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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大西南的第一个县人民政府

作品名称:秀水明山(记录)      作者:绿叶草根      发布时间:2017-11-19 08:57:35      字数:12239

  11月20日,于吉仁找先头部队暂留人员吴思引同志接头了解情况,得知7月下午5时解放县城时,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人员已逃跑一空。10日在原国民党县党部召开了县城各界人士会议,宣传党的政策,成立了秀山解放委员会,并推举熊绍韩为主任委员。欧百川、涂逸之为副主任委员。这三个人很快到职后,他们主持筹粮工作很顺利,其他旧人员见共产党并不是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回事,他们陆续回城。
  由于解放初新区的建政工作是边行军、边准备,加之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因而秀山县人民政府从组建到正式行使接管,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
  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电令:任命于吉仁为秀山县县长、汤吉震为秀山县副县长。秀山县人民政府宣布成立。
  同日,县长于吉仁、副县长汤吉震在秀山县人民政府成立的布告上签章。
  第二天(21日)一早,秀山县人民政府成立的布告就贴出来了,于吉仁为县委书记兼县长,汤吉震为副县长;并挂出秀山县人民政府吊牌,正式行使对国民党秀山政权的全面接管。
  秀山县人民政府,成为四川省和大西南的第一个新生人民政权。
  在宣布全面接管的同时,县府成员和随军南下留在秀山开辟工作的58人,便住进一无所有的旧县府(县委是后来才搬进原县党部的)。
  看到布告张贴好了,群众一边呼朋引伴、传递佳音,一边向布告聚拢过来,人头攒动,密密匝匝,一下子就聚集了一大片,争相仰望,先睹为快。布告一张贴好,就引来千道万道喜气洋溢的目光。
  
  秀山县人民政府布告
  
  秘字第一号
  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电令内开:
  “兹任命于吉仁为秀山县县长、汤吉震为秀山县副县长。除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核准任命外,仰该员先行到职视事为要。”
  等因奉此吉仁、吉震遵于1949年11月20日到职视事,特此布告周知。
  此布
  县长于吉仁
  副县长汤吉震
  公元1949年11月20
  布告下面,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喜气洋洋。吉仁、吉震、吉祥如意,秀山县人民政府开张大吉。
  群众看了布告,清新亮目,乐乐陶陶,争先恐后,高高兴兴,都来大堂后面看新县长,见于吉仁身穿黄棉衣,背包当凳子,办公在膝头,住地板,睡草铺,都说人民政府的县长真不简单。
  于吉仁见群众来到,签好一个文件,就立即起身,对群众笑脸相迎,一一握手,有时还摆谈几句。
  刘和五老人当时住在县政府旁边街道。“看到县人民政府的布告和吊牌后,我和过往的群众一起走进了县政府的大堂,想看看县长的模样。见于吉仁身穿黄棉衣,背包当凳子,办公在膝头,住地板,睡草铺,都说共产党的县长真不简单。”刘和五说。
  “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是来解救我们的……”秀山的群众奔走相告。秀山师范留校师生和街道居民在县城热烈欢迎解放军入驻秀山县城,群众也热烈庆祝、欢呼秀山解放,从此秀山翻开历史新篇章。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在秀山任知县的张广楠,系湖南人,进士出身,善作对联,除撰写有凤鸣书院大门的对联外,当时县署大门有对联一副,亦为张所撰写:
  
  此邦亦号成都,四方云山开沃野
  胜地旧名高秀,一江春水绕边城
  
  1949年11月7日,秀山解放以后,原国民党县政府后院一座碉楼门面,也留下一副石刻对联:
  
  贪官污吏止步
  土豪劣绅回头
  横额:正气楼
  
  当时,中共秀山县委在县城鸭子塘召开干部大会,于吉仁宣布了县委机关设立秘书处、组织部。秘书处工作人员4人,组织部工作人员2人,部长李同。县政府机关设秘书处,工作人员9人,处长宋芳圃;财粮科工作人员3人,科长邢华山;公安局长梁延德,审讯股长连一刚,侦察股长耿建锋;贸易公司工作人员3人。经理王崇玉。组织部部长李同宣布了各区区委及区公所领导人员单。
