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坚实的脚印

　　1947年，蒋松年在“上海中正学校”读高中时，由于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都有中共党员，政治空气很浓厚，追求真热光
　　明的思潮深深地影响着他。1947年末，他参加了抗议香港英国当局的示威游行，直指英驻上海领事馆。这不仅是反对英帝暴行，也是再一次向国民党显示人民的强大威力。
　　蒋松年当时17岁，在政治上谈不上有什么正确的看法，只凭着一颗爱国心、一腔正义感，但从此却成为一个开端和契机，使他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特别是1949年春季，在校内除参与一般的活动外，他还作了班代表之一，参与了向校方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3月被吸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近卫队”成员，成为“护校护产”斗争的骨干之一，上海一解放，即成为“人民保安队”的骨干，最后响应组织号召，参加了西南服务团。
　　在西南服务团，蒋松年开初在学生支队（二支队）八中队四小队任小队长，9月下旬被调到才组建的五支队（重庆支队），直属财经大队（二大队）二中队（税务），在常德整编后任小队长。这个大队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的财经单位，开展财经工作。成员大部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王力行撰文回忆，有61.2%是大学生，27%是高中生，可见西南服务团的领导有远见卓识，很重视财经队伍的文化素质。
　　1949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大家都知道这天要到重庆了，所以清早起床后，都自觉地整理了衣着，打被包时比平时下细得多，只是在风风雨雨的两个多月中，只顾行军，谁也无法去洗刷军装，身上的泥尘、油垢加上雨水汗渍，风吹日晒，军装早就变了色，已无法讲清洁了，但大家还是穿得整整齐齐，一路上大家还互相轻轻的关照着，保持队形，快跟上，唯恐给才解放不久的重庆人民留下不好的印象。
　　中午饭后，行军不久，公路旁的楼房逐渐地多起来了，有人喊了声：“海棠溪快到了！”海棠溪在长江南岸，过江就是重庆市中区，所以到海棠溪就意味着重庆到了。于是大家一面传递着“海棠溪到了”，一面自觉地加快了步伐，快速地前进。
　　他们这群来自沪宁和江南鱼米之乡的知识青年，从10月2日离开南京，经过几千公里艰苦的徒步行军，今天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一股自豪的喜悦浮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突然，前面队伍行军速度慢起来了，并且向右拐入了山路，在路口有明显的（才）←符号。在一个圆圈中一个“才”字，这是财经大队的路标，就是说今天他们要顺着山路去住宿营地，不过江了，这种眼看就要到城市场而突然拐入峡谷山坡去住宿，已是习以为常了，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不争这一夜。
　　不久我们二中队（税务中队）和其他一些中队在黄角垭一所洋房中住了下来，据说，这是原德国大使馆的避暑山庄。
　　不久，悄悄的流传着：“我们不到重庆了。”
　　第二天，领导开始了动员。大意是：国民党溃退时，留下了一批武装特务，伙同地主武装、土匪和散兵游勇，乘我们立脚未稳之际，在川东广大地区进行骚乱、暴乱、暴动。同时，国民党溃退之快，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干部队伍被甩在后面。重庆解放后，从部队中留下了一批干部，依靠地下党和革命人民，已经开始了接管工作，相比之下，广大川东地区斗争更艰苦激烈，更急需干部。在讲明形势后，开始作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明我们是为了解放大西南七千万人民而来的，要到革命斗争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会后各小队开始了讨论，并总结两个多月行军经验。
　　已经到了重庆大城市，马上转到农村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变，但他们这些学生兵中有不少人在解放前参加过学生运动，在进军途中都亲眼看到广大人民的贫穷生活，从感性上懂得一点反对三座大山的必要性和艰苦性，特别是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后，大家都树立了较牢固的革命人生观，有了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较高的革命自觉性，懂得为什么而来，所以大部份同志不但没有发牢骚、没有动摇，反而纷纷表示服从党的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蒋松年的小队也和大家一样，为了党表示决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凑成了一首朗诵诗一一翻回白马山！
