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螳臂当车

　　梅江，这个位于秀山南端的古老场镇，过去街如长龙，房舍鳞次栉比，环境优美，市容古朴，历来是秀山、松桃两县交界地区各种农副土特产品最大的集散市场。每逢一、六赶场的一天，从南到北三华里的长街上，万头攒动，人如潮涌，商贸云集，非常热闹。
　　可是，这个繁华集市，在解放后不久的一九四九年古历冬月十八日，区政府还未完全控制局面，被迫从梅江撤退之际，竟遭到松桃普觉高竹梅匪部的洗劫焚烧。一场浩劫，使昔日闹市，顿成废墟，人民的房屋财产，惨遭焚毁。
　　这次灾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兵匪的争权逐利、勾心斗角所造成的。梅江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个灾难的日子。
　　梅江这个秀南场镇，历来是地主豪绅，恶霸土匪角逐政权的场所。中灵恶霸、匪首简国安，凭借他的土匪武装，一贯在梅江地区称王称霸，鱼肉乡里，遭到全区人民的反对。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简匪徒众，更是嚣张万分。每逢梅江场期，总有些简部匪徒，三五成群地背枪游荡于梅江街上。他们估吃霸赊，酗酒闹事，调戏妇女，无恶不作，以致梅江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一九四九年初，梅江地方人士商量，推举新近由瞿伯阶部回来的、原国民党青年军排长杨秀洪，取代文弱的原任乡长曾圣与，以与简抗衡，乃以“众绅士”名义呈文国民党县府，保举杨代曾任梅江乡长。
　　当时，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秀山县长李琛坐立不安，惶悚万分，对如何作垂死挣扎，正在踌躇焦急，无计可施。对县内乡长人选，当然从所谓“应变能力”出发，加以考虑，因此，对梅江人要求撤换文弱乡长的呈文，正合其意，于是挥笔批准，同时下令委派杨秀洪为梅江乡长。当时梅江内部，又有两派势力：一是以杨秀洪为代表的地主豪绅派；一是以傅少和为首的土匪势力，两派各拥武力。杨出任乡长后，就与傅合作，利用土匪实力，以作抗简资本；匪首傅少和也自有打算，因傅是秀山匪首熊子云的“边棚”，与简国安也是针锋相对，傅也想靠拢杨秀洪，共同抗简。从此，杨秀洪、傅少和联合控制了梅江的政权和实力。
　　一九四九年春，杨秀洪就任梅江乡长以后，简匪的地痞武装，并未有所收敛，猖狂仍如昔日，每逢场期，仍然横行街头，无恶不作。因而导致梅江人民群情激愤，不免对杨秀洪颇有怨言。杨秀洪感到需要显显自己的威风，打击简匪的嚣张气焰，借以满足梅江父老拥戴自己的期望，乃于某一场期，以抓赌为名，当场将简部的几个兵痞痛打一顿，撵出梅江。简闻讯后，于第二场派来三名全副武装的匪兵，企图将头场抓赌的乡丁捆押钟灵。才行到水道河边，杨秀洪已得消息，立即率领梅江乡全部乡丁赶去，当场解除了三个匪兵的武装，收缴了武器，将三匪痛打一顿，并在释放时警告匪兵，要枪，叫龟儿简国安到老子枪尖子上来取！
　　三匪逃回后，向简哭诉一通，简匪气极，乃于第二天组织匪众三百余人，开到旺龙，埋锅造饭，扬言攻打梅江，梅江方面，杨秀洪也有所准备，召齐梅江乡乡长丁和乡属各保保丁，准备迎头痛击，眼看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后幸得梅江绅士从中调停，这场战祸才被制止，梅江人民虽暂时免遭此难，但从此，简、杨矛盾越来越大，导致后来高竹梅洗劫梅江时，简在其中不遗余力地煽风点火，竭尽叼唆、怂恿之能事，终于使梅江人民遭受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劫。
　　正当梅江地方势力勾心斗角，逐权争雄之际，平地一声春雷，迎来了秀山的解放！
　　一九四九年古历九月十七日，挺进大西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撵走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解放了秀山县城。一个月后的十月十九日，又解放了历来被地主恶霸统治着的梅江。
　　区公所正式建立了。区指导员郭锡禄同志进驻梅江，宣传了党的政策，接管了政权机构，留用了旧政人员。
　　梅江人民正欢欣鼓舞迎接解放，眼看劳动人民翻身的大喜日子到来了。谁知残余惯匪傅少和等却在阴暗的角落里阴谋策划，作垂死挣扎。他们企图消灭区人民政权，便攻打了区公所。就在古历冬月初六日赶场天，傅少和纠结匪徒数十人，发动暴乱，首先乘赶场人多拥挤之际，先将区中队马队长（原在解放军中任排长的马排长）偷袭打死于北街，接着就围攻区公所，由于当时梅江人民武装尚未建立，无力抵抗，区指导员郭锡禄同志不得不暂时撤离梅江，退驻石耶，梅江人民就又重新陷入残匪的黑暗统治之下，“乍暖还寒”，人人心情忧郁，家家关门闭户，惶惶不可终日。
　　梅江区公所撤驻石耶之后，暂时被杨秀洪、傅少和统治的梅江，又成了土匪横行、鸦片集散之地。
　　当时松桃县城虽已解放，人民政府对于边远乡村，仍然鞭长莫及。普觉地区仍为旧政权所统治，国民党老军伍出身的高竹梅土匪武装，企图负隅顽抗，同时鱼肉乡里，残害百姓，贩运烟毒，无所不为。
　　古历冬月初八日，高竹梅的叔叔押着八挑担子，一行十四人，经过梅江，在街上住宿，被傅匪部下侦悉，傅见利眼红，立即派了几个爪牙，将货物全部劫夺。