  同时组建秀山县大队。县大队由二野十一军补训师一团二营三连改编而成,共90人,汤吉震兼任大队长,原三连连长许金诚任副大队长。1950年1月又抽调补训师一团一个连充实县大队,改为秀山独立营,于吉仁兼任政委、许金诚任营长,各区组建区中队,属县大队领导。
  当时摆在秀山县人民政府面前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县长李琛所留下的一副破烂摊子,县政府连一张桌子、一根凳子、一张床也找不到,县委书记于吉仁和政府全体工作人员蹲地板、睡地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同时还要面对几千名流窜在外的地主武装、土匪的严重威胁,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面对伪县长李琛留下的烂摊子,真是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从哪里抓起?县委决定从抓政策宣传,抓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入手,稳定局势,巩固发展新生人民政权。
  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工作千头万绪,迫在眉睫的是统一战线工作。于吉仁和汤吉震在县府搁好行李,就首先召集秀山解放委员会正副主任熊绍韩、欧百川、涂逸之来开会,交谈情况,讲解政策。
  11月21日,地委书记梁岐山、县委书记兼县长于吉仁召见解放委员会成员,宣布将秀山解放委员会改为秀山县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仍由熊绍韩为主任委员、欧百川为副主任委员,并请他们介绍几位上层人士扩大这个组织,赓即在咨询委员会设常务委员7至9人,由涂逸之、杨通惠、冉濂坊、王佑军、杨秀蔚为常务委员,涂逸之、杨通惠、王佑军为驻会委员。咨询委员会在县政府内办公,县政府组织他们继续进行筹集粮食、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同时开展对原国民常军政人员的劝降工作。
  由于这些上层人士中,原县参议长熊绍韩,原国民革命军82师师长欧百川和原县党部书记长杨通惠,在秀山旧政权党、政人员和地方绅士中有很高威望,能控制一定的地方武装和各级官员,而且思想开明。县委抓住了这部分人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广为宣传,扩大影响,争取人心,便使县人民政府对各方面的接管都进展得比较顺利。
  于吉仁县长指示:“要建一个办公室,要给我们办公。开一个伙食团,大家才团得拢来,伙食标准照我们小灶标准。”(当时大家还不知哪样叫“小灶”),他还说:“要尽量吃好点。”
  开完第一次咨询委员会,杨通惠就把他管理的蒋介石县党部档案和县参议会的档案,全部移交给县人民政府,并通知蒋介石各区分部立即停止活动,向当地人民政府移交档案,迅速得到执行。
  最紧迫的粮秣筹措工作,仍交熊绍韩负责动员征集管理,签章动用,有效地支援了大军西上,保证了建政之所需。
  在秀山县人民政府贴出布告的同时,一团作为军分区的机动兵力,也驻扎秀山县城,协助县政府抓好接管。待局势稍定,便调至酉阳与秀山之间的龙潭镇维护这一带治安。接着二野交警支队一部,补充编为一团二营的建制序列。此后随着局势的变化,便逐步担起了秀山剿匪的重任,与县大队及各路友军紧密配合,在一年的艰苦岁月里共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灭敌对武装力量及其裹胁的群众队伍共9900多人,实现全县基本净化。
  同日,中国共产党秀山县委召开干部大会,由县委书记兼县长于吉仁(19日同日到达秀山的川东区党委临时决定县委书记兼县长)宣布:政府机关设置秘书处、财粮科,县委机关设秘书处、组织部,公安局侦察股、审讯股;成立贸易公司,紧接着由组织部长李同宣布了各部门及各区干部配备名单。县区两级党政机关随即开展了宣传发动群众,征粮支前,改编国民党县民众自卫总队,培训干部,剿匪,恢复生产,解决人民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供应等开辟新区的一系列工作。
  
  县委及县政府机关组成人员名单
  
  县委机关秘书处工作人员:辛希祚、彭树基、段方义(公务)、李国恩(警卫)
  组织部部长:李同
