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 错案引起的反响

　　前面所述继女告继父强奸是一起假案，宣告继父无罪后，检察院并不抗诉，舆论对公安、检察的漏洞虽有遗憾，但他们对案件的依法判决持公正态度，没有提出法定程序上的质疑，赞扬的还是多数。人非圣贤孰能无错？
　　我对公诉人事实求是，抛弃个人功利，在证据面前只服从法律精神，十分敬佩。他们纠正公安机关提请起诉的一起强奸错案，连律师都广泛宣传、赞颂，彰显了国家法治的进步。
　　刑诉法规定，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利，但人们往往强调提起公诉权利，忘掉不公诉权利。我听孙律师讲全过程后，写了一篇论述律师和警官、检察官、法官四方关系的论文，很受司法界重视。
　　孙律师四十岁，给我讲时，眉飞色舞，除赞扬检察院起诉科检察官深谙法律，水平高外，免不了讲自己的故事。他当律师已经六七年了，代理民事案件小有成绩。但刑事辩护性侵案无一胜诉。他中等个，头发自然黑卷，皮肤白皙，说话快速，声音洪亮，逻辑性强，内容不重复。他知道我不和律师谈本地任何案件，所以开始就声明，这个案子已在检察院结案，被告人已经释放，和法院没任何关系，他只是当趣闻故事讲。我知道他同时在做广告，吹吹自己。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也无可厚非。他说：
　　“突泉县一个村民吴冬慕名找我，要求为他弟弟吴春强奸案辩护。他肯定地告诉我，他弟弟和那个长她八岁的女人好了五、六年了，为此他还打过弟弟。他问我辩护有没有把握？从他叙说打他弟弟经过的诚恳语调，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期望的眼神，我感觉到可能是一起错案。
　　别不相信第六感觉，有时候很准呢。当然不能光凭初始感觉办案，不撞南墙不回头，极易犯主观臆断的错误。我问他哥，还有什么事使你感到他冤枉呢？他吞吞吐吐说，弟媳劝他，他抄起凳子把媳妇的头打破了。”说完，脸变得通红。也难怪，无论南方北方，大伯子讲兄弟媳妇的事，都犯忌讳。
　　一个农村二流子形象立即浮现在我面前。这种小错误不断，大错误不犯，气死公安局，难死法院的小混混，搅得村里鸡犬不宁，人人厌恶，我见过不少。尽管第六感觉他可能被冤枉，不情愿为他辩护心情已挂在脸上。吴冬也察觉到了，解释说弟弟确实不是个东西，给他请律师辩护都嫌丢人，也不愿意，可他毕竟是亲弟弟呀。我是慕名来的，无论如何请我帮帮忙。
　　他的诚心打动了我，而且“拒绝辩护是可耻的”名言约束着我，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也提醒着我，绝不能向委托人打保票！于是我说即便他说的是事实，他俩早就相好，法律规定最后一次女方不同意也是强奸，也是犯罪，也要判刑，需要查清事实后才能结论。没想到他说：“就请你了。”
　　“我可不保证什么。”我说此话仍有推脱意思。
　　“打百分之百保票的我还不请呢。”他坚定地说。
　　“为甚麽不在本地请呢？在异地找辩护人花费太大。”
　　“我们那儿打保票的律师没本事，有本事的没胆量。”他激动地说，“俺们那律师说点轻的话还可以，说重了怕公安局检察院找麻烦。”
　　吴冬一针见血道明了小地方律师的真实处境，作为同行心里不免有些悲凉，坚定了接案决心。
　　他弟弟已经被捕，正在预审阶段，依照法律规定，我提出会见申请后，公安机关必须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时公安机关可以派员在场。果然我会见时警察始终在场进行监督。被告吴春根本不在乎什么人在场，像标准的地痞癞子一样连呼冤枉。我讲了许多不刺激警官的官话之后，问他过去承认过强奸没有？他大呼小叫说他俩好了好几年了，连女人身上有几个黑痣都清楚。那天在杨树林里也是她主动的，干嘛承认强奸？”
　　“你和公安局讲过这些吗？”
　　“抓我的第一天就讲了，比今天还详细，我媳妇、嫂子、奶奶、邻居、赤脚医生都抓住过。公安局说都没用，人家最后一次告了就是不愿意，裤衩上的精液和血型也对上了，板上钉钉是强奸。”
　　“你媳妇不管吗？”
　　“我打她后不管了。我哥哥为这事打了我一顿。”
　　他像讲光荣事迹那样滔滔不绝讲起了偷情史，野合的愉快，没有耻辱感。我打断了他。
　　出了看守所，搭档和我几乎同时说：“错案！”
　　但是路在何方？怎麽才能证明是错案？我决定先去看现场。这是我的习惯。尽管时过境迁，现场痕迹已不复存在，但环境还在，会让你产生许多灵感。
　　会见嫌疑人的当天下午驱车到了发案地，距县城二十公里一个自然湖边的村落。已是晚秋，收成的玉米在家家户户院落、房顶上晾晒，从山坡上望去，村子里一片金黄，是东北黑土地上特有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人们脸上充满了丰收的喜悦。
　　我们直接去了村中现场。前后街的吴家和举报人白凤英家中间隔着宽约六十米的榆树林。树林是人民公社时期栽种的，夏季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冬天树叶尽落，肆谑寒风抽打着树梢发出阵阵呼号，听惯了也不烦人。人们常用风声大小来判断风级。大部榆树的胸径约四十厘米，漆黑的夜里完全可以挡住人的视线，印证着吴春讲的是实话：十多天前晚九时多吧，举报人白凤英在吴家喝完酒，吴送白穿过树林发生关系时，听到二十多米外同村青年大狗喊：‘春哥，干啥呢？’‘没干啥。你到哪去？’‘我和胡哥到你家打扑克！’‘你嫂子在家，我一会儿就回去。’吴春对白凤英说‘坏了，让他们看见了’，就提上裤子，匆匆和白分手回家了。第二天清晨他还没起床，就被派出所戴上了手铐。原来白凤英回家后，一直抽烟，烟头扔了一地。凌晨两点到派出所告吴春酒后在树林强暴了她。