　　高匪闻报大怒，立即派人向乡长杨秀洪交涉，要杨退回劫物，当时杨秀洪刚被留用，又复叛变，一心只想在区公所转移之际，趁乱称雄，独霸一方；傅少和土匪成性，既无见识，又无谋略，只顾图利，不知考虑后果，两人商议之后，向来人答复：“要东西到老子枪尖子上来取！”高得此信，勃然大怒，立即又派人来梅江，要杨秀洪交出傅少和，威胁说：“如不交出傅少和，归还货物，必将洗劫梅江！”杨秀洪狂妄自大，一心只想称王称霸，哪里把高竹梅放在眼里，干脆置之不理，却又未作任何防卫措施。
　　梅江人民听说高匪要来洗劫梅江，惊恐万分，人心惶惶，家家害怕，人人担心。天天扶老携幼，外出逃躲，闹得满天风云，遍地悲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种恐怖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多天，梅江人民那时所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高匪竹梅，见几次交涉均无效果，气得他怒气冲天，哇哇直叫。一面向他的“老庚”——简国安写信，要简出兵柏助，攻打梅江，一面又与兰桥乡打招呼，借路通过，并言明不动兰桥一根茅草。简国安因为杨秀洪曾缴过他部下的枪，早就与杨结仇，得知此事，暗自幸灾乐祸，认为报仇的时机到了。于是立即表示，愿意出兵支援，夹击梅江。这样，高匪洗衣劫梅江的决心更大了。
　　接着就在冬月十七夜晚，纠集、胁迫、蒙骗、利诱了松桃县属普觉区人大摆筵席，吃了生鸡血酒，决定于十八日集中，前往洗劫梅江。
　　冬月十八日，天朗气清，是个大晴天。
　　这天，高竹梅在普觉集结一千四百余人，轻机枪一挺，步枪数百支，临出发前，高匪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训话：“这次攻打梅江，搞得的财物，各拿各得，每家都要去一个人，如有违抗不去者，就地枪决。”训话以后，当即率领队伍，浩浩荡荡扑向梅江。
　　匪徒们听说洗劫梅江，是个发洋财的大好机会，一路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受骗的农民却是另一种情景，进至牛奔坡时，寨英的部分被胁迫而来的群众，就裹足不前，想缩脚不去了。高匪见势不对，立即将这部分人包围，经威胁要挟，无知农民迫不得已，只好懒洋洋地跟随前进。
　　下午六时许，夕阳西下，一轮明月，高悬净空，高匪率部进至距梅江十里地的寨瓦，才整顿这一乌合之众的畸形队伍，前面是战斗队，后面是背篓子、挑箩筐的掳掠队，整好以后，然后下令：“自抢自得，抢后放它一把火！”杀奔梅江而来。
　　这时，梅江方面，祸是傅少和惹来的，而傅少和是一个毛燥的小匪头目，而对声势浩大的高匪，根本无力对抗；杨秀洪也是一个有大言、无大才的家伙，盲目自大，未作任何防卫准备。他们见到杀气腾腾的匪徒，黑压压地喊杀而来，早吓得仓惶失措，一筹莫展，只得急急忙忙，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由几名亲信随从保护，逃离街市，以求苟活性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根本不顾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屠杀和损失。
　　就这样，高竹梅匪众，立即长驱直入，冲进了梅江大街。顿时，杀声震天，鬼哭神号，迫使手无寸铁的善良人民，扶老携幼，仓皇逃奔。匪徒们如入无人之境，恣意掳掠人民用血汗换来的资财。抢够多时，高匪下令：“放火！”一声令下，立刻处处起火，家家冒烟。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火光烛天，火舌飞舞，“劈劈啪啪”的爆炸声，“轰隆隆哗啦啦”的倒塌声，喊爹叫娘的哭喊声，啸啸乱叫的枪声，交织成一曲惨绝人寰的灾难交响曲。可怜善良的人民，既怕枪弹伤亡，又怕财物焚毁，人人悲痛，个个伤心。
　　其中，中街的蒋老顺，眼见匪徒横行，愤怒万分，见一匪窜入他家放火，就不顾一切，扑上前去，用菜刀将匪砍死；南街的施长林，也擎起柴块，打伤一匪。
　　匪徒们抢光烧光之后，才扬长而去。
　　这时，钟灵简匪国安，确曾率领匪众，进至秦岭坡，幸灾乐祸，支援高匪。
　　第二天，惶惶归来的群众，眼看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园，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房屋财产，一夜之间，付之一炬，个个悲痛欲绝！老年人一边哭泣，一边在瓦砾场中寻寻觅觅，想得到一星半点没抢完、没烧完的残破什物；青壮年们，悲愤填膺，大骂高竹梅匪帮，对梅江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整个梅江街市，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秀山县人民政府及时派杨永庆、胡柱流前往梅江，慰问灾民，但因当时处于解放初期，政府尚未完全控制局面（后来县人民政府在腊月十三凌晨被迫转移龙潭），各处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财经极为困难，无力发放救济，只能把粮库里焚烧未尽的稻谷分给受灾群众，解决燃眉之急。这危难中的关怀之情，既深深印在梅江人民的心中，又鼓舞了劫后的梅江人民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
