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诱惑

　　在五彩缤纷世界里，无论您是高级法官还是基层法官助理，都曾面对诱惑。但真正打动你心的，涉及钱财和职务升迁，需要马上抉择的，只有一两次而已。
　　一九七九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重回旗法院，立即投入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因为有党中央的指示，这项进行得比较顺利，大批文革中及历史上的错案得到纠正。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东北地区最大监狱之一保安沼劳改农场，原有一个河南籍就业工人张文全，一九六六年秋劳动中间休息时，因为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烧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二十七个伴驾王，只有大将徐达逃脱的故事，被认为“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满后已迁回原籍。汇报时对“恶毒攻击罪”平反没争论。但我提出在审查全卷时，他确实是随傅作义起义的少校军官，虽没申诉，但原判以他反动军官身份，又恶毒攻击合作化步子迈大了，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不当。即便依照当时定案标准，没有破坏合作化行为，亦不构成“反革命罪”，应同时予以平反。虽有意见分歧，经慎重讨论，终于统一了意见，两罪同时宣告无罪。我把无罪判决书寄回了他原籍。因为是书面审理，我不认识张文全本人，需平反纠正的案子又多，时间长了，忘记了曾办过他的案子。
　　“五·一”节后上班，一位白发冉冉的老者随我进了办公室，随后门被他关上。他急促地问：“您是王先生吧？”
　　“是。您有事吗？”
　　“我是张文全，来感谢您的。”
　　“感谢我？”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已完全忘记了张文全的名字。
　　他看我诧异，说：“我原是保安沼的，咱俩没见过面。您坚持两罪一起平反，摘下了两顶戴在我头上的黑帽子，终于洗清了自己，可以向儿女有个交代了。”
　　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哦……快坐下，别哭。”我想起来了，抱歉地说，“这么多年让您受委屈了。对不起。”我又问：“您听谁说的？”“保安沼管教干部告诉我的。”“哦……”我明白了，接着问：“有什么问题吗？”
　　“没啥……我是特意从河南来谢您的。不坐了。”说完从兜里拿出一个信封，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三千。咱俩没任何私弊，放心，这事儿只有你知我知。”
　　天哪，三千元，这在当时是我六十个月工资，能买三间县太爷才有权享受的大瓦房，不能不说是一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要说不动心，对当时还租房住的我来说，那是假话。但这三千元是他前后冤狱十五年，请当地法院转交的国家给的全部生活补助费，少得我们都感到脸红，现在拿出来感谢办案人，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不能伸手。我说：“抱歉，这钱我不能收。”
　　“怕什么？”他诧异地问。
　　“生活再难，我也得给孩子们积点德。你知我知，天知地也知。上帝知，佛祖也知，他们的眼睛总睁着。”说完我把信封推给他，补充说，“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困难，你平反后，国家给你的这点钱作为补偿，您不嫌少，就谢谢您了。”
　　他十分激动，擦了擦眼泪，上前用长满老茧的手握住我的手说：“共产党有你这样法官，我服了！旧社会我还贪污过军饷呢。我一定给院长写信，表扬你两袖清风。”
　　“千万别写感谢我的信，太庸俗。这都是大家讨论，院长定的。再说法官都一样，哪个都不能拿不干不净的钱。谁都知道拿黑钱是自毁形象，自黑良心，对不起党和国家信任，连老婆孩子都瞧不起。”
　　他见我态度强硬，很郑重地给我鞠了一躬，走了。道别握手是那么用力，眼里还噙着泪花，不住点头，感谢的心是那么诚恳，让人感到中国老百姓是那么老实听话，无论受多大委屈，只要平反，给个说法，不埋怨国家，不计较个人得失，多么可爱啊。
　　我望着他瘦瘦的有些佝偻的背影，有些怜悯，更多的是感谢和感慨。咱们中国人最老实、最好领导。冤狱十五年，平反后给这么点生活补助费，一点怨气没有，还要拿出来感谢办案人！当然我也为经受住平生第一次诱惑感到自豪和轻松愉快，体会了两袖清风带来的平静和幸福是如此美好，能让人享受了一辈子。