　　我和搭档征得证人同意，调查很顺利，邻居、赤脚医生、大狗、胡哥都如实证实他俩关系暧昧多年，医生还证实吴妻前额疤痕就是吴春因妻子不满奸情用木凳打的，为此医生还训斥过吴春。大狗和胡哥证实那天晚上找他打扑克的对话，但不证实那天晚上他和白在树林里，因为天太黑看不清楚。不过他俩都说，如白凤英不愿意，喊一声不就得了吗？吴的奶奶八十多岁，不同意和我们谈话，我们再三要求下，奶奶说，她都八十多岁了，我看见了也不能出这方面证明。她还补充了一句：最冤的是孙子媳妇。
　　医生证实在医务所看到过白凤英在病室搂抱亲吻感冒打吊瓶的吴春。邻居证实两人在房后柴垛滚在一起。
　　我和搭档达成共识：这是一起关系爱昧男女被发现后，女方出于面子告强奸的典型案例。搭档担心公安机关提出我们无权在起诉前参与调查，因而材料无效，甚至向司法局提出异议。我说不必担心，律师法赋于了调查权，我们不违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在采取强制措施后律师可以会见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但没有禁止调查的规定，因而也是合法的。律师不调查怎麽保护当事人利益？
　　果然，我们向县公安局，呈上调查材料和律师意见书，要求无罪释放吴春时，真的被批评为违法调查。我不软不硬地说：“老百姓都有权向公安局提出意见，请求详细调查，何况律师乎？侦查权和决定权在你们手里，兼听则明，有何不可？不都是为了公平公正吗？我们把材料全部给你们，是充分相信你们办案的正义性。收下吧，不当作证据，起码可以当做线索使用。”
　　预审股长终于收下材料，我们长长松了口气。回到所里时，已是第三天子夜，但兴奋得睡不着觉。我们已预感到离胜诉不远了。性格内向的搭档竟开起了玩笑：“那个股长竟不相信吴春和长他八岁的白凤英爱昧五六年；吴春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放着生儿育女的年轻妻子不爱，专走旁门左道爱一个小老太婆！难道真有王八瞅绿豆对眼之说。”我听了也笑起来，说：“男女之间情爱诡秘没人说得清楚。考虑到检察院怎么说吧。”
　　县公安局到底把案子交到检察院，提请起诉。这是意料中的事。预审股长给律师事务所打了电话，通报了情况，并告诉把我们的材料也全部随卷转给了检察院。他很正直、负责任。事后才知道，他的看法和我们一致，只是局长另有考虑才提请起诉的。基层就是这样，分歧大的案子，一般都交给检察院，省得当事人整天到公安局上访闹事。我们还估计到，县检察院黄检察长一定亲自过问此案，不难做出正确决断；胜利就在前头。黄检察长是自治区优秀检察官，不贪腐，不殉私，国字脸上一派正气，使讲情者望而却步。他对律师提出异议案卷都亲自看阅，派人亲自复查。几年来起诉案件百分百成功。果然，审查起诉、复查后很快以证据严重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意见书，将吴无罪释放。公安局和白凤英均未提出复议。白凤英全家很快搬到小兴安岭深处落户去了。白凤英托人给吴春留下一封信，歪歪扭扭写满了对不起，对不起……
　　湖边村落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那片榆树林还在强劲的秋风中呼号着，继续忠实地记录着屯中往事。吴春出狱后变得少言寡语，使劲地干活。有人说他在向妻子赎罪，有人说他还想着玲珑苗条的长他八岁的白凤英……但谈论最多的还是赞扬公正的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将吴春的错案予以纠正。人们还发现吴春妻子脸上有了笑容，那么灿烂。
　　孙律师用文学语言讲到此处，兴奋过度，笑声朗朗，手舞足蹈起来，似乎打了打胜仗。他尊重我的习惯，一直讲到完，不问我的看法，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尊重他，甚至他讲些黄色笑料，我也不阻止他。我只问了一句话：“你怎么知道吴春变得少言寡语，他爱人脸上有了笑容？”
　　他说：“他哥哥吴冬找我去他家商谈国家赔赏的事，我亲眼到的呀？他家招待可热情啦，临走还送我俩一人一袋地产小米，煮粥喝，可香啦。”
　　这就是律师和法官的区别。法官敢在当事人家吃饭，收人家小米，还公开宣扬？所以我始终和律师保持一定距离，警惕自己：既要尊重他们，又要防止偏听他们一面之词。
　　其实之前在一次政法会议上，黄检察长主动谈论过这个案子，我支持他对定案证据必须确凿无疑的看法。但我不能和孙律师说破此时，避免他尴尬。我希望鼓励他成为出色的刑事辩护律师。
　　黄检察长在法律界有口皆碑，在司法同行心目中形象颇佳。后来我见到黄检察长，请他写一篇论述律师在被告逮捕后可以介入调查的论文，他没答应，但他说，任何公民都有权和义务向办案机关提供线索，律师为什么不可以呢？正是他的真知灼见避免了一起错案，激发我写了一篇“论律师在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即可对被控事实进行调查”的论文，反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