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冉海光

　　历史的沉淀越久远，留下的痕迹越清晰,呈现的光环越明亮。已经87岁高龄的原秀山县委书记冉海光，就是在秀山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深深印记的人，50岁以上的人提起他，都是举大拇指称赞，可谓秀山历史上的功勋县委书记。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话用来赞扬老书记冉海光的功勋是再恰当不过的赞誉。如果说当今秀山50岁以下的青壮年或所形成的社会主流，对秀山过去的记忆已经模糊、已经远去，甚而尘封，已经不知道冉海光是谁的话，但县城及钟灵水库流域近20万人被钟灵水库滋养，这个实实在在的现实，无论如何都不会模糊、不会远去、也不会被尘封。
　　钟灵水库，这个造福秀山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的决策者、推动者之一，就是当年的秀山县委书记冉海光。
　　黄智贤知道冉海光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在文革期间，那时的冉海光是个反面人物——扎在公路边树上的草人。当时，公路两边的苦楝子树上扎很多草人，从中央到地方有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等，草人上都写上“打到XXX”的字样，由于黄智贤当时识字不多，县里头被打倒的人物名字没记住，只记住了个冉海光，因为这个名字响亮、简单，好记。
　　黄智贤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1977年10月，他作为高二学生上钟灵水库参加万人大突击，语文老师让黄智贤做战地通讯员写顺口溜，曾见到了这位最高指挥官——县委书记，他个子矮小，手夹“经济牌”香烟（俗称“经济烧”，8分钱一包），穿解放鞋，一副民工打扮，没什么特别。他的派头确实没让黄智贤产生敬畏，因为和他儿子长得差不多（他儿子在秀一中读书，高黄智贤一个年级，经常不睡午觉，他们一起在操场投几个篮球，大家喊他“小冉嘎子”，不知是昵称还是戏称），所以记忆深刻，毕竟见了个大官。
　　冉海光从1951年来秀山到1981年离开，整整在秀山工作30年，他的工作经历基本上是在秀山度过的，直到1984年从酉阳县委书记任上退居二线。
　　冉海光，男，土家族，生于1929年9月，初中文化，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小坝乡人，1973年7月至1981年6月任中共秀山县委书记，1981年6月至1990年任中共酉阳县委书记、县委顾问。
　　冉海光1950年1月参加工作。
　　1950年至1951年先后任酉阳地委农会干事、黔江县五里乡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秀山县高秀乡土改工作队队长。
　　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至1958年先后任秀山县龙凤区团委书记、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其间在四川省初级党校毕业。
　　1959年至1969年先后任中共秀山县委调研室主任、县委常委兼龙凤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其间在四川省中级党校毕业。
　　1964年至1965年参加涪陵地区社教工作团，先后任涪陵县李渡区大山乡工作队队长、垫江县社教工作团机关分团团长、新民区工作团团长，后回秀山任中共秀山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
　　1971年至1973年先后任秀山县科委副主任、县生产指挥组组长，其间参加省军区、省革委组织的地县级领导干部学习班学习。
　　1973年7月至1981年6月任中共秀山县委书记、县人武部第一政委、县革委主任、涪陵地委委员等职。曾被选为省党代会两届党代表。
　　1981年6月至1990年任中共酉阳县委书记、县委顾问。
　　冉海光在秀山工作长达整整三十年，参加和经历了秀山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恢复国民经济、"大跃进"运动、六十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初期等重大事件和政治运动。他经历了秀山解放后三十年的各个历史时期。参加秀山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秀山人民风雨同舟、艰苦创业、走过了坎坷不平的漫长的道路。
　　他任县委书记8年，是秀山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县委书记之一。之前长期担任区委书记，长期在基层工作。他政治立场坚定，党性原则性强，敢于斗争，敢于讲真话，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他工作能力很强，经验丰富，善于处理解决复杂的局面和问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作风扎实，生活朴素。他徒步走遍了秀山的山山水水，社队村寨，哪里有困难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群众称他为"草鞋书记""农民书记"。他长期在基层蹲点，与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身处困境，遭无辜的批判斗争，身心受到摧残，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不怕冲击，仍然坚持工作，坚守领导岗位。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不生搬硬套外地"改土"、"砌坡坎"的作法，不搞形式主义，因而与上级某领导发生了"改土"与"搞水"的争执，受到批评。他根据秀山的实际情况，抓住水利建设不放，只有解决了水的问题，秀山农村的粮食稳产高产才有希望。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秀山实际的。
　　冉海光在秀山工作三十年，最突出的政绩是他带领秀山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兴水利建设。先后修建了孝溪水库，平江大堰、钟灵水库、帅家水库、龙川大堰等众多水利工程，为秀山农业的旱涝保收、连年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使秀山人民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至今仍受到老百姓的称赞。
　　1951年，秀山土改，冉海光作为酉阳专区派往秀山土改工作队几十名成员之一任龙凤土改工作队队长，工作地点就在龙凤、司城、塘坳一带。52年秀山土改结束后，大多成员撤回酉阳，冉海光留了下来，任龙凤区团委书记。此后，老人家一直在龙凤工作，任区委书记，60年代初期进秀山县委班子，任副书记，又起起伏伏，于1973年任秀山县委书记至1981年调离。
　　龙凤坝子万亩良田的成型，孝溪水库的兴建是否与冉海光有关？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他一直处于龙凤区及秀山县委的核心决策圈，他不可能没参与这些工程建设决策与推动，有关细节，我们将会有后续访问。我们现在只看到良田万顷，龙凤花海，误以为是很久远的时代形成。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都知道，1950年代初期，整个清溪坝子由于缺水，几乎全是旱地，是解放后，从隘口到清溪的堰渠修通后，有了水的灌溉，才有了如今的良田万顷；也因为有了1973年建成可以灌溉、1978年全部竣工的孝溪水库的灌溉，才有了大清溪的大粮仓。
　　再来看看钟灵水库的决策、修建形成过程吧！
　　钟灵水库于1958年动工上马，坝址选于上游的板栗坪，库容很小，种种原因，中途下马。但作为县委核心成员的冉海光一直惦记着这个工程，不时走进钟灵实地考察。1971年，县委书记肖永谦、副书记冉海光、县委常委宿成清、水电局工程师祝清源等又把兴建钟灵水库提上日程，他们通过实地踏勘，决定重新上马，选址窑罐厂（即现在坝址）建坝，扩大库容。特别是冉海光、宿成清、祝清源三人，他们是走遍了库区的岩坷草丛、溪沟森林，风餐露宿，多次深入。宿老给我们描述当时选址踏勘的情景是逢草砍路、逢水踏河，戴着斗篷、披个蓑衣、穿双草鞋，“一蹲都是十多天”。
