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执政为民

　　接管政权中最初碰到的难题，是处理复杂多变而又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例如，因国民党旧币贬值影响，人民币流通不畅，县人民政府不得不暂时采取银元、铜板乃至实物支付，让群众放心。
　　更棘手的问题是群众吃不上盐巴。这本来是此地长期存在的问题，由于这个地方偏僻、闭塞、贫困，加之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和地主、奸商、土匪、恶霸重重盘剥，使工农业产品价格悬殊，搞得“斗米斤盐”，一般的中农都吃不上盐。
　　秀山地处川、湘、黔三省边区，交通闭塞，运输不便，加之解放初期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的骚扰，运输更加困难，因此市场萧条，物资奇缺，特别是人民生活必须品盐巴更为昂贵。10斤猪肉或100斤大米还换不到一斤盐巴，一般贫困农民根本吃不上盐，只有用海椒代替。
　　这时暗藏的敌人趁机造谣破坏，挑拨和煽动群众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他们造谣说“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就是盐巴吃不到”。
　　为了击退敌人的嚣张气焰，首先以盐巴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斗争。
　　为了解决群众普遍关心而且盼望已久的吃盐问题，县委、县政府决定，派王崇玉迅速建立县国营贸易公司。
　　1949年11月21日，秀山县人民政府为了解决食盐紧缺和城乡物资交流问题，在打击投机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同时，就从根本上着手解除人民疾苦，成立“秀山县国营贸易公司”。由专区以十二军留下的六箱光洋即二千银元和酉阳专署拨来的款项两万元（银元）作铺底资金，23日正式建账，地址分设在原交通银行、总爷坝和万兴裕民宅（北街）三处。王崇玉为公司经理，叶忆里任副经理。公司下设会计、出纳、保管、采购、业务推销等股，共有干部职工二十余人。主要业务是供应城乡人民生活必须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农村经济，在地方秩序未安定的情况下，从湖南常德等地购进棉花、棉布、百货，从龚滩、重庆等地大批购进食盐，以沟通物资交流，平抑物价，满足群众的生活需要。要派出部队武装押运。与此同时，大量收购秀山积压的桐油、木油、牛羊皮、五倍子、猪鬃、生漆等土特产品，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与此同时，严厉打击投机商和不法商贩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
　　1949年11月，叶忆里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来到秀山。那时他看见市场萧条，商品奇缺，特别是城乡人民每日食用的盐巴更为昂贵。每市斤高达1—1.2元（银元），而广大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副产品，大量积压滞销，价格猛跌。人民怨声载道，叫苦不迭。根据当时市场情况，农民要用十多斤猪肉或几十斤大米才能兑换一斤盐，因而很多城乡贫困户经常吃不上盐巴。
　　叶忆里看到有的农民挑一大挑柴卖了，只能买到小指头大的一块盐巴，有的农民买了盐还等不起拿回家，在路上就用舌头边走边舔。炒菜时用筷子把盐巴夹着，往锅里滚一两圈就算放盐了，实在买不起的就用海椒当盐吃，人民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开始，因沿途都是西上的解放军，运送物资很顺利。大军过后，出现国民党地方武装捣乱，县人民政府派两个连的兵力保护车队也坚决干。
　　贸易公司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盐巴的供应，以沟通物资交流，平抑市场物价，活跃农村经济。贸易公司从重庆，龚滩大量运进盐巴供应市场，并把秀山的土特产品、如桐油、茶叶、生漆五棓子、皮张、猪鬃等运往湖南常德、所里（今吉首）等地出售，再换回花纱、布匹、日用面货。当时还在酉阳龙潭设立了物资转运办事处。
