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我自然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逐，百姓皆谓“我自然”。
　　
　　详解：
　　1、太上，下知有之。
　　白话：太上那个时代，以道治天下，百姓只是知道有他的存在。
　　阐述：“上”者，《易经》曰“形而上者之谓道”。“太上”，本意是指未有天地万物以前的混沌一炁，引申为对至上、至尊者的尊称，如太上老君。“下”者，《易经》曰“形而下者之谓器”，是指混沌一炁演化后，清轻者在上，构成多重天，重浊者在下，生成有形有象、千姿百态的“器物世界”。“下”，指天下的黎民百姓。有的注家将“太上”，直译为“道”或老子，本人不敢苟同。“太上”这个名称，古已有之。如有“太上忘情”之说。人之为人，必有情，有情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痛苦。因情受苦，忘情更难。“太上忘情”，非是无情，而是太上仿效天地不仁，不生区别、对待之心，拥有大慈大悲、无偏无私的大情。
　　“太上，下知有之”，意思是太上治理天下，上顺天意，下应民心，以道化民，以无为治天下，因而民风淳朴，天下虽大治，但民不知有大治；百姓虽知有君王，但不起亲誉之心。万民皆处于自然之中，无上下之分，无彼此之别，各遂其性，各安其生，质朴浑厚，悠然自得，安享太平。这种不知不识的质朴浑厚之风，并非是轻慢于上，也非愚昧麻木，只是相忘于自然之中。那时，天下一体，百姓心地纯净，唯道是尊，唯德是从，心与道合。太上以无为治世，不显迹于下，百姓也无奉承之意，上下皆相忘于无为之中。
　　“太上，下知有之”的时期，指的可能是三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或天皇、地皇、人皇时期。老子是想“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2、其次，亲之誉之。
　　白话：到了后来，君王以德治天下，百姓是亲近他、赞誉他。
　　阐述：“其次，亲之誉之”的时期，或许是继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或天皇、地皇、人皇之后的五帝时期。为何作此推断？因为“至德者，曰帝”。五帝是以德治天下，百姓觉得他们做了好多事，沐浴着他们的恩惠，感受到他们就在身边，很是亲近，很是感激，对他们充满赞誉。故曰“亲之誉之”。
　　五帝时期，人的主观意识逐渐开启，私欲、妄心渐生，古朴淳风日渐淡泊。先帝们顺天应势，开始施德政，以弥补人心道性的亏损。于是，立仁政以养民心，制礼乐以叙尊卑，造衣冠以分贵贱，建房室以代巢穴，构桥梁以济不通，造舟船以行水陆，造书契以代结绳。从此，人有了圣凡贤愚的差别，有了亲疏远近，人开始有了毁誉巧诈之心，丧失了人性天然的古朴淳真。对崇敬者，开始顶礼膜拜，烧香供养。对有仁义之德者，赞叹不绝，亲之誉之。对聪明有智者，羡慕不已，学之习之。从此，有了分别心、追求心、虚荣心，渐失浑然一体的元性。可是，大道至简至朴，心地愈纯净，愈接近于道，思想愈复杂，离道性愈远。这也是现代人远道背道的原因。正如佛家所言，如能“心上无一物”，又“何处染尘埃”。
　　3、其次，畏之
　　白话：再后来，君王以制度法规治天下，出现了刑罚，同时也推行王道，百姓对他们产生畏惧之心，敬而远之。
　　阐述：这里说的“其次”，时间继续往后顺延，大概相当于到了夏商周时期，对于君王，百姓不仅明显感觉到他的存在，而且是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对百姓呼来喝去，搅扰得百姓不得安宁的存在，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唯恐避之不及。能遇上好的君王，是百姓之福，遇上暴戾的，百姓就得遭殃了。
　　尽管说五帝时期，民渐失自然大道的真朴之质，但总体上还保持着太古之风，刑狱未立。之后，世道日薄，人心日乖，常德愈失。在上者，失道丧德，作威作福，在下者，心性乖戾，凶暴邪恶滋生。于是，不得不以政令、刑罚予以禁止。刑罚既立，百姓未有不畏惧的。故曰“畏之”。
　　4、其次，侮之
　　白话：再再后来，王道丢失，霸道盛行，民滋生起怨恨轻慢之心，会轻蔑、侮辱君王。
　　阐述：这里说的“其次”，时间再继续往后顺延，也就是说，到老子所处的春秋未期、战国初期，当时的周天子势微，各诸侯国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弄得是君不君，臣不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是时，王道不再被世人奉行和遵从，霸道大行天下，相继产生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社会由道治下降到德治，又由德治下降到仁义之治，之后又下降到法治，大道、大德在人心是日亏日损。人们对于大道，已是半信半疑，若即若离，那些无知愚昧者，根本就不信，不仅不信，反而以“大笑”而羞辱之。故老子说，“不笑不足以为道”，意思是大道若不被这些人嘲笑戏弄，那就不是大道了。对于当时的君不象君，臣不象臣，民不象民，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老子提出“遵道守德”。
　　总之，“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四句话，暗中呼应前文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言外之意，造成当今的局面，弄得天下君不象君，臣不象臣，民不象民，问题之根源就是失道丧德。
　　5、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白话：上所作所为，不足以为天下百姓所信服，或根本不为天下百姓所信服，上无信可言，上面讲得再好，说得再动听，百姓也不会信。同时，人心沦落，无论是上还是下，对大道大德持怀疑，对太上的无为而治根本就不信，认为那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阐述：老子纵览历史，抚今追昔，阐明君不象君、君不象臣、民不象民的原委。也就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是因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已令天下寒心，说的再多，讲得再好，百姓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言而无信，不知其可。”隔阂一旦产生，情绪一旦对立，就会出现离心离德，就会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天下也就难以安宁了。那种“太上，下知有之”，以道治天下；那种“其次，亲之誉之”，以德治天下的情形，世人根本就不信，认为以大道大德治天下的三皇五帝时期，那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上信不足，下信必毁，上行下效，上下不合，君民相怨，国运不昌，社会不和，恶性循环。此时的统治者，或以烦杂政令搅扰于民，或以苛捐杂税盘剥于民，或施严刑重法镇压于民，对以道莅天下，对于无为而治，不言之教，恐怕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对“为无为，则无不治”根本不信。春秋有五霸，战国有七雄，可谓是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纲纪已乱，道德已失，各种思潮泛滥，各派学说纷争，人心涣散、思想混乱。老子认为，从表象来看，人的思想似乎茅塞顿开，聪明显露，但究其实质，都是对大道的肢解，是以偏概全，舍本逐末，各显其能罢了。都是假借道德仁义之名，行变诈取巧之实，逞好胜争霸之勇。故老子感叹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是此义。
