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死刑存废争议

　　作为刑事法官我不是杀人狂，谁在中级法院刑事一庭位置上，每天经手的几乎都是重刑犯案卷，除不服基层院判决上诉的外，全是检察分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审级规定，起诉的应当判处无期、死缓、死刑的案件。其中不乏应当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不容赦的案犯。说句实在话，在侦破案件，抓捕犯罪分子，公安警察所费洪荒之力，所遭风险，检察官批捕、起诉所绞尽的脑汁，法官不但深有理解，而且不乏敬佩。大家共同面对的是犯罪形态，和如何制止和减少犯罪。因此常在一起举例议论。
　　隋东升，21岁，初中毕业，在家务农，是独生子。身高一米七五厘米，身强力壮，生产队一等壮劳力，每年都是头等工分。无奈山区土壤贫瘠，生产队穷，工分值低，只够母子二人生活费用，少有结余。那三间土草房烟熏火燎，破旧不堪，难有钱盖新房。
　　他已经二十五岁，到了结婚年龄。但山区交通不便，村与村相距较远，交际活动少之又少，所以大多数婚姻还得靠亲属朋友，甚至媒婆介绍。男女见面之后，如果家庭状况合适，人的长相和听到的人品表现被认可，两个年轻人可以继续往来，即农村中所谓的半自由婚姻。见面后是否继续交往，大多由父母决定。交往过程中是否能形成婚姻，大多数有年轻人自己决定。比旧社会父母包办有进步。
　　经人介绍，隋东升一眼就看上了体魄健壮、说话声音温柔的十八岁姑娘阴风英。他毕竟有些文化，对自由恋爱看法在农村超前。后来媒婆转达阴家父母不同意继续见面意见后，他心中不解和气愤，心想什么时代了父母还包办？他觉得女方小学毕业，应懂得恋爱自由。首次见面，女方虽话语不多，但眼神对他并无反感，还对他学历及家庭状况感兴趣。于是他迁怒于阴风英父亲，决心问一下究竟，为什么不能继续来往。
　　那天神差鬼使，他到供销社买了一把刮刀，步行十五里，赶到幸福村。烈日当头，阴家父女正在地里铲玉米，阴凤英落后约三十米。阴父见隋东升和女儿说话，没有制止。隋问阴凤英同意和他处对象不？阴凤英带着农村妇女特有的羞涩，只低头铲地，几次问都不回话。隋感到受了冷落，急了，掏出刮刀，从后背猛刺。女孩低头剷地，毫无防备，刀从肋间刺破心脏，血如泉涌，倒地而死。可怜死前一句完整话也未说出。
　　隋逃进山里，自知罪孽深重，爬上八丈高石砬子，跳崖自杀未果，被尾追群众抓捕。他杀死了一个毫无过错、低头劳动的姑娘。出殡那天，全村老少几乎都来送葬，要求严惩凶手。隋东升杀死了一个正在劳动，不加防备的女青年，不判死刑行吗？隋东升自认该死，服判，不上诉。
　　阿力得尔公社农民白乙拉，四十一岁，霸着二十五岁同村姑娘。不满姑娘和年轻人恋爱，白乙拉闯入她家，用杀猪刀刺死，该判死刑不？
　　说实话，我一直认为废除死刑是无稽之谈，对罪大恶极的必须施以死刑，才能平民愤，震慑犯罪分子，减少恶性犯罪。
　　……
　　每次送罪大恶极的罪犯上断头台，觉得为民除了害，维护了人间正义和社会安定，打击了犯罪分子气焰，我作为刑事法官，心中常有如释负重的轻快感觉。
　　可能自小受武侠小说包公传影响，命运让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后，觉得严惩恶霸，判决血债累累罪犯死刑，为民作主，天经地义，所以特别反对废除死刑。也只有杀掉罪大恶极罪犯，才能震慑犯罪，减少犯罪。
　　但是，下面几桩案件动摇了我对死刑作用的看法。
　　六十名天津监狱十年徒刑以上重刑犯，被注销天津市户口，押送到北大荒嫩江边保安沼劳改支队服刑。虽然分到了六个大队，人数只占每个大队犯人百分之四点几，但因取消了城市户口，对未来绝望，相互之间抱团，破坏守监所秩序，危害很大。在四大队，哈尔滨犯人白某立棍，想制服天津犯，让他们成为麾下。天津犯破罐子破摔，其中无期徒刑犯郭曾凯在天津监狱就是一霸，岂肯臣服就范？夜间，郭曾凯带领五个天津同乡，摸黑将身强力壮、五大三粗的哈尔滨犯人头目白某乱刀剁死，血溅宿舍墙壁，尸体血肉模糊，脑袋差点割掉，惨不忍睹。
　　审判时，六人都供述自己是组织者，亲手砍死了哈尔滨犯人头头，愿意判处死刑，以死抵命。关于罪责大小，到底谁是组织者，谁是致死者，因在黑暗中行凶，凶器都是犯人割稻子的镰刀改制，几十个刀口都相似，嫌犯们争先恐后往往自己头上揽罪，实在难以决断。审委会讨论时正值严打高潮，我极力主张把持棍的曹毕华剔出死刑名单，因死者肩头上的钝器伤，显然不能致命。没想到宣判时，曹毕华不同意，说是他一棒子先打倒哈尔滨犯人，别人才上手的，罪过比其余人更重。在最后决定他们命运的在高院举行的‘717’指挥部会议决议中，曹毕华的无期徒刑真的变成了死刑。