　　宿老说来轻描淡写，我们听来却惊心动魄。后来他们又跑地区、跑省城争取立项、争取资金、争取专家组来进一步论证确认，这一去一来就是五、六年。1976年4月30日，四川省水电厅正式下文，以《川水发（76水基字）330号》文件，批复同意修建秀山钟灵水库为三等工程，拦河坝为三等建筑物、核定国家投资为310万元。整个工程占地为17539亩，移民搬迁229户、849人，房屋搬迁117户，小学一所。（以上史料来自宿成清著《秀山党史资料》）。
　　冉海光书记，是秀山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功勋书记、真正的草鞋书记，值得尊敬！
　　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这一代干部，是一代与民同甘苦创业的人民干部，人民不会记住他们的。
　　不久前，87岁高龄的南下干部王世勤来秀山拜访她的同事们，对逝去的人不由悲从中来，泪洒热土；对健在的人要去叙一叙看一看。我们在宿老的带领下，看望了老书记冉海光，老人因脑梗塞腿脚不便，但精神尚好，语言无大的障碍。
　　冉海光老人就是我们常见的农村老头，普普通通、和蔼可亲，手上夹纸烟的动作或许就是他老人家几十年来的标志性动作。
　　冉海光是秀山拨乱反正的完成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可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年，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立场，致使党的工作出现徘徊前进的局面。
　　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得到确立，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再次得到发扬。对于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国人民有了信心和希望。
　　中共秀山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工作。
　　一、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间，“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给秀山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和阴影。“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粮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及一系列“左”的政策，仍然不同程度的束缚着干部、群众的手脚，致使各项工作徘徊不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县委始终抓住端正思想路线这个根本环节，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大家的认识真正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在实际工作中，要冲破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设置的种种禁压，放手地实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变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办法。这样，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使他们的思想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摆脱“左”的束缚，真正做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认真贯彻落实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把全党工作的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79年2月1日至8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以及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2月16日至25日，县委召开有1700多人参加的四干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工作会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会议强调，从现在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党工作的重心从长期搞政治运动转到搞生产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历史性、战略性、根本性的转变。会议通过总结粉碎“四人帮”后秀山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号召全县各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团结一致向前看，添措施，找差距，鼓干劲，动员全县人民从实际出发，议定今后两年农业内部调整规划，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狠抓流通，促进各项生产的发展。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调整好地方国民经济，加速秀山的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发展而努力奋斗。4月15日，县委常委认真学习讨论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县委书记冉海光强调，我们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上来。
　　县委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时，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提高三个认识：一是要改变抓粮食生产是务正业，抓多种经营（找钱）是歪门邪道的观念；二是要改变一提到“包”字，就认为是搞单干，搞倒退，对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搞专业队、专业组生产等犹豫不决；三是要改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现状，也就是改变只要大家一个样，穷一点也不要紧的现状。县委指出，不要片面的理解共同富裕，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强调解决的办法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提高对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全县干部和群众积极做好调整工作。
　　县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年时间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给农村、农业生产带来的可喜变化。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变了原有的经营管理形式，很多社、队试行“分组作业、三定一奖、联产计酬”等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把集体生产与个人的物质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初步改变了过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状况，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生产出现了好的转机。在试行的基础上，县委继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在全县加以推广。
