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短篇小说、故事部分】移民情（11）

　　24、珍藏的日子（中）

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天天喊口号，不是“打倒四人帮”就是“要搞好安定团结”，在搞好团结这方面，甄国红比我强。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劳动，给附近生产队往坡上抬粪，俩人一帮，用一根杠子抬一箩筐土粪到小山坡上搞农业学大寨。甄国红有劲，在陡坡处帮同学们上坡，无论男同学女同学他都帮。后来，徐芬芬一不小心滑倒了，很多同学得意忘形在一边笑，但甄国红却不知哪根神经出错了，二话没说，就上前去搀徐芬芬，徐芬芬像一滩泥，他就抓起她的两只胳膊放到肩上，飞快向山坡下面跑去。
　　到了初二，全国上下提倡学英语，我们也开设了英语课，我们接触到猴子这个单词是Monkey，由于我长得瘦，加上蹦跳爬攀是强项，我的那些死党们就给我送了个不雅的外号——Monkey。很快Monkey做为我的代名词风靡了班内班外，尤其是那些不怀好意的女生们，英语课堂上瞅着我扯着脖子尖叫Monkey，其意图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课后，她们仍不满足，依然一边踢毽子一边喊Monkey，让我哭笑不得下不来台。
　　我倒没听芬芬正面叫过，这一点我很感激她，没想到一次下课进厕所，隔壁的女厕所里传来了芬芬和其他女孩子的对话，她说，“听甄国红说，咱们班的Monkey现在还尿炕！”
　　“他那猴样，见了让人恶心！你们没看见，他脚上还穿着他姐姐的白凉鞋！不害臊！”另一个女孩说。
　　那时我家穷，亲戚家给我们送来了很多半旧衣服，妈妈挑出一些能穿的分别让我和弟弟们试穿，妈妈让我试穿表姐的白凉鞋，我穿上还怪饱脚的，但已经有了自尊感和荣辱感的我总觉得穿上别扭，妈妈泪汪汪地说，“娃，咱家有这些就不错了，你看庄上还有好多孩子打赤脚呢！你现在还小，等再过二年，妈给你做布鞋！”
　　妈妈的眼泪融化了倔强的我，我当然知道家庭的现状，而且，在那时除了我不伦不类外，类似和我一样窘状的孩子也大有人在。所以，我在别别扭扭却又偷偷摸摸中，穿上了表姐的凉鞋。
　　本来我就自卑，尿炕之说又让甄国红给我倒了个底朝天，我越来越觉得走不到人前面去。作为朋友，甄国红也太不够意思了，我替他保守了多少秘密，他却口无遮拦地到处出我洋相，当时我真恨不得把甄国红上幼儿园时还在他妈妈怀里吃奶、把鸟蛋偷偷放进他姐姐的棉鞋里、偷看他姐姐的日记、偷他妈妈的钱、夏天去偷王老汉的西瓜等等劣迹也抖出来。但是，我忍了忍，没有做到这一点，原因很简单：我怕甄国红揍我。
　　女孩子们在特定场合下的议论让我无地自容，让我的青春尊严蒙羞，我知道罪魁祸首是甄国红，芬芬充其量是个马前卒，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甄国红有力气，咱惹不起，芬芬就成了我实施报复计划的最佳人选。
　　英语上还有一个单词是香蕉，读音听起来很不雅，尤其是不标准的英语读音。老师第一次沉着脸领读这个单词时，就惹得我们哄堂大笑，我们都觉得这个词与我们在非正式场合下不入流的语言相近。
　　芬芬由于营养不足，脸色蜡黄，她的肤色与Banana相似，于是我就鼓动我的学兄学弟们喊Banana，让她臭名远扬……
　　还没有等到Banana产生轰动效应，她就辍学了——究竟她辍学是不是Banana惹的祸，我不得而知。
　　我和甄国红继续在学里混时光，甄国红已经开始学会给女同学写条子了，他学习不咋的，但歪门邪道的事儿他都会，如果不是家庭原因制约着他，真还猜不出他还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那次放学后，我见甄国红留在最后，他偷偷摸摸把一个纸条子夹到他前面的那位女同学的语文书里，然后鬼鬼祟祟离开了。甄国红走后，我心惊肉跳地回到班里去看甄国红写的东西，全是些酸溜溜的话，为了报复甄国红平时在我面前的蛮横，我把那张纸条转到了那位女同学上交给老师的作业本中。甄国红这次惨了，让老师找他谈了几次话，弄得他在班里抬不起头来。
　　初中毕业时，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我们要参加高中招生考试。我考上了高中，由于家庭困难，不得不放弃，甄国红没考上，也打消了上高中的念头，我们一同回乡当了农民。
