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和袁舅见状，只得一人拎着一个包裹，另外我当然不能忘了我的公文包，两个大老爷们就这么跟在母亲身后，亦步亦趋。
　　要说也是够奇怪的，以母亲之懒散、之沉重的腿脚，本不该走得如此之快才对啊。可但见母亲双腿紧倒，双臂紧甩，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跟来时简直判若两人。我心说，“定是那间屋子的环境感染到了她，才使得她起了迅速逃离之心。”
　　来到路边的张士公交站，袁舅还跟母亲聊呢，聊关于住宿环境的问题，以及对于我之欣赏，讲了很多，无非是劝母亲把我留下来。
　　母亲的态度很是坚决，这样的环境令她无法忍受，一个连她都无法忍受的居住环境，她又怎么可能让作为她儿子的我忍受呢。
　　就这样，两个老同学不希望因为我的事使得原本亲密无间的友情产生裂痕，立即转移话题，聊起了几天之后的同学聚会，都有谁去，都玩什么。作为赌徒，母亲当然希望有麻将局子，一来打算把ＡＡ制的花销找个人报销了，管那个人是谁呢，二来嘛，顺便再赢点儿，空手而归自然不是我方家训。但凡赌徒，皆是一般心思，从来只想赢，从未想过输。
　　我呢，只管竖起耳朵聆听就是了，关于同学会这类话题，我自然插不上嘴，谁让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呢。至于歉意的话，我又不便对他们说，倒不是怕他们把我定性为吃不得苦的废物点心，只是怕再度使得他们脸上的笑容凝结，进而消失，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别过袁舅，我与母亲坐公交车到沈阳北站，再由沈阳北站坐沈抚大客回家。公交车上我和母亲没什么话好讲的，但当坐在沈抚大客上，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里，我和母亲可是没少聊。
　　率先开口的是母亲，她见我始终陷入沉闷，仿佛换了个人似的，跟平时大不一样，于是关切地问我，“咋了？心里面想什么呢？”
　　“没什么。”我说。
　　“少扯，你个碎嘴子突然间不说话了，不是哑了，就是有心事。现在就剩咱娘俩了，别有什么抹不开的，尽管直说。”
　　“真没什么好说的。”
　　“你定是在想，我在惯着你。其实我对你也挺狠的，只是这个环境嘛，连我都看不下去了，根本就不是人住的。”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静静地听着，从母亲对居住环境的苛求，再到她与袁舅之前的友谊。
　　从母亲口中得知，她跟袁舅的亲密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一代姥姥那一辈，换句话说，是世交。袁舅小的时候，家里面特别穷，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贫穷是普遍现象，还好有在公社饭店工作的姥姥的照顾，从而使得袁舅家的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况且还外带一个享图新鲜感的母亲的存在，更是让袁舅尝到了梦寐以求的白面馒头。母亲有趣，整天吃白面馒头，吃腻了，就拿白面馒头跟袁舅手上的菜团子交换，还说什么她没吃过菜团子，想尝尝味道。袁舅当然是非常乐意的，立马跟母亲做了这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公平的交换，得到了这个早已垂涎三尺的白面馒头。
　　起初母亲仅是新鲜感在作祟，后来就演变成了心照不宣的帮助。加之他们既是邻居，又是同学，长此以往，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袁舅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媳妇给他生了个姑娘，第二个媳妇则给他生了个儿子，他之所以这么辛苦地挣钱，就是为了这个还在上学的儿子。
　　要说袁舅也是有脑瓜的，这个可能也跟他的家庭有关，属于遗传。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买卖人是不入流的，是人人喊打的，然而时代在发展，在变化，现在的一切与当时可谓是翻天覆地，这是不可同日而语，袁舅也通过自己的辛苦经营，获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诚然令母亲感到欣慰的事，袁舅并未泯灭自己的初心，至少对母亲，袁舅还是小时候的袁舅，讲究，仗义。
　　我很疑惑，因为我更加弄不清楚袁舅究竟是做什么的了。说他是代理商吧，还不配；说他是大包工头吧，他手上又没有什么工程项目；说他是中介吧，讲得规范点儿，他一不出注册资金，二没有办理任何相关的手续。正如他对自己介绍的一样，他只是个带着一帮装卸工干活的工头。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只是我却不曾料想，就这看似小小不言的工头，每天的收入也不低了。