　　6、悠兮，其贵言。
　　白话：大道幽远无形无象啊，它默默运行，其何言哉？古之善为道者心领神会，效法之。现今，为上者一味颁布法令，强推政策，有用吗、管用吗？要三思而后行，不能信口开河，要懂得治大国如烹小鲜。
　　阐述：这一句，是承接“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而来的，意思是上信不足，下信必毁，上行下效，光靠颁布政令有用吗？还不如效法古之圣贤，效法太上，以道治天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贵言”，既表明太上以道治天下，又提醒当政者，治理天下，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大喜功，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妄作乱为瞎折腾，不要苦了自己又害了百姓，治大国如烹小鲜，要善于因势利导，顺其自然。
　　“悠”字，有许多版本，诸本字皆不同，其实“犹、悠、由、猷”四字，古作通用，皆是形容幽远无象之貌。“其贵言”，古之有道圣君，皆贵其言，接物处事，谨言、慎言、少言，言则寓意深奥，言简意赅，字字珠玑。“贵言”，也是老子警示世人，不要口无遮拦，害人害己。
　　“悠兮，其贵言”，言外之意，是要复上古之风，行上古之朴，以无为之德化天下，而大道无形无象，至深莫测，大道之无为，只可心悟，无法言传，多说无益。“道可道，非常道”。对道的领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我们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于道，能悟到多少，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7、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白话：功成事遂之时，百姓都说：我本来就是这样。也就说，上位者采取顺其自然、合乎大道、无为而治的方法，让百姓丝毫感觉不到生活受到干扰，一切显得是那么自然而然，功成事遂，百姓不惊讶，无“亲之誉之心，无畏之，无侮之”，百姓皆谓我自然。
　　阐述：“功成”，施无为之治，天下归道，功成圆满，谓之功成。“事遂”，即事遂于不言之教。老子认为古之三皇五帝，皆是高真大德之人，能通天识地，洞晓阴阳，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智慧者，治理天下，都是无为而治。无为是一种至道的胜境，并非今之世人所理解的“什么都不做”，而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高层次、高境界，是一种至极的高功大德。非无为，不能立不言之教；非不言之教，不能守无为之德。不言之自然处，正是无为之实践处；无为之实践处，便是不言之自然处。大化不化，大言无言。如此，百姓只知上有其君，不歌其功，不颂其德，民心清静，悠然自得，正如《击壤歌》所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百姓尽享天然淳朴之乐，不起亲誉之念，无有分别之心，一切皆出于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正是百姓在无为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之言。
　　老子写这句话，多少有点伤今思古之意，也是劝勉上位者，展望美好的未来。
　　
　　综述：
　　上一章，老子以“致虚极，守静笃”这种极度空灵的心境，纵览天地寰宇，而知晓万物“归根，复命”的规律，得出“常乃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的结论，即知晓事物的运行规律，就不被事物所左右，从而从容；人一从容，心态就平和，众邪不侵，处事自然公道执中、不偏不倚；公道执中，不偏不倚，容易周全，不易出纰漏；周全无漏，如天之无所不覆，地之无所不载；也就自然而然，一切也就合了道；依道而行，自然就可保长长久久。如此，终其一生，也不会招致灾祸。这是老子观天地万物来悟道，来阐述大道。
　　这一章，老子回望历史，纵览古今，从太上说起，总结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四种情况。意思是，至高至上者时期，无为而治，行不言之教，民各顺其性，各安其生，只知国有君，不知其所为。后来，行仁政，以德化民，民有了分别心，有了亲近、赞誉之情。再后来，立刑法，以政化民，百姓心生畏惧，敬而远之。再再后来，弄得君不君，臣不臣，民不民，上下相欺。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委，都是由于“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为上者，不相信无为而治，怀疑无为而治，喜欢有为，喜欢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喜欢自以为是。而前人，古之圣贤，古之善为道者，他们遵从大道，依道而行，结果天下大治。他们“为无为，则无不治”，明明有先例在，事实摆在面前，却无人愿意相信，甚至于取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不得已而抚今追昔：“悠兮，其贵言”，老子感慨：大道幽远无形无象啊，它默默运行，其何言哉？古之善为道者，对此是心领神会，他们效法此道，也无为而治。可是，当今的上者，一味颁布法令，强推政策，有用吗？管用吗？要三思啊，不能信口开河，要懂得治大国如烹小鲜。
　　效法大道，效法古之善为道者，效法太上，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相信功成事遂之日，百姓都会说：我自然。因为“道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