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秀山文豪受夹磨

　　郭定远，秀山溶溪人，土家族，1932年生。1950年代初开始文艺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一部，短篇集三部；发表长、中篇小说十五部，剧本两部，共约五百万字。剧本《洞房花烛夜》获国家级奖，小说《恶梦》获首届中长篇儿童文学奖。西南民族文化艺术研究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重庆作家协会、重庆戏剧家协会、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黔江地区文联副主席，秀山县政协常委。《土家族文学史》有专章介绍，入选《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词典》、《中国当代文艺家词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词典。
　　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文学给郭定远带来过欢乐、希望，也给他带来过灾难、痛苦；文学伴随他在死亡线上挣扎，文学使他的生命之火越烧越旺。
　　名利的诱惑使郭定远选择了文学，百折不悔，直到白发苍苍，回想起来，真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临死前还为画不圆那个圈而遗憾。
　　郭定远从小爱读小说，家中有一部《水浒》，众多的英雄人物形象占据了他幼稚的心灵。读初中时，因家庭变故缴不起学费，义结金兰的同学们，一个个伙肝义胆，策划“智取生辰纲”盗窃学校总务室，出手的两位“兄长”被抓获，十四岁的郭定远挺身而出，当即被学校挂牌开除。郭定远失学了，一点也不悔，至少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不失为重义气的好汉。
　　十五岁时，经人介绍，郭定远去国民党军队当了小师爷（文书）。从此，他常去书店读小说消遣，古典文学、武侠、言情、稗官野史，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要写小说，认为写书的人是才子，高不可攀。
　　长沙起义（1949年8月4日）后，郭定远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革命文学、苏俄文学。当时，他十七岁，在部队当文化教员，开始给部队报纸写稿，偶尔也发表几句顺口溜。解放初期，党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大力培养工农兵作者，因此，《长江文艺》创刊后，郭定远被聘为文艺通讯员。
　　这时，他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李准的一篇《不能走那条路》，党报党刊转载，立即名播天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了他走文学道路的动力。
　　郭定远赞赏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他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作品是不朽的。于是，他拼命写作，可悲的是眼高手低，一篇篇寄出又一篇篇退回。不过，那时的编辑部全心全意培养作者，每稿必复，对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塑造、语言，都提出具体意见，使他获益非浅。
　　1952年，郭定远复员回农村，途径重庆，用三分之一的复员费买了稿笺，决心走文学的路。
　　这年他二十九岁，好心的亲友劝他去教书，他觉得不自由，谢绝了。
　　1952年10月，郭定远终于在《西南文艺》（《红岩》前身）上发表了两百行长诗《带个信儿上北京》，同时刊载了鄢方刚（编辑）的评论文章。不久，他被邀请参加在重庆召开的“西南文艺通讯员代表会议”。当时，秀山交通不便，乌江只通木船，郭定远步行三百里到龚滩，乘木船下涪陵，由于时间估计不足，提前到了重庆，正好是旧年除夕，受到《西南文艺》主编殷白和编辑部老师们的热烈欢迎。当晚在心心西餐厅聚餐，一过年，二欢迎这个二十来岁的初学写作者，出席的有名作家、西南文联主席沙汀，还有编辑部的老师殷白、游藜、马戎、张晓、林彦、李眉、曾参明、鄢方刚、李楠、李中铁等，席上，沙老谈笑风生，还向郭定远这个后生敬了酒。
