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烦忧和快乐

　　留学是人生重要经历，虽有些上述烦扰小事，但总的来说是愉快的，譬如拒绝艾滋病检查，礼貌驳斥中国是侵略成性国家谬论，再譬如发现酷似克格勃人员跟踪，在公交车站主动迎上去，开开玩笑，虽有些不愉快的幽默，但都以喜剧结尾，过后都不再想起。但有一件事，使我陷入风险当中，差一点失去学校信任，成为重点监视跟踪对象。果真如此，对好动的我将是灾难。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正在留学生楼901房间潜心写论文时，接到中级法院政治部一封信，让我向法院党组汇报留学半年来的表现和思想活动。其内容十分离谱，简直是脑残：所要求的内容，根本不应当通过国际信件汇报。我接到信皮破损得很厉害、被透明胶布封上的信时，心里一沉，知道是苏联克科勃手笔。果然第二天大学外事办主任马凯洛夫找我。通过艾滋病检查纠纷那件事，我和他已经很熟了。他开门见山问：“王先生，咱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我都是朋友了，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按两国协议如实登记政治面貌呢？”
　　我收到那封信时看了好几遍，心里早有准备，友好地微笑说：“马凯洛夫同志，我知道克科勃检查了信件。这是你们的工作，哪个国家都一样，我理解，不反对，不反感。但是你们不了解中国情况，在法院工作的，大约有一半不是共产党员。我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理应向法院党组汇报思想状况。你们不也这样吗？可是忙于学习，忙于交新朋友，忙于提高俄语听、说能力，忘了应当向法院党组织写汇报。这不督促我了吗？”
　　我见他灰色发蓝的眼珠一动不动盯着我，知道他不信任我的解释，索性将星期日到二百公里外原始森林独自旅游的事告诉他：“呵，还有你们这美丽的建筑，鲍曼大街美丽的伊斯兰教堂，伏尔加河边的白沙滩，便捷便宜的铁路交通，长着参天大树的原始森林，都使我感兴趣。星期日我还到好远好远的原始森林玩了半天呢。我们那兴安岭已经没有那么粗的树了，都被日本人砍光了。还有在草坪、沙滩上晒太阳的美丽的女郎，只穿三点式，真吸引人，哪顾得上写什么汇报呀。”说完我自鸣得意地笑了起来，“你不嫌我落后吧？”
　　此时他脸上严肃的表情果然缓和下来，微笑了一下。不知是讽刺，还是我谈起女人时惯常的笑容，引起了他的兴趣，问我：“你不寂寞，没找个女朋友？这里姑娘很漂亮呢。”
　　“谢谢。将来会有的。”我露出夸张的开心的笑容说。心想侃大山谈女人的能力，不比你差。但我不能把女人话题继续下去，我来的目的是将他的怀疑打消，于是书归正传，说：“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是法院内部大学，归法院管理，中级法院党组织要我汇报，很正常，将来我真能入党那一天，一定首先写信告诉您，请您为我庆贺。”我见他目光迟疑，猜他想知道更多，接着说：“中国改革开放了，法院出国进修是根据条件公开报名，经考试选拔，按分数依次录取，不管什么政治面貌，只要有论文，有相应职称，法院干部都可报名。因为到俄罗斯只有一个名额，只有考第一的，才公派出国到你们这留学。”
　　“没有政治条件？”
　　“有。反对社会主义的绝对通不过审查。”
　　“你考了第一？”他问。
　　“当然。超第二名十三分，幸运之神才降临到我身上。”我毫不犹豫，用俄语快速流利回答。我不由地伸出了大拇指，增加了话语的真实性。我确实考试第一，倒也不是瞎侃，底气足，笑容自然，有几分自鸣得意。
　　他听了耸耸肩，仍表示不可理解。我心想，用得着你理解？和中国人斗智，差得远呢。不过他再也没提起政治面貌的事，谈起了留学生食堂饭菜是否可口，宿舍是否安静。我意识到谈话是结束时候了，不妨再刺激他一下，说：“既然您问了，我不得不说，一天深夜，不知是俄罗斯女郎还是鞑靼女学生，喝醉酒在走廊喊叫，说不，不……后来被非洲学生抬到了屋里，才安静了。”他听了，又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
　　告别出办公室后我出了一身冷汗。谁愿意让克科勃盯上？外办主任本身就是克格勃成员。同时我也很气愤：我的组织关系已转到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党章哪条哪款规定留学期间向原组织汇报思想？怎么汇报？不泄露组织秘密吗？我崇拜的院长已经退休，新院长上来就耍权威，我突然想到，回去后不能在武大郎店里继续工作了……至于为什么出国表格中不填政治面貌，那是规定，不便多说。我不能违反纪律。
　　我目睹了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六一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人整人的全过程，早厌倦了国人相互攻訐的丑陋。我回国默默等待了一年八个月，有人劝我到领导家串串门，拿点什么。你想啊，我平反了那么多冤错案件，分文未收，现在让我破自己的规矩，心理平衡吗？于是我提出了退休申请——三十六计，退（走）为上。这是心理起因。真的，有时放弃也是一种美丽。回忆拿到退休证时，心里那个轻松！