  工作人员:李宗山(组织)、张友谷(青年)
  政府机关秘书处秘书:宋方圃
  工作人员:潘瑞锦、文代贤、许长泰(许昌)、王德宣、邹根源(警卫)、沈文光(医务)、杨伯晴、黄上良(炊事员)、王凤乾(公务员)
  财粮科科长:邢华山
  工作人员:杨志佩、耿庆霖、李金奎
  贸易公司经理:王崇玉
  工作人员:叶忆里、徐学忠、陈运槐
  公安局局长:梁延德
  审讯股长:连一刚
  侦察股长:耿剑锋
  区级干部配备如下:
  一区(即后来的中和区)
  区委书记:江源明
  区长:李治武
  区中队长:尉桂亭
  组织委员:胡桂香
  财粮:李力
  通讯员:张德义
  二区(即后来的石耶区、梅江两区,包括1952年10月划属松桃的九江乡):
  区委书记兼区长:郭锡禄
  副区长:李慎耀
  工作人员:应仁安
  三区(即后来的洪安区)
  区委书记兼区长:郑树海
  组织委员:陈树林
  区中队长:任绍先
  工作人员:赵文旺(文书)、金承祝(财粮)
  四区(即后来的清溪区)
  副区长:刘凤翔
  组织委员:姜德田
  工作人员:李瑞仁
  五区(即后来的龙池、石堤两区)
  区委书兼区长:郭殿祥
  副区长:王田心
  工作人员:张正友(财粮)、孔祥发、骆华林
  郭洛异、陈宪明(通讯)
  六区(即后来的溶溪区)
  副区长:宋健刚
  组织委员:吕显平
  
  此后,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全体同志的心血浇灌了秀山这片土地,他们为全县人民的翻身解放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为全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他们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和怀念。
  熊绍韩就任秀山县人民解放委员主任委员,主办二野进川大军的粮秣。照吴科长所嘱,在石耶、平凯、城关、龙池设粮站,供应过境大军粮秣。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负责供应粮秣的一批人去政府联系,请派人接管粮站,县委书记兼县长于吉仁指示粮站由政府来领导,人民解放委员会即改为秀山县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接着县政府送来要召集各乡镇长开会的通知,熊绍韩在封皮上亲笔写了“此次会议非常重要,务必前来参加”的字句,并盖上他的私章。结果全县三十六个乡镇到会的三十三个,县领导对此很满意。地委组织部长王磊要熊绍韩去把县里原来五个警察中队找回来。熊先到里仁说服了袁文述、熊克信,后又同他们向熊从龙、田子霖劝降,二、三、四、五等四个中队回县城,由酉阳军分区唐政委训话勉励,做了一切安排。
  最紧迫的粮秣筹措工作,仍交熊绍韩负责动员征集管理,签章动用,有效地支援了大军西上,保证了建政之所需。
  在21日下午,县人民政府交来一叠通知,定于第二天(22日)中午开全县各乡镇长会议,要熊绍韩速送。见时间这么急,熊绍韩便去找于政委说:“今天已经下午了,这个通知要明天才送得到有的乡,中午怎么赶得来?”他说:“不要紧,明天来多少开多少,其余后头来的,开‘流水席’。”
  熊绍韩回到咨询委员会,赓即把这些通知分别辊封。并在封面上加了两句话:“这次会非常重要。无论接到通知的时间早迟,都要赶到,都要来。”然后分几路专人递送。
  第二天,熊绍韩出城办事,便遇到有的乡镇来人了。后来知道这次会议前后到会的有36个乡镇长。全县39个乡镇中只有龙凤、高秀、溶溪三个乡没来人。
  第二天,39个乡镇有36个赶到开会。只有龙凤、高秀、溶溪三个乡未来。龙凤乡长是杨卓之的侄孙,高秀乡也由于杨卓之原因未来。溶溪乡是因为李琛在那里,他们不敢来。至此,新任县领导对秀山办事很满意。
  按照党中央对旧人员采取“宜养不宜赶、宜集不宜散”的方针,11月22日,县人民政府召开首次旧乡、镇长会议,由于咨询委员会尽心竭力通知,使全县39个乡镇陆续到了36个。
  涪陵地委书记梁歧山,分区司令员伍国仲到会作了形势报告,宣讲对旧人员的政策。县委书记于吉仁庄重宣布:凡是国民党时期旧职人员和乡(镇)保甲长,只要服从政府领导,一律任用,照旧供职。