　　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一）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针对党内思想理论战线上存在的问题，尖锐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针对这种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从上而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中共秀山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在全县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等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召开理论工作会，举办理论研讨会、座谈会，举办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轮训班，为各部门、各单位培训理论宣传员，并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简报》、《宣传动态》等各种宣传媒体，引导广大干部积极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在涪陵地委召开四干会后，县委召开了三干会，传达地委会议精神，专题研究如何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引向深入。会议联系秀山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搞好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三是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干快上；四是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正确处理粮食和多种经营的辩证关系；五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在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时，要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深入地展开讨论，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就是要通过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上进行拨乱反正，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破除我们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把我们的思想路线搞端正。县委强调，各级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当前的工作实际，要从总结30多年来秀山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入手，围绕工作重点的转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
　　如何对待毛泽东所作的决策，所发出的指示，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一种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是教条主义的集中表现，与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和作风是根本对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现代迷信作了深刻的批判，同时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中共秀山县委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时，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句句是真理”的流毒没有肃清，因而对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不理解。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上来，必须彻底冲破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两个凡是”的框框，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中解放出来。毛泽东曾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任何一个革命领袖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历史地、科学地看待革命领袖，这不仅不会损伤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恰恰是清除了林彪、“四人帮”对领袖的玷污，恢复了领袖的光辉形象；不仅不是“砍旗帜”、“丢刀子”，恰恰是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事实上，如果我们只从“本本”、“框框”出发看问题，其结果是越看越乱；而从实践方面出发看问题，就会越看越清。
　　县委宣传、理论、教育部门和党校采取多种形式，分批分期组织各级干部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很多同志在讨论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的召开，不仅标志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结束了徘徊前进的政治局面，更重要的体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批判，是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从根本上消除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思想混乱，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珍惜。有的同志说，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基本观点搞乱了，搞颠倒了，把任何事物看成绝对的了，通过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可以正本清源。很多同志深有体会地说：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我们的思想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办法要多一点，改革的步子要快一点，思想上要真正实现拨乱反正，还需要我们认真地从理论上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本本主义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提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希望，才有发展。
