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临头各自飞

　　尽管当地最大贪污犯连海有广泛人脉，有许多人帮他，他还是最终被判处了死刑。执行前他不失尊严，没有死前的恐惧，穿着整齐，谈吐自然。问他有何遗言，他说论罪该死，服判。又吟出两首诗：“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并要求把这两句话记在宣判笔录上。又补充说：“告诉八个孩子，千万别贪财”；他死后不进祖坟，无脸见祖宗，挖个冰窟窿，塞进东大河，实行水葬，洗净灵魂后归大海；又说请转告莲花，他不恨她，好好抚养孩子，不枉夫妻一场。说完，好像卸下千斤重担，戴着铁镣铐，在武警押解下走上了刑场。　　
　　连海贪污案并不复杂，他原是土畜产公司羊毛仓库保管员，也算企业小干部。他一表人才，是标准城镇蒙古族汉子，白白净净，蒙汉兼通。妻子莲花苗条漂亮，大户人家出身，言谈举止得体，在生活圈内是个有名的美女。他们结婚二十年接连生了八个孩子，可见夫妻感情之深。连海原本是很敬业的保管员，他管理的仓库从不缺库，还有升溢，都如实申报，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天下大乱，单位两派相互敌视，争权夺利，没人查库。门卫也两派，拉羊毛车辆出入没人认真检查，同派的招招手就能凭“革命友谊”自由进出。
　　连海并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绝顶聪明，和哪一个派都保持友好。像草原上的喜鹊，报喜不报忧。他看到文革中当权派“靠边站”，没了监督的压力，自己家里孩子多，生活拮据，便打起了歪主意。先是利用马车夫带出些羊毛卖，小打小闹，两人分赃。后来觉得风险大，而且数量小，虽然有他开的出门证，但两派争斗趋于尾声，门卫一旦认真起来，难免被发现，便有收手之意。但一年来和马车夫合伙盗窃羊毛的顺利和带来的利益，像勾魂针，欲罢不能。他犹豫着，朝思暮想着……
　　事有凑巧，有一天，他和土畜产公司收购部检斤员杜顺、技术员“八十一”、主任江云推牌九，他大获全胜，赢了三家各一佰多元。那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当时两个月工资呀。江主任连连叫苦，他又是个有名的“妻管严”。连海看在眼里，就灵机一动，说：“算了、算了，把钱都拿回去吧，算我倒霉，碰上了穷鬼。”然后从兜里又掏出十元钱，到门口饭店一元二角买了一瓶纯粮草原62度白酒，三元钱买了猪头肉、酱猪肝各一斤，五元要了一荤一素两个炒菜，让服务员拿到收购部里，四个人喝了起来。其实四个人酒量都不大，高度白酒下肚，话不免多起来，一齐称赞连海够哥儿们意思。
　　连海也忙感谢大家多年来没少照顾他，亲属朋友来卖羊毛、药材，只要打个招呼，没降等少秤，提高了他在家族中的威信。又借着酒劲拍着桌子说：“你看人家造反派头头，不但一步登天，还盖起来五间大砖房，老婆孩子穿的那个鲜亮，哪像咱们家孩子补丁落补丁……”说着还哭起来，掉了眼泪。
　　检斤员杜顺年轻，脸也喝红了，说：“他们也是靠造反得来的权利，拿羊毛发财，哪像咱们主任这么老实。”江主任已听出弦外之音，打断杜顺的话说：“喝多了，净瞎说，喝酒吧。”
　　技术员“八十一”年龄最大，老谋深算，说：“老连，你为人仗义，今后有困难尽管吱声。”
　　连海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杜说：“客气啥，说吧。”“我家在农村，经常有穷亲戚赶着毛驴车拉点羊毛到仓库找我卖羊毛，有时你们下班了，就把羊毛放在我那儿。这不，我弟弟连江放我那九十多斤哈秋毛十多天也不来取，虽说和门卫打了招呼，但往外拉时，是不是换了好毛呀，也让人怀疑，愁死人了。能不能这样：我开个收到条，你们见条开手续，就几十元钱，我弟弟直接到取款处结算不行吗？你们哥儿几个就帮老哥一把。
　　不见羊毛、不捡斤分等，空开收到条取钱，可是违反制度的事儿，一时难住了三个人。连海见他们面带难色，怕“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把以前的事也露了馅，急忙收口说：“算了，八、九十元的事儿难成这样，还没“两肋插刀”呢！我只不过开个玩笑，能让你们违反制度吗？哪天弟弟来了，把毛拉到这，分等检斤，你们照顾点就行了。”