　　白马山坐落在武隆县境内，海拔约三千余米，是川湘公路上最高，最大的山，上下约120余里，终年雨沉沉、雾蒙蒙，很少见太阳，人民生活贫困，居处简陋、衣衫褴褛，加之他们翻越白马山时，山顶上不仅雨雾茫茫积雪未消，还到处有冰凌，路边还躺着剥光了衣服、全身已变乌黑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更显得阴沉凄凉，所以在这批来自富饶地区者的心目中，“白马山”就是代表艰难贫困，过了白马山地势就逐渐开朗平坦起来，所以“翻回白马山去”就成了“到最艰苦、最贫困的地方去”的同义词。
　　过了两天，宣布了工作分配决定，除一部分分到西南局及川东区有关部门外，大部分分配到当时的涪陵、酉阳、大竹、壁山、万县等地区。
　　蒋松年与十几位同志分到涪陵地区。
　　当天下午会餐后，蒋松年带着小队的档案材料，与同志们一起至朝天门，民生公司去涪陵班船上的船员们破例地允许他们隔夜提前上了船，当晚他们打开背包在甲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别了重庆，下午就到了涪陵地委报到。
　　起初，蒋松年被分到涪陵专署税务局工作，几上几下后，1957年从涪陵地区税务局分到秀山县税务局工作，直到离休，真正实现了“返回白马山去”的誓言。
　　1978年，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他已进入第二个黄金年龄，健康状况与精力均尚可以。而中央的决定使他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又一次激发了他为人民服务的激情和信念，为他再次施展才华报效祖国、报效秀山人民铺平了道路。
　　1950年，蒋松年已是县税务局的正股长，1982年提为分管业务的副局长，权多了一点，桎梏少了一些，为秀山人民服务的事可以多做一些了！
　　针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很多老税工提前退休，新进的一批青年人对经济知识不很懂的特点，他们连续几年狠抓了职工素质的教育，除按上级部署的外，蒋松年亲自编写税收原理及汇编农村税收规定、会计核算原理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等讲义。1982年，蒋松年将他已吸取的“我国当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编入讲义，使受教育者了解经济领域的一些基础知识，明确税收是经济领域的杠杆，而不是单纯的“聚财”工具，更不是所谓在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专政工具”，以便克服较长时期以只重视体力上艰苦劳动而轻视求知上的艰苦的脑力劳动的错误偏向。
　　税收政策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是从全国这么一个大范围来考虑、制定政策的，不可能对我们这个具有老、少、边、远、穷特点的县给予恰如其分的照顾，有时还会被一刀切而伤筋动骨，为此为确保秀山经济的发展，蒋松年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事。
　　秀山县的三角滩电解金属锰厂初建时，没有资金投入，因还未取得合法企业的资格，金融机构就不敢大额度的贷款，且一旦货款回来即被砍来还贷款，资金的紧缺已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高，经向地区税务局建议后，同意免征一些税费，给予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利于提高质量和扩大再生产。1983年——1988年免征税费296万元（占同期工商税收6.6%），加上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该厂得以稳定发展，成为我县纳税大户，为我县电解金属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贯彻“先予后取”政策思路所结的硕果。
　　改革开放后，农村酒坊蜂拥而起，酒是高税率产品，而他们又都没有完整的账册，因此搞乱了税收秩序，但又不可能全面予以封杀，因此蒋松年在龙凤区蹲点时总结出一套严密的管理办法，保证了税收收入，还促使其优存劣汰。不仅使之成为社队企业的支柱，还促进、带动当地的种、养殖业的发展。这套办法得到了省税局领导的认可，还作为省局在198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县局局长会议上的交流材料。
　　改革后，工业企业已从单纯的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因此必须有相关的如宣传、推销经营支出，经建议后，县政府于1984年下文允许工业企业可适当开支，当时在涪陵地区十个县内属首例。
　　1988年初，在征收企业承包人的全年承包收入的税款时，按当时规定，企业承包人的全年承包收入，是于年终一次性计算，由于数额集中、较大，适用税率就较高，税负较重，向地局反映后，他们将全年收入分成相应份额，分月计算，促进了经济改革中的承包工作。这种办法省税务局于1988年地四季度才转发税务总局可以分月计算的文件等等。因此，他荣幸地得到政府奖励晋升一级工资。
　　蒋松年还积极地撰写论文和介绍经验教训的文章。在省、地的业务刊物上，每年都有他的文章。
　　蒋松年被推荐为秀山县第三届政协委员。