  经过宣传讲解新区的政策,履行登记手续,坚持按照中央指示对旧人员采取“宜养不宜赶,宜集不宜散”的方针,包括原来的乡长,凡参加会议、表示接受县人民政府领导的,都宣布一律任用,照旧供职,把思想安定下来。这样,大大减少了接管建政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新设了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各区公所,向乡镇公布了派往各区的正副区长,一区(中和)江源明、李治武;二区(梅江)郭锡禄、李慎耀;三区(洪安)郑树海;四区(清溪)刘凤翔;五区(龙池)郭殿祥、王田心;六区(溶溪)罗秋田、宋健刚。这就使行政这条线一下子就插到了各区乡,因多数区的区长都是区委书记兼任,这样,党的组织也同时建到了区上。6区39乡镇,层层建立了党组织、人民政府。
  一区(中和)副区长李治武,是人民解放军的英雄。
  李治武,男,汉族,1920年生于安微省泉县郭寨乡朱家村。1944年10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中曾六次立功,其中荣获特等功二次。1946年在山东邵儿庄战斗中荣获“特等杀敌英雄”称号,并在战役中火线入党。其战斗事迹被冀鲁豫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并被编成连环画。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负伤住院,出院后转入十一军地干队。1949年11月初在常德参加西南服务团,编入四支队秀山中队。到秀山后,历任区长、工作队长、武装部副部长(部长由县长兼)、民政科科长、川河煤矿支书兼矿长、县运输公司经理、交通局副局长、县第八届人大常委等职。1983年10月离休。
  解放初期,县委领导深知这位战斗英雄杀敌本领,一到秀山就委派他为县城区(一区)副区长,来保障县级机关的安全,在县级政府随剿匪部队第二次解放秀山后,他任县委工作队长,哪个区匪情严重,就让他兼哪个区的区长,这样他先后兼过六个区中四个区的区长。
  他曾单枪匹马一晚缴了四个匪首、乡长、大地主的四支手枪,他也曾率队一夜间包围龙凤乡杨家大院,收缴二十几支枪。
  是他发现并跟踪了匪首陈光佩的军事助手洪绍康(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参谋),并单身将其擒获。从此加速陈匪的垮台。
  贵州沿河土匪杨振海,勾结秀山匪首高竹梅来抢秀山的美沙场,李闻讯率队赶去亲手击毙杨振海,使群匪无首而溃逃。
  有一天早晨,李等正在涌图乡执行任务,突然官庄方面枪声骤起,李知情况严重,立即率领6人前去救援,当时他们中只有两个人曾当过兵打过仗,可以作李的“助手”,其余的都是没有经过“仗火”锻炼的本地干部,但为救同志,消灭土匪,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冲进已被一千多土匪包围的官庄镇内。这时恰有一个排的解放军也被包围在其中,由于他们是不定期搞柴火的,只有几支枪,其余都是扁担、扦担,他们正准备与区干部同时撤退。这时李发现有一个带着军号的号兵,便急中生智,略作布置,枪一响就叫号兵吹起了冲锋号。在一阵枪声、号声、冲杀声中,土匪闻风丧胆,他们紧跟着追杀了几公里,在县城救援部队配合下,危险解除了。
  在那尖锐复杂的生死斗争中,李治武经历了几次面临牺牲的险境,但都凭他和智勇和胆略转危为安。
  1949年冬,李用计促使平凯乡土匪头目明吉安(曾任国民党军营长)的警卫员打死了明吉安,并带来四支枪。明吉安的堂弟明吉全写出标语并扬言要活捉、杀死李治武。一天清晨,李来到了一个姓刘的积极分子家,刘及其母已外出,只有其十一、二岁的小妹一个在家,小妹给李端来了洗脸水,李正欲洗脸时,小妹突然用水瓢向李泼瓢水,李一惊,小姑娘用手向门外一指,只见一人持手枪进来,李临危不惧,抢先下手,跨上一步一脚将他手中的枪踢飞,同时掏枪将其击毙。之后在床下找到了这个小姑娘,才知道进来的正是明吉全,真是冤家路窄,全凭勇者胜。
  李生性耿直,敢于讲真话,因此在五十年代后期,步入了坎坷之路。
  李治武从不以“功臣”自居而向组织要名要利,相反他处处体谅国家的困难,他原为二等甲级伤残,但他主动申请降为二等乙级,他的住房在同等职务的干部中是不算好的,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让组织上为他修了楼房。他处处关怀、体谅下属,1964年搬运队职工王永续结婚,没有房,他就将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作为洞房。
  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李每天清晨自动去汽车客运站协助维持秩序,离休后仍然坚持,一直到1988年。