　　执行枪决时，没一个吓瘫的。执行前问他们有无遗言，都说没有。郭曾凯还笑嘻嘻感谢我想留下曹毕华一条命呢。我说他死到临头还开玩笑，不怕死吗？他说，怕死的不杀人，杀人的不怕死。政府用死刑震慑活着的人不犯罪是扯淡。仇恨、矛盾到了不可开解程度，被逼不能忍耐程度，不杀人才怪。这次死一人，判我们六个死刑，太严打了。以后有人还会杀人，汲取我们教训，杀一个都判死刑，那么有人再杀起来就不是杀一个了。他还告诫我小心些。
　　我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倒不是害怕，是他揭示的犯罪人心理让我吃惊。
　　审理秦德斌、杨晨越狱抢劫四轮拖拉机致人重伤案时，为逮捕在逃主犯秦德斌，动员杨晨揭发秦在哈尔滨的落脚点，并告诉他立功可免除死刑。我还动员他哥哥用亲情做他工作。没想到杨晨说，他因盗窃、伤害，数罪并罚判二十年徒刑，在监狱吃窝窝头受不了，每天想着挖地道逃跑。这次饶他一命，判死缓还得逃跑，抗拒改造，免不了死刑，爹妈还得着急，不如死了干净。他不能临死出卖朋友，落个不仗义骂名。提起父母，他还掉了眼泪，让哥哥替他行孝，气得他哥骂他混蛋，说要有那一天，不要给他收尸，让野狗啃了算了……
　　联想到开馆验尸那个案件，我突然感到颠覆了多年来，我对死刑可以震慑犯罪的习惯看法，心底突然涌起新的理念：死刑起不到想象中的震慑作用，杀人越多，激起仇恨越大，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有害无益。除针对社会的外，杀人都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得不到解决，找不到出路、矛盾不可化解时发生的。一旦决定铤而走险，那时的人忘记畏惧，什么样震慑都不起作用。
　　严打后社会确实安定了许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夜不闭户良好现象。监狱犯人安分多了。但是平静了半年后，恶性案件比严打前还恶劣。保安沼监狱竟发生了四个犯人在四个小时内，连续杀死四个犯人、狱警三人，震动全国的特大案件，彻底改变了我对死刑作用的看法，觉得我们国家一贯的少杀少捕、不能靠杀人来统治的刑事政策是正确的。罪犯怕的不是死刑，而是长期失去自由，在铁笼子里长期关押，无法面对自己的亲人。他们想得最多的是一死了之，逃避长期关押在生理上、心理上的痛苦。此时死刑的震慑作用荡然无存。
　　一九八九年秋季最高法院通知我到上海外语学院出国培训中心学习，正好华东政法学院讲师和我同班参加出国培训，认识法学杂志编辑，我抽空写了约五千字论文‘论死刑’，主张逐渐废除死刑，增加终身监禁刑。那时可能太超前，未获编辑认可，不见发表。一九九零年公派前苏联留学进修，就读于喀山大学法律系，写了论文“中俄刑法之比较”，又将‘论死刑’翻译成俄文，和导师、苏联著名刑法专家维克道尔共同署名投书，前文已在校刊发表，后文不知是否发表，回国后就断绝了联系。但维克道尔教授非常同意我论文观点，进行了俄文文字上修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刑事法律更是这样。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应当逐渐废止死刑，也比较人道。考虑到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杀人偿命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以逐步减少死刑适用条款，设立终身监禁刑，逐步过渡到废除死刑。
　　我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前后共十八年，除无一冤假错案外，在法学理论上只有两个贡献。一是发表论文“论盗伐滥伐林木罪”，主张提高盗伐林木罪刑期（原最高刑为三年），数量巨大的，应按盗窃罪处罚，最高刑期提高到无期徒刑的观点被立法机关采纳。另一个就是“论死刑”论文主张设立终身监禁刑，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的观点，最近才被立法机关以“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减刑假释”形式采纳。只不过前一个观点经历半年被采纳，后一个主张经历了二十多年才逐渐被立法机关认可，对贪污犯罪规定可判处无期徒刑，不准减刑和假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