　　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会议在胜利大厦门（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招待所，现在的重庆宾馆）召开，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会议期间，见到了贺老总， 观看了陈书舫演出的《柳荫记》，郭定远这个土蛮子，还在大会上发了言。
　　一篇作品给了他小小的名气。
　　1956年12月，郭定远出席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除沙汀外，见到了中外闻名的作家巴金、李吉人、艾老、陈荒煤、李亚群和两位西德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名气，给了郭定远极大的鼓舞。
　　1957年，除在《红岩》等刊物发表作品外，单是在四川文联办的《草地》（《四川文学》前身）上，就发表了《做道场》、《狂想曲》、《老红军》、《歧路》四篇小说，近五万字，有点儿飘飘然，自我感觉青年作家的桂冠已戴在头上了。
　　名，令人陶醉；利，更是驱使他发愤的动力。
　　1950年代，生活水平低，稿费却比较高，省级刊物一般12-18元/千字，出书的稿酬比发表又高很多。当时，机关伙食每月仅六元，小学教师的工资不过十八元，如能发表一篇万字作品，一年的生活便不发愁了。
　　1952年发表《带个信儿上北京》，稿费80余元，亲友们都说郭定远发了，他也沾沾自喜。从此，他拼命写作，当然是写的多发表的少，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不断地在《萌芽》、《红岩》、《四川群众》、《草地》等刊物上发表，稿费收入基本上可以维持生活。
　　在“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央电影局长陈荒煤号召多写电影剧本，剧本投拍稿酬动辄数千，还有高额奖金；一等奖一万元，二等将八千元，三等奖六千元，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于是，郭定远自不量力，开始写电影剧本，失败了也不悔，决心一举成名。
　　神童作家刘绍棠为三万元而奋斗，被批判得一塌胡涂。郭定远呢，也有目标，为一万元而奋斗，虽然没有人批判他，但只是天边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及，写了几部电影剧本，均原稿奉还。以后么，亡命民，坐牢，写作中断了，名利梦也破灭了。失去自由的郭定远，躲在阴暗角落里，先后写了两部电影剧本：《红菊花》和《将军之歌》，托人投寄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企图改变自己可悲的命运。可是，带给他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批斗，逼得他几乎自杀。
　　文学伴随郭定远从弱冠走过花甲，名利的诱惑鞭策他勤奋写作。当然，作家的良心不允许他粗制滥造，社会责任感提醒他不能同流合污。文学创作将伴随他走向生命的终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代词人柳永的名句，成了他的座右铭。
　　创作环境是艰苦的，没有电灯，没有写字台，木板屋光线昏暗，蚊虫叮咬，只好坐在屋外的小凳上，以膝盖当桌，废寝忘食地写，个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初学写作，写的多，发表的少，幸运的是当时所有报刊均实行“邮资总付”，寄稿不花钱，由此可见国家对工农兵作者的关怀。
　　写诗写小说，要深入生活，郭定远得天独厚，周围有写不完的题材，关键是写作技巧、选材、提炼主题、安排情节，最难的是细节描写，没有生动真实的细节，描写人物活不起来。当时的老编辑们，如《西南文艺》的殷白、游藜，四川文联的李伍丁等老师，他们针对郭定远的作品，写了一封又一封长信，有的长达二十余页，其中游藜的蝇头小楷，一丝不苟，给郭定远的印象极深，可惜抄家后片纸未存。
　　因而，郭定远的作品有所提高。
　　提高后，发表了，麻烦事也随之而来，不，应该说是横祸。