  李治武深知解放来之不易,更深知打下的江山要靠下一代巩固。因此他时刻想着如何教育好下一代,经常向青年、学生讲述流血牺牲的艰难历程,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李治武同志深受秀山人民的尊敬和钦佩,他襟怀坦荡,不居功、不自傲、清正兼洁、关心群众、艰苦朴素,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会后,熊绍韩、杨通惠下乡劝说国民党县民众自卫第二大队向人秘政府投降,接受收编。
  县人民政府收编地方武装也很有成效,在这项工作中,不仅各乡镇拥有的民众自卫队(各乡30至50人枪不等),随着对政权的接管,明确了领导关系,大多数在名义上承认归属我指挥。而且田子霖、袁文述、李少亭等带领的一大队三、四、五中队,经熊绍韩、杨通惠带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以及“入城须知”等文件,推心置腹,讲解时势,晓以大义,接受了收编。
  这次收编使党的宽大政策产生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加之迫于过境西上部队强大阵容的威力,除李琛直接掌握的刘正清、龙克武两个中队武装外,其余东路熊子云、西路杨卓之、北路陈光佩、南路简国安所属各部及各乡地方武装,都先后接受我收编,在较短时间内登记收缴各种枪支二千多条,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川东行署和地委对秀山县的统战工作,对咨询委员会发挥的积极作用很满意,曾先后两次通知熊绍韩、欧百川、杨通惠前往酉阳、涪陵、重庆参观学习,了解时局,坚定其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的决心。
  熊绍韩没有参加全县乡、镇长会议,主要是忙于下乡去劝说“自卫总队”投诚。因为当时在秀山指导工作的地委组织部长王磊,得知秀山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欧百川在南昌起义时,曾在贺龙部队里当过团长,要欧设法把县“自卫总队”那班人找回来。欧说他是外地人,与总队的人不很熟,这件事找熊先生最妥。王部长就来商量由熊绍韩去找。熊绍韩说:“我一定去尽力做工作。但是,在这生死关头,即使父子关系,都各有各的想法,他们是否肯回去,我没有完全把握,只能尽心尽力劝说。”
  11月22日,熊绍韩下乡去会第二大队长袁文述,向他们宣传政策,说明利害,要他们回来归顺人民政府。说服答应之后,下面的人一拨弄,他又不干了。这样反反复复谈了两天两夜,才答应先到肖塘乡茅坡董同熊子云、田子霖商量,要回大家一起回。就这样,他们走小路,熊绍韩由大路到田子霖家,会见了田子霖、熊子云,晓以利害,劝他们赶快回县,不能老在外面。终于说服同意回城,并约定听候编遣的时间地点。
  熊绍韩先进城汇报,他们第二天才到贵图。指定他们把部队停驻北门外,约同总队附带分队长进城聚餐。这次找回来的三个中队,虽然有的士兵顾虑大,没有来,但枪枝弹药都是收集扛回了的,没有受损失,这一点当时领导很满意。
  开会通知刚发出,地委组织部王磊部长,要求把县里原来五个警察中队找回来,首先找欧百川,欧推荐熊绍韩,说熊最妥当,二大队长袁文述是熊的亲血老表,他的大队副熊克信是熊绍韩的侄子,还有一个中队长周孝桥是熊的外侄。
  王磊部长找熊绍韩谈,熊说:“一定去尽力做工作,但是在这个生死关头,即使是父子关系,都各有各的想法,他们是否肯回来,我没有完全的把握,只能尽心尽力劝说。”所以开会当天,熊绍韩和杨通惠没有参加乡镇长会。就去里仁乡的罗堡寨田家,找到袁文述以及他下属的两个中队,向他们宣传政策,说明利与害,要他们回来归顺人民政府,当时就说好了,袁虽然耿直但还是顾虑重重,背后有一个中队长叫卢绪知,他是官庄人,是熊从龙的心腹,鬼点子多,几句话就把袁文述说翻不干了,熊、杨在那里反复说了两天两夜,才勉强同意回来。熊克信就提了一个条件,他们要到毛坡董去找田子霖、熊从龙商量,要回去,大家一起回去。熊绍韩答应了条件。于是他们沿山走小路,熊、杨二人走大路,先到田子霖家,就向熊从龙、田子霖开导,说“没有搞场,蒋介石八百万大军都抵不住,你几个中队,有哪样办法,往哪里跑?”经反复做工作,最后除一中队外,其他四个中队都同意一起回来。就约定熊、杨先进城汇报,愿意归顺政府。
  收编地方武装是一项复杂而又危险的工作。田子霖和袁文述(田为秀山民众自卫总队第一常务大队长,袁为第二常务大队长)同意接受收编,收编仪式决定在贵图桥河坝进行。11月26日,军分区副政委唐兴盛,随身只带了两名警卫员在熊绍韩、杨通惠二人陪同下前往,原约定中午12点在贵图桥集中,但一直到下午两点,还不见田子霖、熊从龙(秀山民众自卫队副队长,李琛为总队长)他们的影子。熊绍韩和杨通惠怀疑有变,十分担心唐政委的安全。唐政委却十分沉着冷静,坚持要等,两点钟过,田子霖、熊从龙才终于率部到来。唐政委首先对他们表示欢迎,向他们宣讲了党的政策,晓以大义,然后对这支原民众自卫队第二大队的三、四、五中队进行了收编,其原则是保留原班人马,不动一枪一弹,只派去了3名军代表作政治工作,改名为解放大队,隶属县大队。当夜还把他们分队长以上的头头请到县政府设宴款待,进行安抚,然后调驻官庄和妙泉进行休整(1950年1月29日,三、四中队在官庄叛乱,杀害我3名军代表)。
