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险些错杀

　　在写工作笔记时，我的心境还不能平静，似乎还能听到惊愕引起的心跳声。我差点犯了法官的大忌，不是马副主任提醒，差点杀了不该杀的人。
　　被告张德喜是铁路工人，二十八岁，住车站铁路居宅。他对杀妻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动机目的交待很清楚，他说：“中午下班回家，见妻子炒菜放的油太多，说她一句还不服气，她顶了我一句，我说两句，她顶我三句，我气急了，就砍了她。我工资低，生活困难，不节约还行？”又说：“砍一刀不解气，砍了许多刀，她不动了，我才住手。”
　　这是一起因家庭琐事引起的杀人案件，多人见证，证据确实充分，动机和目的都十分清楚，看完卷后觉得不像其他复杂案件，不需费多大脑筋。我到看守所审他时，口供很稳定，事实证据没有变化，觉得写个结案报告就可以了，有些轻松感。
　　结案报告也很简单：被告张德喜中午下班回来，满是灰尘的宽大工作服还没脱，见妻子炒菜用的油多，说：“一个月一个人才供应三两油，炒菜用这么多油干什么？你真他妈的是个败家娘们！”妻子李萍顶了一句:“孩子奶不够吃，炒菜不放油行吗？”正好此时不满周岁的儿子哭了起来，妻子又嘟囔抱怨了几句，张德喜心烦，大怒，抄起锅台上菜刀猛砍一刀，妻子发出凄厉喊叫，他也没停止，抢过哭叫的孩子，一顿猛砍，直到妻子气息全无，倒在血波不动……。
　　邻居发现后跑到铁路派出所报案，警察全副武装，迅速出警，赶到时妻子已气绝身亡，全身是血。经法医鉴定，妻子脖子、头、胸部、左臂前部十三处刀伤，系失血性休克死亡。警察抓张德喜时，他还抱着孩子说：“别哭，爸爸没事儿。”案件由刑侦转到审判组，我让他辨认照片上死者伤痕时，他指着左臂上的刀痕说，是李萍怕伤到孩子挡他的刀落的伤口。
　　张德喜因琐事杀妻，手段极其残忍，为保护妇女人身权益不受侵犯，我个人意见：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张德喜生性小气，竟因家庭琐事，残酷杀人，罪不可恕。受害人李萍面对危险，首先想到的是别伤到孩子，表现了最伟大的母爱，被告不判死刑，难告慰死者，难平民愤。一致同意承办人意见，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书写好后交给马宝臣副主任签发。不到三百字的判决书他看了足有十分钟，我正奇怪时，他问：“抓他时他正抱孩子，没企图逃跑，没反抗表示？”
　　“没有。”
　　“他还抱着孩子？”马副主任重复问。
　　“抱着。他觉得妻子不好好过日子，还顶他、气他，就把她杀了。蛮有理呢，还说没事儿。”
　　马副主任沉默了片刻，说：“给他做个精神病鉴定吧，看看有没有精神方面疾病。”
　　“杀人时前因后果他叙述得都很清楚，连死者左前臂伤口如何形成的都记得也清楚，说明他行凶时思维清晰，还用做精神病鉴定吗？”我问。
　　马副主任老刑警出身，文化大革命前的公安局副局长，深受干警爱戴，我又是他调来的，很尊重他，但觉得他过于小心谨慎，又涉及保护妇女权益政治问题，顺嘴顶了他一句。他像惯常那样眼睛看着桌面，不和你的眼光相对，也不生气，说：“没有精神病再杀不更有把握吗？写个精神病鉴定报告交给我。”
　　这是马副主任第一次用不必商量的命令语调说话。我吃了一惊，忙说：”好的，我马上写申请精神病鉴定报告。”
　　我不是善于看风使舵、溜须拍马的人，但马副主任老刑警的威望和公安工作的半军事化作风，使我不得不服从。而且，我隐隐觉得‘莫非我和大家都错了？’
　　精神病院鉴定要三个月才能结论，这三个月虽然有其他案子缠身，但在我脑海中对张德喜是否可能有精神病，常系心间，甚至有耿耿于怀的冲动，希望鉴定他作案时没有精神病，有刑事责任能力，好给无辜的受害人灵魂一点儿安慰，也希望马副主任做事不必过于谨慎。
　　三个月后，我去公主岭精神病院将张德喜接回来，鉴定结论是：接技性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拿到鉴定结论时，脸上出了冷汗：好悬啊，险些错杀！那将是法官终生罪过！我为自己判断错误忏悔同时，心里仍有些疑惑。一个人把杀人的原因、前后经过叙述的那么清楚，还是精神病患者，不受刑事处罚？
　　押解他回来的火车上，乘警很负责任，问我需要协助不？我说不需要，把他铐在茶几腿上，不跑就行。何况我已告诉他有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回去就放，他不会跑。张德喜一听精神病，情绪激动起来说：“净瞎说，我才没有精神病呢。大夫瞎诊断。这么一闹，将来搞对象都难了。”
