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败垂成任评说

　　赵处长对俄罗斯的考察十分满意，还签了几份贸易意向书，认为贸易机会很大，正好符合改革开放的形势。回国后他极力主张组织各行业的厂家、公司在喀山市举行展销会，向公署建议，申请经费，得到大力支持。他拟定了贸易代表团人员名单，公署领导任正副团长，他任秘书长。为了工作方便，给我挂了副秘书长头衔。
　　头发花白的他有惊人的组织能力和精力，得到公署批准后，短时间就组织了三十多个公司、工厂，把上千种轻工商品托运到喀山市。藏副处长和我打前站，租好展厅。我利用在喀山市的人脉，邀请报纸、电视台等媒体和藏副处长见面，请他们提前宣传展销会开幕日期，商品种类，质量上佳和价格低廉等等。开幕那天，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喀山副市长、我方代表团团长发表了短而热烈的讲话之后，剪裁开幕，大批市民鱼贯进入展厅，踊跃采购展品，啧啧赞叹展品质高价廉，成交量可观，中外上下都很满意。我敢说，带去的商品质量都是优等，特别是针织厂的迎晨牌十佳运动服，制衣厂大天鹅牌鸭绒羽绒服，毛纺厂出的毛料，以及百货公司从外地购进的日用品，很受青睐，顾客首选。
　　如此红火场面，不能不说有媒体朋友一臂之力。三家报纸，两个电视台都在头版头条发表展销会即将开幕，将有大量中国轻工商品出售消息，并将五花八门商品照片刊出，等于给我们做了免费广告。我想请他们吃一顿俄国大餐，赵处长说应该。俄罗斯人能歌善舞，我订了饭店带卡拉ok豪华餐厅。代表团领导宴请喀山副市长的宴会，只能在稍小一点包间举行，推杯换盏，共叙友谊，商讨今后发展了。
　　这很平常，有个先来后到嘛。我们又不是包下整个饭店，我不预顶大间，其他顾客也有权订。没想到领导把赵处长和我叫到走廊，指着我问：“谁让他请这些俄罗斯人宴会的？”邵处长毫不犹豫说：“和我说了，我批的。再说他是副秘书长，有权请媒体吃顿饭，何况节省了几千万卢布广告费。”这位领导拉拉着脸，不开面，说：“那就换一下。”我冲口说：“不行，俄罗斯没这规矩。菜都上齐了。”赵处长也有些不满，对我说：“去陪记者们吧，咱还得用他们后续报道呢。我们这里人少，也没时间卡啦ok。”我转身走了，没打招呼。不知他俩如何收场的，但我知道赵处长一定因所谓‘安排不周’，回国后受人批评。
　　八天展销会圆满结束。招待会上我即兴翻译，笑声满堂，掌声不断，俄国人除赞扬展会成功、双方还签署了多份易货贸易合同外，还称赞我是中俄友谊的的纽带。我不好翻译，卡住了。那位先生五十年代支援过中国空军建设，当过试飞员，会几句中国话，直接翻译说：“我说他是中俄友谊纽带，表扬他，他不好意思翻译啦。”招待会上又响起热烈掌声，只有那位领导绷着脸，没笑容。
　　回国后开总结会，我藉故没参加。我瞧不起既无外事经验，又飞扬跋扈的上级。受奖人员名单没有我。赵处长见到我说：“你还年轻，还有上升空间，对领导要客气些。”我说法官职业病是按规矩办事。受奖不受奖不重要。当时如果换了包间，第二天报上一定有中国人换餐厅不礼貌的丑闻。那帮自由主义记者，甚话都敢说，甚至可能罢吃，离席而去。我反问：“我维护了代表团声誉，为国家省了几万元人民币的广告费，何错之有？”赵处长有些激动，说：“我没想到换餐厅可能造成丑闻，否则在总结大会上我发言更有说服力。”又说：“同事们都同情支持你。你有时间去会计室领取出国旅差费补助吧。按标准都计算好了。”
　　我哓得会上有关于我的争论，他力所能及的替我做了解释和辩护。不知怎么地退休想法忽然又涌上了脑籍。
　　两次出国旅差补助费款额不小，差不多等于两个月工资。原不想领，因为车船机票住宿费都是外贸公司出的，我没花一分钱，还赚了旅游。自己受法院派遣，帮着打开和俄罗斯贸易通道，为改革开放尽一份力，理所应当，何况和俄罗斯人用俄语无障碍交流，感觉很舒服，一种享受。但想到忠心耿耿利用自己所有人脉关系，为地区外贸发展尽了全力，反倒受不公平批评，于是我领了补助费。为此我忐忑了好几年，直到退休后受聘于一个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任总经理，付出的中介费几十倍多于所领补助费，心情才平静下来。
　　我把留学期间所写论文的中文译本，大使馆转回的党组织关系，喀山大学进修结业证，导师评语，留学生支部鉴定，以及请法院领导组织学术报告会的请求信，一并交给院长。院长说你先拿着吧。从此论文无人收，学术报告无人组织，无人找我谈留学之后的打算，一年八个月没有音信儿。
　　此时法院改革如火如荼正在进行，大审判庭拆了座椅，装修成五光十彩舞厅，承包给了一个审判员。外面觅红灯彻夜闪烁，审判庭内歌舞昇平，院长庭长审判员带舞伴免费欢歌。院长改称老板，叫得频繁、热烈，无人反对。除立案费外，各庭可以自收罚金、罚款、取保候审保证金、缓刑考验金、监外执行保释金……庭内自立账目，除上交院内一定比例提成外，自由支配。不到一年，大小头目和收费机会多的庭室审判员、书记员，都骑上了崭新摩托。公安局、检察院同事戏称法院有了摩托大军。
