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功败垂成任评说

　　作为具有刑事法学副高级职称、中级法院的刑事审判庭法官，我向最高法院和国家教委提出的进修研究客体共四项：中苏刑事法典比较，论死刑，特殊情况下强奸罪的认定，关于破坏自然环境的犯罪。由于中苏关系刚刚恢复，法官之间交流开始不久，中苏刑法典的比较的研究很新鲜，但需花费较多时间找资料阅读，和导师探讨，了解各自立法原意，是很复杂的工程。导师建议我避难趋轻，采取各自刑法条文比较。这样，比较定罪要件，处刑多少，加重、从重，从轻，减轻条件，对于一线审判法官大多是很直接的感性知识，完成比较工程容易些，对双方刑事立法都有参考价值。其余三项是自己多年审判工作中的思考和感悟，在国内已撰写过相关论文的提纲，加上是俄语专业本科毕业，虽扔了二十多年，但底子还在，不需要过多时间和精力，主要请导师纠正和修饰语法错误，空闲时间相对多了一些。所以除参加学校组织的到乌克兰半自费旅游外，导师也鼓励多走走看看，了解一下中苏人民生活习惯、社会风情有何不同，特别注意犯罪的起因和不同民族生活习惯有无关系，有何关系，作为和他研究的合作课题，我自然很高兴。
　　导师维克道尔。巴甫洛维奇。奇契科夫是苏联享有盛誉的法学教授，高级职称评选委员会成员。他的学生、研究生遍布苏联各地。他一头白发，向后梳得整齐，衬托着红润脸色，走路慢，挺胸，西装得体，整洁，有派头，但交谈起来，不乏微笑和幽默，让人感到亲切。在学术上他极认真，尊重别人有意见，不损私情。我参加了一次他的研究生瓦夏博士学位评选，乌发大学、莫斯科大学、喀山大学、基辅大学等九个评委，不留情面对瓦夏论文提出疑问，指出不足及不妥之处，瓦夏做了答辩，五个评委不同意授予博士学位。
　　会后我向导师表示了遗憾，他说不遗憾，学术就应当公正公开透明，职称、学位评定当面指出优点和不足，是必须的，来不得虚假。少数服从多数是原则。不要紧，只要瓦夏努力，下一年他还可争取。同时他对我国文革时没有硕士博士学位表示理解，但对国内已经当了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还要回去读博士学位提出了疑问。他说如同已经当了爸爸的人，再要求他回到娘肚子里再出生一次，当一次儿子，不是“shuteka”（玩笑）吗？他说完我俩都笑了。
　　他在苏联法学界威望确实了得。一次在格鲁吉亚，正赶上颜色革命，一派示威群众烧了总统府，我们去时总统府还冒烟呢，我拿照相机拍照，一位警察上来阻挡、讯问，查验护照，严肃得很。当时把从国内赶来和我会合的地区外贸处长的随从人员吓坏了，埋怨我随便拍照。我没理他，对警察说，科技已经发展到卫星可以拍照清地面真理报报头，总统府着火已无秘密可言。他抬头看我一眼，流露出惊异目光，大概想不到我俄语说得这么流利。他在我的书里发现维克道尔教授签名和写的便箋，晓得了我是教授的进修生时，脸上突然堆起笑容，变得和善，今儿热情拥抱我说：“我也是教授的研究生。按中国传统，先者为长，还是你师兄呢。”说完还回护照，还要请喝咖啡一叙。我们礼貌地拒绝了。他不会中文，用俄语说的。他如此深谙中国传统，必然是专注过中国的科克勃无疑。不能招惹他。告别握手时，他的笑容始终没有消逝。
　　邀请我们谈生意的格鲁吉亚人米哈依尔·卡什维利始终一言不发，好像和那警察有默契似的。我对赵处长说，我们是谈生意的，什么都不怕。米哈伊尔并没有骗我们，苏联特种钢制造厂和米格21发动机制造厂确实在第比利斯，他们确实有和我们易货贸易诚意，厂长、总经理亲自高规格接待和谈判，双方达成了贸易意向书，然后飞往亚美尼亚。在喀山旅游船上认识的一家三口特地赶来学习马晓春下围棋的亚美尼亚朋友，到首都埃里温机场亲自接我们，然后驱车一百多公里，到他们家乡参观访问。当然他们也有易货贸易愿望。可惜除地产葡萄酒和建筑用的赭色石材外，没啥项目。而且除租用格鲁吉亚黑海港口和空运外，没办法货运。当地党政领导像贵宾一样接待了我们，还谈起了和中国的渊源，说丝绸之路到达过他们这里，在河桥上有标志呢。赵处长知道些历史，我只能当翻译，他们说得对不对，我不清楚，但气氛很友好、热烈。主人请我们家宴，在别墅烤猪肉串，喝自酿白葡萄酒。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把已经烧红的柞木棒扔在直上直下的圆坑里，八号线粗60厘米长的钢叉子穿上大块猪肉，用更粗的钢条穿过叉子圆圈头，下垂在圆坑里，盖上铁盖，用通红炭火烤，大约七八分钟揭盖，肉香味啊直扑鼻孔，其乐融融。我第一次喝他们家酿的白葡萄酒，有点儿酸，细品有点儿甜，我喜欢，喝多了，头晕晕的，但还清醒，酒桌上的相互寒暄话简单，还能翻译；笑声不断。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在13——14世纪被蒙古帝国统治过，但不像鞑靼人家里还可以看到成吉思汗的画像。或许因时间短走的人家少，我没发现的缘故。他们属于高加索白种人，但有蒙古人基因存在也不容置疑。