　　县委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认真进行了粉碎“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打击了极少数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因而较快地实现安定团结。为了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反复深入地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强调了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致性，从秀山的实际出发，在着重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同时，注意防止和克服了从右的方面误解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想。
　　三、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冤假错案，严重地影响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妨碍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因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对党的组织路线进行拨乱反正的关键。中共秀山县委遵照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展了党的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
　　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分管党务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任副组长，有关单位为成员。下设落实政策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县委在机关部门抽调近100人，组成落实政策的专门工作队伍。县委主要领导把落实政策的工作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除召开专门会议外，在各种会议上强调落实政策工作的重要意义，到部门、基层检查工作时，注意听取当地组织关于落实政策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重大疑难案件，抽时间亲自审阅，指导落实政策工作，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保证了落实政策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委强调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不仅是办案、复查、纠错的工作，而且要始终把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贯穿于整个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全过程，要把接待群众来信来访视为各级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的主要渠道，视为检查党的工作的好坏，督促各级干部执行党的政策的寒暑表。因而在落实政策工作中，各级各部门都专人负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件件有处理登记结果。工作人员和来访群众以诚相待，注意把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同落实党的政策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落实政策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县委采取办培训班，以会代训，研究典型案例等形式进行业务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党的有关政策，熟悉业务，独立开展落实政策的工作。办案初期，由于缺乏办案经验而采取了集中办案的方式，忽视了工作量大的特点，后来逐步改为以条条为主，条块结合，分级负责，归口办案，集中审批案子的办案原则。同时实行“四包一奖”制，把复查的重点放在“一定双开”、集团性公案和影响较大的案子上，起到了清查一案带动多案，解决一个影响一片的效果。面上组织流动工作组进行检查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了办案质量。
　　秀山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自1979年开始至1985年，历时6年时间，对“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四大运动的冤假错案和其它历史老案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复查、平反和改正。共复查案件涉案人2649人，全部和部分纠正的达2334人。其中，复查改正错划右派案175件和因右派言论受株连案107件共306人；复查“反右倾”案件涉及1539人，改正错误处理案199件；“四清”运动复查了217人，改正错误处理案件132件；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处理案114件393人；其它历史案复查了194人。经过复查,有248人恢复了党籍,有138人收回安排工作,有240人作了退职、退休、离休解决，有39名死亡人员补发了安葬费和抚恤金。对平反昭雪的党员干部恢复名誉，补发120人被扣发、停发的工资98562元，对14户被抄查的财物进行了清退。对工资级别较低的50人调升了一级工资。1979年，县人民法院集中力量对建院以来提出过申诉的各类案件也进行了全面清理、复查、处理。至1985年末，共复查957件，改判366件，其中平反294件，免刑60件，减刑11件，终止1件。在复查案件中，县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采取统一领导，分口负责，领导带头，全党办案，层层把关的方法，做到复查清楚，否定有理，肯定有据，定性准确，结论恰当，本人、家属、群众三满意。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分清了历史是非，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党的团结，发扬了党内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风气。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复查和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同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定了成分。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大量矛盾。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下决心，下大力气排除干扰，拨乱反正，为各个历史时期受害的同志平反昭雪，纠正冤假错案，解决处理好了历史遗留问题，使一大批长期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全党高兴、干部群众高兴，顺从民意，大得人心。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全新地投入生活，为感谢党和人民政府，他们在工作和生产中焕发青春，决心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重大的战略转移。