豆很多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的土豆，就是在解放前给地主家干活儿，也没有见过那么多土豆。我想从他那里多买一些，他不同意，他说自己家要留一些吃的，于是我就买了200斤。他卖得不便宜啊，我给了他100元钱，是十张十元的，那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啊。我就买了这一次。至于他有没有卖给别人，我就不知道了。”听到这里人们都开始从昏睡中醒了过来，他们议论纷纷：“啊，那是1961年啊，一个普通工人家怎么会有这么多土豆？这里面一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主持人说：“同志们呐，这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有人在发国难财啊，下面由支付副书记读检举揭发材料。”
　　走上台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干部，他扶了扶眼睛读道：“‘检举书：在去年冬天，我半夜起来去茅房，看见张柏林家还亮着灯，有个陌生人从他家背着一麻袋东西出来了。张柏林送出门说，吃完了再来拿。至于是不是卖土豆，我就弄不清了。’这是一封匿名信,没有署名，就这么短。”
　　会议主持人说：“下面是张柏林上台交代事情的经过。”
　　张柏林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很少有上台的机会。记得上一次上台领奖还是在一年前；而今天走上台交代经济问题，他的小腿肚子直抽筋儿，他低头站着不说话。台下有人喊：“老实交代，有没有卖土豆？卖了几次？多少斤？多少钱？”
　　张柏林说：“我只卖给韩晓乐一次，当时是叫他拿回去去吃的，没想到后来他给了100元钱，我见钱眼开，用那钱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的钱是我卖谷草和割青草挣的钱，谷草和青草卖给马车社了，有马车社开的收据为证明。”
　　“胡说！胡说！检举信上那次是卖给谁了？为什么不交代清楚。”会议主持人大声吼道。
　　“我不知道检举信说的是什么意思。”张柏林说完，低下头。
　　众人喊：“老实交代！不能抵赖！张柏林必须如实交代问题！”
　　张柏林低着头不再说话。任凭众人呼喊什么，他就是不吭声。
　　……
　　这是1963年四清运动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会议开了很多回，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人做检查，交代经济问题、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张柏林感觉自己都快坚持不下去了，他有时候也想辞职回家当农民。可是从老家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农村的运动形式更加激烈。他想：两个弟弟回老家也没有躲过运动，自己就在运动中苟延残喘吧；再说为了孩子们有个城市户口，也不能轻易回老家。
　　张柏林回到家，三个孩子都睡觉了，他们没有吃饭，顾晓玲不让他们吃饭，说：“爸爸为了我们全家人能吃饱饭，种植土豆受到了批评，我们应该等着他回来一起吃饭——他很辛苦，如果爸爸没有吃饭，我们大家都不应该吃饭。”张柏林说：“这样的会议还有很多次，你们还是不要等我吃饭，早一点叫孩子们吃饭睡觉吧。”顾晓玲说：“不行，这是对孩子们进行孝道教育的机会，我们不能惯孩子坏毛病。父亲没吃饭，儿女怎能吃？这是规矩。柏林，我和孩子们陪你一起做检查，你不吃饭，家里就不开饭，谁让我们都要吃饭呢？我们不吃饭，你一个人怎么会种土豆啊？”
　　听了顾晓玲的话，张柏林感觉心里舒服多了。一个人在外面受气、受挫折都不要紧，只要回到家有个安静的港湾就够了。张柏林心里想。
　　张柏林吃着饭问：“顾晓玲，你把土豆还卖给谁了？”顾晓玲说：“我没有卖，是张如峰曾经卖给过他白静姐姐，可是白静姐姐已经跳井自杀啦，难道……”
　　张如峰说：“很可能那封检举信是白静姐姐的男朋友写的，因为白静曾经带着他一起来咱家买土豆，那个同学最近入党了，这很可能是……”
　　张柏林感觉谁都不可信，都值得怀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为了往上爬，不一定哪一个人，甚至是我们帮助过的人都会……
　　二
　　夜已经很深了，山沟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河上的繁星一眨一眨眨眼睛，人们还在生产队里开会。县里的工作队一直在动员大家发言，可是乡亲们就是不吭声，工作队队长说：“这次四清运动主要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你们生产队，张成林是会计，他也是记工员，难道就没有做过错误的账目吗？没有记错过工分吗？”
　　这一句话启发了大家，和兴子他娘说：“我说一条，我的工分记得不合理，人家妇女都记8分，凭什么给我记7分？那一份去了哪里？”张成林问大家说：“好啊，那大家伙儿说说，和兴子他娘该是多少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和兴子他娘娇气重、干活儿最慢挣七分也可以啦。”