　　回国后，因地区外贸公司财力、能量都小，不能完成和他们的贸易意向，只好去电传表示歉意。同时邀请他们来中国访问。一个月后，亚美尼亚朋友来了，我去满洲里接的。公司尽了主人的热情，我也设家宴招待，陪他们参观了成吉思汗庙，指着墙壁地图上高加索地区蒙古人到达的地方，大家又回忆了一番历史和丝绸之路。我为还了人情而安心。生意不作朋友在嘛。牟其中用罐头和日用杂品换图——154飞机的易货贸易成功，公布后我无限感慨。我获得的机会比他早，但地区外贸公司没有能力，地区领导缺乏魄力，缺乏财力，只能一声叹息。
　　这些本来和法官笔记没什么联系，我只不过作为趣事记载。又如，一次我到莫斯科大使馆领取留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得知在上海出国进修学习班的南京同学，倒火车票，被黑社会抓走，被索要赎金。他妻子打电话问我咋办？是否报警，或者报告大使馆。我赶到他家租住处，原来他已经把爱人和孩子接到莫斯科了。我得知详情后说，不过是倒票人之间矛盾，有人告密，利用黑警察抓的，不会有大事。先别报警。因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也别报大使馆。他爱人豁出拿钱赎回，让我同去谈判。我问他们要多少？他爱人说罚款三千美元。我说有吗？她说有，并展示给我看。我说叠成十达，听我的，见机行事。我为朋友两肋插刀，又是了解俄罗斯黑社会绝好机会，胆子蛮大。
　　从市中心到郊外扣押处，足有近一个小时车程。我坐在出租车副驾驶座位，在昏暗的灯光中，驶进莫斯科郊外，看着飞快掠过的黑黝黝的森林，弯弯曲曲、上下翻腾、密林中时隐时现、光溜溜的柏油路，忽然想到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苦笑了一下。夜是静悄悄，但并不那么美好啊。我打了个冷战，心想这一辈子爱打抱不平，在不时有华人被害传闻的俄罗斯，这次和黑社会打交道，吉凶难料啊。不过，既然答应了就不后悔。到了地方，在一处森林旅馆，见到了高大魁梧穿警察服的俄罗斯人，担心反倒少了，只剩下如何谈判，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解救朋友。我和警察握手时悄悄地给他五十美元。他知趣地揣在了兜里。我心想有了回旋余地。我告诉他被扣押人是我的朋友，是我让他代买回国车票，我作为总经理，要派十几个工作人员回国办货。他不是倒票渔利。请警察先生理解，不要因此引起外交纠纷。当然我理解你们工作人员的不放过任何疑点的认真工作精神，付出的巨大辛苦，愿意对他们辛勤工作予以补偿。
　　也许我干净的西装革履，也许我流利的不紧不慢毫无语法错误的俄语谈吐，也许我不提出任何怀疑和慷慨抛出的八百美元补偿费征服了他，他点了美元后，被打头部受伤的朋友很快从阴深黑暗小路中走出来。暗淡的灯光下看到他额头上血迹已经干枯。没有人跟随。
　　他爱人哭了。我小声喊道：“快走，回家再说。”并告诉司机，抄近道走，到家加十美元。
　　路上我们都一言不发，无心欣赏莫斯科郊外深夜的幽静。进入市区，看到林立的大楼，稀稀落落乘客扔在行驶的公交车，恐惧才消逝。回到他租住的楼房单元，懂事的孩子还苦苦等我们呢。我问几个人抓的他？他说两个人，还有个便衣。他爱人说警察敢当面收钱，不要脸面。我说不是警察，他的警察服有警徽没警号章，衣服过紧，不合身……我劝朋友一个国家派的社会学者干倒票的事，太丢人，还有风险。他拿出三百美元对我表示感谢，我拒绝了。我感到他对钱太感兴趣，未来恐怕出事。果然，后来他有了小三，和老婆离婚。他爱人打电话给我时哭了，说他也忘了患难时刻救他的朋友。我能说什么呢？夫妻感情别人很难说得明白。我和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班住一个宿舍，他个小，但说话实在，很幽默，关系很好。我还乘飞机到塔什干大学看望过他。但这次之后，觉得他有点猥琐，不那么阳光，逐渐和他只限于表面交往。
　　这些本来和法官职业没有联系，但我尝到了自己俄语在俄罗斯游刃有余，尝到了在语言环境中自由驰骋的惬意和价值，同时想起新法院领导要我汇报思想的信，产生了提前结束法官生涯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