秀山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观念开始转变，冲破了多年来“左”的思想束缚，开创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1979年春，县委做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决定，在批判“两个凡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要求各级党委联系实际，深刻领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搞好农村的拨乱反正工作，勇于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从实际出发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同时决定在全县农村率先改革，实行生产责任制，推动整个农村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秀山是农业县，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始终没有摆脱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三中全会后，秀山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开始了一场大变革。在这场大变革中，县委认真贯彻休养生息的方针，按照上级一系列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了山区农民的征购任务，扩大了社员自留地、自留山，特别是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开始好转，农民得到了实惠，出现了新局面。从提倡包产到组发展成户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到一大批专业户、重点户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的涌现，这是广大农民群众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进行的伟大创造，各级干部在实践中受教育，认识由浅入深，不断提高。在这场大变革中，广大干部、党员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一系列富民政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强扭硬拉，不搞“一刀切”、“一阵风”，使联产责任制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克服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把小规模的分户经营与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继承了合作化时期的积极成果，从而使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并且同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进步。
　　秀山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历了包产包干到组和包产到户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产包干到组。1979年，全县开始实行包产到作业组，搞“四固定”、一定三年不变，超产部分可按大部分或全部奖给作业组，生产队对一些多种经营项目，如养猪、牛、羊、蚕、鱼等养殖业，烟、菜、果、药等种植业，以及其它副业生产，包产到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员，实行奖赔制度。大田作业的植保、制种、育苗等包产专业组、专业人员经营，实物定额计酬。继而推行“三包一奖”（即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责任制。当年，全县共有3285个生产队，实行以组作业联产承包的有1842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56%。
　　第二阶段：包产到户。1981年，在“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号召下，县委出台了《农业生产包干到户责任制试行办法》、《农业生产专业和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试行办法》、《农业生产包产到户责任制试行办法》等文件。全县实行包产到劳、到户和水统旱包等多种形式责任制，仍然以生产队统一分配。全县4118个生产队中，搞专业承包的有152个队，责任到劳的有97个队，包产到户的有256个，水统旱包的有307个，以组联产的有297个队，包干到户的有2722个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6%。以队生产的有287个队。
　　1982年，全县4140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办法，即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生产队留10%左右的土地作机动地，90%的土地按常年产量以人计算平均承包到户，分户核算，自负盈亏，社员所收粮食除完成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外，余下归已。这样把社员的权、责、利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这年全县粮食产量达2.82亿斤，比1981年增产195%。
　　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后，农业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全县农村经济从单一的农业经济逐步转向农工商综合经营协调发展的轨道。在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专业户和新经营联合体。在短短的两年间，全县专业户发展到5294户，突出的清溪场镇发展到292户，经济联合体66个、参加农户308户，平凯镇发展到188户，经济联合体103个、参加农户252户。
　　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后，农业经营管理发生了变化。生产队将全部或大部分耕地承包到户耕种，山林（除国有林外）全部划分到户做责任山和自留山，并按承包合同进行统一管理。各生产队陆续将耕牛、种畜及各种适合农户使用的农业机械、农具等，折价处理给社员，少数较大的农业机械仍由集体保管。集体所有的晒场、保管室、仓库等，有的拆除还耕，有的作为兴办乡镇企业之用或出租给农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指导方针的指导下，对农户实行指导性计划，落实各项生产任务。社员可以自由从事养殖业、工副业、种植业等副业生产，还可以经商办企业。
　　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率先突破，推动各方面的改革，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历史发展潮流。县委认为，推行各种专业承包，发展商品生产，涉及到经济布局的调整，产前产后服务体系的建立，农工商经济的开展，经济体制的变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这是一乡一社的局部改革不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在一个县的范围内进行综合性的、协调配套的改革。县级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是包括农、工、商、财、文等各方面的整体。县一级的综合改革，是继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个战役，是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决定性的一环，对城市以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县委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上级党委的部署，全面启动秀山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即工交、财贸等方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办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意见：
