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 留学风浪

　　导师马尔科夫是一个和蔼温顺老头，高鼻梁，蓝眼睛，走路缓慢，腰板挺直，注意边幅，西装革履，领带扎得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上课前不忘掏出小木梳梳拢稀疏的白发，是标准的俄罗斯绅士、教授作派。他说话声音沉稳，不紧不慢，探讨争议学术问题时，不盛气凌人，还不耻下问。他称我“王博士”，我不便反对。这倒不是虚伪，因我上大学时，国家尚没有硕士博士职称，何况我已获评副高级职称，不算冒名。
　　他根据我留学研讨方向，规定了进修题目：中苏刑法典比较。然后让我自选三个研究题目。我选的是“论死刑’、“特殊状况下强奸罪的认定”、“破坏自然罪概述及加紧立法的必要性”，他欣然表示同意，特别鼓励我把最后一个题目当作重点，对世界所有国家保护自然环境都有意义。
　　我想留学大概就是专业学习、交流，从而取得学识进步。除和教授约定的论文探讨时间外，如何安排其他时间，是否到校听取其他人学术报告，完全自主决定，他不干涉。学校组织到乌克兰旅游，参观二战时森林中战争遗址，半自费，也完全自愿。觉得比在国内轻闲多了。特别远离单位内部的闲言碎语和猜忌，学术上以苦作舟为乐，倘徉在学术的研究和探索氛围中，思想上没压力，经济上没负担，觉得自由惬意，风清景明。
　　但我想错了，留学地不是世外桃源。
　　我们刚把宿舍安排好，学校外事办公室召开各国留学生负责人会议，通报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热合曼因艾滋病医治无效死亡，要求全体留学生进行筛查，并申报和热合曼接触过学生，包括女留学生名单。非洲和西亚学生留学两三年了，和外办主任混得厮熟，马上提了个问题，问戴避孕套感染不？俄罗斯女人和热合曼有关系，查不？惹得满堂大笑。我没闲心开玩笑，只觉得震惊，原来艾滋病恶魔就在跟前。我没发言。我是中国留学生会主席。会结束后，和大家商量一下是否抽血筛查。有人觉得很惊悚，觉得免费检验一下，自己也放心了。
　　但多数同学认为我们刚来，不认识热合曼，更没和他接触过，和非洲留学生没交往，没有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出国前刚检查过，持有国家检疫证书，没必要重新检查。决议由我出面向卫生检疫局长交涉，视情况决定。没想到局长吉姆尔不但拒绝，竟高傲宣布，鞑觛共和国不承认中国的检疫证书。我说我国的检疫证书全世界承认，俄罗斯海关承认，鞑靼斯坦不承认，不是开玩笑吧。他说鞑靼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必须按他们法律办。我让他拿出鞑靼共和国法律文本，他摊开双手，耸耸肩，一撇嘴走了。
　　他是鞑靼族，自己觉得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平起平坐，其实他们只是苏联下面俄罗联邦的一个主体，类似我们的自治区，或许比自治区权力大些，以前不了解，也不知何故他们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议会和总统。因我不是宪法学者，不想过多研究。他想在检疫上表达独立情愫，满足区别于俄罗斯的民族情绪，我并不在意。没想到他竟通过喀山大学外事办主任马凯洛夫向我们下了最后通牒：不进行艾滋病检查，中国留学生必须离开鞑靼共和国。
　　简直无理之极。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苏联四大名校中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都承认我国检疫证书，唯独喀山大学提出异议，估计是显示鞑靼共和国的民族独立性，肯定不是苏联国家教委的意见，决定采取不理政策，这样既不受辱，又不使矛盾激化，给大使馆增添麻烦，也不影响非洲和西亚留学生去检疫。其他同学都是理科的，息事宁人的占多数。而我心里有条底线：涉及我国检疫证书效力，国家尊严，决不让步。
　　十多天后外办主任找我单独谈话，态度有所缓和，说检查一下有什么不好，不更放心吗？他重申检疫局意见，并说对检疫局决定他也无能为力。不过他说话的语气缓和了不少，声音低了不少。我知道我们的不动声色起了作用，预感到胜利在望，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笑着说：“别逼我们到苏联教委门口静坐示威，去质问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疫证书在全世界都承认，苏联国家教委承认，唯独鞑靼不承认？现在非洲留学生都检查了，在等结果。我建议您应当检查一下和病人发生性关系的俄罗斯女人和鞑靼女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中国留学生和黑人以及你们的女人不接触，想得艾滋病也难，不是吗？”