　　拎着行李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和母亲累得是气喘吁吁，除了长时间拎行李的沉重感之外，还有我们今天走了可能一个月都走不上的路程，另外还有酷热无风之天气对我们的欺凌。累与怨与恨，交织在一起，四肢肿胀发麻，脑子晕晕沉沉，“扑通”一声，我们扑到床上，四仰八叉地平躺着，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想闭目小憩。
　　不知不觉，三点多了，另一间屋子的麻将局子正式结束，邻里邻居们也都陆续“下班”了，只是照比平日里的工作，这里的工作不光能挣钱，还极有可能赔钱，而且赔钱的概率还不小呢。每回看到他们认真仔细地数钱，或喜笑颜开，或黯然失落，那鲜明的对比，比任何一副化作都要真实，都要精彩绝伦。
　　父亲将亲爱的麻友们送走，推开这屋房门，高声喊道：“咋回来了？工作行不行啊？”
　　就这一嗓子，把我和母亲立时从小憩中惊醒。我习惯性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寻找随身携带的香烟，直到从裤兜里找到它，取出一根，抽了起来。母亲那边却不乐意了，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父亲。
　　“喊什么喊，怪吓人的！”
　　“我不是关心咱儿子嘛，工作看得怎么样啊？”父亲问。
　　“工作还不错，就是住的地方不行，我看了，什么破玩意儿呀，比农村还农村呢，老差劲了。”母亲说。
　　“钱多不？”
　　“钱不少，挺多的。”
　　“那住得差点儿就住得差点儿呗，给钱多就行了呗。”
　　就在我和母亲懒得讲话的档口，父亲成了名副其实的话痨，对我和母亲是滔滔不绝的责备、指责，那一成不变的车轱辘话，我是一点儿脾气也没有，又什么母亲惯着我了，又什么我太懒了，吃不得苦了，不爱工作了，等等等等吧，总之一句话，我成了无药可救的废货，母亲则成了助长我无药可救之极端惰性的帮凶。
　　可能母亲实在是忍受不了父亲气急败坏地数落，也便拱起火来，冲父亲怒不可遏地说道：“给钱多就行了呗？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啊？我可跟你说清楚喽，你能养活起儿子你就养活，你要是养活不起，你赶紧跟我说，没事，我能养活得起。”
　　可能母亲觉得所讲之言还不够过瘾，还不够犀利，就又说了句带劲的话，“要不这么的好了，我带着儿子走，以后儿子也别管你叫爸了，我再给他找个有钱的爸，你呢，就自己过自己的吧，你的工资，再加上我净身出户，这房子我也给你留着，够你有吃有喝花一辈子了。”
　　看得出来，母亲真的很生气，她可能没想到父亲竟然会为了挣钱，不惜贱卖我的身体，把我扔到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去。
　　“不是，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父亲适才那自命不凡、颐指气使、耀武扬威的嘴脸，一下子瘪了。从涨到瘪，我能很清晰地看到其脸上每一秒钟所发生的变化，是那么的痛苦，又是那么的无奈。
　　“还能什么话？实话呗。别把自己当上帝，离了你，我和儿子又不是活不了，到时候你也别为我们担心，肯定比现在活得滋润多了。你不是不想跟我提感情嘛，认为钱比感情重要吗？那好啊，比你有钱的男人多了去了，我再找一个，顺便还能给儿子安排个好工作呢。省着跟你过，净吃苦受罪了。没能耐养活妻儿，就别那么多废话。”母亲也不气恼，更不像是在发泄心中的郁结愤懑，只是在款款平述。
　　然而就是这样看似款款平述的话语，有时候才是最气人的，叫人心痛不已。为什么？我想身为男人，最大的羞辱无非两点，一个是性功能失效，另一个就是不能为妻儿带来相对稳定的物质生活。
　　虽说父亲没什么文化，但如此简单明了的嘲讽，也还是能够听明白的。于是乎，便是一阵子跟母亲解释，跟母亲道歉，再不讲妻儿连累了他，反倒认定是他连累了妻儿，要不是他没能耐，母亲和我也不至于吃苦受罪。
　　我将烟头扔进烟灰缸，随即瞥了一眼父亲那仿佛不像男人般的，低三下四的对母亲的态度，进而冷笑一声。
　　我始终也弄不明白，何为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疼到、痛到什么地步的爱情才算是爱情，难道说是疼对方之疼，痛对方之痛？还是说务必得卑微、发贱到无以复加？倘真如此，我才了然，难怪我一直形单影只呢。
　　“瞅什么呢？该干活干活去！”母亲瞪了我一眼，说。
　　“干什么活儿？”我愣然。
　　“你少跟我俩装啊，那间屋子到还没收拾呢，赶紧去收拾喽。怎么，当父母的就得白供你吃，白供你喝啊，你都这么大了，还要点儿脸不。”
　　闻听此言，我是冷汗直流哇，都说女人善变，可这变化也未免太快了吧。得了，反正我是惹不起，索性，干脆，我还是去干活吧，去那屋“打扫战场”，擦拭桌椅，整理烟灰缸，清扫地面，再用拖布拖两遍地，直到汗流浃背，总算是再不必听父母严厉的苛责，劝善般的贬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