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选择

　　1949年9月，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时间得抓紧，没等黄石声、刘朝栋两同志来，王烈如、李宗贵就在“稚心社”骨干社员中部署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们团结和依靠这些骨干专门从事这种工作。
　　为了隐蔽自己，他们团聚的地点经常改变，当时虽然没有人领导，却满腔热忱地根据党的指示研究问题，开展斗争。他们把更多的进步青年团结在组织周围，出墙报，印传单，还翻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小册子，由王烈如刻钢板、罗会全印，通知宣传扩大影响。同时，也对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争取和策反的工作。
　　他们想，党派黄石声同志来并准备让他打入国民党县政府，原因之一就是想要搞清敌人内部情况和争取敌方人员。现在黄石声没有来，他们也得做这项工作。
　　当时熊绍韩是县参议长，把他争取过来影响较大，王烈如和罗会全就把传单等宣传品寄给熊绍韩。王烈如还利用熊与他父亲是同事这个关系去找他，借拜访为名，在摆谈之中讲形势，谈未来。
　　熊绍韩称赞王烈如学习努力，成绩优异，鼓励他专心求学，要他不必过问政治。
　　另一工作是争取武装，他们设想要配合解放军攻县衙门。王烈如和李宗贵在飞机坝（南门外）商量，王烈如可以从家中带出一支枪，李宗贵可到他二哥处争取几支，还想把黄式禹手中的手枪骗出来缴了。还有一个护桥问题，王烈如和李宗贵分析，敌人可能会破坏大桥阻止我军进川，他们认为必须粉碎敌人的这种阴谋，全力保护大桥，以保证我解放军胜利前进。
　　他们当时决定由王烈如去保卫石耶大桥，因为王烈如在石耶有亲戚关系，便于开展工作。平凯大桥安排“六一社”社员喻朝顺去负责，对于妙泉大桥也作了考虑。
　　王烈如到了石耶司，摸清了情况，到原来国民党乡政府和恶霸吴肇修、杨友芹家去找到了吴、杨二人，杨友芹正在抽鸦片，吴肇修靠在鸦片盘子旁坐着，他们在讲什么“应变”。
　　王烈如插话说，你们要是把桥炸了，只有死路一条，要阻挡解放军入川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的部队天天都在败退，你们是见到的，他们都阻挡不了，你们能挡住？你们要是把桥保护起来，做开明人士，才有出路。后来，大桥终于保住了。
　　在秀山解放的前夜，11月6日晚上，家住石耶的上层人士吴肇修，听了国民党县长、民众自卫队长李琛再次命令烧毁石耶、平凯大桥的电话后，放下耳机就说：“把桥烧了谁来修，还是老百姓倒霉。解放军长江黄河都过来了，怕你这条小河！”立刻拨电话到平凯找上层人士刘庶康商量。刘回答平凯大桥坚决不烧，达成默契后，便着手准备保护大桥，欢迎解放。
　　解放前夕，白崇禧、宋希濂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川黔湘鄂边境收罗各路股匪及形形色色的武装势力，编军、编师、编团、拼凑各种“暂”字号队伍。宋希濂秉承蒋介石“固守四川、确保西南”的宗意，成立了“川鄂湘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酉秀黔彭武五县在国民党专员庹贡庭的组织拼凑下，成立了13个纵队，秀山为第八纵队。国民党秀山山县长李琛亲任“国民自卫总队”总队长，还有杨卓之指挥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川黔游击指挥部”、王西之、熊子云为首的“川黔边区人民自卫护国军”。受欺骗、威胁、拉陇裹胁而入伙者即达数万之众。在国民党军、政、警、特残余势力的控制下，这些“暂”字号的部队又改头换面，打出各种“自卫军”、“救国军”的旗号。妄图阻止刘邓大军入川，负隅顽抗，继续与人民为敌。
　　国民党在秀山的最后一任县长李琛，又名李光壁，四川省青神县人。1905年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并曾在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三期、美国驻印度军校第二期受训。历任国民党第九师炮兵连排、连长，第九师五十四团少校营长，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步兵第一队队长，第三十二师政训处处长，昆明防守司令部高级参谋和军事委员会上校附员，川、陕、鄂边署少将参军，第一军官总队第六队上校队长及第二大队上校大队附等重要军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由于李琛一贯效忠国民党反动派，深得其上司的赏识。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战场上节节溃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为了阻止解放军由湘西入川，保存四川这块反共基地，决定配合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部在酉秀黔彭设防，将这几县的县长全部改为军人担任。李琛在这种形势下被委任为秀山县长。