  四个中队第二天进城到涌图,接受了酉阳军分区唐兴盛政委点验。
  会上,唐政委讲了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其间有些兵把武器放下就溜走了。唐政委指定他们住北街,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都可以进城,安排了食宿。一中队是后来刘国厚同志做工作才回来的)。秀山五个中队就这样说服了,当时秀山算是和平解放。
  11月26日,杨通惠和涪陵军分区副政委唐兴盛到贵图桥河边,将原县国民政府民众自卫总队三、四、五中队进行整编,并改名为解放大队三、四、五中队,编入县大队。
  这次收编在全县范围内产生很大的影响。熊绍韩、杨通惠、唐载飚、欧百川等一批有影响和知名人士也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他们带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入城须知”、“约法三章”等布告和文件,前往溶溪、龙池、龙凤、里仁等地,劝说杨卓之、陈光佩、简国安等向人民政府投降。以咨询委员长会的名义去信劝降李琛和跟随在外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到人民一边。这样,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于解放大军过境的军事压力,各路土匪武装不敢轻举妄动,保持了解放初期的相对稳定,使县人民政府能腾出手来抓经济恢复工作。
  不久,地区梁山岐山政委来秀山找熊绍韩谈,说他准备到涪陵,叫熊绍韩和杨通惠、涂逸之同他一起走一趟,问熊绍韩可否。熊绍韩答应一起走。几天后,便接到通知,跟随梁政委到酉阳。又同酉阳的陈子尚、蔡璞一起到黔江。熊绍韩向梁政委建议,把黔江的陈质坚带上,他也同意了。于是他们一行6人,在黔江、彭水、武隆各县参加当地旧人员座谈会,向大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以他们自己受到党和政府领导的优厚待遇,争取他们回来协助政府工作。
  在此期间,熊绍韩、杨通惠等还在地委书记梁岐山的率领下,去酉阳、黔江、彭水、涪陵等县作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弃暗投明,回到人民一边。之后,又一路到了涪陵。
  在此期间,梁政委和他们朝夕相处,围护漫谈,一点也不拘束,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这种推心置腹、平易近人的风度,很自然地使他们由敬畏钦佩进而亲热。
  在涪陵,他们观光约十天,所见所闻,感受极深,对时局也了解得更多。
  11月27日,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秀山县大队成立,副县长汤吉震兼任大队长,许金诚为副大队长。
  秀山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尽快肃清反动势力,巩固新生政策,解除人民灾难,期能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
  在进步人士欧百川、熊绍韩、杨通惠三位推荐下,秀山县委书记于吉仁政委找冉子琴去个别谈话:“根据欧百川、熊绍韩、杨通惠三位先生说,溶溪、玉屏、溪口等乡,你很有影响力,各个乡长都信任你,我派你去对他们宣传传人民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等政策,劝他们缴械自新,弃暗投明,走光明道路,你意见如何?带一个连的兵力行了么?”
  冉子琴立即答道:“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可以去。”冉子琴回家对家叔冉廉舫谈及此事,他说:“你去劝他们缴械自新,是你立功的机会,但绝不能带解放军去,万一各乡长不听你的话,发生冲突打起来,打死哪方面的人,你都难辞其责。只能你一个人前去说明利害,达到目的。”冉子琴以为然。
  第二天,冉子琴去见于政委,于吉仁问他好久去,带哪一连去?冉子琴答明天就去,但不带部队去。
  于政委说:“那你的安全问题呢?”