　　但是，由于损失过分惨重，经过三十多年后，东、西、北、中四条街虽然基本恢复，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建筑群，而原来半华里长的南街，仍有不少荒芜的废墟，控诉着国民党残匪的罪行。
　　秀山地处川湘黔三省交界处，是四川东南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在1930、1940年代匪患严重，情况十分复杂。秀山解放后，国民党残渣余孽，不甘心失败，相互勾结，垂死挣扎。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部队经过秀山时曾说：“这个地方要准备在大军过后打游击。”说明在这里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要经过艰难残酷的斗争。后来的事实印证了刘邓首长的英明预见。
　　在县人民政府建立之初，一切都显得非常顺利，各方面工作很快理出了头绪。可是不到两个月，局势便发生剧烈动荡。原因主要是大军过后，只留下少数兵力协助地方工作，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当时驻秀山武装部队，不计收编武装，总共一个县大队，除去护送运输车辆往返于大江、常德的两个排，就只剩三连和一个排，而且不少是新兵。如此单薄的兵力，加之蒋介石专员庹贡庭由重庆回来后，有计划地组织指挥尚未经受打击的地方武装叛乱，各地反动势力便由隐蔽到公开反对人民政府。
　　树欲静而风不止。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还想在西南地区孤注一掷。在秀山的残余势力，也把眼睛望着蒋介石和他背后的美国，不见棺材不掉泪。
　　正当秀山经济恢复工作初见成效之际，秀山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各路土匪武装相互勾结，趁我大军过境后地方军事力量薄弱之机，几位有声望的统战人士外出学习参观之时，发动暴乱、叛乱，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12月初，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庹贡庭秉承张群、阎锡山旨意，由重庆返回酉阳，召集陈铨、谢建安、杨树臣、瞿波平、彭雨清等地方武装头领，组织“川黔湘鄂人民救国军”，并委任秀山杨卓之为该军“第八纵队司令”，杨便在秀山加紧勾结煽动尚未投诚的旧政人员，策反已降我之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县长李琛，秀东熊子云，秀南简国安，秀北陈光佩狼狈为奸。
　　他们一方面造谣蛊惑人心，说什么“国民党已经打回来了，正在总攻长沙和涪陵”；一方面网罗地主、恶霸、流氓、地痞、惯匪、特务以及国民党残兵败将，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全县反革命政治武装达39股，达4000多人枪。惯匪、特务到处破坏公路交通和通讯设备，阻止群众向我交粮，进而攻打我各级人民政府，杀我工作人员，局势变得极为严重。
　　秀山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地方封建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如东路的熊从龙（秀山自卫队副总队长）、南路的简国安（国民党部队营长）、西路的杨卓之（国民党部队团长）和北路的陈光佩（溶溪乡乡长）等，还拥有武装，伺机蠢动。在此期间，县里几个声望很高的统战人士熊绍韩、杨通惠、涂逸之三人随地委梁岐山政委去涪陵学习参观，在沿途各县宣传政策，争取旧人员协助人民政府工作，近月未归，不仅无人沟通信息，调整多方关系，相反一些居心叵测的反动分子得以借机制造谣言，地方上谣言四起，说什么“熊、杨已被押送綦江劳动改造，捶石子、修马路，把手都磨出血了。”有的甚至说他们已被共产党整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旧人员纷纷反叛，暴动迭起。
　　地方残余势力与土匪武装活动猖獗，境内东西南北的地方反动势力各霸一方，气焰十分嚣张。1949年11月，梅江乡留用伪乡长杨秀宏判乱，杀害梅江区中队副马岳斌等2人。
　　1949年11月初，秀山石堤乡原乡长黄增尧率部暴动；1949年12月25日，梅江留用乡长杨秀宏叛乱，杀害排长马骆斌等人；1950年1月6日，贵州松桃县普觉区匪首高竹梅率土匪1400人洗劫梅江，烧毁场上大半条街的民房；紧接着洪安区公所被劫，1月23日，溶溪留用乡长陈光佩发动叛乱，杀害区委书记兼区长罗秋田、副区长宋健刚等11人，火烧区公所；1月26日，陈光佩再次伏击前往收埋烈士遗体的县大队，县大队牺牲15人；1月29日，原收编制的国民党县民众自卫队总队第三、四中队在官庄发动叛乱，杀害解放军代表3人；1月30日，匪首杨卓之、袁文述、陈光佩、简国安等组织匪徒裹胁上万群众进逼县城。
　　当时全县7个区，除中和、清溪、官庄3个区外，其余4个区都先后遭到土匪的袭击。
　　梅江留用乡长杨秀宏叛乱，恶毒诡谲。
　　秀山解放，县委分配郭锡禄为二区（梅江、石耶）书记兼区长，李慎耀为副区长，李春德（排长）和应仁安计四人，开展二区工作。他们先驻石耶支前，待进川大军过完后，他们即进驻梅江，以便开展工作。刚驻下，应仁安随郭区长进城开会五天，会后带领秀山第一届干部培训班分配该区的6名同志回梅江，又一名叫马路斌的排长也被分配来该区，梅江一下子增加7名工作人员，为开展各项工作增添了力量，大家十分高兴。