　　工作队长说：“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就是低，张成林的经济问题为什么没有人揭发？就是因为村里的老百姓思想落后，跟不上社教的步伐。”
　　这时候坐在石头上的二爷爷站起来说：“工作队长，你说说，我们村的粮食不够吃，你能给我们申请多少救济粮？没有救济粮，说多少话都是胡扯，我们都还饿着肚子没吃晚饭呢！”说完话，他就拍拍屁股走了，乡亲们也陆续回家睡觉去啦。
　　回到家，张志林和张成林吃了母亲做的一碗面糊糊，就睡觉了。躺在床上，张成林说：“唉，还要感谢乡亲们呢，大家都顶着上面的压力，没有揭发我的什么问题。”
　　张志林说：“本来想，回到故乡是为了摆脱政治运动的冲击，没想到农村也是政治运动的漩涡。”
　　张成林说：“二哥，你的屁股不干净，在村里不要乱讲话，你说什么话？人家都是右派讲话。我还没有问题，在队里记工分、算账上我早就留了一手，都是经过生产队长签字盖章的。村里没有文化的农民，就认识按手印，只要是按手印的事情都是不怕揭发的。”
　　第二天早上，母亲踮着小脚去石磨上磨面，张成林对母亲说：“娘，以后不要去石磨上磨面了，麦子煮一煮吃就行了。现在村上人们粮食都不够吃，咱家是偷偷托人在县城粮店买粮的，不能叫外人知道。”
　　张志林说：“这都是什么道理啊？买粮食吃也犯法，还需要偷偷摸摸的！”
　　张成林说：“二哥，你以后少说话、多干活儿，不然村里人也是不讲情面的。咱家是中农，什么时候都需要夹着尾巴做人。”
　　上午张志林去县城赶集，买回来十个烧饼，是新鲜的，不太硬，母亲吃了一个说：“烧饼真好吃，也不知道如峰能不能吃上烧饼。”
　　晚上生产队通知开会，张成林去开会了，张志林说肚子疼，请假不能去了。队长说：“你这个右派疯子，是真的，还是假的？”张志林赶紧去茅房，说：“不行不行又要拉稀啦。”队长只好作罢。张志林拿着一本书，藏在棺材的屋子里看书去了，他用墨水瓶，做了一盏灯，烧的是菜籽油。
　　夜里，娘咳嗽得厉害，张志林摸了一把娘的额头：“糟糕了，娘发烧了，气管炎又坏了。赶紧起来找药给娘吃。”
　　两个兄弟忙乎起来。张志林说：“我明天去县城一趟，买药，请医生，给哥哥发一份电报，就说母病重速回。”
　　张成林说：“上次大哥来信说，四清运动收到了冲击，领导能叫大哥回家吗？”
　　张志林说：“那就说母亲病危速回。这样的话，大哥大嫂会带着孩子们回家来看看的，先逃避一时运动冲击也是好事。大哥很少说话得罪人，他主要是种土豆卖土豆的经济问题。”
　　“二哥，咱家还有十块大洋，怎么办？要不要找个保密的地方埋藏起来？”张成林问。
　　“那就埋藏在小驴圈的墙角里吧。”于是两个人摸黑把家里的十块银元埋藏在小驴圈的西墙角下。放在一个瓷罐子里，用土密封上。
　　三
　　“张柏林电报：母病危速回。”顾晓玲在家洗衣服，邮局的邮递员送来了一封电报。顾晓玲拿着电报去工地上找张柏林，张柏林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找工段领导请假回家。
　　还好，领导比较通情达理，不管政治运动多重要，家里老人病危还是要准假回家的。顾晓玲心想：老天爷有眼，叫我们回老家躲一躲这政治风云吧。可是张柏林心里真着急，他想母亲病危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母亲快死了？
　　开始张柏林想一个人回家，后来顾晓玲说：“全家一起回吧，张如峰请假一起回。奶奶想孩子们了，开一张免票一起回吧，听说以后要取消免票制度了。”
　　张柏林说：“你不要出去乱讲，墙倒众人推，我现在正走在背运上，小心有人揭发咱们投机取巧。”
　　三天以后，一家老小五口人坐上去北京方向的火车，在北京转换汽车，然后就可以到县城了。张柏林郁闷的是怎么房子漏遇上阴雨天？母亲病了，请医生要用多少钱啊？他从互助组的金库借用100元钱。
　　就在他们回家的时候，张柏林的留党察看处分批下来了，一起批下来的还有其他几个党员的处分决定，张柏林顾不上这些了，他回家看望母亲去了。在他的心中政治生命已经没有老娘的生命更重要了。
　　
　　火车上人满为患，许多人没有座位，张柏林给顾晓玲和孩子们找到了座位，他自己就站在过道上。突然广播室里传来紧急呼救的信号，广播员说：“哪位旅客是O型血，有个孕妇生产大出血，需要马上输血，请符合条件的旅客同志们来8号车厢献血。”
　　张柏林对挂晓玲说：“我去献血，你好好看着孩子们，我一会儿就回来了。”顾晓玲说：“你小心点儿，带上这两个鸡蛋，抽完血吃点鸡蛋。”
　　张如峰说：“爸爸，我跟你一起去，我也是0型血。”于是父子两人走向孕妇所在的8号车厢，为孕妇献血。广播室里传来了献血人员名单；同时一封表扬信从北京火车站邮寄到呼和铁路局……
　　
　　当他们一家人走进村口的时候，看见村口的大坝上贴着横幅标语：“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
　　忽然从拐弯处看见张志林正从村里走出来。张志林的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和裤子，光着脚丫子，后是一群人抬着一副担架，和担架一起走的还有一个背着医药箱的县城医生。这个医生他们认识，就是县城人民医院的模范医生李书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张成林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