　　在大规模的剿匪前，各地土匪十分嚣张，常常拦截货车，抢劫货物，破坏交通。为了保证交通运输安全，县人民政府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武装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抽两个排的兵力随车武装押运，保证运输车队的安全和市场的盐巴供应。在县内的几个主要集镇设立盐巴代销点，全县统一销售价格和物资收购价格，从而有效地平抑了市场物价。盐巴从原来的一块银元一斤下降到二十至三十个铜板一斤。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恢复经济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段时间，贸易公司运输车队尽艰险，付出了血的代价。一次，公司14辆汽车，满载货物从常德出发，在所里和矮寨等地，先后遭到数股土匪的拦截。当行至洪安桂平坳时，又遇到了上千名土匪（其中不少是受骗群众）的包围，公司经理王崇玉坐在第一辆车上，抱着一挺机关枪在前面开路，突破了土匪的包围，把货物安全地动回县城。
　　又一次，九五团的一班押运两车货物行至茶洞时，被川、湘、黔边境几千土匪包围，这个班与我军驻茶洞某炮兵营的一个连共同抗击敌人，战斗十分激烈，机枪几次被敌人夺走，阵地几次丢失。解放军战士英勇顽强，激战两天两夜，终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保证了茶洞、洪安两地方安全和货物不受损失。
　　再一次，运输车队在石耶遇上了大股土匪的袭击，损失了四辆汽车和大量货物。
　　在这项工作中，县人民政府派的干部，驾驶员和护车的解放军冒了很大的危险。这样的事虽然多次发生，但是为了使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便宜的盐吃，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抓好，终于保持了价格的基本平衡，逐步由一块光洋一斤盐降到二三十个铜板一斤，改变了“斗米斤盐”的局面，使人民政府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
　　正当秀山商业贸易开始恢复发展之际，被打垮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伙同地方封建武装、土匪等等，密谋策划攻打县城。秀山县委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出了转移龙潭的决策。转移时，贸易公司的大批库存物资和四桶人民币（人民币埋在县府内）无法带走。只带了一箱银元和一部电话机，以及公司的账本，传票、报表等。
　　当县人民政府转移龙潭后，1950年1月30日，溶溪、清溪、美翠等乡的武装和被裹胁来的群众蜂涌入城，袁文述、熊从龙、陈光佩、杨卓之等土匪占据秀山县城，将贸易公司的库存物资洗劫一空。据统计，公司损失886亿元（旧币、下同），其中现金3100万元，盐巴14827斤（市斤、下同），棉花9900斤、洋纱119坨、细布53匹、桐油94426斤、大米206243斤。
　　2月18日，一团和县大队一举复秀山县城，县人民政府回到秀山后，立即开展了剿匪和被劫物资的清理工作。
　　按照秀山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大代表大会决议，于3月29日成立了秀山公物清查委员会，15人组成，以王崇玉为主任委员。通过三个月的工作，收回了部分物资，恢复了贸易公司的经营业务。
　　在大规模剿匪前，一些土匪仍然相当嚣张，常常拦车抢劫、破坏货物运输。为此，县人民政府特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解决秀山人民吃盐难问题。在县武装人员紧缺的情况下，还要抽调一、二个班兵力随车押运货物，使大批的食盐、花纱、布匹、日用百货等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为了方便群众，县内几个主要场镇设有食盐代销点，按公司统一价格出售。公司随时公布各种商品的销售、收购牌价，防止不法商人哄抬物价，或转手高价倒卖。
　　1950年冬至1951年春，县境内的土匪已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开始好转，随着生产的恢复、公路交通的畅通，物资源源不断，市场价格开始稳定，农副产品价格相对提高，贸易公司的经营项目逐渐增多，开始经营木材、粮食等产品。同时组织农村闲散劳动力加工棉纱、棉布、线土袜等商品供应市场，这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推动作用。1952年还在官庄首次组织了物资交流会，附近省市也来参加，使边区贸易、城乡物资得以交流，市场逐渐活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秀山国营贸易公司，是解放初期控制和主导全县商业贸易的唯一机构，对稳定市场、平抑物价、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1951年6月取消贸易公司、设立“国营秀山土产公司”等专业机构。