　　马骆斌是十一军的一个排长，应仁安和他曾在一个班生活过，这次相遇十亲热，他俩走在一起。在回梅江途中，经过飞机坝时，马被柳树根拌了一跤，应仁安将他扶起来，并抢过他的背包帮他背时，劝告他：“这里土匪很多，匣子枪应该挂在棉衣内侧........”马说：“你真是胆小！土匪早被我们打跑，不敢露面了，这次我从重庆一人一枪，步行十多天到秀山都未遇到一个土匪。”
　　他们一行九人，和煦的阳光下，又说又唱，心情十分愉快。下午5时到达梅江区政府（住梅江街中心转弯内侧即伪乡政府原址，是一个庙宇），郭区长特地买了猪肉和酒菜， 欢迎新同志。马骆斌是回教徒，给他一些钱，自己上街吃牛肉。这一天梅江逢集，既热闹又拥挤。
　　正开饭时，忽然街上传来两声枪响，随即集市群众呐喊奔跑。几个武装人员出去巡察，被土匪压回（他们只有8名武装人员，是刚从8个乡抽来的伪乡丁，未经战斗锻炼）。正要关大门，挤进了以蒙仁智为首的5名武装人员，蒙是兴隆乡伪乡队附，自称是共产党，与郭区长曾经见过面。蒙对郭区长说：“可能是贵州惯匪高竹梅，对梅江乡长杨秀宏抢劫他们鸦片的报复，与你们没有关系。”
　　郭区长即请蒙仁智在房内喝酒，应仁安和李慎耀退出房间，李慎耀指着窗内蒙仁智，低声地向应仁安介绍：“这是匪首，打内应的！”并用马枪，从窗户的木格对准蒙仁智。
　　应仁安进房加酒菜，见蒙仁智和郭区长相对而坐，蒙仁智的四个随从牛高马大，全副武装，一字儿站在蒙仁智身后，对郭区长虎视眈眈。
　　蒙仁智匪见应仁安像个学生兵，便藐视地问他：“你怕不怕！”应仁安是解放军，怎能受此侮辱，当即反击：“怕死不革命！”
　　原来马骆斌上街在饭馆吃饭时，突遭数名土匪袭击，一匪徒将马拦腰抱住，其他匪徒即抢劫马的手枪，马抽枪不出，反被土匪开枪打死。闻到枪声，集市大乱，匪徒多人包围我区政府，不断开枪，有的还爬上树向区政府院内开枪，十分猖狂。我区新参加工作的炊事员王兵同志爬上窗口大喊：“快把机枪搬过来，打这里的土匪！”企图杀一杀土匪的气焰，由于暴露目标，不幸被土匪击中而牺牲。
　　外有土匪包围，房内有内奸，情况十分危急，李春德带领武装守住门口和走廊，李慎耀在房外监视房内动静。房内郭区长和蒙仁智匪正在斗智。
　　蒙仁智问郭：“你身上带的什么枪！”
　　郭答：“三保险。”
　　蒙说：“这枪好不好用！给我看看，不行的话，我给你换一支。”郭趁机将枪从匣内抽出，随手压上子弹，把枪放自己腿上，右手握住枪柄，可以先发制人，以便立即出击。
　　蒙匪手枪还在枪匣内，背后四个保镖的枪还背在背上。郭争得了主动权。
　　郭说：“你对于县长说过，你是地下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协助政府打土匪解围，必须服务领导的命令........”
　　蒙无奈，只好将身后的四名保镖抽出两名“到兴隆讨救兵”，而离开区政府。
　　两人离去，约五分钟，包围区政府的土匪即大肆放枪，并用手榴弹炸区署围墙，只听乱枪声中一声爆炸声，接着传来砖墙倒塌声，估计墙被炸开了。房内郭区长站起来，对蒙仁智说：“你们不要动，我去看一看就来！”
　　郭区长提着“三保险”手枪，面对蒙匪倒退出房间，李慎耀即翻出区政府大院，应仁安也随即翻出大院。
　　以后，枪声逐渐稀少，直至寂静，到天微明，郭区长即派一名武装穿上有牙齿的新军鞋，带着郭区长的情况分析，准备到县上送信，该同志受到拦击，信件不一定能送出，郭区长决定立即全体突围。
　　郭区长带队冲出大门，穿过对面小巷，大家到野外，凭借小沟和田坎掩护，向吏目方向前进，李慎耀和李春德走在后面，不时回身阻击追来的土匪，虽然大家满身泥浆，还是顺利地到达吏目，吃上午餐（红苕）。
　　到午后，公安局梁延德局长率一班战士赶到吏目，一起吃晚饭后返回梅江，才知道送信的同志顺利完成了任务。梁局长说：“这个新来的同志真不错，可惜忘记了他的名字。”
　　这次是受招抚的梅江伪乡长杨秀宏突然叛变，来得突然。由于领导冷静机智、果断，除了马、王两同志牺牲外，没有更大的损失。
　　此后，他们搬到梅江对面山上驻扎，白天下乡发动群众，晚上回山吃饭。晚上有时摸黑去老乡家烤火，或转移到别处安身，黎明前得赶回山上去。这样捉迷藏式的工作十多天，后被县委召回城开会，接着溶溪等地又发生了暴乱。
　　当时，溶溪区区长罗秋田正在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
　　罗秋田，男，1921年出生，山东省平南县明林镇罗家屋子村（今平渡县明村镇小花村）人。1948年任平南县抬头区武装部长，参加领导群众抗击日寇和翻身求解放的斗争。1948年任8月，为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奉命参加平南县小车支前队的筹备工作。后，随东北海支前大队南下支前。1949年7月初调南京学习整编，参加西南服团，编入一团五支队学习大队，任中队指挥员，进军到湖南嫦娥整修时调秀山中队。1949年11月到达秀山，任秀山县第六区（溶溪）区委书记兼区长。
　　罗秋田同志，身材高大，体魄壮实，浓眉大眼，一身虎气，一张紫铜色的脸上总是显示刚强。他对革命无限忠诚，由于来自胶东老区，有较为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当组织工委派他任溶溪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后，就迫不及待地去溶溪开辟新区工作。