　　1.调整全县经济结构，增加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发展乡镇企业，振兴农村经济；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合理布局，搞好商品基地建设。
　　2.改革计划管理制度，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保证计划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3.机关工作要深入调整研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凡是不利于这个服务的或影响这个服务的都要坚决进行改革。要建立机关工作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发挥职能作用，提高办事效率。
　　4.改革流通体制，认真抓好购、销、运、存、管各个环节，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建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贸易中心；继续搞好供销社的体制改革。
　　5.搞活农村金融，促进商品生产，把信用社真正办成农民群众的集体金融组织，充分发挥民间信贷的作用。
　　6.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宽政策，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在完成国家任务和不违背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允许企业按照市场需要能力发展生产，自己决定经营管理活动和分配方法，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搞活经济。
　　7.改革企业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任命制、终身制为选举制、聘请制，下放企业干部的管理权限，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对工人试行合同制。
　　8.改革劳动工资、奖金制度。企业要全面建立责任制，实行计件工资、浮动工资，企业奖金与上交税利同步增长，“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奖勤惩懒，按劳分配。
　　9.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科技工作要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面向生产，面向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建立企业服务中心和各种技术服务公司，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积极推广科研成果和各种实用技术，推行技术服务合同制和技术承包责任制，讲求技术经济效益，提高科技服务质量。
　　经济改革的内容很多，涉及到各个方面。全县各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不断改进本身的管理体制、制度和工作方法。总之，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冲破；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相适应的好办法、好经验，都要敢于探索，采用和推广。现在关卡太多，主要来自“左”的影响和旧的经济体制的习惯势力，有体制问题，政策问题，价格问题，但更多的是思想问题。政策不合符的要理顺，机构不适应的要改革，人员不适应的要调整。
　　秀山较早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是商贸部门和工业企业。1979年起，改革商业体制。生产资料开始进入流通领域，逐步下放计划管理权限，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实行计划分配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商业部门统管的商品，由1978年的273种逐步减至23种。粮食、油料、生猪等农副产品，改统购、派购为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允许多种渠道流通。个体商业随之发展。八十年代初，商业内部开展整顿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划小核算单位，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先后与江、浙、湘、鄂、川、黔省市60多个工商企业建立经济协作。随后，国、合商业企业和集体商业普遍实行“百元销售额工资含量包干”、“利润包干、工资浮动、超额分成”、“联销联利计酬”、“五定一包”、“超奖亏惩”等经营责任制。
　　1980年，工业企业开始推行党委（支部）、行政负责制，实行简政放权和内部经济责任制。两年后，全县工业企业普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矿）长分工负责制和厂（矿）长负责制及厂长任期目标负责制三种领导体制。企业分配普遍实行职工收入与效益挂钩和计件工资超计件计奖的办法。
　　1981年，冉海光调回家乡酉阳工作。
　　2012年7月26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冉海光、原政协主席戴相惠等151名离退休老干部赴该县南腰界红色革命根据地重走红军路、献策谋发展，助力南腰界红色旅游发展
　　老干部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沿着红军石板街，先后瞻仰了红二、六军团会师广场、会师纪念塔、红三军司令部旧址，深切缅怀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嘱咐南腰界乡要切实保护好这片红色遗迹，给子孙留下真正的红色文物
　　近年来，酉阳自治县南腰界乡站在“建设小城镇、成就大景区”的高度，把新区当成景区建，着力打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AAAA级红色旅游景区、辐射渝黔边区五县边贸强乡，现已建成一条旅游干道、一条景观河堤、一个文化广场、一个农贸市场、一个客运车站，三纵八横”的骨架已经拉开，一座宏伟的红军新城在大山里拔地而起
　　据悉，通过查看资料、座谈了解、现场参观等方式，老干部们真切感受到近年来南腰界乡民生工程、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老区一片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
　　考察学习期间，老干部们纷纷为南腰界红色旅游景区建言献策。在景区保护开发方面，老干部建议应严格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全面保护性开发革命文物景点，及时修缮革命文物；在景区文化提升方面，老干部建议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深度挖掘红色故事、创作红色歌曲、编排红色节目，弘扬红色文化；在开发红色旅游商品上，老干部们则建议将资源优势切实转变为经济优势，大力挖掘、设计、包装、推出红军鞋垫、红军帽、红军徽章、竹编、背篓、南腰界大米等特色旅游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