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基层院长的骂声

　　毋庸讳言，上下级法院是矛盾的统一体。各级法院依法进行独立审判，但法律赋予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上诉案件的改判权利，申诉案件的审判监督权力，本来是防止冤假错案的法律保证，但由于每年法院都以结案率多少，上诉率多少，改判率多少，作为评比先进和落后的主要依据，同时涉及个人荣誉和升迁，下级法院的法官瞪大眼睛盯着上诉案件结果，就不足为奇了。
　　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中级法院，如果维持了原判，基层法院称赞你理解下级法院的不易，水平高，案件看得准。改判或发回重审，说你嘴大，是联合国的天平，说了算，没办法。如果撤销原判，宣告上诉人无罪，轻者说你水平低，还不如下级法院。重者鼓噪你暗箱操作，忘乎所以。实在找不出理由，就无可奈何背地里骂你几句了事。
　　我就被骂过，还是基层院长骂，传到我耳朵里，又好气又好笑。作为中级法院法官，如果心里没这些准备，到时真气死你。
　　勒高大队村民陆卫东，依靠做小买卖为生。春、夏、秋收些蔬菜瓜果，用小毛驴车拉着，走村串户，敲锣吆喝作生意。冬季漫长，趸些冻鱼虾、海带、干果及日用杂品卖，能解决温饱，老两口生活倒也其乐融融。他们不愿意给子女找麻烦。于是毛驴车是离不开的生产资料，赚钱工具。主人自己舍不得吃，也要把毛驴喂得滚瓜流油，疼爱有加。
　　国庆节后，陆卫东以杀人未遂和放火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陆卫东不服，委托律师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提起上诉。我审阅卷宗时，审判长把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写得相当详细，刑法条文引用得十分详尽准确，乍读起来，顺理成章，但仔细推敲，审判长把陆卫东高喊杀人、公开放火的前因后果写得十分逼真，特别强调予以轻判理由，隐隐流露出对判决实刑不满之意。这是审判长和审委会意见不同时通常表现手法，不是潜规则的潜规则。
　　被告律师代写的上诉状，以不构成杀人罪，放火行为是被诬陷偷苞米，得不到解决逼的，是为引起政府注意解决，在明知场院外有不少人，没有风，小火不会烧场院情况下，才在极小柴火垛点的火。火即被场院外有准备的社员扑灭，而被告立即被群而殴之，打成重伤住院。虽属故意放火，但情节显著轻微，没有造成危害，请求宣告无罪。其辩护词中无罪理由，几乎和判决书用词一致。我意识到了许多。果然一审审判长打来电话，以案件特殊，向我请教探讨此案罪与非罪界限，是否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规定。我以尚未阅卷推托。但心里明白了许多……
　　二审开庭时，公诉人仍然认为陆卫东违反秋季保粮公约，偷掰生产队玉米棒被抓，收缴其毛驴车符合乡村民约规定。而被告坚持说玉米棒是路上捡的。辩护律师认为被诬陷偷窃，而且把毛驴拴在五号传染病隔离马槽上，断绝了被告赖以生存的工具，引起被告绝望和愤怒，才大喊大叫二里半地，穿棉裤趟过冰冷河水放火的，同时只是口喊杀人，没有杀人动机和行为，定杀人未遂罪不当，应宣告无罪。生产队两个打更人出庭证实他偷玉米当场抓住的。上诉人否认。也就是说双方都是只一面之词，一审法院采信打更人证言，缺乏足够证据，不依法不能认定。
　　打更人证言是否真实成了案件焦点。我反复阅读，并且按打更人叙述，拿跑表快步走了八十米，约五十秒。我觉得证言可能有重大瑕疵，决定到现场实地踏查。已经十一月末，地收割完，粮食进场，但那地块玉米茬子还在，打更人避雨的烧柴垛还在。柴垛离事件发生地约八十米。打更人证词说那天已经很晚，下着毛毛细雨，他俩在柴垛那避雨，听到有人掰玉米的嘎巴声，急忙去抓，见老陆头穿白色塑料雨衣，一手拿五节电池手电筒，一手掰玉米。车上空筐已装十多穗光棒玉米。老陆头还在地里，手持光棒玉米往外走呢，被他们当场抓住。一查，一共偷十八穗玉米。他俩说话时神情笃定，满脸诚恳。
　　我说夜深人静，听到掰玉米声音很正常，言外之意肯定他们讲了真话，鼓励他们配合调查。我提议重走一次抓小偷经过，他们欣然同意。我跟着他们按当时速度急走，刚好五十秒。他俩都认可。这时我态度变得严肃，对他们说，凡是假话，总有漏洞。下着小雨，一个人穿着塑料雨衣，一手拿长手电筒，一手往下掰玉米，还要把皮扒掉，拿到外面，放到筐里，即便人比熊瞎子聪明，拿电棒的胳膊腋下夹一穗玉米，也得来回九次，五十秒根本完不成。显然他们编了假话。我讲了政策，告知他们实话实说，否则出假证，法律无情。
　　他俩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书记员见缝插针，不失时机说：“陆卫东不承认偷玉米，上诉了。院长让我们来查。说假话做伪证，把人往监狱塞是诬陷罪，你俩犯不上担那么大风险。好好考虑吧，我们下来查，也是给你们机会。”
