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不得不回避的案子

　　按法律规定，我不够回避条件，但又不得不回避。而且只能悄悄回避，还不能公开，否则等于披着合法外衣的挟嫌报复。性格外向的我处境十分尴尬：一要回避，二要不露声色，必要时得准备用善意谎言掩饰。
　　基层法院把邰、张、赵三人都以抢劫罪判处死刑案（严打时特殊程序），报中级法院审核。按惯例案件上来后，我作为主持工作副庭长，先把所有报上来的所有案卷浏览审查一遍，然后根据案件性质和难易程度，分到审判员手中承办。当看到赵某自然状况中，他姐姐竟是我七年前当教员时的学生，心中波澜立即掀起，回忆自己被批判、勒令到学校农场劳动改造的日子。
　　当时知识分子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面，称为臭老九，没有政治地位，是无产阶级大革命改造批判对象。学生贴大字报揭发批判老师司空见惯。毛主席高瞻远瞩，说了句：“老九不能走，”教员地位才有所提高。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对老师管理有看法的日记，树立了小学生批判老师‘师道尊严’的先进典型，掀起了又一轮批判老师的反潮流高潮。
　　1976年我主动从法院回到教育口，是洮儿河一中高中毕业班班主任。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时，学生贴出大字报，揭发我反对教育革命，坚持分数挂帅。说我说电影‘决裂’宣传手上有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纯粹瞎胡闹；电影春苗一针扎好了老贫农的老年腰腿病，是人造神话，从而又反对文艺革命。此外还贪污班费、隐瞒家庭成分等等，我不服不检查，被停职反省，每日到学校农场劳动改造，在小镇轰动一时。再加上我依照一九七五年宪法公开宣布罢工抗议，教育界本来已混沌的水，更浊浪滔天，不少人鼓噪要处分我。我生命能承载的负荷，已快到极限，一家五口乘坐的小船，也已经到了倾覆的边沿，必需拼死一搏。我不能这么被诬陷，沉沦下去。幸好迎来一九七六年金色十月，四人帮倒台，阳光普照，强加给我的罪名，不久逐条平反。我不但没贪污班费，班费还欠我五元钱，学校予以退还。之后我被调回法院，扬眉吐气，但受的委屈，还时常隐痛于心际。愤恨心情也并没完全消失，其中就包括赵的姐姐。她是大字报的背后支持者。
　　看到赵的弟弟要判死刑的卷宗，心情极为复杂，不知那根神经跳动起来，使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回避。
　　事情过去好多年了，强烈的憎恨心理，逐渐平复消逝。社会也安静下来，恢复了正常逻辑思维。我知道宽恕原谅侵犯过自己有过错的学生，是起码的师德。挟嫌报复，是法官禁忌。何况自己只是挨批判，受了委屈，并没受皮肉之苦，比起冤错案中逼供致死的人，不算什么。如果我亲自办此案，自觉还能做到公平公正，依法判处。但社会人多嘴杂，乘机挑拨栽赃的恐难禁绝。一旦有人唆使，难免无法说清，给工作造成损失。所以跳动起来的那根神经提醒我必须回避，一为保护自己，二为防止给工作造成不必要麻烦，弄得浊白不清。但我不能公开声张和他姐姐的矛盾，那样使他弟弟更处于不利地位，造成不是挟嫌报复的报复，难免卑鄙。
　　那根神经跳动很强烈，我下决心决定回避，心境反倒沉静下来。我依仗职权把案子分给了其他审判员。从此，凡涉及此案的各种会议、研讨判决意见，我都找理由不参加。在高级法院“717指挥部”集中讨论决定全自治区死刑案件，以便全区统一行动时，我是带队人，先汇报了保安沼劳改支队天津籍注销城市户口的六个长期徒刑犯，结伙乱刀杀死哈尔滨籍犯人案件后，伪称肚子痛向领导请假，没参加其他承办人汇报案件过程。
　　“717指挥部”会议，是所有案子定性量刑的最后一道决定程序，我诈称肚子痛脱身，感到一身轻松，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
　　市法院汇报人走出会议室告诉我邰、张、赵三个人都判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下达死刑执行命令，七天后全区统一宣判死刑执行。不知怎么地，知道死刑结果后，心里突然感到内疚起来，觉得自己过于自私，没有担当，愧对法律，不再觉得对得起天地……
　　执行死刑那天，我到外地执行任务，没在本地刑场，避免了学生看到我时的尴尬。因为无论我脸上表情是高兴还是沉重，都可能被学生误解。