　　这种轻松和我成功向外办主任马凯洛夫解释‘不是党员’，使他不再追问不填写政治身份一事，没被克格勃盯上，把烦扰解除，走出办公室，出一身冷汗时一样轻松畅快。
　　留学期间，我遇到过烦忧，也意外遇到十分令人快乐的事儿。一天一个秃顶鞑靼体育委员会官员慕名到留学生宿舍找到我，请我为中苏围棋指导比赛当翻译，佣金从丰，免费提供豪华旅游船二等舱。上船后一切免费，包括到莫斯科后回程卧铺票。上船后我才知道下指导棋的是著名世界冠军马晓春。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既可以登上豪华旅游轮船，尽赏伏尔加河两岸美丽景色，零距离观赏世界冠军风采，还有美元赚。后来才知道他是来免费旅游休假的。
　　那是一九九一年夏天，马晓春应鞑靼共和国体委邀请在豪华旅游船上下指导棋（和二十多名爱好者同时下）。随他出访的是国家体委翻译处的叶薇大姐。大概长途车船劳顿，叶薇大姐身体不适，开、闭幕式都让我上台翻译。整个开、闭幕式掌声不断，笑声始终，是我翻译生涯中最得意的一次。当然也有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一次苏方改变了上岸游玩和比赛时间，让我告诉马晓春。马晓春质问我，为什么改变日程我事先没征求他的意见？我告诉他我是最高法院派来的高级访问学者，是苏方聘来的翻译，我的任务是翻译苏方的意思和决定，有不同意见我可以转达沟通，你也可以让叶大姐提出自己意见，你没有权利质问我，我也没有义务和权利绕过苏方回答你的质问。我的潜台词是，别在中国人面前耍大牌。不过我没说出来。
　　马晓春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也没再说什么。他确实有影响力。由于他的参加，豪华旅游船一票难求，包括德、英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家围棋爱好者都自费买了船票，观摩或和世界冠军马晓春下棋。晚饭后，马晓春指导十二岁俄罗斯女孩下棋，一个德国人直挺挺地跪在马晓春面前，倒背着手看棋，虔诚得很，我拍照下来，至今留存着（未发表）。我也着实显示了一下在公共场合俄语翻译水平，得到同行叶薇大姐称赞，差一点高兴得飘飘然起来。
　　闲暇时我把马晓春质问我的事告诉了叶大姐，她和蔼地笑着说我当惯了法官，什么事都认真。体育人其实很简单，直筒子，比赛时按程序来，比法官还叫真，要是正式比赛，随意改变时间，还要提抗议呢。叶大姐面善仁厚，不施粉黛，穿着朴素，瘦瘦的脸上总带着微笑。她的一番话，打消了我心中对马晓春耍大牌的不满，提醒苏方组织者妥善处理改变日程安排，苏方表示了歉意，凡有日程安排变动，首先告诉叶大姐，征求马晓春意见。比赛自始至终在休闲快乐中进行。
　　伏尔加河两岸绿色不断，挺拔的红松林让你啧啧赞叹，成片的白桦林，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晶莹剔透的蓝天白云，不时还有金顶东正教堂在岸边划过，清新的风吹拂面颊，心旷神怡。红嘴鸥在船尾盘旋飞翔，鸣叫着和人们亲近，争抢人们抛向天空的面包屑，时而钻入水中，引起金发碧眼孩童的阵阵惊喜尖叫和欢笑，让你觉得在童话中倘漾，惬意中享受大自然的给予。傍晚，轮船迎着通红的晚霞，逆水前进，人们在船头站好位置，争相拍摄彩红晚霞中不愿惜别的红嘴鸥，忙得不亦乐乎。一次中午，船停靠在一个专为旅游船建的小码头上，可以上岸到原始深林自由行，但必须不少于三人结伴而行，由俄罗斯志愿者伴行。也可以在船边游泳，服从救生员安排。三小时后回到船上。我选择了游泳，因为我在喀山远郊已领略了原始大森林的神秘和深奥。伏尔加河水清净，有点甜丝丝的。一个三十多岁漂亮的俄罗斯女郎，穿着三点式泳装始终跟游。我打招呼后问为什么，她说她是救生员志愿者。上船淋浴后，我请她喝茶，她欣然答应。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游历片段。
　　船从喀山港起航，逆伏尔加河上行，八天七夜通过葛洲坝式的二十多座提水闸，终于到了莫斯科河，包括喀山孤儿院的小朋友，个个穿戴整齐、华丽，满面笑容，相互握手或拥抱道别，开始新的游程，或者各奔东西返回家乡，使人感到苏联是真正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安居乐业。在船上结识的亚美尼亚朋友，是特地赶到几千里地的喀山买了船票，带妻子和女儿观看马晓春下棋并学习的。他郑重邀请我到他们那一游，飞机落地后一切食宿交通由他们负责。你不由得不感慨苏联人民的热情和安居乐业。没想到五个月之后，这座社会主义大厦倾可崩塌，使我经历了全世界难忘的重大事件——苏联巨变，脑海中留下许多不解之谜，差一点颠覆了多年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