　　秀山，古为“溪洞蛮地”，是土家族、苗族的聚居地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特有的民族文化。千百年来，虽经历史的风云变幻，仍有不少历史文化遗址留存至今，成为宝贵的社会财富。
　　凤凰山位于城南三公里。山势拔地而起，呈三峰两凹，形若凤凰身肢，山上茂林深竹，犹如丰满的羽毛。每当日出，火红的太阳恰似嵌在凤头的一颗宝珠，金花闪烁，雾气腾腾，山峰时隐时现，酷似一满身披彩、展翅欲飞的凤凰，固有“凤凰展翅”，的美称。
　　山上有元代古刹灵官殿、明代观音阁、清代览胜亭的遗址。还有元代杨金炼丹处、桃花洞、石堤洞和两米见方的“来仪”摩崖石刻。山下北侧的三角岩如石笋丛生；东侧为元代“九溪十八洞”联合大起义之一的俊倍洞遗址；还有平凯护国寺内数百年的罗汉古松和梅江河中的如花巨石“水现莲花”；西侧有古柏遮蔽，古色古香的庭院建筑“凤鸣书院”。每逢春光明媚之日登山远眺，万般景色尽收眼底。难怪前清四川总督、太学士孙仕毅登山观景后，情不自禁的吟哦：“督眼良辰忘甲子，惊心征戌入申庚”清人汪观涛也欣然作《重游凤凰山记》，曰：“绝爱南偏一峰，苍碧如新染黛色，未尽眺睹之乐。既归、犹时落其间。”
　　风景如画的秀山，在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美丽出众了。
　　就在此时，在党和人民政府感召下，杨通海举行起义，走向光明。
　　杨通海家住龙凤乡，是国民党酉阳专署保安大队长。1949年11月秀山、酉阳相继解放之后，他把队伍拖到沿河，击毙当地民团首领李子濂，占领沿河县城，控制乌江上游交通。12月21日，酉阳专署、军分区实施整编杨通海部，伍司令员亲率解放军从酉、秀两地向沿河开进。
　　当时冉成功是酉阳专署民政科的工作人员，因与杨通海是亲戚，且相处甚好，奉命随军争取杨起义投诚。22日进至南腰界，伍司令决定23日由冉成功只身进沿河县城与杨通海接头，部队开至离沿河45华里的大龙等候消息。
　　杨得报酉、秀两县举兵“合攻”沿河，曾计议烧掉县城，逃往思南。因探知冉成功与伍司令员同行，急切等候与冉成功见面之后再定，派出得力便衣武装，于23日黄昏把冉成功接进司令部。
　　冉成功拿出赵锋专员的亲笔信，转达伍司令员的期望，倾心交谈时局，使之下定决心起义投诚。马上接通大龙电话，由杨通海直接与伍司令员对话。25日，冉成功又领杨到沙子场直接与伍司令员见面。29日举行解放军入城式，沿河县城解放。1950年元月上旬，杨通海同伍司令员一起率保安大队开回酉阳，按人民解放军规定正式进行整编。
　　不久，地区梁岐山政委来秀山找熊绍韩谈话，说他准备到涪陵，叫熊绍韩和杨通惠、涂逸之同他一起走一趟，问熊绍韩可否。熊绍韩答应一起走。几天后，熊绍韩便接到通知，跟随梁政委到酉阳，又同酉阳的陈子尚、蔡璞一起到黔江。
　　熊绍韩向梁政委建议，把黔江的陈志坚带上，他也同意了。于是他们一行6人，在黔江、彭水、武隆各县参加当地旧人员座谈会，向大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以他们受到党和政府领导的优厚待遇，争取他们回来协助政府工作。
　　熊绍韩随梁政委一路到了涪陵。
　　在此期间，梁政委和他们朝夕相处，围炉漫谈，一点也不拘束。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这种推心置腹、平易近人的风度，很自然地使他们由敬畏、钦佩进而亲热、亲近。
　　川东行署和地委对秀山县的统战工作，对咨询委员会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满意，曾先后两次通知熊绍韩、欧百川、杨通惠前往酉阳、涪陵、重庆参观学习，了解时局，坚定其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的决心。
　　
　　天有不测风云，各方面工作刚刚理出了头绪，局势便已发生剧烈动荡。
　　在秀山县人民政府建立之初，一切都显得非常顺利，各方面工作很快就理出了头绪。可是不到两个月，局势便发生剧烈动荡。原因主要是大军过后，只留少数兵力协助地方工作，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当时驻秀武装部队，不计收编武装，总共只有一个县大队，除去护送运输车辆往返于重庆、常德的两个排，就只剩三连和一个排，而且不少是新兵。如此单薄的兵力，加之国民党专员庹贡庭由重庆回来后，有计划组织指挥尚未经受打击的地方武装叛乱，各地反动势力便由隐蔽到公开反对人民政府。恰逢县里几个声望很高的统战人士熊绍韩、杨通惠又被地委接往涪陵学习参观，因而无人沟通信息，无法调整多方关系，相反一些居心叵测的反动分子得以借机制造谣言，说什么“熊、杨已被押送綦江劳改，捶石子、修马路，把手都磨出血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旧人员纷纷反叛，暴动迭起。