  冉子琴说,那几个乡长都不会杀了我,以往我们交往很密,彼此感情也好,他们绝不会杀我。但是我介绍一个人与我同去,尽量避免暗中破坏,造成事倍功半。
  于政委问:哪个人?
  冉子琴说:有个侯定中,也是北路人,曾任正规军营长、参议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他在北路也有点影响力。
  于政委命冉子琴去通知侯定中到县委会面。
  离县委不远处即是西街,冉子琴到侯定中家里,谈及于政委喊他,侯定中当时惶恐万分。冉子琴对侯说:“你不必怕,可能是喊你去办一件事情。”侯提心吊胆与冉子琴去见于政委。于政委把他要同冉子琴去溶溪劝说各乡乡长缴械自新的任务交代后,侯连声答应遵命照办。
  1949年12月18日,冉子琴偕侯定中先到膏田,由冉子琴老家米沙村去,途经云南河滩时,见10余名农民执戈矛,在河边烧堆柴火聊天。
  冉子琴问他们在做啥子?他们答:在放哨防八路军。
  冉子琴说:蒋介石800万军队都打垮了,你们有什么力量抵抗呢?并且解放军来,与百姓秋毫无犯,你们为什么要反抗呢?跟我同回乡公所去。
  他们始而不敢,说支队长要处罚。
  冉子琴说:由我负完全责任,包你们无事。
  然后,他们同冉子琴回到膏田乡公所。冉子琴看到膏田,共约400余人。大家见面,照例相互寒暄问候后,冉子琴即开腔道:“你们在干什么?”
  他们答:“在开会,组织力量反抗八路军。”
  冉子琴当即嗤之以鼻,付之一笑;“简直毫无头脑,不明是非,自寻死路。”旋即晓以利害,激以危辞,语重心长,剖心见腹地劝他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向人民政府缴械自新,走立功赎罪道路。
  冉子琴还声明,我这次来,决不是为我升官发财,而是基于我们多年友好,不忍看你们走上死亡道路。
  随后,冉子琴又列举种种事实进行规劝:“如国民党上将集团司令傅作义,拥有几十万之众,在政策感召下,投诚起义,人民政府不咎既往,还委以水利部副部长职务;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陈明仁等也先后起义,都得到宽大。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只要你们真诚缴械,彻底悔过自新,政府是绝对宽大的。再就我来说,论色彩、干系、总在你们之上嘛,我向人民政府报道,办理移交后,政府留用我任县粮食局秘书兼调运股长。”
  8个正副乡长看到冉子琴真诚实意,入情入理,均觉得他劝说的思想出发善良,言辞亲切,主张正确,态度诚恳,一致表示愿意听他劝告,向政府缴械。
  稍事休息,邀进晚餐。餐毕,膏田乡乡长张绍松,因过去广种鸦片后抗拒铲除,打死当时县府警察中队士兵三人,受到县政府撤职查办和通缉,托冉子琴去酉阳专署为其说情,结果撤销通缉,恢复乡长,是以对冉子琴特别好,所以对冉子琴的安全较其他乡长关心。
  张绍松诚恳地对冉子琴说:“目前情况十分复杂,为你安全、稳妥,并望把缴械之事说明。”
  冉子琴即奔赴清水塘张吟松老人处住宿。吟松老人是满清秀才,曾任旧县府科员、田粮处科长、秘书等职务。
  冉子琴与张吟松老人会面谈及缴械之事,并深表对他们的关心和感激。他竭力赞成、支持缴械之事。双方语言、见解相同,颇有智者见智之势。
  夜宵后,安排冉子琴去睡觉。刚入睡,忽闻狗叫,经久不息。但冉子琴认定张吟松是膏田乡唯一的知名人士,自己又是去挽救他的贵宾,绝不致有任何意外发生,从而并不恐惧和警惕,安心进入梦乡。
  次晨早餐毕,张老对冉子琴说:“本来你是我的贵宾,应该热忱欢迎你多住几天,但眼下情况变化莫测,我不敢留你久住。昨晚你睡后,梅玉清(膏田乡公所队长)背我儿少松之面,私率10余人深夜来家,坚意加害于你,经我以老命阻挡,梅队长始怅然而去。现我马上派亲信送你回乡公所,并示意少松,严加保护,不能稍有疏忽。”
  冉子琴回乡公所后,仍然认为乡长级的八人中,都不会杀自己,所虑是部分下属,不懂利害关系,拿自己生命当儿戏而杀害宣传员,但冉子琴没有考虑立即回城,仍然坚持完成任务。
  当天下午,即由膏田乡派人送冉子琴到玉屏乡属鱼塘湾冉席珍家(玉屏乡参议员兼中心学校校长),向他传达政府宽大政策,并以叔侄同学关系,劝他弃暗投明,不能助纣为虐,跟他们走死亡之路。席珍与冉子琴既关系重重,又素来相互信赖,当即唯唯称是,表示支持与赞成。晚餐后正夜宵时,忽闻狗声,接着有一乡丁来向冉席珍报告,有人请他出去说话。
  冉丢掉杯筷,即跟来人出去,约10分钟后,愤愤而回。冉子琴问他有啥子事?