　　《做道场》（《草地》1957.6月）发表后，在家乡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篇万余字的小说，写的是农村绝迹了的封建迷信又沉渣泛起，故事很简单：一位村支书的老娘死了，为了孝道，复活旧社会的丧葬仪式，于是，取缔了的阴阳、道士、巫师麕集灵堂，大做道场，超度亡灵，惊动了远近。结局当然是光明的，支书被告撤职，迷信职业者被送去集训。
　　一篇普通的作品。
　　这类题材在边远农村俯拾皆是，似乎与政治无关，更谈不上于党于国于民不利，可是，兴问罪之师的却接踵而至。
　　先是村支书登门，说：“大侄子，你脑壳空（聪明的意思），千万别笔尖子发岔！”
　　郭定远摸不着头脑：“大叔，你说的什么呀？”
　　“直说吧，你幺婆去世了，请人看看坟地，你向省上写文章，安的哪样心？”
　　郭定远哑然失笑：“大叔，我不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白纸黑字上了书，想发财想昏了头，兔子不吃窝边草哩！”他愤愤而去。
　　郭定远知道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作品中虽没有指名道姓，但这位支书确实请过阴阳道士，为逝去的老母念过经，他要对号入座，奈何？明知今后有好戏看，不怕官，只怕管，他不知文艺为何物，能说得清道得明吗？
　　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
　　不久，新任区委副书记张子豪登门，他是个年轻人，爱好文学，偶尔也向郭定远借书消遣，平时郭定远对他不错，烟茶之后，张子豪一脸冷笑：
　　“大作拜读了！”
　　“请张书记指教！”
　　“不敢！稿费不少吧？”
　　“嗯啦，如果不嫌弃，请张书记上馆子，管你吃醉。”
　　“当面道谢。大作有所指吧？”
　　“是的，眼下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令人忧虑！”
　　“你也忧国忧民？”
　　“文学作品……”
　　“你寄出的稿子谁审查过？”
　　“编辑部……”
　　“以后送区委审查！”他拂袖而去。
　　郭定远茫然不知所措，之后很久才明白，这位书记的家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他的老娘年初去世，丧事办得很风光，阴阳道士巫师端公各显神通，送葬的好几百人，写《做道场》之前郭定远一无所知，真是冤哉枉也！
　　搞创作得罪了当权人物，始料未及。这时，全国正开展反右斗争，郭定远虽不在机关学校，也惶惶不可终日，很有几位平时谈得来的朋友，当了右派分子。郭定远曾庆幸自己的选择，如果去教书，必是右派无疑。
　　紧接着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中国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好不快哉！令人振奋的是，区乡均成立了创作班子，写诗写小说写电影剧本，仿佛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成了作家、诗人。
　　郭定远好困惑！
　　“吃饭不要钱”只是昙花一现，公共食堂喝稀粥了，干肿病开始流行。郭定远靠积存的稿费买了些高价粮，也靠舅兄在粮站偶尔给几斤粮票，一家五口苦渡难关。1959年冬，公共食堂断炊了，社员们以野菜、稻草苞谷壳淀粉（用石灰沤烂）、斑鸠叶（一种树叶）、枇杷树皮充饥。村里不断地饿死人，先是壮劳力，再后是妇女儿童，有时一天死十数人，无力掩埋，夜里，狼群撕扯着无肉的尸体，凄厉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中国农民纯朴善良，守着粮仓宁愿饿死，相信党和毛主席会救他们。不久，村里成立了干肿病医院，每天四两稻谷外加一个糠粑（据说可以消肿），几百人集中在一些空房里，等待死神的降临。
　　这是一个恐怖的年月。
　　一天早晨，郭定远在屋后的坟地里发现一具孩子的尸体，只有头和身子，胸腔被打开，不见了肝、心和四肢，几乎没有血，显然是死后被肢解的。郭定远骇然，大队干部们闻讯赶来……
　　这是阶级敌人向党向人民公开进攻。
　　区委组织了工作组，由对《做道场》耿耿于怀的张副书记带队，成员有公社书记、支书老叔（他已脱产当公社干部）、派出所长，杀气腾腾地进了村。
　　先是撤换大队干部，理由是群众都挨饿，干部为什么不水肿？早有举报，集体盗窃粮食，偷杀肥猪耕牛，要一一查清；接着宣布红光大队（村）有暗藏反革命分子破坏，大家要擦亮眼睛。
　　当夜，郭定远被叫到工作组，几位当权人物摆开阵势，轮番提问：
　　“你见到吃人肉了？”