　　第二次让我心动的诱惑就简单多了。一九八五年我已是中级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一天院长突然通知我“党委要我们汇报张炬贪污上诉案，你带好卷宗，随我汇报。”我说：“审委会不是决定宣告无罪了吗？又不是内部规定的死刑必须经党委批准，党委讨论啥？”
　　那时内部规定，凡是判死刑的，都得经过党委讨论审批。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大家并不不反对，因为死刑是剥夺生命的最严厉刑罚，慎重些没什么不好。但党中央依法治国决心很大，三令五申不让党政领导干涉具体案件。院长见我提持异议，用纸把烟丝卷完说：“共产党员，不听党的话行吗？”
　　说实话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宪法和刑法都是党中央提出的方案，领导决定的，严格按刑法办事，就是听党的话。但我不怪他。他是一贯听党组织的话走过来的，兢兢业业按党组织的指示办事，两袖清风的好领导。
　　我俩走进党委小会议室，书记已危襟正坐，旁边是五个党委委员、副书记。远处坐落的市法院院长、办案人，检察分院、政法委、纪检委领导及办案人。好威严的阵势。我已意识到中级法院坐在了被告席。果然我刚汇报完，书记问我：“什么理由要宣告无罪，为什么市法院判了七年徒刑，到你那里一年罪都没有？”我一一作了汇报，并坚持无罪意见。我声音洪亮，从犯罪主体、主观、客体、客观，犯罪对象，以及市法院为什么判错了，刑诉法对一审错案上诉后，中级法院应如何纠正的法律规定，详细阐述一遍。其余五个党委委员都不作声，结果有罪决议硬是没通过。书记不亏是经过大世面的，领导才能出类拔萃，沉着冷静，有板有眼说：“好吧，政法委代表党委再讨论一次再定。先不要宣告无罪。”他毫不费力地摆脱了尴尬局面，把责任推到了政法委员会上。
　　散会后主管政法的副书记把我单独留下，亲切地说：“党委领导一直很关心你，看重你，知道你有一定办案水平，怎么这个案子不和党委打击经济犯罪的步调保持一致昵?”
　　我不傻，知道只要我在政法委讨论时，同意有罪意见，升职和涨工资一瞬间就可能成为现实。这无疑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关系到人生命运的最大诱惑。但良心告诉我，虽然‘水清则无鱼，’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已成为人们处事共识，但我不糊涂，不能把明知无罪之人宣告有罪，那将是人生抹不掉、让子孙后代都不能原谅、瞧不起的耻辱。于是我说：“此案确实是无罪案件。他多支出了一万多元，超过住房标准15平米，但私建公助房产权是国家的，构不成贪污罪，应无罪释放。”他有点不理解地看着我，我不由补充说：“如果我错了，自动辞职。”
　　但是，我希望无罪之人依法宣告无罪的一线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第二天党委书记一个电话，以打击经济犯罪不利为名，把我这个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巴图巴根任命的副庭长职务免了。我尝到权力的厉害，但又一次尝到了拒绝诱惑后超级平静带来的美妙感觉和良心的快乐。这种快乐始终伴随着我工作的每时每刻。六十六岁时，我得了不治肝病，两次病危通知书下来时，平静和快乐仍然伴随着我，竟然发生了奇迹，又黑又灰又黄又瘦骷髅般面容，二年后逐渐变得红润丰满，十二年后仍然红光满面，精力旺盛，天天写博客、小说，每天在森林公园疾走5000米，和离退休老同志们谈笑风生，毫无保留地讲讲过五关在斩六将的故事，底气十足地侃侃坏有坏的各种巧合的过错。
　　我的四个孩子都拒绝过不良诱惑，大概是平安是福的家风吧。他们都有儿有女，有房有车，生活平静，享受快乐和睦。两个女儿在北京、烟台是执业律师，小儿子正营级军官转业到纪检委，大儿子也事业有成，财源广进。正应了老母亲过春节给观音菩萨上香时，常常说的一句话：好有好报，保佑好人一生平安。
　　案子按党委意见判了七年徒刑，但赵院长坚决不改审委会无罪记录，只在旁边写上：按党委意见维持原判。此注解为以后案件平反打下了法律基础。当然，我也没改合议庭无罪的合议笔录。两年后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发回重审，最终宣告被告不构成犯罪。不幸的是宣告无罪之人有罪的，虽升了官，有的逐步升到厅官，但不到六十岁退休前有病逝的，猝死的，退休后五年癌症不治身亡的……由于事关个人的隐私，恕不能奉告。他们都是司法界精英，也都是好人，只是在领导面前经不住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