  他答道:溶溪乡公所队长谢凯狗日的,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带乡丁10多人来我家,竟想加害于您。
  冉子琴问他何以对之。
  他答谢凯说:“子琴叔来我家,于公于私,我有责任保护他,如他发生意外,我难负其责,无法向族人及亲友交代,我绝不袖手旁观。希望看在我冉席珍面上,各自收兵回去,如果你们万一要坚持恶意,那我冉席珍只好奉陪到底,你们自食恶果,望勿后悔。”
  冉席珍院子里,不仅四周围得严密,而且全是兄弟叔侄,只有生死与共关系,且有15支步枪保护,加上石墙、道路等有利条件,对付来敌完全有余,故冉席珍不稍示弱。
  谢凯自忖一方面地形不熟,二方面对方清一色子弟兵,同心协力保护自己的族长(当时冉子琴是本姓的副族长),如打响后,完全是败多胜少,只好做顺水人情,说:“既是冉参座不同意,我们收兵回营就是,请参座原谅。”
  早餐毕,冉席珍以叔侄关系力劝冉子琴回城听候各乡答复,并说反正在膏田乡你已与各乡乡长当面述及利害关系,并取得他们一致同意缴械,给他们留点时间考虑,不用操之过急,不宜久住溶溪区所属各地承担风险,并主动集合族人20余人送冉子琴回膏田乡公所。
  冉子琴到达膏田乡公所后,发现街上贴有旧县长李琛通缉冉子琴、查封其财产的两张公告。是时,秀山旧县长李琛率领警察第二中队中队长龙克武所部,潜伏在酉阳县的交溪场、南腰界、李溪,贵州的甘龙口,秀山的茅坡、溪口一带山区活动,得知冉子琴去溶溪边区劝说各乡长投诚缴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发雷霆,立即派心腹在溶溪区属各地张贴布告,查封冉子琴全部财产,通缉究办。在此严峻情况下,冉席珍、张绍松等人一致苦口劝冉子琴立即返城,以免意外。
  当天下午,由冉席珍派族人25人,张绍松乡长派乡丁35人,由冉席珍率领,秘密离开膏田乡,改道返回。由高家沟爬坡到平阳盖米柜沱,经人字路岩口下美沙乡,再经地坝返秀城复命。
  1949年12月23日,溶溪、玉屏、溪口、膏田等乡凑合70支步枪,公推张吟松为代表,扛枪到县人民政府缴呈,共产党、人民政府仁至义尽,对张吟松以礼相待,食宿周到,于政委、汤县长均予以接见谈话,并邀参加开会。更语重心长要张吟松传达政府宽大政策,苦口婆心指明各乡长的光明出路。
  政府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对旧政人员分别对待。按张吟松历史讲十分复杂,劣迹多,民愤大,但由于他曾充当四乡代表来县缴步枪70多支,后来政府听其善终,未予处分。
  后来溶溪区各乡反动气焰嚣张,陈光佩率匪攻打秀山县人民政府,抢劫贸易公司,主要是由于旧军官洪绍容(溶溪乡人,营级)、张洪猷(玉屏乡人、营级)受蒋介石反动势力的影响和控制,从而降低了我们政策宣传的作用,使8个正副乡长机械投诚后又反动思想回潮,继续作恶,犯下滔天罪行,为人民所不容,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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