　　1949年12月4日，他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同副区长宋健刚、组织委员吕显平，工作人员黄文忠、祝绍先、杨可定等一行六人，徒步跋涉去溶溪区接管旧政权，区政府机关设在溶溪街上禹王宫内。
　　该区位于县城北面二十余公里处，中间隔着一海拔高806余公尺的平阳盖，交通不方便。当时全区四个乡，三万多少数人民散居在方圆五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一个情况复杂的山区。
　　那时，这个区共有四个乡，组织委员吕显平一人住膏田乡，副区长宋健刚，一个人负责玉屏、溪口两个乡，其余四位同志坐阵区所在地。
　　一到溶溪，罗秋田等就按照分工深入各乡、村，抓紧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征集支前粮秣和改造国民党区、乡武装等项工作。在工作中，虽然经常遭到匪徒的恐吓和阻挠，但他们也总是无所畏惧地投入严酷的斗争。
　　为了稳定局势，罗秋田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全区四乡旧政府人员会议，一讲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各省市均已解放。二是讲我共产党对旧政府人员的既定政策，只要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均可留用，照旧供职，三讲立功受奖政策。号召各旧人员都要以实际行动维持好社会治安秩序，搞好征粮工作，籍以立功自赎，紧接着，又召开乡民士绅会议，宣讲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消除疑虑，以安其心，争做开明士绅。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绝大多数旧职人员，乡民士绅均愿意拥护共产党，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因而相对地保持了一段时间表面上的安定。
　　经区委会研究决定，宋健刚分管武装、财经和玉屏乡的工作。该区当时属土匪多的区，建政工作是很艰难的。原国民党旧政人员还掌握着大量的武器，接管时虽然给他们开了会，但他们还没有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所组织的区中队，多数人员是从原乡丁中（原各乡公所）抽来的，他们没有阶级觉悟，容易动摇。加之当时国民党酉阳专署总队长陈铨、秀山县长李琛与解放军顽抗，并且暗地指挥陈光佩等反动头目捣乱，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区委决定狠抓统一战线工作，紧抓区中队培训工作，深入了解各阶层人员思想动向，抓好把征粮入库工作作为当时的工作重点。在区委全面工作部署后，宋健刚连夜给区中队全体战士上课，使他们懂得革命的道理，懂得保卫人民政权的重要性，并了解全国解放进程和大好形势，在配备好干部的基础上宋建国把军事训练工作交给了中队附黄文忠具体抓。为了有力地支持第一线，宋健刚将县委青干班分去的十余名同志派到各乡开展形势宣传教育和征粮工作半月左右，各乡入库粮食达10000余斤，其中溶溪乡1000余斤、膏田乡3000余斤，溪口和玉屏乡3000余斤。通过上述工作，培养了蒋太瑶、丁世意、阳选武、张清旺等一批立场坚定、忠于革命事业的青年干部。
　　起初，只能在区、乡场镇活动，随后青干班的同志陆续到来，工作逐步向面上铺开了。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群众对我党政策初步有了一些认识，积极分子开始向我们靠拢。正当溶溪乡积极筹备成立农民协会时，反动派狗急跳墙了。
　　宋健刚（1920-1950），男，1920年生，广西省三台县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驻安徽省安庆县。1949年夏调11军地干总队，行军至湖南常德后，编入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到秀山后，被任命为秀山县第六（溶溪）区副区长。1950年2月23日，匪首陈光佩暴乱，组织匪众攻打溶溪区人民政府时，宋健刚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0岁。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分化瓦解敌人，宋健刚访贫问苦，找区中队的队员洪三吉、杨选武、陈明贵、陈发元等人个别谈心，深入了解各乡旧政人员动态。
　　原溶溪乡乡长陈光佩是一个居心叵测、奸狡巨猾之徒。建政初期，慑于我过境大军的军威，伪装积极，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与我区政府领导“紧密配合”。他明里归顺，而暗地则死心塌地效忠原国民党上司，并接受川东民众自卫军酉阳专署第七纵队司令陈铨、国民党秀山县长李琛等委任的“川黔湘鄂自卫救国军第五大队队长”和“秀山北路指挥官”的头衔，以溶溪后山的龙潭园为基地，网络一批土匪、国民党军官、地痞流氓组织反革命武装，加紧策划暴乱，为了戳穿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罗秋田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曾先后两次上山，深入虎穴，做分化瓦解工作。