　　蒋松年还取得了会计师的任职资格，担任县第一届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1992年3月，蒋松年开始领离休工资，恰巧被补选为西南服务团涪陵团史研究会的理事。从此在这个领域内活动较多，同志间相互关怀，撰写回忆文章等，特别是向几千名战友介绍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秀山——《秀山抒怀》的文章，深得大家青睐。重庆市直辖后，他被补选为市团史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从1990年起，他被电视大学秀山分校聘为毕业班学生的论文指导或答辩导师，直至1999年因不再需要写论文而停止。
　　1992年，蒋松年撰写了作为学习十四大的笔记《改革会计师制度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一文和有针对性而写的《税务咨询事业应讯速健康地发展》。后者被推荐在四川省税务学会黔江片区学术交流会上交流，被湘西州税务学会抢先在《湘西税务》上发表。
　　1994年，蒋松年又取得税务师的任职资格，至此已有两项中级职称。
　　2002年，经蒋松年倡议，秀山联络组成员一致赞同，以联络组名义赞助一名贫困而品学较优的高中二年级学生，保证其完成高中学业，此举得到老干局和团县委的赞扬，《秀山报》两次报道过，秀山电视台亦报道了两次，其中一次还被重庆电视台转播。
　　老骥伏枥，已无力“千里”，但仍可以发萤光，萤光虽弱，却是自身发的光。
　　王益材作为西南服务团的成员之一，根据西南服务团的精神，从参加新四军——到西南服务团开辟新区直至参与秀山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确实是听党召唤，矢志不渝。
　　王益材家住在江苏北部沿海东台县的一个小村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报社迁来东台县境时，父亲在报社当炊事员，王益材就跟随父亲过起游击战斗的生活来。那时的报社，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高楼大厦、机器隆隆，而是在芦苇荡的隐蔽角落，编辑部和印刷厂各在一方，而且像打游击一样不断变换地点，全靠交通员实行地下联络。1941年3月，父亲积劳成疾离队回家，社长林旦秋见王益材机敏，把他留在报社当交通员，从而正式参加新四军，成为随时听从党召唤的一名军人。
　　当时，王益材未满十一岁，成天唱着儿歌，蹦蹦跳跳，用种种伪装，不断穿梭往来于敌占区和游击区之间，将稿件准时投送到预定的地点。由于他是当地的小孩子，东走西逛不易引起敌人注意，加之有新四军的指教和保护，处处做到胆大心细，勇敢机智，常常遇到日本鬼子或国民党军队的盘查，都能化险为夷，顺利通过，完成部队交给的任务。
　　1942年春节前，报社印刷缺油墨，派张诺同志和王益材到沦陷区东台城内去取，城里既有日本兵守护，又有敌伪韩德勤的杂牌军、土匪孙二虎的兵狼狈为奸,盘查得紧。
　　张诺领着王益材从几十里外来到东台城边，隐蔽在麦田里，把他扮成小叫花子挤在人群中混进城。取得油墨后，东康粮行货栈的“老板”把油墨捆在他的破棉衣内，另找一位“店员”目送他，趁鬼子盘查别人时，伺机钻空溜出了城门。
　　在城外等候多时的张诺，一见到王益材就把他拉过去，举得高高的，回厂的路上一时牵、一时背，到厂后受到表扬，还奖励他一条毛巾，他高兴得了不得。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毛巾啊，是王益材童年参加抗日活动，对党对人民作贡献的纪念品！这以后在敌人加紧扫荡下，报社在不断转移中时办时停，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后期。
　　1944年，印刷厂转移北上山东，组织上分配王益材到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接着又调到解放区，在党中央、毛主席部署淮海战役时，被调入淮海战役前敌委员会，开始了紧急行军。
　　当时淮海一带广大地区，都是敌我争夺的战场。敌人在退却时，往往埋藏些炸弹，偶尔不慎即会遭到爆炸杀伤。行军当中，都得处处提防。
　　一天，王益材所在支队委员会工作组十几人到达目的地后，都疲劳不堪地睡着了。正好轮到王益材烧洗脚水，当他用棍子伸进灶膛里拨弄刚点燃的柴草时，在灰里触到了硬东西，便警惕地把火弄灭，掏开一看，竟是关系着他们十多条生命的五枚小炮弹。王益材惊叫着把大家叫醒，将炮弹送到当地驻军保存，继续行军时就更加小心谨慎。直到淮海战役取得胜利以后，渡江抢修民光大桥，参与解放南京、上海的作战支前工作，都避免了行军中的事故损伤，
　　1949年6月，第二野战军组建西南服务团时，王益材奉命参加南京整训，经10月常德整编，编入西南服务团五支队三大队二中队。12月下旬，到达重庆海裳溪川东区党委，编入川东区党委工作队，开赴巴县参加征粮剿匪工作，把他分配到白市驿区走马乡工作组任副组长（组长是杜仲信），组员有赵先栋、江楚珍、杜仲贤、范重河、叶传书等。
　　他们到达走马乡后，全体同志住在乡公所，一面利用旧乡政人员人熟地熟的条件，同他们一起下保督促完成征粮任务，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组织农民积极分子开展工作。那时的征粮，实际上是从反动势力手中夺取粮食，支援西上大军前线作战和保障重庆城市供给和新政权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而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潜伏下来的敌特势力必然伺机拼死反抗。