　　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就几十元的事儿不答应确实面子过不去。江云看着杜顺和八十一说：“你们俩意见呢？”杜顺说：“我听主任的。”
　　八十一说：“这事儿就咱四人知道，只要保密，帮一下没问题。再说老连仓库收到条在咱手里，怕啥？”
　　江云干脆把话挑明了，说：“老连，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可别骗咱们，亏库可不是小事，缺了斤，亏了库，出事责任可是你保管员的。”
　　连海接着对江云说：“放心吧，亏库责任当然是我的。你手里有我开的收到条三联单，就证明你把收购的羊毛送仓库了，还怕我推责任吗？我老连从来不干对不起朋友的事儿。有福咱哥们儿同享，有难我一人担当。再说，几十万斤的库，往地上泼几桶水，第二天就升溢上百斤。你们检斤时再多扣点杂质，还能亏库？”
　　连海一席话，让三人吃了定心丸。杜顺拿出检斤单，写上：重量98斤，“八十一”写上哈秋毛：二等，每斤1.03元，计100.94元。主任签字，予以确认。连海从兜里拿出入库三联单，写上：收到二等哈秋毛98斤，交给江主任。
　　江云说：“老连，你得写入库三联单给我，好入账。另外，亲兄弟明算账，你得写一个收多少斤请我补办手续的条子给我，分完钱一烧，不伤和气。”
　　连海知道江主任信不过他，忙说：“对，亲兄弟明算账，按你说的办。”说完写了空白收到条：“江主任，我收到哈秋毛98斤，请补办手续”，江才在检斤单上签字。
　　第二天连海让弟弟持检斤单和入库单从收购部支走了100.94元。连海分别给每人20元，都心照不宣地收了。从此，只要四个人碰到一起，一个人说“整点”，便如法泡制，从几十斤到几百斤，从最次的哈秋毛，到价格高的改良细羊毛，一路畅通，胆子越来越大。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全国备战形势骤然紧张，特别是东北地区人心惶惶。一天晚上，四个人打麻将凑在一起，刚开赌第一局连海就和了个“清一色”，但他却把牌洗了，说：“别打了，现在这么乱，要关起门来打狗，不是要把大鼻子让进东北消灭吗？大鼻子一来，天下大乱，谁还管谁？咱们也得准备点钱，以备后患。”
　　他这一说，江云和八十一立即回忆起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东北，日本鬼子狼狈逃跑、市面破败混乱景象。杜顺虽记不起来那时情况，但也听老人们说过商铺被抢，兵匪一家情景，便点头表示同意。
　　连海说：“别小打小闹了，干把大的吧，每人分三四千元，够逃难的了。”于是把窗帘拉上，开始作表：一等二等哈秋毛多少，本地、杂交细毛羊毛多少……总计价格七千五百多元。连海让连江穿着蒙古袍到结算处取款。过了十多天，又以同样买空卖空手段，骗取七千多元羊毛款。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口张大了难免噎着。正是穿着蒙古袍的牧人连江，两次大额取款引起了现金员的怀疑：个人没这么多羊毛；生产队卖羊毛为什么写个人名字？……于是她报告了已经进入外贸局的军宣传队领导，经旗公安机关军管会、人保部秘密侦查，将连江拘留，一夜突审，真相大白，其余四人无一逃脱。　　
　　连海还交待了和马车夫勾结贪污的事实。经过一年多的内查外调，核对证据，连海利用职务便利，勾结他人，采取空中飞条子手段，利用职权，共贪污人民币24065.05元。但一笔4000.00元的贪污没有直接证据（没连海写的入库单），且四犯口供矛盾，连海不承认，依照可定可不定的不定原则，案子转到审判组审查时，经讨论未定。这样，连海共计贪污20065.05元。根据当时政策，贪污万元以上，态度恶劣，又拒不退脏的，就可以判处死刑。延边和长春贴出的死刑布告，贪污一万四千元的两名罪犯已执行死刑。所以动员连海家属退赃是挽救他性命的唯一办法。我赞成积极动员莲花退赃。我从心里反对为一、二万元判死刑。美国人一年工资合人民币好几万元，中国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但是我碰了钉子。几次谈话，我苦口婆心地对连海的妻子讲退赃从宽政策，为了丈夫的生命，应当把她转移出去的装满赃物和现金的黄提包交出来。但连的妻子根本不承认有黄提包，更别说拿出来了。