　　陈光佩组织一伙匪徒去桐麻岭抢我公盐，召开反动会议，溪口乡长陈茂江组织劫场，搞反动宣传；玉屏乡长张作舟拖着队伍上膏田与膏田乡长张绍松、旧专署联防队队长张怀武磋商，准备进行反革命暴动。当听到上述情况时，宋健刚向罗秋田区长汇报，并商量对策后自己带队进行侦查。
　　1950年元月2日，宋健刚带着陈光元、龚尔其等到桐麻岭侦查，听到当地群众揭发陈光佩的阴谋活动。陈光佩叫他的心腹余廷舟一伙来这里抢了人民政府公盐50多挑，当时天气寒冷，大雪纷飞，同志们又冷又饿，宋健刚动员全体干部战士连夜追击，收回了30多担公盐交县人民政府。
　　元月7日，宋健刚又带着陈明贵、张清旺等人在溶溪乡比较险要的龙潭园村侦查，查实陈光佩在龙潭园组织军事训练准备暴动的阴谋。陈的军训教官是冉光林（原溶溪乡的乡队副，秀山根除匪患后已枪决）。宋健刚回区向罗秋田区长汇报后，罗秋田立即带着陈发元、杨选武等人连夜上龙潭园村。
　　元月7日下午晚饭后，罗秋田便与副区长宋健刚，区中队附黄文忠等带领区中队三名战士整装出发。罗秋田身挎盒子枪，健步走在队伍最前面，宋健刚背着冲锋枪紧跟其后，走在后面的几位战士则是肩扛长枪、腰间挂手榴弹。傍晚，到达匪巢坝草坪。在布置好警戒以后，罗秋田、宋健刚带着一名战士快步冲进匪窟，找到了冉光林，并令其马上集合队伍。罗区长等同志的突然出现，吓得冉光林手脚无措，连忙鞠躬诺诺。起初，匪徒们个个棱睛鼓眼，凶神一般向罗秋田等人包围过来，当其看到罗秋田镇定自若、威武严峻的神态，宋健刚手中端起冲锋枪和紧跟其后的战士手中高高举起已经揭开的拉线盖的一捆手榴弹时，霎时间，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场上死一般沉静。片刻之后，罗秋田以严峻而又诚恳的态度进行着宣传教育，那亲切而又委婉的劝导，深深地打动了绝大多数被裹挟的群众，一个个愧疚地低下了头。
　　通过宣传教育，分化瓦解土匪，当晚就有60多个匪徒弃暗投明、下山归队。
　　元月15日，宋健刚听到群众反映，陈光佩贼心不死，仍继续在龙潭园组织军事训练，便立即带着陈光元、洪三吉等人在山上侦查，陈光佩在龙潭召开保长会议，继续派捐派款，准备暴动。宋健刚向区长罗秋田汇报后，二人分析，觉得问题严重，决定组织两帮人上龙潭园村。战士们带足枪支弹药，身上捆满了手榴弹，由罗秋田带队直插陈光佩开会的会场。
　　得知陈光佩上龙潭园的消息后，罗秋田当即指出陈光佩此行一定有名堂，肯定与近期来土匪此处猖獗活动有关。是日夜幕降临，罗秋田带着区中队的几名战士，顺着山间羊肠小道，直向伪保长杨通炳家摸去。在安排好岗哨后，罗秋田轻身纵向透着一丝微弱灯光的室外，屏气依窗静听。当他确认是陈光佩等在屋内召开会议后，便一边掀门进屋一边问：“杨保长在家吗？”
　　罗区长手提短枪，战士们端着冲锋枪，当罗区长突然出现在陈光佩的身边时，陈光佩吓得全身发抖。
　　陈光佩等见有动静，立即站起身来，当发觉是罗区长时，一个个呆若木鸡。
　　罗秋田冷峻的目光扫视一眼后，便用嘲讽的语气说：“陈乡长日来真是辛苦啊！看，这么深更半夜将各位保长召来这僻静的地方开会，真是难得啊！”陈光佩十分尴尬，连忙战战兢兢，语无伦次地：“啊......啊......哪里！哪里！请罗区长不要误会，我们是来看望杨保长的，因为他生病了。”
　　其他人则连连鞠身让座。为了缓和室内的紧张气氛，罗秋田坐下来，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请各位务必认清形势，蒋介石国民党拥有美式装备的八百万军队被我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尽管还有些人不甘心其失败，妄图挑起事端四处闹事、抢劫，但终究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到头来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党的有过必改、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各位也是很清楚的，既然大家已经归顺我人民政府，时至今日，就再也不能离心离德，更不能怀有二心，搞些不利于人民，不利于革命的活动，请大家一定要审时度势，三思而行。“
　　罗区长揭露了陈光佩的阴谋，指出了他对人民政府两面派的手法，再次教育他不能这样下去了，否则会自绝与人民的。
　　罗区长向在场的土匪和保长们再次讲了我党对旧政人员的政策和全国解放进程的大好形势。很多土匪听到后都交了枪、下了山，连陈光佩也被弄下山。守卫在外围的宋健刚，高度警惕地配合罗秋田的行动，使陈光佩的阴谋未能得逞，狠狠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回到区人民政府，罗秋田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对陈光佩旧职人员虽然采取及其耐心等待态度，多次做工作，还是貌合神离，大耍其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这陈光佩要反、要叛这已经是预料中的事了，于是连夜召开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在认真总结前段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当前的工作任务是要深入发动群众，培养农民积极分子；抓紧对区中队的人员训练；搞好形势宣传和征粮入库工作；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特别是要密切注视陈光佩等人的行踪。
