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未泯灭的良心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纸调令把我从公社调到旗人民保卫部清案组。报到以后，分给我的十二个案子卷宗已高高摆在了我的桌子上。砸烂公检法之后，看守所已人满为患，急需清理。
　　清案组（后改为审判组）是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后,更名的人民保卫部内部机构，行使审判职能，权利的范可谓不小。当时审理打击迫害知识青年案件,是诸多案件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上面催得很急。我受命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已经成为少妇的女知青,控告老公公董殿全强奸案。这也是旗革委会催办的案件之一。我从未涉足此类案件。特别是老公公和儿媳妇之间那些糗事儿,恐怕连福尔摩斯也头痛。
　　马副主任回族，大眼睛，双眼皮，浓眉毛，典型的回民面貌，报到时我一眼猜出他是回族。他是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一个视公安事业为生命的人，他知道我破了知青点被盗案后，点名把没见过面的我从公社调到旗人保部。他见我有畏难情绪，用会说话的大眼睛盯着我，鼓励说：“凡事开头难。你在公社已经积累了些刑事案件经验，只要不放过每一个蛛丝马迹，反复推敲，案子一定能处理好。我派刘凤山协助你。他也是特派员出身，熟悉农村情况，人很随和。另外，凡是嫌疑人在被捕后一直喊冤的，要格外注意。你是咱们队伍中唯一的名牌大学生，相信你一定办好此案。”
　　老公安如此信任，又寄予厚望，还把河北大学称为名牌，给我戴了一顶高帽，还能说什么呢。
　　卷宗不厚，但材料齐全：报案笔录、老公公口供、精斑血型鉴定、拘留证、逮捕证、原刑警队承办人结案报告等一样不少。口供所述时间、地点、情节和儿媳的揭发完全一致，何况还有精斑血型鉴定佐证，特别是儿媳妇报案时哭的一泪三把，原侦办人认定强奸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把想法告诉了刘凤山。他确实很随和，脸上总带着笑容，面颊上几颗浅白麻子似乎也在微笑。他所答非所问地说：“你真听话，一口就答应了？”
　　“局长给案子，能讲价钱吗？”
　　他见我不解，马上诙谐地说：“爷俩都哭，眼泪都顺面颊往下流，能分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吗？你这回一脚就踢到石砬子上啦。”
　　果然，提审时老公公号啕大哭，连声喊冤。
　　我问：“你冤怎么还承认呢？”
　　他说：“他们打我呀。”“打你就承认？”“他们说我承认了儿媳妇不离婚；不承认不但离婚，还要把孙子带走……那可是我们老董家独根苗，我的命根子呀。”
　　“那也不能拿名誉开玩笑呀？”
　　“孙子比我的命重要。”说完又抽噎起来。
　　我制止了他，讲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官样话，然后很严肃质问他：“那为什么现在又翻供了？”
　　“同监号的人告诉我，承认强奸，她受到了迫害，更有理由离婚并把孙子带走，返回天津了，我还承认干嘛？”
　　村子里来的天津青年多了，时间长了，老人最后一句话还带点天津味儿，而且有点理直气壮。我仍然不可理解，哪有听别人话就推翻的？他停止了抽噎，我按常规让他叙述事件发生的一月三日晚上活动详细情况，他翻来覆去就一句话，那夜他一直在马号喂马，根本没回家。
　　审问结束后，我问刘凤山印象如何，他没表态，只称赞我没问其他人经常问的“没这事咋告你强奸，不告别人呢”这句话。看来搭档不但随和，审判理念和我也一致：不能让嫌疑人自证有罪和无罪。