　　“你腐蚀干部，分了多少粮食？”
　　“干部们偷宰肥猪，是否你的主意？”
　　“干部、教师都水肿，你怎么不？”
　　“你写了多少反动文章？知不知道你是漏网右派？”
　　“你为什么仇视人民公社？”
　　郭定远知道，无须回答，全是《做道场》种下的祸根。他注定了当替罪羊的命运，不揪出搞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无法向上级交待，谁叫你郭定远舞文弄墨呢？
　　第二天早晨，公共食堂贴满了大字报、漫画、庆幸“揪出了埋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郭定远”、“砸碎向党进攻的笔杆子”、“清算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不投降决不收兵”……
　　中国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位张子豪书记，自认为被《做道场》击中了要害，却不露声色，关键时刻给郭定远致命一击，手段之高，令人不得不佩服。
　　大字报、漫画轰击之后，郭定远被强制到区里交待问题，白天和五类分子一起劳动，晚上写交待。郭定远愤慨，不就写了几首诗、几篇小说么？靠稿费生活有什么错？郭定远拒绝写。公社书记周雷鸣拍桌瞪眼，大骂反革命分子顽固，不会有好下场！事实证明，他的话是真理！
　　强迫劳动一个月后回家，才知道妻子（一个农村妇女）也挨批斗，抄走了埋在地板下赖以活命的几十斤大米，三个幼小的儿女饿得嗷嗷叫唤。郭定远哭了，古人有言，大丈夫不能养妻育子，何颜立于天地之间！
　　可是，政治风暴比饥饿更可怕！
　　当晚，郭定远梦见头上罩了一个很大很重的石碓窝……
　　秀山号称花灯歌舞之乡，以二人转为主，幺妹子全是男扮，纯属民间娱乐。登上舞台，则是1956年以后的事了。
　　1956年，重庆歌舞团的几位编导来秀山采风，发现秀山花灯音乐旋律美，舞蹈别具一格，记录了其中《黄扬扁担》、《一把菜籽》等曲调，由歌唱家们演唱，在全国传播开来，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1958年，涪陵地区和四川省将举办文艺会演，区文化馆（后来撤销）馆长唐振声登门拜访，请郭定远写一个节目，指名要花灯歌舞剧，盛情难却，写成了《欢送劳模上北京》，先由区文化馆排练，参加县里的会演。
　　当时，参加会演的花灯节目，仍以二人四人对舞为主，《欢送劳模上北京》以歌舞剧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县文化馆（当时没有文化局）决定抽调全县的文艺尖子排练，参加省里的会演。
　　郭定远被叫到县里。
　　适逢重庆歌舞团的两位编导来秀采风，县里请他们当导演。他们建议剧本要修改，时间紧，几天之内演出队要出发。于是，在宣传部长孙远见、文化馆长张跃进的督促下，郭定远熬了一个通宵，遵照导演的意见，认真修改了情节和歌词，天亮之后又刻油印，投入排练。
　　彩排之前，郭定远被文化馆长叫去，客气而热情：“老郭，你辛苦了！”
　　老郭很感动：“应该的，这家乡……”
　　“宣传部的意思，请你多写几个剧本。”
　　“我一定尽力而为……”
　　“你很有才华，好好搞，争取到县里来。”
　　郭定远说“谢谢”了吗？记不得了！只记得演出队赴成都，秀山花灯歌舞以她优美的旋律、多彩的舞姿，像一朵奇花异葩在蓉需舞台开放。《欢送劳模上北京》荣获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颁发的创作奖。从此，独特风格的秀山花灯，引起了省内外文艺界的关注。
　　演出队载举归来，会餐、合影，好的演员安排工作，皆大欢喜。
　　郭定远这个编剧被遗忘了！
　　仅仅是被遗忘倒也罢了，赴成都归来的区文化馆长唐振声告诉他，《四川日报》全文发表了《欢送劳模上北京》，郭定远对此竟一无所知。据说署名是“秀山县文化馆搜集”，为此，郭定远曾去信《四川日报》询问，也石沉大海。
　　郭定远去县文化馆找张馆长，问：“馆长，《四川日报》发表了我的剧本？”
　　“啊，好像有这么回事，我没有看到。不过，县里倒是印了一个本子。”
　　他取了一本，横排，果然署名“秀山县文化馆搜集”，郭定远很生气，问：“怎么回事？”
　　张馆长说：“大跃进嘛，不能突出个人，这是宣传部的意思，哦，省里的奖状也是奖给公社的……”
　　还说什么呢？郭定远知道自己的处境，发表几首诗、几篇小说，有几文稿费，可是，没有地位，不少人由羡慕、眼红、嫉妒而轻贱而鄙视，估量你尿不起三尺高，抗争何益？