　　一团进驻龙潭后，首先主要是了解情况，维护交通治安，支援大军西上，展开接管和争取地方团队投城。开初在我大军胜利挺进的威慑下，敌人未敢蠢动，各级旧人员大多数听命于我，照旧供职。秀山县民众自卫总队的三、四、五中队经上层统战人士熊绍韩、杨通惠的劝导向我投诚后，原封不动，分派执勤，都还没有发生问题，有点像和平解放的样子。
　　但“和平解放”并不和平。一些居心叵测的反动分子得以借机制造谣言，说什么“熊、杨已被押送綦江劳改，捶石子、修马路，把手都磨出血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旧人员立即接受国民党潜伏特务指挥，纷纷反叛，暴动迭起。
　　但“和平解放”并不和平。当我大军过后，县里兵力单薄，还未来得及散藏民间的大量兵器，匪患便乘虚四起。特别是12月初，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庹贡庭秉承张群、阎锡山旨意，由重庆返回酉阳，召集陈铨、谢建安、杨树臣、瞿波平、彭雨清等地方武装头领，组织“川黔湘鄂人民救国民革命军”，并委任秀山县杨卓之为该军“第八纵队司令”。
　　杨卓之回秀山后，网络各路匪首熊子云、简国安、陈光佩以及地主、恶霸、流氓、惯匪、国民党残兵败将等，组织反革命土匪武装达39股、4000多人枪。
　　他们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风吹草动，蠢蠢欲动。不甘心失去的天堂，乘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之际，卷土重来，暴动夺权。倚仗人多势众，意欲与我新生的人民政权抗衡。他们肆意破坏道路交通、通讯设施，阻止群众交公粮，血洗各级人民政府，杀害工作人员、农协会员和解放军官兵……
　　当时，群众既痛恨土匪，又害怕土匪；既渴望剿匪，又担心遭匪报复，不敢得罪土匪。而土匪得寸进尺，威胁群众，说：谁敢减租，参加农会，当民兵，就杀谁的头，烧谁的房子！共产党召开群众大会，很多人不敢来。减租分谷，白天挑回家，晚上又偷偷挑还给地主。有些青年秘密参加民兵组织，父母骂，老婆闹。一时间，匪势猖狂，群众苦不堪言。
　　杨卓之在秀山一面加紧勾结煽动地方各级当权派，策反已降我之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县长李琛，秀东熊子云，秀南简国安，秀北陈光佩狼狈为奸；一面造谣蛊惑人心，说什么“国民党已经打回来了，正在总攻长沙和涪陵”，一面网罗地主、恶霸、流氓、地痞、惯匪、特务以及国民党残兵败将，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全县组织反革命武装达39股，4000多人枪。土匪到处破坏公路交通和退讯设备，阻止群众向我交粮，进而攻打我各级人民政府，杀我工作人员，使局势变得极为严重。
　　敌人四面八方逼近县城，号称三万之众，攻打我县人民政府。顿时黑云压城，形势十分危急。
　　虽然敌情如此严重，但并没有吓倒我们。
　　1950年元月30日凌晨，县人民政府撤离县城时，因传送信息迟误，管理集训队的解放军排长徐玉山（山东济南人）未能跟上大队，独自一人赶到城南川湘公路交叉处，去向难定，急忙回到菜市场陈以常家。陈得知徐有急难求助，一面安慰他不要惊慌，一面取便衣给徐改装，并把脱下的军衣藏进菜坛里。立刻叫侄儿陈应举（农会代表），抢在天亮之前送徐去平凯可靠亲戚杨玉夫家隐蔽。杨把徐藏在夹壁小房里，由其母亲一个送饭送水，守口如瓶。直到人民政府收复秀山时才离开杨家回部队。后来徐几次带着礼物到杨家酬谢亲人，杨玉夫一家老小也连声夸赞解放军好。
　　同日，匪首杨卓之、袁文述、陈光佩、简国安等，组织匪徒裹胁群众近万人，进攻县城。
　　1月31日，袁文述等率匪众占据县城，贸易公司物资被抢劫一空，损失花纱、布匹、盐巴、桐油等折价886亿元（旧币），抢走公粮（大米）169487.56公斤。
　　1949年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从川湘边界的洪茶渡口挥师入川，一举解放了川东门户的秀山。
　　解放军一来，秀山地下党组织就都公开出来。解放军帮助秀山县11区四十八乡，层层建立了党组织、人民政府。
　　11月中旬，伪县长李琛逃往酉阳的南腰界，以刘正清率领的一个中队为基础，成立“川黔边反共游击支队”，任命刘正清为支队长，企图作垂死挣扎。12月中旬，李琛又将队伍带至沿河，勾结该地国民党师长杨通贤、国民党酉阳专署保安大队长杨通海等10余人，于沿河小井召开反动会议，进行队伍组编，将原中队改名为营，大队改称为团，以虚张声势。这时秀山咨询委员会主任熊绍韩（原县参议会议长）等去信，劝李琛归降人民政府。由于李琛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拒不投降，继续在秀山沿河邻界一带山区潜伏游窜，梦想等待时机，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