　　严格讲，三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偷军帽，打架斗殴，小偷小摸，撬门别锁，多次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有的进过八九次学习班、少管所。他们正符合领导讲话要杀掉一批七进宫八进宫的对象。这次邰、张和另一伙以苏某为首的地痞打仗，得了些便宜，怕报复，请赵某出面说和。赵把姓苏的请来，四个人在小酒馆喝了一斤半白酒，又喝一大箱啤酒盖帽，哥俩好啊喊声不断。苏某最终答应和解后，随即离席回家。邰某说今天他妈的没打着人，手痒痒，刺挠。赵说：“那还不容易？见谁打谁。”张说：“好！”三人便里倒外斜离开饭馆，顺马路往北走。
　　刚过十字路口，见一妇女骑自行车从对面过来，邰某一把把自行车拽住，说：“你他妈眼瞎了，也不看看挡谁的道？”说着把车上挂的兜抢在手，吓得那女的车子也不要了，慌慌张张跑了。又见一男士和女友牵手走过，赵某撇嘴讽刺：“狗长抵角闹洋式。在大街上玩什么浪？”那男的不服，狠狠瞪了一眼。赵说不服啊，说着打了男的一记耳光。不等男的还手，被女的急忙把男朋友拽走了。邰、张、赵三人狂笑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邰某把腰间菜刀拎在手上，人们见状四散躲避。张某伸手打了一个躲避不及的老年人。这时守备师警卫连侯宽连长走过，停下来看怎么回事，心中愤怒，正思索怎么加以制止，邰某举起菜刀，冷不丁劈下，用刀背把连长额头砍出八厘长口子，血流满面，糊住了眼睛。邰某嘴里还说，军人有什么了不起，怕你咋地？侯宽连长捂着脸，跑回部队，吹紧急集合哨，命令警卫连战士出去，见醉鬼就抓回来。
　　战士得到命令，到街上搜寻三个醉鬼。邰、赵见战士出动，早已酒醒逃跑，各回各家，没了踪影。张某内急，蹲在高炮营墙根大解，见到如狼似虎的解放军战士，吓得提上裤子，起身要跑，无奈醉酒脚不稳，一歪一斜，战士一看知道是醉酒砍连长一伙的，二话不说，上前扭住，抓到警卫连部。战士气愤，一顿胖揍，张某交代出另外两个同伙。侯连长包扎完毕，将张和口供派战士送解到公安局。警察按张某供出同伙的家庭地址抓捕，二犯很快落网。
　　如果正常时期，抢劫犯罪中致人重伤的邰某，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都可以，另两位应在十年以下酌情量刑。但正赶上严打高潮，基层法院都宣判了死刑（最高法院按人大常委会决定，将三大刑一审权利交给了基层院，后很快收回），报中级法院审核。这场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运动，来势凶猛，轰轰烈烈，势不可挡。直觉又一次告诉我，又是一场自上而下抗拒不了的运动，想依法裁决已不可能，只能完全回避，才是上策。
　　果然，执行死刑后，赵的姐姐到中级法院打听我对她兄弟案件的态度。这时同事们才恍然大悟，知道我不露声色，故意回避到底的原因。他们毫无保留地对赵的姐姐说，我从没参加本案讨论，也没告诉回避原因，所有同事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大概担心说出来，有人替报复吧。一句话，我好话没添，赖话没说，回避彻底，干净利索。有同事说的我很佩服，说到我心里了：即便我不回避，公平公正依法办案，也抵挡不住严打风，反倒会受埋怨，里外不是人，甚至按照严打领导指示，被搬了“石头”。
　　赵的姐姐知道后很感动，说不报复，不添坏话，就是好人，证明老师没记恨学生，心地善良。她让同事带话给我，虽然她弟弟性命没了，罪有应得，谁让他捽呢。但和老师无丝毫关系。学生年轻时做错了事，对不起，请老师原谅。
　　听了同事转达的话，我对自己引以为荣自觉回避的清高品德打了问号，隐约产生的一种羞愧感，长时间挥之不去。如果自己不回避，按政策坦言几句，在疾风暴雨中争取一下，或许案件结果不是都判死刑。赵毕竟只打了和女朋友牵手逛街的男孩一个耳光。原来的劣迹，都已受到行政处罚……我暗暗谴责了自己好长时间。
　　不久此案风平浪静，淡出了人们视线。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已成为历史，但法院多了一个笑话：如果有人不参加案件讨论，不参加合议庭审理，或提出不去下乡调查，或找理由不接案件，一定有人开玩笑：‘是不是肚子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