　　第二天我俩乘火车又转坐小毛驴车去发案地调查。北方三月天气仍然很冷，六级大风卷起沙粒把脸打得生痛。驴车在光秃秃的乡间土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到生产队时，我俩都成了冻僵的土人。好在生产队领导和妇联主任很热情，忙倒热水洗脸，又沏上浓茶，凉意才逐渐散去。他们介绍说，老董头老实厚道，老伴去世后，独立把儿子抚养成人，十多年来没有风流韵事传闻。儿子身强力壮，特别能劳动。长得浓眉大眼，挺漂亮，只是少言寡语，有些木纳。天津知识青年潘红丽和他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一个胖小子，四口人生活很美满，出了这档子事，大家觉得奇怪，多数人都不相信，可又不知真假。
　　我想既然他们主动聊上了，不如趁机直奔主题，就问王队长：“你说这事是真是假？”
　　“假的。”王队长一脸严肃，毫不犹豫说，“老董头除了白天回家吃饭，逗逗孙子外，全在牲口圈喂牲口，夜里更忙，马不吃夜草不肥呀，怎么会半夜回家‘扒灰’呢？再说他一身马粪味儿，怎么好意思上儿媳妇炕？儿媳妇也不能让呀？不合逻辑。”
　　“他不会洗澡吗？”刘风山插嘴问。
　　“我们这里男女老少，大部分只在夏天河沟里洗洗澡。去年夏天还是我逼着老董头和我一起到河沟里洗澡。身上那个脏，胸口都是黑嘎巴……”
　　“你俩光腚也不怕村里人看见?”我玩笑地说。
　　“怕什么，谁不知道谁？都是公开的秘密。女的也在河里洗呢，只不过上游些……嘿嘿！”说着瞟了一眼妇联主任。
　　妇联主任说：“你们老爷们在一起没好话，我去看看晚饭好了没有。”
　　妇联主任走了，说话更加放肆。刘凤山问：“老董头打了十多年光棍，那玩意儿不大点吧。”
　　“看不出来，时大时小，只是一根毛没有。他儿子黑乎乎的一大片，咋遗传的呢？”王队长不加思索说。
　　听到这，我俩眼光不由的对在一起，想到了一块。我点头示意刘，刘说：“队长，这事很难办，咱们试试用土办法行不行？……不过得请妇联主任帮忙。”说完小声讲了计划。
　　“虽然有些冒险，也不符合常规，但为了辨清真伪，用土办法试一下也值得。”我说。
　　王队长很爽快：“没问题，不过你们得授权，万一出事你们得兜着；还得把潘红丽丈夫支走。”
　　正说着妇联主任进来，队长和她咬耳朵，请她帮着问一下潘红丽，他老公公那地方有什么特征。妇联主任脸羞得通红，连说“不行不行”。
　　队长说:“老董头是咱社员，如果是真的，判大刑活该；假的，我们有义务帮他洗清冤情，咱村子名声也好听。”
　　刘也说了些希望她帮公安局做工作的话，最后她才勉强同意了，说：“得找了一个女知青配合，好说话，有个见证，别说咱们搞逼供信。”
　　文革时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搞挖‘新内人党’运动，逼供信死了不少人，这村老支部书记就是被打死的，所以人们最讨厌逼供信三个字。
　　晚饭后我俩和妇联主任及找来的女青年一行四人到了潘红丽家。我和刘亮出身份，讲明是按程序复查案件，为了方便起见，委托妇联主任代表人保部谈话，一定要事实求是。恰巧她丈夫不在，省了麻烦。然后我俩回队部和队长会合。
　　呼啸的寒风突然停了，周围一片寂静。火炉的劈柴像我们忐忑不安心情一样，劈里啪啦响着。远处山坡上的发情的狼开始仰脖长啸叫春，是那么凄厉，仿佛离队部不远，搅得人心烦。时间过得真慢……突然院子里响起了急促沉重的脚步声，我脱口而出:“成功了！”
　　妇联主任并不知道老董头生理特征。她进来把笔录交给我说：“看来是真的了，人家说的很详细。”
　　我、刘和队长三人看过笔录后，一起哈哈大笑。妇联主任和女知青被我们笑愣了，问笑什么。队长说笑她们任务完成得好，明天多给她门记一天工分，就让她们回家了。笔录上清楚地写着：“我反抗时看见老公公那地方黑乎乎一片。”
　　那一夜我和刘凤山睡得特别香。
　　第二天我和刘凤山都泠静下来，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她的动机是什么？认定一个案件或否定前承办人的结论，都必须证据确实充分，能说服人。老董头被体罚拷打容易查清，队长就亲眼所见，愿意出证。怕孙子被带走，也能说服人——中国人传宗接代意识很强烈。精液血型和老董头一致也不能证明就是他所为，（那时没有DNA技术）更何况儿子和他血型有可能一致。难的是搞清潘丽红诬陷老公公的动机目的是什么？昨天和她见面只有三四分钟时间，但印像并不错：屋里屋外收拾的干干净净，穿着朴素利落，显示出她对生活的热爱。说话声音低但不重复，说明她做事有主见。个子小但不仰视，眼睛小目光柔和，应当不是心狠手辣之人。