　　听到法官和当事人讲价的声音，防佛到了自由市场。我不习惯，心里烦噪，不免牢骚。再加上论文无人收，按出国规定的应作的学术报告无人组织，感到郁闷。一次和同事闲聊，提到留学期间元旦祝贺大家新年快乐的信，同事说元旦后上班第一天才收到信，他贴到了收发室黑板上，正好老板进来，读了几行信，便扯了下来，问谁让贴的？没等人回答，便扔下一句话：留学回来也一个样，头也不回，拿着信上楼了。
　　我听了，很吃惊。但留过学的人，市面见多了，心胸宽阔了许多，逐渐生成一种信念：有本事和外国人斗气，决不能和国人怒目，争高论低。如果觉得环境不适合自己，趁你好我好大家好，关系尚属融洽时，三十六计走为上。人总不能在小屋窝着。外面世界大得很。人们常说舍得，有舍才有得。我确实担心呆下去，上下左右关系不好处，等僵持了再走，不符合我的性格。
　　一天领导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大办公室，认真和我说：“你是法院干部，在法院领工资，我们同意你帮助外贸公司出国当翻译，又挣一份收入，是不是考虑按比例和法院分成，捐献一部分？”
　　真没想到法院也实行市场经济，院内铜臭味变得这么浓。怪不得同事劝我到领导家串串门，送点礼。我不能。多年来经手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没收过一份黑钱，让我给领导送红包，心里平衡吗？我没给领导送礼的习惯。除给退休有病在家让人尊敬的赵宝音院长两瓶俄罗斯伏特加酒外，没动过送礼念头。我清楚地知道，不能再犹豫下去，法院已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不是按潜规则出牌的人。
　　第二天，我提出退休申请。一把手看了只有五个字的退休申请书，沉思一会儿，说：“你还差八年才到年龄。愿意提前退休，开个疾病诊断书，闹个病退吧。”
　　我说：“退休也不说假话。”
　　“那上边追究责任，我可负不起。”
　　说老实话，他身高英俊，口齿伶俐，文革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又在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学习三年，从不带书上考场，自觉遵守考场纪律，起了带头作用。三年六个学期考试，成绩虽不突出，但没有不及格的，是同级职务学员中的佼佼者，我还表扬过，号召学员向他学习，不准违反考试纪律。
　　他思维广，反应快，让我办病退手续，也在情理之中。但说假话是我所不愿，于是说：“别的，我身强力壮，从来不去医院，哪来的病？”说完我拿过申请书，在“我”字后面填上‘自愿’两字。他笑了，收起申请书，说：“等着吧，看上面咋批。”
　　果然如他所料，组织部门一位昔日学校同事找我谈话，说组织上有考虑，干嘛提前八年退休？我知道他是副职，说了不算，言不由衷。一年零八个月没找我谈过一次话，还有啥考虑？我玩笑说：“退休决心已定，如果念在学校相互关系还不错，让我退休，赏我一碗饭吃……”
　　高级法院杨达赖院长派政治部刘主任来找我谈话，说有意把我调高院经济庭，主管对外经济纠纷案件，职务有所考虑。但我已递了退休申请书，岂能以退休为名要挟组织？那将是一生洗不掉的污名。刘主任是刑事审判老上级，公正廉洁，与人为善，我很尊重。他知我决心已下，看重名声，不能改变，不多劝解，回去复命去了。临走我俩在宾馆畅谈了一夜。
　　退休证终于下来了，我拿在手里，吻了又吻。不知怎么地，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别了，我热爱的刑事审判事业。别了，我的法官生涯。不久我受聘一家进出口公司，飞到莫斯科，开始在俄语世界飘荡……
　　在俄语世界里有了新的事业，恰好是考大学俄语系的初衷，倒也不寂寞。人的命运很奇怪，千种百终。像我这样在大千世界里千回百转，苦乐相间，退休后又回到理想的初始，确实不多见。当我了解一九六五届俄语系甲乙两班三十多同学，只有我一人获得到俄罗斯留学机会时，竟飘飘然起来，觉得科尔沁草原肥沃的黑土地没有亏待我，感恩心情油然而起。
　　三年后我得知院里一把手因作风不检点，在案子未结束前违法拍卖扣押汽车，坐地分赃被人举报，在外地双规时，心里不免震惊和悲哀。有人说我退休是他‘武大郎开店，容不得高个子’逼的，我说不是，是我自愿退的。有人说他生活作风早有问题，我说法官讲话得凭证据。有人说它带坏了一批人，我说法官是非分明，能让别人带坏？有人说他有贪婪钱财的本性，我说不全怨他，经济转型，审判制度改革缺乏经验，缺少监督机制，是开窗飞进来苍蝇污染了他。有人说双规后一定会双开除。我说分赃的事实不一定坐实。果然承认分赃受到开除处分的不是他，他负领导责任，最终被免去了院长职务……
　　我为他悲哀。但有一件事，我很感激他。有人说举报信是我写的，他说不是，那时我在俄中合资公司当总经理，赚大钱哩。再说不是背后捅猫蛋的人。他对我人品的肯定，我很感动。别人说什么，封不住口，也管不住，有甚办法？
　　正是：功败垂成任评说，人过留声雁留影。官民都是匆匆客，人人心里都有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