　　1950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正当工作组全体同志在乡公所吃完晚饭，一大股土匪便包围扰来，在一阵疯狂的“快投降”、“活捉王益材”的吆喝之后，顷刻枪声大作。由于他们沉着应战，依靠地形合理布防，阻击的枪法很准，敌人未敢轻进，只是原地放枪喊话，一直坚持到深夜。
　　鉴于敌众我寡、不宜硬拼，经周密侦察分析之后，选定敌人薄弱环节，趁夜色避敌锋芒，从后门安全突围。
　　回到白市驿区，连夜筹划清剿部署，第二天又昂扬地回到走马乡，在部队的配合下，有步骤地扫清匪患，继续开展征粮工作。
　　经几个月的努力，在胜利完成征粮、剿匪任务之后，上级又通知王益材到涪陵县清溪区担任组织委员。一到职，便抽去参加地委工作组，在地委组织部长王磊的率领下，开展地方肃反、土地改革和建党训练等一系列的工作。
　　由于王益材是建党训练班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涪陵的几年中，严格按照党章要求，先后共吸收农村一大批新党员，给党组织注入了可贵的新鲜血液。
　　1957年4月，地委组织部通知王益材来秀山支边，任秀山县工业科科长。这是一次大改行，从过去一直抓农村工作，改为抓工业。虽然业务生疏，王益材抱着不懂就学的态度，愉快地接受任务，边学边做，终于适应了新的环境，下功夫把秀山的工业抓起来。
　　1957年秀山的国营工业企业，在原只有9个的基础上增加到18个。1958年大办钢铁、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就更多了。1958年3月，王益材受到错误对待，他一直思想不通，于1962年退职，带妻子和左腿残疾的岳父回到江苏老家，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家生活，按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力尽做夫、做父、做婿之责。
　　王益材人虽在农村，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战争经历仍不时在脑中“放电影”，怀念同志、怀念党的赤子之心仍时刻不忘，报刊的信息不断传入脑海，对我们党、我们共和国的每项成就都欣喜若狂。
　　1979年，党中央彻底纠正错误的指示传来，王益材奉命回秀山，恢复了工作，恢复了党籍。王益材自然人虽是老了许多，而政治上的青春却更年轻了。
　　当时工业局的同志尊重他，说是老局长回来了，有经验，分工他具体管理那时工作有点被动的电池锰粉厂和印刷厂。先是兼任电池锰粉厂的书记，一年左右，经过深入车间和矿山调查研究，发动职工献计献策，扎实解决阻碍生产发展的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生产搞活了，产量增长率达40%以上。
　　这个厂的问题解决之后，又集中精力抓秀山印刷厂，方法还是“三个依靠”，依靠广大职工群众，依靠技术骨干力量，依靠上级党的组织支持，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千方百计扩大投入和产出，终于在1983年末，使该厂的固定资产迅速增加到362335元，实现年上缴税金22745元后，还获得利润51000元，被认定是当时川黔边区效益最好的印刷厂。这也是王益材怀着对党一片忠心，在职时期为党为人民所作的最后贡献。接着于1984年因健康原因提前离休、安度晚年。
　　离休之后，王益材仍然坚持做到职务离休了，共产党员应尽的天职是永远不能离开也不能休止的。在他将近二十年的离休生活中，切实做到“三个不止”。一是努力学习不止，除有报天天读、了解天下大事外，对工业局支部生活、政治学习都自觉参加，带头发言谈收获，达到观念更新，与时俱进。二是在家里继续发扬民族优良传统，恪尽孝道不止，周道细微地照料好已90高龄而又左脚伤残的岳父的生活。多尽一份社会责任。也算是为党为国家分担一份社会工作。三是加强体育锻炼不止，做到健健康康地生活，少给家人和组织带麻烦，从响应中央“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的口号这个角度来讲，也算是他们这些离休老人听从了党的召唤吧。
　　鉴于这“三个不止”，也获得了各级组织的多次表彰。1988年10月，获得黔江地区行署颁发的“授权王益材同志为四川省黔江地区敬老好儿女金榜奖”荣誉称号的荣誉证书。1997年元月24日，又被评为秀山工业系统的“优秀党员”。2001年7月1日建党80周年，还被秀山县委授予“模范党员”的光荣称号，荣获纪念章一枚。
　　2000年5月，当王益材70岁之际，荣幸地收到老战友宫家和、焦前喜、毕冠凡、王思玲、鲁国正、柳坚等同志赠予的水晶石雕刻品及贺词，现将贺词收录如下。
　　
　　祝贺王益材同志七十华诞
　　
　　跃马挥弋出乡关，投身革命岂等闲；
　　苏中扬鞭驱日寇，七战七捷斗顽韩。
　　转战齐鲁历艰险，进军西南缚苍龙；
　　主政工业称里手，扎根秀山代代红。
　　
　　重庆市新四军史料征集研究会涪陵区理事会
　　2000年5月8日贺。
　　
　　王益材七十大寿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涪陵团史研究会赠
　　毕冠凡书
　　2000年5月
　　
　　晚霞瑰丽，是因有云层的折射。
　　晚霞瑰丽，只有在没有被云层遮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