　　刘凤山和我有同感，觉得只要找到打开心结的钥匙，不难让她说出实话。我们请队长详细介绍她的经历和表现：1968年11月她16岁，刚上初三，就随红卫兵上山下乡大潮，从天津到这插队落户。她最小，个子又矮，干不了重活，常累得哭鼻子。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解放前是虹桥区地摊上的恶霸，解放后恶习不改，被判徒刑死在狱中，家中只有母亲和小一岁的妹妹相依为命。她时常想家，偷偷抹泪。
　　“她为什么刚满18岁就结婚了呢？”刘凤山问。
　　“累的，”队长也不隐满。“别人也问过她，她说她累怕了，再加上她丈夫董春山人长得浓眉大眼，老实厚道，有吸引力，常帮她干活，眉来眼去，家境也不错，就结婚了，还是自由恋爱呢。家中的事她当家，都她说了算。”
　　“她平时和老公公关系如何？”
　　“也不错。出这事儿大家都挺奇怪呢。”
　　“她提过什么要求吗？”我问。
　　“没有。不过去年秋天她打听抽调知青进城的事，可也没说什么。”
　　“怎么回事？”
　　“银行招工，我们队谢凤兰走了。她来问我，我说‘公社把政治条件好、劳动表现好的先选调’。她问，‘为什么九队白凤英表现不好也选调了’？我说‘白是被队长奸污迫害，为保护知识青年，必须先抽调’。她当时也没说什么。”
　　“哦。”我和刘几乎同时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能为了返城不顾名誉吗？”队长怀疑地问，“名誉可是天大的事。”
　　“在非常时期什么非常事都可能发生。过去哪有父子、夫妇为捍卫一个革命路线造反相互打架、揭发、离婚的？在批斗会上儿子打老子，闹得父不父，子不子的？过去哪有这事？”刘凤山说。
　　他文革没受到触及，但看不惯，总爱打抱不平，常发几句牢骚。我耽心他说话跑粗被抓“小辫儿”，忙解释说：“他不是说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好……”
　　“别提防我，我一不会揭发，二看法比你还落后。研究潘红丽吧。”队长说。
　　我歉意地笑了笑，说：“对，咱们都是响响当当的革命派。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我在纸上写上财产、遗弃、天津、道德败坏、欲望，然后反复勾画，斟酌，最后在“天津”、“欲望”两项打了对号。刘凤山点点头。我俩决定请妇联主任先找潘红丽谈谈，摸摸底。队长派人把妇联主任找来，严肃地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把案子搞清，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组成联合破案小组，共同负责任，谁也不背谁。现在由人保部同志宣布案情和工作分工。
　　队长自作主张一席话，差点把我弄晕了，（我俩当时都不是党员）但他忠心可鉴，义正词严，不能拒绝。我只能顺水推舟，把老公公喊冤，潘红丽揭发的生理特征与事实严重不符，告诉了妇联主任。我说政策我们讲，事实由她问，但不要用瞧不起她的语气谈话，要从关心角度启发她讲实话。不要记录，一旦她觉悟，让她自己写材料，算她主动坦白，便于从宽处理。如果不觉悟，把公公生理特征告诉她，击毁她的防线。”
　　妇联主任听后顾不得害羞，骂了起来：“这孩子咋这么损！”
　　刘凤山说：“别这么说，别流露出这种感情。谁不想妈，哪个知情不想返城回天津？另外，队长把她丈夫小董找来谈谈揭发前后情况，兴许有新发现。”
　　“放心吧，我会让她说实话。”妇联主任说。
　　队长把小董找来，刚坐下，刘凤山更不客气，十分严肃地说：“小董，你爹从小把你拉扯大，辛苦一辈子，腰都累弯了，现在看守所关着，你也不去看看，心里不难过？不能光要媳妇不要爹，咱中国人可不兴这个，要讲良心。”
　　董春生确实憨厚、木纳，大眼睛瞪着前方，不言语，没有表情。我和刘凤山都不说话，因为任何话都可能误导他。不一会儿，在沉默中他眼睛亮了。那是他强忍的泪水。
　　我看火候到了，说：“你好好拍拍良心吧。你媳妇该交待的也必须交待，事实总是事实。”又对刘凤山说：“你和队长在这，要记录，要画押，如果不事实求是，将来作为证据。”说完我抬脚和妇联主任走了，谁也没看，装出一副胸有成竹，大领导的样子。　　