　　大集体的生产方式终于被打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的父母是做庄稼的好把式，我呢，跟在他们后面，只不过做做样子，这时我才真正体味到“汗滴禾下土”的滋味。
　　合该甄国红走运，他父亲被平反，补给了他家很多钱，他买了个破小四轮拖拉机，犁地、打场、跑运输，什么都干，但他爱喝酒，一喝起就来，开上小四轮，歪三倒四的，为此他没少挨他妈妈的骂。
　　一闲下来，我和甄国红总爱聚到一起，谈一些青年人的苦恼。他说，家里给他提了几个姑娘，他都看不中，我笑他，就你那个熊样，还想找天仙？别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美梦了，他不服，他说，要找就找一个温柔漂亮一点的，再不然，甘愿打一辈子光棍。
　　其实，对于我，我也觉得前途渺茫，像我一般大的岁数的，都有提亲的，可是，我却没有遇到这样心动的时刻。我父母也为此苦恼，他们在慢慢打他们的小算盘，就是万不得已，拿姐姐给我换亲。这事姐姐知道，她坚决不同意，她向我诉苦，我也100个不答应，为此，我和妈妈吵了一架——当然，弦外之音是让父亲听的，因为我不敢直接和父亲顶撞。
　　后来，又有人上门为姐姐提亲，父母没有反驳，只是提出，只要孩子们同意，他们没意见。不过，无论姐姐嫁到哪里，让她婆家扶持扶持我们。我当然知道父母的意图，就是从对方那里要一份彩礼，为我的终身大事铺铺路。
　　时光如梭，星转斗移，转眼间到了80年代初，到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朝阳沟》的选段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也有人边干活，边顺嘴哼唱民间的锣鼓曲。这时候，乡里成立文艺宣传队，编排文艺节目，各村都抽调了一批初中毕业的小伙子大姑娘，集中到公社里排练，然后巡回到乡下进行文艺演出。
　　我的嗓音好，又是初中毕业，当然是我们村里的最佳人选。甄国红也去了宣传队，是他母亲托关系打点进去的，他妈妈怕他喝酒开小四轮出事，就想起了这个门路。进归进，甄国红却是个打下手的，上不了台面。
　　意想不到的是，宣传队的领导选人真下力，竟骑着破自行车下乡去物色演员。他们到了芬芬所在的村子，听芬芬唱了几首歌子，竟破格被录取到宣传队里了。在宣传队里，经过专业领导的层层选拔，我和芬芬都成了宣传队的主力。我们排练《朝阳沟》，我是栓宝，芬芬是银环，我们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我是董永，芬芬是七仙女，那时流行歌曲还只是萌芽状态，半土不洋的，经过加工处理，我和芬芬又是同台演出……
　　从我们家到宣传队有十多里公路，当时在乡下，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我姐姐定亲，作为彩礼，婆家送给我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甄国红也是通过姐姐的彩礼得了一辆新自行车。有了车子，我们来来往往就方便多了。
　　芬芬没有车子，往往回家和去宣传队都是我骑自行车带着她——尽管我们相隔不远，但送她家回家总要多绕二里路，我不忍心她多跑路。她也够情分，那时的剧本台词、歌词都是手抄的，轮到我时，她就不由分说地拿过去，无论多长，第二天她准时带给我，字迹娟秀，一笔一划，字里行间还带着淡淡的少女的幽香。
　　那时，我和她都到了二十几岁，我们之间的情感只隔着一层纸了，因为当时的年轻人都很保守，根本没有现代开放的派头。尽管如此，守旧思想阻挡不了青春的涌动，情感溪流宛如洪流奔放的闸门，一旦溃决，便会激流滚滚，我和她便是如此，我们开始涉入爱河，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谈起了恋爱。
　　演出结束，我们往往在小河边、树林边遛步，谈演出，谈生活，谈未来，谈道听途说的新闻，当然对于敏感字眼的话题，我们都堵在喉头上，避而不谈。
　　每一次演出，特别是演古装剧，我都要穿上笨重的厚底木靴，闭幕后，从脚脖到膝盖都是痛的，浑身不舒服，有几次脚都肿了。到了夏天，青年人时兴开始穿塑料凉鞋，我就也买了一双，同时买了一双白色凉鞋偷偷地送给了她。男式鞋子硬度大，一般人穿上受不了，我们叫它“摩洛哥”，意思是这种鞋子走路时磨脚、天热时烙脚，天凉时割脚。但在那时，在乡下能够穿上“摩洛哥”牌鞋子就相当不错了，就显得有身份。特别是小伙子，夏天再穿那些手缝的草鞋或者用龙须草编织的草鞋，就显得不入流。殊不知，这种贵族式的时髦，让我们当时的年轻人吃尽了苦头。