　　我有点不耐烦。好多案子等着结案呢。我决定请老审判员乌云用蒙语帮我再审一次。乌云说“莲花铁心不要自己丈夫了，再审也没用，除非用鞭子抽她”。我说“可别抽，让她赖一下犯不上，证据会让她开口”。
　　警察把莲花带来了。她穿得很整洁，完全不像八个孩子的母亲。
　　我说：“莲花，隐匿大量赃物也是有罪的，你应当讲实话。你得为你丈夫想想。我们不隐瞒你，他贪污两万元，已搜缴五千元，再退几千元和鹿茸、人参，剩五六千元，不至于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投入劳改后，表现好点，八九年也就出来了，连海才五十五岁，一家人还可以团圆，否则……你看长春市中级法院布告了吧，一万四千元都判死刑枪毙了。别错了主意。”
　　乌云用蒙语接着说：“我们完全是好意，把不该交的底儿都交了，你还有什么怀疑？你和连海生了八个孩子，他宠你爱你，此时不能坏良心，不管他的死活吧。不要忘了邻居吃苞米面粥都困难时，你两口子热炕头吃三鲜馅饺子那会儿。”
　　莲花沉默了，坐在凳子上搓着修长的双手，脸上的表情不时变化着，不时叹气，做着思想斗争。此时我才发现她漂亮的瓜子脸上的皱纹已经很深了。正当我和乌云以为我们的真诚感动了他，可能觉悟时，她抬起头，目光变得很坚毅地说：“没什么黄提包，你们认为我撒谎，把我抓起来吧。”
　　乌云一听，勃然大怒，把五四式手枪放在桌上，抽出武装带要打她。我用尽力气才把武装带抢下来。一皮带下去，能把牙打掉。乌云不解气，骂道“你比石砬子上的毒蛇还毒，够狠，不救丈夫，还敢和我们叫号！你是不是蒙古人？”
　　我阻止了。稍稍平静后，我问莲花：“你娘家大哥能诬陷你吗？”
　　“不能。”
　　“那为什么他说你在连海被捕后半个月，把一个大黄提包埋在他家沙果树下，埋之前还验看了里面的东西：三米毛料、一架鹿茸、一根鹿鞭，一颗老长白山人参，五千元人民币，二十天后你又去起出来拿走了？”
　　“他瞎说。”
　　“你挖坑的痕迹还在呢。你是他亲妹妹，他能瞎说诬陷你吗？”
　　“他为了立功呗。”
　　“你和小叔子连江关系如何？”乌云问。
　　“一般叔嫂关系。”
　　“他能害你吗？”
　　“不能。”
　　“他交待说你把黄提包从你哥那转移到他那，十多天后拿走了，对吧？”
　　“不对。”
　　“你敢对质吗？”
　　“敢。”
　　我让警察把另屋候审的连江带进来。他是我最后的杀手锏了。我还没交待权利和义务，连江扑通跪在了莲花面前，哭着说：“嫂子，救我哥一命，把黄提包拿出来吧，我都交代了……”
　　“我没从你那拿过什么黄提包。你跪着也没有用，起来吧。我也没让你哥贪污。”莲花平静地说。她肯定猜到我会让连江出来作证，脸上没意外表情。
　　我看得出莲花铁了心，很快结束了对质。第二天提审时把结果告诉了连海，他“唉”了一声说：“她是怕八个孩子挨饿”，又唉了一声说：“她要了我的命了！”
　　后果正如他预料，此案在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时，高级法院承办人汇报基层院意见：无期。高院意见：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当提到内有赃款赃物的黄提包没下落，妻子莲花拒不交代时，主任说：“还讨论啥，什么无期死缓，他老婆都不要他了，咱们还留着他干啥？再说，趁珍宝岛事件作案，妄图变天发国难财，具有反革命性质，情节还不够极为严重吗？”于是一锤定音：死刑，剥夺政治权权利终身。其余三被告，吉林省高级法院都同意了基层法院量刑，因退赃好，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五年、三年徒刑。至于那个马车夫，因他家卖了五间砖房，几个亲属帮他退赔了五台缝纫机，七块手表，实足弥补了国家损失，被宣告免予刑事处分，当场释放，树立了积极退赔，从宽处理的典型，影响巨大。
　　执行枪决那天，看着连海麻木地走向刑场，听着他灵魂过奈何桥时沉重的脚镣声，我想了许多许多，不知“无毒不丈夫”和“最毒妇人心”哪个是对的。后人谈起此案时，为连海惋惜的，说死得不值。有理解莲花的，也有破口大骂的，但都一定重复死刑犯那句“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