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因坟地被征用，清明节前回正定县给父母迁坟。办完各种手续，在陵园花叁万捌千元买两了块墓地，迁葬之后，顺便看望乡邻、发小贾大山的母亲。贾大山英年早逝后，二十年来每次从内蒙古回家乡，必定去看望她老人家。
　　大娘已经九十九岁，瘦小的身躯只剩三十六公斤，听力稍差，但目光不涩，思维清楚，我进屋喊声大娘，她一看就知道我是谁家的儿子，还客气地说，看看就得了呗，还买东西干啥……
　　她正和大山媳妇小梅坐在饭桌旁凳子上吃早饭：鸡蛋炒饭，一盘炒木耳白菜，一碗香菜葱花清汤，小磨芝麻油香味扑鼻。近百岁老人还能自理坐着吃饭，这了不得。唠嗑中她不时提起我大姐是她干女儿，只是嫁人后来的少了。谁都避谈贾大山已不在的事。其实她知道，也不谈，保持着沉默，坚持着，身体纤弱地活着，享受着余下的天伦之乐。
　　受她豁达心胸的感染，每拜访老人家一次，都使自己对生活的爱和信心增加许多。我心里默默祝福她老人家身体健康，青松不老。
　　辞别老人，我把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静静的洮儿河”，送给大山媳妇，悄悄说，请她上坟时告诉大山，他根哥（我的小名）的长篇出版了，可惜他看不到了。说完，一行热泪刷地流了下来。小梅忙说：“别难过。我还记得你每次从内蒙古回来，兄弟俩和杨耀宗三人，一唠半夜，除了新闻就是小说。这么多年还没忘记约定，难得。可惜他走得早了，听不到好消息了……”
　　我家和贾大山家距离也就七八十米，中间是发小杨耀宗家。他比我大一岁，属龙。大山比我小一岁，属马。三个光腚娃娃，发小，乡党，在护城河里耍水，在唐朝须弥塔旁小湖泊里抓鱼，跑进全国最大的城隍庙里捉迷藏，去路北赵云庙里掏家雀，关羽庙里膜拜忠义之神，无忧无虑度过了童年、少年。只是我考上了省重点“正定中学”，他俩考到高家营中学，几年后高中毕业，我考上河北大学，去了天津，比他俩之间来往少了。
　　杨耀宗跟着父亲学祖传中医，把药性背得滚瓜溜熟，针灸技术不在父亲一下，一直在生产队当赤脚医生，被称为有求必应的菩萨。贾大山天性爱写作，初中就在班里办墙报，每期都有他的稿件上墙，小有名气。一九五八年受形势影响，写了一首小诗，本来是反击右派的，却被学校认为替右派喊冤，被罚站。他很幽默地对耀宗说，几个人一起鼓捣你，你就成了反面人物。从此他的短篇小说，充满了对善良美好的弘扬，把人性美发挥得有声有色。当然也充满了对心灵龌龊的鄙视。
　　一九六四年他是第一批响应号召，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的。由于他文艺细胞发达，吹拉弹唱都会，还能写报导、剧本，时不时地上台演个角色，西慈亭公社把他调上来，专门负责文艺宣传。在县里自编节目汇演时，又被县文化馆选中……他一自己的才华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一九七二年春节我带枪探家，在他写作的小屋谈起在学校勤工俭学，我将学生分组脱坯盖教室，被贴大字报，说这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包产到户’在学校的表现，教师会上让我检查，我拒绝，结果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就被调到公社保卫组，公社书记发给我一支德国造三号匣子，一夜之间，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无产阶级柱石的故事笑话似地讲给他听。杨耀宗拍手，笑着说我命不错，遇上了贵人。
　　大山沉默着，听完冒出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又问：“你认识公社书记？”
　　“不认识，一面没见过，一句话没说过。当时一头雾水，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至今想不明白。我心里感谢他，也不好问。那样显得庸俗。”
　　他问我：“大前年春节你说从北京回来的，正中十三班同学领着到国务院接待站，当解放军面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内蒙挖内人党，挖到生产队蒙古包去了，还死了不少人？”
　　“是呀。周总理在纠正扩大化错误时，还提到有人写信，说一个二十多户生产队，只有两户不是内人党，哪有那么多，显然扩大化了嘛。正是我的信反映的内容。”
　　“有人知道你写信？”
　　“不少人知道。开始都替我保密，怕我被打成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反革命。周总理讲话后，大家才谈开，还让我写信，问总理是不是我写的。我没写。”