　　省里的奖状何时送到公社，郭定远不得而知。但这个金色框架嵌玻璃的大奖状，一直挂在公社会议室的大门上，直到郭定远进监狱，奖状仍熠熠生辉，并不因为作者当了反革命分子而失去光彩。这时，郭定远才佩服张馆长坚持不署作者名字的决定，确有先见之明。
　　当了犯人，一了百了，争名夺利，不如多喝半碗菜汤。命运捉弄人，不可逆转。
　　一个难忘的深秋之夜。秋虫唧唧，没有蛙声，青蛙被饥饿的人们抓来吃，树梢月冷，天上星稀。
　　妻子和三个儿女（大的五岁，小的一岁半）进入了梦乡。郭定远手提军用挂包，站在床前，久久地凝视着妻儿，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只有惜别：走，决心离开这生我养我的地方。
　　这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1960年10月15日午夜。几个月的情景铭刻心中，挥之不去：集中人力物力突击丰产片，六月了还在插秧，多数稻田只长一把草。秋收了，村里的稻谷不够交公粮。公共食堂停火了，干肿病继续流行。
　　粮食减产，是阶级敌人的破坏！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区乡工作的几位友好向郭定远透露，县里召开了反右倾算账大会，对《做道场》怀恨在心的张子豪书记，大会发言点了郭定远的名，运动来势甚猛，要关、管、杀一批，以平民愤，都劝他要早作打算。
　　郭定远能有什么算？只有走！
　　郭定远自信无罪，写小说不犯法，决不能在饥饿和折磨中死去。农村的斗争是野蛮的，既有大气候也有嫉妒狂，触及灵魂更触及肉体，好汉不吃眼前亏，天下之大，此处不容人，自有容人处，手中有一支英雄笔，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出几部振聋发聩的作品，也不枉对文学执着的追求。
　　几位好友资助了十斤粮票，粮票金贵已卖至十元一斤，挎包装满了历年发表的作品，决定仍以卖文为生。
　　郭定远在床前站了很久，俯身吻了吻儿女，也吻了吻妻子。她压根儿没有睡着，一把拉住我说：“半夜过了，快走吧！”
　　“娃儿全靠你了……”
　　“走吧，走得远远的，暂时不要写信回来，他们会抓你的。”
　　郭定远无话可说，明知是生离死别，纵在千言万语，又从何说起？
　　郭定远心酸地走了，偷偷地离开了家园，幸而那时狗已绝迹，没有惊动民兵。
　　夜风习习，饿狼嗥叫，去县城四十里，尚无公路，翻山越岭，倍感凄凉，使他想起了《水浒》中的林冲夜奔。
　　黎明前，郭定远绕过了县城，怕公安局的人认识他，稍不小心，抓获了办你个畏罪潜逃，岂不更糟！
　　太阳露脸山头，郭定远已到了石耶司，离家七十余里，至今想来，真是奇迹。石耶司是区所在地，国营食店只有渣豆腐，饥不择食，匆匆吃了两碗便甩开大步。
　　当天，必须走出四川管的地界，才能脱离危险。那时，郭定远二十八岁，饥饿中仍精力充沛，既是逃命，顾不得了，大脑不断地向双脚下达指令，“走，大步地走”。
　　黄昏时到达茶洞。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描写的正是这个山清水秀的小镇，和四川的洪安一河之隔，两岸仍以渡船相通。也就是说，郭定远已脚踏湖南土地了，被抓回的危险相对地减少了。
　　川湘黔边界，一脚踏三省，沈从文出了名，郭定远避了灾，就有这些好处。
　　郭定远找了一家旅馆住下，隔一条河，四川与湘南几乎是两个天地，饮食店居然有鱼，有红苕酿的酒，饱餐一顿之后，倒头便睡。步行一百四十里，好累。
　　此行何处？
　　有一位远房亲戚在江西云山垦殖场木材厂当书记兼厂长，家乡陆续有人去投奔他。有一位远房幺叔已去了三年，多次来信邀郭定远，因多方面原因，久未成行，眼下穷途末路了，只好找个立足之地。
　　离开四川，并不等于进了天堂，湖南的生活也很紧张，处处要粮票，价格也贵，身上不足三十元钱，不敢坐汽车，又步行赶到吉首。吉首是湘西自治州首府，住宿成了问题，旅社都要证明（至少是公社的），而郭定远只有杂志社聘为通讯员和省文联开会通知之类，代表不了身份。天黑了，仍在峒河桥上踟躇，终于发现桥下可以遮风避雨，喜不自胜，急忙跑下去，靠在桥墩上，美美地进入了梦乡。
　　从此，车站、码头、桥洞、沙滩，成了郭定远不花钱财不要证明的旅馆，走常德，过洞庭湖，经长沙、株州、到达南昌。南昌不错，豆腐脑不要粮票，五分钱一碗，使郭定远大饱口福。云山垦殖场位于南昌与九江之间，属永修县，是老苏区，由于战争的劫难，人烟稀少，劳力奇缺。阴历十月初了，田里的二季稻和地里的红苕尚未收获，在当时不啻是世外桃源，暗喜不虚此行，至少不会挨饿。到达木材厂，十几个同乡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家乡的灾荒情况，其中竟有一位同村的表姐，不知何时嫁了来，还有一位龚四哥，是早年的中学同学，久别重逢，自有许多说不完的话题。表姐从食堂买来一斤大米饭，还有豆腐粉条，郭定远毫不客气地狼吞虎咽，吃了个一干净。