　　狡诈的陈光佩也加紧了反革命暴乱的步伐。
　　1950年元月21日深夜，陈光佩先唆使其爪牙把区政府后面的墙壁挖了一个洞，劫走了政府存放的盐巴等物资，第二天他却向区政府领导建议组织力量防守，并加强宣传工作。区领导未料到陈的阴谋，表示认可，便中了他设下的罪恶圈套。
　　元月23日，正逢溶溪赶场，罗秋田同志亲自带领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参加培训的农民积极分子上街宣传党的政策。区委根据当时社会混乱的情况，决定分三处组织宣传组上街宣传。蒋太瑶分在上街宣传（已牺牲）丁世意分在下街宣传（已牺牲），罗区长亲自到中街宣传。
　　而陈光佩也已护场为名，公开调集下乡、保丁百余人，荷枪实弹，满街“巡逻”，故作戒备势态，实则已经举起屠刀，准备下手。
　　下午三时许，下街发现有人放冷枪打宣传组的丁世意，当时就有人说是分队副冉光林打的枪（当时未中）；不一会，中街又有人放冷枪打罗区长，当时也有人说是分队刘玉国打的。此时，赶场的人一片混乱，各宣传组的同志撤回了区政府。
　　罗秋田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要大家高度警惕，并说陈光佩今天发出信号了，如果发生暴乱，大家要听从指挥，准备痛击捣乱分子。
　　下午4时许，农民积极分子散场后各自回家，区里同志全部回区政府后院吃晚饭。突然枪声大作，一群匪徒冲进区政府院坝，强行要我区政府工作人员黄文忠进后院叫罗区长出来有事“商量”。黄文忠情知有变，进了后院调头就开枪射击，把敌人阻挡在巷道外。近处的敌人用密集的火力，把我区政府的十几个同志围困在禹王宫后院仅40多平方米的土墙木房里；另一些敌人又从街中心的碉楼上居高临下向区政府打枪，边打边狂喊乱叫：“抓活的！叫罗秋田出来投降！”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区政府外面枪声响了，敌人当场打死了哨兵张兴旺、杨选武二人，宋健刚参与罗区长跑到楼角组织还击。当时有一土匪叫任吉三，正在区政府门口喊：“罗区长快出来投降！”被罗、宋二人同时放枪，把任打死在门口，同时，又是一排子弹打死扑上来的几名土匪。
　　罗秋田镇定如常，沉着地指挥同志们英勇还击，与敌人开展殊死的斗争。他指点同志们选好目标射击敌人自己则扼守在禹王宫正殿后的巷道里以不高的墙掩护，打退敌人的多次冲击，打死打伤敌人十多名。枪战一直进行到天黑，打得敌人未前进一步。
　　天已快黑了，土匪们无法打进区政府，便拖来大量稻草，准备火烧区政府。
　　夜幕降临后，敌人眼看这样硬难以得逞，于是放起大火，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罗、宋两人又召集战士们商定，乘天黑火未烧大，组织大家从区政府巷道突围出去。这个巷道是以前放盐的，土匪们原来偷盐时打了一个洞口。后用小石子堵住，别处无法出去，他鼓励同志们要英勇杀敌，行动要火速；并自告奋勇，冲锋在前，第一个猛冲出去，敌人把巷口堵得很严。宋健刚一冲出去，就中弹牺牲，倒在巷口墙上，其他同志一侧身就突围出去了。
　　宋健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四十多年过去了，溶溪人民还时刻怀念着他。
　　我被围困的同志沉着应战，英勇还击，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区长罗秋田扼守禹王宫正殿后巷道，其余同志各选目标，以不高的土墙为掩护，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击，击毙匪徒数人。枪战一直相持到天黑。
　　陈光佩便采取火攻，抱来一堆堆稻草，放火烧房，霎时烈焰腾空。区政府的同志趁着夜幕与滚滚浓烟从后墙洞口突围。副区长宋健刚中弹牺牲在后墙出口处。
　　同志们一个个突围出去了，他最后一个突围出来。他只身一人在漆黑中摸路上山，隐蔽在一个山洞里。次日凌晨，当罗秋田急于寻找失散的同志的下落，出现在晨光村洪家湾时，又遭到土匪们的追击。他且战且走，一枪将土匪队长吴民国的腿打断，但他自己左臂上也受了重伤。这时，他因两天两夜水米未进，且又重伤，真是疲惫不堪，但仍坚持与匪徒殊死战斗，终因弹药耗尽，体力不支而壮烈牺牲。
　　罗秋田同志（1921-1950）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是在秀山解放初期，带领工作队去溶溪开辟新区工作与暴乱土匪英勇战斗中牺牲的。
　　在这次土匪暴乱中牺牲的同志还有：副区长宋健刚，组织委员吕显平、区工作人员祝绍先、阳选武、何明君、蒋太瑶。
　　同是1月23日，吕显平在膏田乡开展接管建政和发展群众征粮支前工作中，被潜入匪徒杀害，光荣牺牲，时年28岁。
　　吕显平，男，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城郊。1947年前曾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后任区委组织委员，1948年秋调支前地方工作队，1949年7月在南京学习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编入一团四支队。部队行至湖南常德后，吕分到秀山中队，被委任为溶溪区委组织委员。