　　“公社书记一定是‘内人党‘，受到过逼供信，身上可能有武斗伤痕。”贾大山自信地说。
　　“是。他小腿打断了，牙打掉一颗。”
　　“这就对了。那个时代，坏人坏事人人恨，好人好事传千里。他可能听到过你的仗义行为，心存好感，甚至是感激，暗暗帮助你。”他肯定地说。
　　他一点拨，我忽然想起把我调到公安局的回族马副局长，调我到法院的朱云阁院长，要我到中级法院的蒙族院长赵宝音，将我爱人从临时工转成钢铁厂正式工人的吴恩书记，都是无亲无故无一面之交的陌生人，也是我终生感谢的恩人。他们是在逆境中爱护知识分子的党的干部，是黑夜中的一盏灯，是国家的脊梁，也是人民的希望。
　　憨厚的杨耀宗说：“这就叫好有好报，天佑善良。你遇到的都是贵人好人，写在小说里，一定精彩，感动人。”
　　大山接着说：“刚才听你讲故事，我没插话，感觉你有能力写出波澜壮阔的长篇。那些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已经深深印在你的心中。你的经历很典型，很珍贵呵。”
　　……
　　一九七八年他的短篇小说’取经‘被评为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他成了正定县，乃至全国文学界名人。一九八零年我调到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第二年夏天我公出，顺便到老家看看。天闷热，坐着也出汗。我们在杨耀宗院里一面喝茶，一面蒲扇扇轰蚊子，又谈到深夜。我是内蒙古远道来的，自然是我讲趣闻时间多。我把不愿在法院和罪犯打交道，不愿放弃俄语专业，毅然要求回学校书。谁知碰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我当作分数挂帅、教育回潮的典型批判，勒令到学校农场劳动、我愤而罢工的经过，以及四人帮倒台，平反后又调回到法院的故事，滔滔不绝讲给他俩听。
　　我兴奋地讲着，他俩静静地听着，蚊子飞来飞去的嗡嗡声响着，忽然脚面被蚊子咬了一下，疼痛叫停了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演说，知趣地停下来，换了题目说：“大山，你的短篇小说很出名，还上了中学课本，为啥不写长篇小说？要知道传世的都是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家、春、秋，子夜，现代的红岩，保卫延安，写农村的金光大道……”
　　他打断我的话，说：“我写不来，没那个经历，产生不出那份激情，吭哧憋肚编出来，干巴巴，害人害己。刚才你讲的故事，我仔细听着呢，有激情，思维连贯，加上上次讲的，蛮可以写一部特殊时代跌宕起伏的长篇。你写吧。”
　　我说：“一来没水平，不敢动手。二来很难出版，怕白费功夫。”
　　他不同意，说：“文化大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系本科五年毕业生，能说没水平？能讲出来，就能写出来。别考虑出不出版。写出来，给后代留点东西，让他们知道曾经的历史故事，总比后人根据需要编出来的历史真实。”
　　他后面那句话，激发了我写小说的愿望。人总得给后代留下点有益的东西。
　　一九九一年底我从俄罗斯公派留学回来，到县文化局和他匆匆见了一面。匆忙间他寒暄几句，说了一句：我等着看你的长篇小说呢，就去开会了。他面色有点疲倦，我嘱咐杨耀宗大哥关心他一下健康。
　　一九九七年二月大山去世，因相隔遥远，因法律事务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又受聘一家公司，忙着在俄罗斯办合资公司，很晚才知道他去世消息，心中悲痛自不必说。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我写的小说。但当我辞掉一切工作要动笔时，一场和他一样的病几乎要了我的命。也许上天垂怜，二零零九年我才从奈何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写小说，如大山所愿，给社会留下点真实的形形色色人物形象，赞颂那些值得赞颂的人，鞭挞灵魂龌龊的社会渣仔。
　　苍天不负有心人，几年过去，终于写成了描写文革后期中学师生生活的长篇“静静的洮儿河”，去年三月份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但我不敢、也没有写后记，怕别人说自己傍名人求出版吧。瞻前顾后，万事求全，大概是四零后一代人的通病吧。
　　现在第二部长篇“法官笔记”已终稿，不管将来能不能出版，我必须写这篇后记，以告慰一直鼓励我写小说的发小——贾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