　　我为缓和气氛，问：“在监狱好还是在精神病院好？”他说：“精神病院好，能吃饱饭。在看守所土豆也不让吃饱。”我没敢提他妻子、孩子的事，话到嘴边咽了回去，怕他犯病，一路上净聊精神病院的事了。奇怪的是他连孩子都不提不问。反复说“有的到精神病院做鉴定还打架，不让大夫安生；他听话，吃饱就睡。政府照顾得这么好，他们还捣乱，真不像话。”他还替大夫打抱不平呢。
　　回来后我请教过法医专家，他们说精神病人大都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我又找了不少精神病方面书籍，包括苏联专家卡捏廖夫的著作，对精神病的种类表现有了初步了解。向马副主任请教时，他引用了卡捏廖夫的论点，让我很吃惊。他说：“搞案子不光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还要搞清动机和犯罪时的心理状态才能下结论。思路得宽些，特别是死刑案件，脑袋掉了安不上呀！”他又补充说：“另外，特别对死刑案件，还要尽可能了解他成长所处环境，社会状况，对处理案件不无裨益。他十五岁还尿炕呢，十岁才上学。当然，你是外地支边来的，不可能了解这些，
　　我对马副主任不惧流言，小心谨慎依法秉公办案，更佩服得五体投地，成了我终生的良师益友。他的身传言教，使我认识到一个好的刑事法官，不但精通法律条文，还要深入了解社会，掌握一定医学等各方面知识。真是学无止境。
　　张德喜被宣告无罪，释放回家休息治疗。只不过调到外站和老父亲一起生活。但天有不测风云，大年初一早晨，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他神差鬼使地手拿小铁棍到派出所给警察拜年，把值班警察吓得跳后窗户跑了。韩所长知道后，给正在值班的我打电话说：“老弟，你好啊，你高高兴兴过大年，合家团圆吃饺子，我们兄弟倒老霉了。”“怎么了？”我问。“刚才张德喜拿铁棍给抓他的警察拜年，派出所值班警察都吓跑了，万一他又杀人怎么办？”
　　我深知一旦事故发生，后果极其严重，急忙向正值班的马副主任汇报。他让我亲自了解一下，真有异常表现，可建议铁路方面送张德喜去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我们人保部出手续。我撂下电话，急忙骑自行车赶到铁路派出所，张德喜正大摇大摆坐在所长的椅子上，见到我后，提着小铁棍向我走来，但眼神并无恶意，可我仍提防着。他说：“你是好人，评评理，我来拜年，他们都跑了，还说我犯精神病了。我根本没精神病。”我说：“你拿铁棍拜年，还不把人家吓跑？你先把铁棍放下。”他很听话，把铁棍给了我。门外的警察涌进来，乘机把他绑了个结结实实。张德喜喊我救他，但我已无能为力。他那呆滞的求助的眼神直到现在还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向马副主任汇报后，他告诉我，警察的生命和精神病人的生命一样重要，这样做对双方都是保护，不必自责。现在的医学还不能治好所有精神病人，我们也不能保护所有人不受精神病人的侵害，一些强制治疗措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警察跳窗户跑了，是一种自我保护，不必奇怪。因为一旦警察一句话不符合张德喜意愿，他可能愤怒犯病而行凶。
　　马副局长对刑事犯罪的方方面面研究的细腻透彻，让我五肢投地。我也终于没错杀人，值得庆幸，同时也感到很无奈，只能祈求上苍保佑在精神病院治疗的张德喜了。
　　好多好多年后，我不经意地和铁路派出所警察打听张德喜情况，得知他入精神病院后，病情时好时坏，后来越来越重，几年后死在了精神病院。他的儿子被人收养。孩子很聪明，收养人视如己出，没告诉他是养子。孩子十八岁就考上了重点大学，全家搬到养父原籍——湖南一个县城，后来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我听了有些安慰，孩子发奋读书，对得起以臂挡刀的母亲。不管怎么地，我没有错杀人，想起来心中还感到一丝自我安慰，感谢马副主任不吝赐教，始终不忘他办案要细致慎重，知识面要宽，做到万无一失的教诲。这也是我一生没办错过一个案子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