　　1949年12月4日。吕显平到了溶溪区，经区委研究决定他去膏田工作。由于该乡有贯匪田树清、雷树海、任发生等人长期在膏田一带盘踞捣乱，原国民党省府曾派出一个中队（71中队）常驻膏田。1944年，71中队被匪首田树清等人偷营搞垮后，国民党酉阳专署又派了一个联防总队，由张怀五带队去膏田“剿匪”护政。膏田乡是一块插花地，四川的酉阳、贵州的沿河都伸有地盘进去，这些边境的封建把头常来此地，增加苛捐杂税和贩卖鸦片烟等，搞得该乡人民灾难深重，加之当时的膏田乡政权长期为乡长张绍松一家所把持，他家三辈人，先后任膏田乡正、副乡长；酉阳等管辖的玉屏乡乡长张作舟与张绍松又是结拜兄弟，也常来队伍驻扎膏田，硬把膏田乡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
　　鉴于上述情况，吕显平同志通过详细分析后，于12月10日召开了原乡旧政人员会议，向该乡的20多名人员宣讲了我党的主张、宗旨和全国解放的形势，教育他们有过改过，既往不咎，争取立功，政府将量才录用。在座谈中，郭生富（原副乡长）说：共产党主张好，我们听共产党的话，不再胡作非为了。尔后，吕显平又多次组织他们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他们不打老百姓，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调戏妇女，把社会治安秩序搞好，把征粮支前工作搞好。一时间形式基本稳定下来。
　　吕显平根据上级指示要抓紧发动群众，开展征粮支援前线，召开了部分富裕人员会议，参加的有文承恩（后划为地主）、侯守堂（地主）、冉启千（地主）侯万忠（地主）、梅佐焕等人。吕显平给他们讲了形式、政策，要求他们带头完成征粮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到会人员共自报了4000余斤，第二天就入库3000余斤，放在膏田乡乡公所的粮仓里。
　　另一方面，吕显平深入访贫问苦，培养村干部，为即将组织村政权和农民协会打好基础。原膏田东村的冉茂车、冉茂林，高简村的冉朝友、周子光，长湾村的冉茂忠等人后来都当上了村干部，有的还当上了乡干部，在剿匪、土改等工作中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1950年元月23日下午10时许，原膏田乡乡丁罗克文从溶溪跑回膏田，走到开烟馆的原乡丁张炳清家，向正在抽大烟的乡队副杨云芝说：溶溪乡陈光佩组织一帮人已把区政府打了，还打死了几个人，有些不见了。当时在家抽大烟的还有龚吉、罗克云、冉茂松、张永亭等人。杨云芝从床上拉起来说：“我们也把姓吕的干了！”
　　那伙烟鬼都赞成，就这样杨云芝叫张炳清去抱吕显平的颈子，杨云芝、罗克云二人用手枪抵在吕显平的胸口和背上，龚吉、张永亭二人下了吕显平的枪，用绳子将吕捆起。他们将吕显平牵出来时，吕显平骂了杨云芝一伙：“你们不要猖狂一时，天下是共产党的，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是杀不绝的。”他们牵到膏田东村扫堡时，杨云芝叫“打了”。乡丁龚吉推子弹上槽时，吕显平同志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1950年初剿匪期间，解放军和当地群众找到了吕显平同志的尸骨，安埋在膏田乡政府对面台土里，后来又迁至秀山烈士陵园。
　　吕显平同志为开辟秀山溶溪膏田乡新区工作，献出宝贵的生命，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膏田人民和秀山人民的心中。
　　秀山根除匪患后，原乡队副杨云芝、乡丁龚吉被枪决，原乡丁罗克云、冉茂松、张永亭都在劳动改造中先后死去。
　　那时，通往县城的路是数十里的羊肠小道，茅草齐腰深，当时被土匪把守，我方又无任何通讯设施，溶溪出事后，县里还不知道。第二天，县里两位送文件的交通员，走到溶溪山口时，也被土匪杀害了。部分同志突围后，也只是暂时脱险，实际仍在土匪的包围之中。当晚，杨可定就躺在后山的岩窝中，次日白天也未露面，直到夜晚，沿山摸黑走到李家溪口下山，冒着生命危险，忍着饥饿与寒冷，绕道淌河，向秀城靠近；走了一个通宵，于第二天黎明才进城向人民政府府报告。
　　杨可定、黄文忠二同志摸黑沿山傍岭，于元月25日清晨回到县政府报告了这一惨案。
　　政府得知土匪暴动的严重敌情，立即派出一个排，前往收殓烈士遗体，援救罗区长等同志。
　　1950年2月中旬，部队回师剿匪，镇压了溶溪土匪暴乱的罪魁祸首陈光佩。溶溪区人民重见光明。
　　五位烈士，来自祖国四个省份：罗秋田、吕显平同志来自山东解放区；宋健刚同志来自祖国南疆的广西僮族自治区；祝绍光同志来自东海之滨、鱼米之乡的浙江省；张德义同志来自原大地河南省的黄河岸边。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踏上进军西南的征途，午千里迢迢来到这崇山峻岭的边远山区。五位烈士牺牲之时，平均年龄二十多岁，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青春年华，将一腔热血，洒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对党无限忠贞，对人民无限热忱，他们壮烈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