　　女孩子心细，我的苦恼芬芬已经发现，到了傍晚，她约我在林边散步时，她脱下她的白凉鞋让我放放脚，她说这儿又没外人，你怕什么。我心悸、心动、脸发烧，好则有夜幕掩盖。我像当年母亲让我穿表姐的鞋，遭到我的拒绝一样，回绝了她，她一阵沉默，好久不吭声，似乎是哭了。没办法，我追上她，按着她单薄的肩头和她换了鞋。
　　为了打破窘态，她说，她喜欢白色凉鞋，纯洁美丽。我说你穿着这样的鞋，更能衬托出你的魅力与美丽，我也觉得和你相配。我们走着说着，无拘无束，我对她有非分之想但未非分之举。后来，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谈到了上学的时候，我大着胆子向她讲了上学时我在厕所里偷听她们对话的一幕，她笑得捧住了肚子，说我那时真傻。
　　“没办法，那时家里穷，亲戚家给的破衣烂衫凑合着，我整天像做贼似的，生怕人们背前面后说，无意间你又在同学们面前出我洋相……那时，我真觉得自己很傻很傻。”我解释。
　　“其实是你心理作怪，你忘了，小时候，我还穿过多老师送给我的旧衣服呢，你和甄国红还在背后说多老师用糖衣炮弹贿赂……”她打住了话头，不说了。
　　“多老师是位好老师，真贤惠呀！”
　　“可不是，她是我遇到的最好最好的人！”芬芬陷入了深思。
　　相对来说，她的鞋穿上有点小，蹩脚，但我穿上她的鞋，心里痒痒的，青年人心里的那份对异性的好奇以及做人最纯真的矜持底线相互碰撞，让人甜蜜，让人兴奋，让人幸福，此时，总觉得时间很短很短……
　　她长得越来越俊，脸上总是荡着红晕，再也不是原来Banana的肤色了，黄发变得又黑又明，眼睛水汪汪的，也变大变圆了，形状如大杏核一般，苗条的身材流韵出彩。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很难让我这个爱吹毛求疵的人再找到一点不足来。
　　不久，我姐姐出嫁，我事先去向团长请假，团长没说什么，当即给我批了条子。因为当时在我们团里有个规定，就是凡请事假者扣发当天奖金，无故缺席者扣发一星期奖金。月终时以条子为依据，领导阶层带头执行，作为我们一般职工，还有什么说的呢？
　　那两天，用自行车带芬芬回家以及去宣传队的活儿让甄国红承包了。
　　没想到月终我去后勤领工资时，会计给我足额发放，我纳闷，团长和会计都说，你没在的那两天，团里分给你抄写台词和清理文化大院的活路，让芬芬和甄国红给包了，当时，我感动得只差流眼泪了。
　　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还未被我们丹江岸边的人所接受，夜晚人们文化生活的主流依然是看露天电影。一听说哪里有电影，就都赶忙做晚饭吃晚饭，生怕少看一眼。芬芬在女生宿舍里用煤油炉做饭，我和甄国红则在男区内垒了一个土灶子锅，甄国红饭量大，所以，我们做饭的速度往往很慢。为了不误电影场上的浪漫，芬芬往往多做一个人的饭，那就是给我做的，饭一好，她不出面，找她的室友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把我诓去吃饭，我当然心知肚明，往往这时，我不顾甄国红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我嬉皮笑脸朝甄国红笑笑，丢下手里的东西就跑。
　　我们盼着有电影，因为我和她能够相偎相依，能够在空闲时间内谈论一些电影上男欢女爱的话题，不过，没有电影，我们更有我们交流的空间。当然，我们不受欢迎的是雨雪天，那样只能躺在床上和甄国红说一些酸溜溜的无聊话题。
　　有一次傍晚，她约我到小河边走走，小河的流水声哗哗啦啦，仿佛想偷听我们说什么，月儿皎洁，但不时地朝云朵里钻，我们拉着手走着，仿佛都像是触电了……
　　先是聊着电影上的镜头，后来她突然问我属相和生日，我如实地告诉她，我是属蛇的，生日是每年阴历的7月16，她听后惊讶得尖叫了一声，我问她怎么了？她没说什么，沉默了好久，我感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接着我也开始试探问她的属相和生日，没想到她突然扑入我的怀中，全身痉挛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是用我粗大笨重的手轻轻地拍打她的后背。
　　她哭够了，才抽抽噎噎地告诉了我她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