　　表姐眼圈红了，叹息：“看你这个秀才饿得……”
　　郭定远说：“君子修身不修口，不瞒表姐说，好久没吃过如此美餐了！”
　　表姐陪郭定远去见书记，这位同乡姓张，部队转业，虽不认识，但他的夫人是郭定远一位私塾老师的侄女，知道郭定远写诗写小说是位才子，夫妇俩十分热情，居然搞到几个鸡蛋为他洗尘。这位书记兼厂长介绍了他管辖的木材厂，有六个车间、两个采伐队、四百多工人，要郭定远暂时去家具车间当统计，不外乎记录工人的工时、产品数量、原材料消耗，上报厂部，工作十分清闲，最满意的是可以吃饱……
　　可惜，这吃饱喝足的日子太短暂。有消息说，安徽几十万灾民逃入江西，两个省的官司打到中央，命江西限期遣返灾民。是真是假无关紧要，要命的是同乡书记受了牵连，厂里搞窝里斗，上告他收留大批同乡人，委以重任，于是，他被叫到总场部写检查。
　　眼见得呆不下去了！
　　幺叔、龚四哥要回去，问郭定远怎么办？郭定远刚逃了来，只领了三十元工资，回家不啻羊入虎口，表姐是有户口的，劝郭定远和幺叔、龚四哥远走他乡，他们也是有家难归的人，幺叔当过宪兵，龚四哥是地主少爷。
　　同病相怜！
　　同病们决定去新疆吃哈蜜瓜、葡萄、羊肉、牛奶，于是匆匆赶到株洲，买了直达吐鲁番的火车票（当时的列车终点站），开始了长途逃亡。
　　饥饿和死神仍在神州大地漫步。
　　火车、轮船是逃亡者（后来叫盲流）的乐园，免粮票供应饭菜、糕点。虽然没有鱼肉，糕点多数是代食品，但旅客们很满足，可以买双份，最大的好处是不用发愁找旅馆。
　　前途吉凶未卜，无意观赏沿途景色。江山多娇，已激发不起郭定远的诗情，只有过武汉长江大桥时，毛主席的“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似乎在耳畔回响。黄鹤楼在何处？龟山蛇山在何处？忽然记起了儿时唱过的一首歌：
　　龟山蛇山，鼓着眼睛，
　　江水汉水，发出了吼声，
　　敌人的坦克车……
　　一股诱人食欲的肉香刺进鼻孔，睁开眼，身旁的鸭舌帽汉子正用小刀切一块大约二两重的猪肉，有滋有味地慢嚼细烟。郭定远直吞口水。妈妈的，真想伸手夺过来，孔圣人的“三月不知肉味”上了经典，可是这个秀山文豪郭定远呢，不知肉味已一年多了。车厢里大约有数十人向鸭舌帽围过来，同声问：“哪儿有卖的？”
　　鸭舌帽感到了威胁，忙将肉揣进口袋，手握小刀，傲慢而又自鸣得意，说：“上哪儿买去，毛主席、周总理还吃素呢！”
　　好几个不满的声音：“别卖关子，快说，哪儿买的？”鸭舌帽拨浪鼓似的摇头：“诸位，诸位，实话说吧，我是泰山猪场场长，死了猪，心疼闺女，给了一小块……”
　　众人才叹息散去。那年月，唉！
　　车轮滚滚，郑州，洛阳、西安、兰州……
　　亡命新疆，郭定远逃脱厄运了吗？没有，也不可能！时值隆冬，玉门关外白茫茫一片，火焰山被孙悟空煽熄火多少年，也是冰雪世界。乌鲁木齐欢迎他们的是收容所，然后顶风冒雪去中苏边境的布尔津挖水渠。当然，家乡的张子豪书记们没有忘记郭定远，不知何时去了一封电报，郭定远便锒铛入狱了！
　　时间：1961年6月11日中午。
　　以后么，在布尔津看守所戴了半年脚镣，然后是越狱，夜渡额尔齐斯河，在戈壁滩上昼伏夜行了二十八天，渴饮野羊血，智斗狼群，当过小偷，九死一生逃回家乡，迎接他的依然是监狱，喊冤叫屈无用，押送溪口水银矿劳改，其间又有许多传奇许多惊险许多辛酸，几番下决心自杀又舍不得尘世的一切，包括自己钟情的文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万岁！
　　邓伯伯以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胸怀，五类分子的帽子一风吹，郭定远于1979年走出了劳改队，失去自由长达十九年！
　　1980年，郭定远重新提笔，写剧本写小说，终因中断了二十年，个中的甘苦不足为外人道。首先自己不是天才，灵感只能来源于勤奋，十几年来，除了因病住院，没有假日，像一条不知疲倦的老牛，拉着犁吃力地迈开脚步，直到生命的终结。
　　郭定远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作家，而是一个追名逐利的凡人，他认为，如果读者从自己的作品中获得一点教益、一点享受，应该归功于文学自身的魅力。
　　造化弄人，老牛最终能拉犁；女娲补天，文豪晚年才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