　　你别说，他的话真起了作用，个子稍高一点的说：“其实我们也没抓住他偷玉米，见他车上筐里有玉米，怀疑他偷的，让他交待。他反倒咬我们一口，说我们黑夜打劫。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就给他编了那么一套。”
　　“也不能把人家毛驴拴在五号病槽子上呀？”我问。
　　“当晚栓的，没考虑那么多。”
　　矮个打更的补充说：“这个地方是小上坡，下雨路滑，毛驴拉不动，在那停一停，他说歇歇脚。我们赶过去问，都合理。他说我们劫道，把我们弄急了，说他偷生产队玉米，便卸车扣毛驴。”
　　“车上菜呢？”我又问。
　　“社员听说抓住偷玉米的，把菜拿光了，抵罚款了。”
　　“无法无天。”书记员说完，让他们阅读记录，签名按手印。
　　我俩到看守所提审了陆卫东，他说的和打更的说的基本相同。回到中级法院，合议庭讨论决定宣告无罪。此案不大，但事实出入太大，涉及刑事法学理论的复杂性，以及自由裁量的尺度，我向审委会提出正式书面汇报，以示负责，坦荡使然。
　　审判委员会：
　　陆卫东杀人未遂和放火罪上诉案审理完毕，其间复查了主要证人证言，并提前将证人新证言交给了检察分院。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提交了不出庭书面决定。被告人对打更人新证言表示同意。现查明上诉人确实没偷玉米，打更人原证明材料不实，两人已承认，并具结改正。陆卫东被诬偷窃，强行扣押小毛驴车和车上未卖完蔬菜，并将毛驴栓在五号传染病槽上，他几次找公社领导不果情况下，手持菜刀，穿棉裤淌过冰冷小河，疯了似地高喊“老陆头要杀人，要放火”，希望有人出面阻拦，引起领导注意、重视，要回毛驴车，好过生活。但喊了约二里半地，遇到不少人，没人劝阻，没人出面报告派出所。到了场院，他骑虎难下，明知场院外有人情况下，拣个最小的羊草垛点着，还是希望有人出面解决问题。但火一着，预先有准备的人跳进场院，把火很快扑灭，并把他打成重伤，到派出所报案……
　　以上事实，除打更人承认诬陷上诉人偷窃玉米外，其余和原审判决一致，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合议庭认为，他没有杀人故意，也没有杀人行为，认为高喊杀人就是要杀人，不符合通常的合理推断。故意杀人未遂罪显然不成立。他实施了放火行为，但是被诬陷偷窃，毛驴车被非法扣押，车上菜被拿光，赖以维持生计的毛驴被放在五号传染病槽上，等于断了生计，无法生活。开始他只是空喊放火，并没有放火故意，但明知他孤单一人喊放火近三华里，明明可以制止他放火，生产队干部却不去制止，放纵他放火，其心理阴暗可见一斑。通常法学理论认为，明知他人犯罪可以制止，为了卑劣目的却故意放纵，好抓住把柄治罪，其主观故意恶毒，不言而喻放纵人是不折不扣同案犯，而且其罪大于实施者。但此案放火情节显著轻微，没造成大的损失。所以，纵观前因和轻微后果，依照刑法第十三条，上诉人的犯罪行为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不认为犯罪。合议庭还认为，本案实质是民事纠纷，可以依照民事法律解决双方诉求。
　　审委会一致同意合议庭意见，撤销原判，宣告上诉人陆卫东无罪。
　　我深知法院人事关系复杂，连夜写好判决书，院长签字后付印，派人派车送达基层院刑事庭，会同一审审判长即到看守所宣读二审判决书，将陆卫东释放。院长公出回来，知道后骂了我许多话，传到我耳朵里，既好气又好笑（恕不重复骂词）。他还给赵院长打电话告我一状，说我骄傲自满，一贯高高在上，根本不征求基层法院意见，放火还能宣告无罪，是哪门法律规定？刚好我在电话旁，赵宝音院长嘿嘿一笑，用惯有的率直幽默口气，看着我回答说：“吵吵啥，你连偷没偷玉米都没搞清就判人家徒刑，还有理啊？我决定宣告无罪的，有火气冲给我发。”
　　……
　　赵院长执法如山，依法办案，不考虑上下级关系，我很感动。这种感动一直持续到他退休。十多年来为案子的事，和他争论过，甚至吵过，但都充满敬意，保证了不出一件冤假错案。
　　陆伟东释放第二天，辩护律师到中级法院表扬我们执法如山，刚正不阿，感谢支持律师工作，还送了一面锦旗。我坚持不收锦旗，让他拿回，甚至拍了桌子，告诉他，我们脑海里只装着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是否构成犯罪，够何罪，根本没想到支持基层法院还是支持律师。他悻悻走了。书记员说我，受下锦旗，不声张，不往外挂就是了，何苦办个好案，得罪人一片呢。我无言以对。整天在带尖上起舞，在刀刃上行走，我真觉得自己已经不食人间烟火，说话也冷冰冰，确实有点过分。
　　不过，挨了骂，受点赞扬，心里倒也舒坦。我坚决让他把锦旗收回，差点翻脸时他一句话又让我兴奋起来：他是我们盟刑事辩护律师第一个胜诉的，也就是说除开棺验尸、刀下留人外，我又创造了一个第一。他非要请我们吃饭。我们拒绝了，说不能吃，也不敢吃，否则还得挨骂。说完，大家都笑了，声音洪亮、开心惬意。其实骂一般没有恶意，中心还是对案子不同看法，离不开尽量使法律彰显公平和正义的初心。我了解该院长。因为一审审判长没有实地调查，没搞清到底偷没偷苞米，院长不了解情况，才坚持原判并开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