　　我和妇联主任到董家时，潘红丽正在猪圈边一瓢一瓢地喂猪，一点也不惊慌。进到屋里，我讲了政策，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指出：她揭发有许多矛盾之处，公安局必须认真复核。现在也在调查询问她丈夫。都得实事求是，否则对自己不利。如果我在场不好说，我可以回避等等。她听着，不反抗，一直沉默。我知道她内心不平静，做着激烈斗争。我乘势继续说，年轻人犯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改正，否则到头来身败名裂，碰得头破血流，后悔来不及了。
　　她仍然沉默着。我正想怎么让她开口，妇联主任突然说：“说吧，你昨天讲的生理特征根本和老公公不一样，你知道公安局为啥找你吧？上边领导知道你年轻，一时糊涂讲了假话，再三叮嘱不记录，让你自己写撤回揭发材料，算你主动坦白。全屯都知道你老公公是什么人，他从小又当爹又当妈把你丈夫拉扯大，容易吗？他像牛一样挣工分，吃什么了？穿什么了？家里的钱你把着，家里的事你做主，拍拍良心能过得去吗？我们知道你妈在家等你好苦，但是你妈如果知道你唱这齣戏，她一定会更伤心。你也得拍拍良心，让你妈省点心。”
　　没想到她自作主张的话竟然起了作用。潘红丽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她擦了一下泪水，平静地说：“那我写吧。”
　　“可以，一定实事求是。”我怕她羞愧自杀，又叮嘱了妇联主任几句，便回队部了。
　　刘风山正伏案作笔录，队长和小董在吸烟，一进门把我呛得够呛。刘写完笔录，先让我看了一下。果然，当时小董知道妻子诬告父亲之后曾和妻子干了一仗，虽保持了沉默，但心里觉得对不起父亲，坏了良心……写得都一清二楚。我点了一下头，刘凤山对小董说：“你阅读一下，有不对的地方提出来，可以改正。如果都对，在每页笔录上写上‘我阅读过，正确’，然后签名画押。”
　　外面很冷。停了一夜的风又肆虐起来，刮得树梢呼呼响，但并不像原来那么让人心烦。通红炉子里劈柴的噼啪声似乎响得更干脆、悦耳。我们相视一笑，终于松了一口气。不一会儿，妇联主任带着潘红丽的坦白书，高高兴兴进来。炉火下她的脸更红了。
　　我没想到不按常规出牌，土办法也能破大案，还老人家清白。
　　刘凤山十分感慨地说，人世间，当社会浮躁时，有的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往往会做出有悖常理的事来，连自己的名誉也不顾，更不顾良心。还好，潘红丽良心没有泯灭殆尽，讲出实情，还了公爹一个公道。妇联主任愤愤不平，要求按诬告罪追究她刑事责任。我俩不知该咋办，要回去汇报。马副主任说，对知青的事要慎重。看被冤枉人的态度再定吧。人家要求处理，咱不处理，告到哪咱都没理。人家强烈不要求处理，咱们处理了，反而影响被害人利益；好歹后果不太严重。
　　我们把老公公从看守所提出来，宣告他无罪释放。他嚎啕大哭，跪下给我们磕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急忙把他扶起。我们说可以追究儿媳妇诬告责任时，他大声说：“不行不行，把她抓进来，我孙子咋办？再说她还小，不懂事……”
　　此时我想起了此前结案的男扮女装的婚姻中,母亲陈丽君从山东来信中一句话:只有宽阔无垠的科尔沁草原,才能培育出草原人大海般宽阔的胸怀。
　　释放后老爷子没回家，直接到生产队马厩喂马去了，儿子带着孙子天天给他送饭，他抱着孙子亲，笑得合不上嘴。菜里天天有肉。社员都知道这是儿媳妇在忏悔，在向他道歉。
　　乡里乡亲都不提这事，仿佛什么没发生过。孩子四岁能独立玩耍时，她最终提出离婚，只身回到了天津，回到了妈妈身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小董也和当地姑娘结了婚，又生了个女儿。爷爷在小孙子十三岁考上重点中学时，笑着撒手人寰。
　　很久以后我又去村里，人们告诉我，老董头走时很安详，念念不忘上重点中学的孙子。咽气前说他是心满意足走的，碰到我一定要代他表示感谢，无论如何让我到家吃口饭再走，不算违反纪律。我听了心里一阵难受，眼泪刷地流了出来。不一会儿，小董领着小女儿来队部，请我到家吃饭。寒暄时，女儿又唱又跳，全然没一点羞涩拘谨，屋里充满笑声掌声和称赞声。特殊时期在我心里造成的那篇阴靄，随着和熙的春风，飘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