　　我的话不无讽刺。马凯洛夫陷入了沉思。我知道他在竞选喀山大学校长，于是又加了一把火：“我知道你对中国留学生很友好，作为朋友我提醒您，别酿成外交事件，影响您的工作。”他听了后，脸上突展笑容，站起来握住我的手说：“王先生，您说服了我。我去检疫局转达你们决定，尽量说服他们，听消息吧。”
　　说实话，我很佩服他的应变能力，以及他作为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周旋时的聪明。他在中国人面前碰了钉子、无计可施时才去和检疫局摊牌。当他来告诉我们中国检疫证书有效，不必再进行艾滋病检查时，我们也没忘记中国人的好客传统，做了一顿美味中国餐加北京二锅头招待他。紧接着1991年除夕喀山大学校长拿着装饰好的圣诞树到我们宿舍恭贺新年到来，共进晚餐。结果可想而知，一直到毕业风平浪静，检疫局没再找麻烦，一切顺利。我和我的同学为捍卫过祖国检疫证书的权威，而且取得了胜利感到自豪。据说那个鞑靼族的检疫局长气得两天没上班，可也无可奈何。不过以后还见了几次面，很热情礼貌，有点骑士风度。我们送他一瓶二锅头和新年挂历，他也没拒绝，握手致谢。
　　我们没打听其他国家艾滋病检疫结果，只知道和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族人隔壁房间的瘦瘦的马里学生和十楼的越南女学生丹娜回国了。　　
　　出国才知爱国，而且警觉性很高，爱国成为留学生第一意识。努力学习，取得成绩，让外国人赞服，是报答国家培养的自然而然的爱国意识。我们愿意和每个全世界公民友好，但不能有损国格人格。不是所有外国人都对中国留学生友好。遇到个别不友好污蔑中国的言论，不表赞成，或者有语言能力时予以驳斥，则是自觉的爱国行为。所以语言过关就很重要了。
　　应当说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中国人很友好。既来源于中苏两党传统渊源和反法西斯战争结成的战斗友谊，也来源于五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留下的良好印象。但有时也遇到不友好不愉快的事儿。一次我在大使馆领留学生活费后返回喀山大学，在莫斯科上车后照例向早登车的同包箱的人问好。可是一位黄头发的俄罗斯人竟拒绝了我的问候，耸耸双肩了事。这显然是对中国人很不礼貌的表现。我感到受到了侮辱，但没有吱声，也报以耸肩了事。车开之后，我憋不住了，但没忘记礼貌，问他：“请原谅，能告诉我刚见面，为什么拒绝和我握手呢？”他撇了撇嘴，不屑地说：“我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欺辱过您？”“中国人最富有侵略性。”我问：“何以见得？”“中国以长城为界。现在长城以北广大领土都属于中国，不是侵略的证明吗？”我听了好笑，说：“长城是公元前475年左右建的，距今2400多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俄罗斯的有文字历史才1000年，加上传说历史才1200年。如果以长城划界的话，那么俄罗斯民族根本不应该诞生，或者更富有侵略性。不对吗？”
　　他愣了。他没想到我熟知俄罗斯历史，更没想到我俄语说得这么流利，用国家历史年代驳斥他的谬论，他再次摊开双臂，撇撇嘴，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拿起人造革手提箱，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灰溜溜地走了，再也没回来。国家荣誉高于一切，当国家荣誉受到污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责无旁贷据理争辩。我胜利了，其他两个同包厢俄罗斯人伸出大拇指赞扬，告诉我他是伊利诺夫民族主义分子，少数反对派，不用理他。我为自己行为感到自豪。一直到喀山站，没再见到他。大概在餐车喝闷酒吧。真的，爱国不是装出来的，是油然而生的。只要是中国人，在可能的条件下都会自觉保护国家尊严。我对那个俄罗斯人的无知感到可笑，但不反感。他至少比死皮赖脸不承认错误的人好些。
　　有人说学好一门外语，打开了一扇窗户，同时增加了一种捍卫国家的能力。真的是这样，这次体会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