　　李琛于1948年8月28日到任后，首先扩充地方武装，作为反共力量，把原有两个警察中队扩编为四个常备自卫队，各拥有百余人枪。1948年12月中旬，李琛按照四川省政府的部署，积极主办“四川省民众自卫队组训干部训练班秀山分班”。李琛充任班主任，培训自卫队骨干38人，队丁408人。随即成立了“秀山民众自卫总队部”，李琛兼任队长，实行军政合一。总队部还设专职副总队长、总队附、政工室主任等各一人，直辖两个大队。同时把原有的四个常备中队，扩充为五个中队。一、二中队由第一大队统率，三、四、五中队由第二大队统率。
　　秀山民众自卫队属原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游杂部队，是一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追随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武装。
　　1947年底，国民党正规部队十七师独立旅（旅长徐正刚）的两个团撤离秀山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其“剿共戡乱”，阻止解放军南下、“维护治安，巩固统治”的目的，在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的指令下，国民党秀山县政府将原两个警察常备队改为民众自卫第一、二中队。之后，又陆续招兵组建了三、四、五中队，并成立了“秀山民众自卫总队”。总队统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辖两个中队（即第一、二中队），第二大队辖三个中队（即第三、四、五中队），每个中队编三个分队，每个分队编三个班。
　　秀山民众自卫总队，共有550余人，长短枪500余支，轻机枪27挺。由国民党秀山县政府县长李琛兼任上校总队长，熊子云（又名熊从龙、迎凤乡草溪沟人）任中校副总队长，涂腾骧（吏目乡兰田井人）任中校总队附兼人事科长，邓经生（中和镇西街人、国民党三青团干事长）任总队政训主任。
　　一大队队长胡丕猷（红岩乡人），上尉指导员田兴树（龙贡乡人）。全大队共计280余人，有长短枪280余支，机枪15挺，/武器装备较好。实力较强，是李琛反共反人民的骨干力量。一大队主要驻守县城、龙凤、隘口、深溪、膏田、洪安等地。
　　第二大队中校大队长袁文述（宋农乡人），中校大队附熊克信（龙池乡人），上尉指导员李少亭（中和镇环城北路人）。全大队共计270余人，有长短枪220余支，轻机枪12挺。主要驻守龙池、妙泉、宋农、石堤等地。
　　国民党秀山县长李琛，在1948年为解决扩充反共武装县民众自卫总队的经费，竟腐败到不择手段，以广征鸦片烟捐税为其薪饷的财源。那时同“禁烟令”一起公布施行的烟捐名目繁多，鸦片种到地里收窝捐，收割鸦片搞烟捐，出卖鸦片纳营业税，运输鸦片有印花税，过关过卡还有卡捐。有名的石堤鸦片烟税卡，是那时全县收税额最大的关卡，每月不下5万块大洋。这样一搞，就使明令禁止的鸦片种植、经营、吸食合法化，造成农村纷纷弃粮种烟，实在害人不浅。
　　1949年2、3月间，淮海、平津战役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渡过长江，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土崩瓦解，在政治上人心丧尽，反动统治已四面楚歌、摇摇欲坠。李琛仍妄图负隅顽抗，于3月3日在总队部召开民众自卫防务联席会议，进一步扩组反动地方武装，决定将各乡、保原有武装力量，编组成乡镇自卫大队及分队，由乡（镇）长及保长分别担任大队和分队长；3至5个乡大队编成一个联防大队，以当地拥有武装力量的实力人物任联防大队长，统一由李琛指挥。规定联防大队的任务是：如果解放军进入秀山县境，各联防大队则利用人地熟悉等有利条件，与解放军开展游击战。与此同时，李琛一帮反动势力大肆造谣，恶毒污蔑共产党、解放军。
　　1949年临近解放，8月24日，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即酉阳专署专员庹贡庭在酉阳召开酉、秀、黔、彭四县应变会，进行反共布置，要求酉、秀、黔、彭四县党、政、参、团负责人参加，还有些有名的绅士。秀山县参会的有李琛、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通惠、涂逸之、刘兆晖、杨卓之、冉廉舫等十余人，参议长熊绍韩因生对嘴痔疮未去。会议的宗旨就是抗拒解放，搞应变。庹贡庭要扩充专署（实为他的）保安部队，把原来只有一个大队，扩大成一个团或成立一个团。要建团就要四县筹饷，每县分配几千担应变谷，酉、秀两县各派一万担。会议完后，庹贡庭就去重庆找张群，扩充部队要枪。秀山县长李琛等开会回来就要筹措这些谷子。他首先就要在凉水傅家开仓，要县参议会通过，找熊议头。熊议头只好召开全体参议员会议，因参议员很多都是富有之家，一通过就要加重自家负担，再则大多数人对专署有意见，故遭到否决，不同意筹措应变谷。酉阳专署对秀山很不满意。专员应变计划在秀山就没有贯彻得了。
　　虽然在秀山没有筹应变谷，但在李琛策划之下吃了两次血酒。一次是在这次筹谷问题不久，县长李琛的秘书李方出来联系放信，但没有直接找到熊议头，就去找熊从龙、杨卓之、周之桢这些人，说县长李琛与杨卓之的矛盾很深，约一些人来聚会一下，调和一下他俩的矛盾，要熊从龙找熊议头联系。可是杨卓之得到这消息，马上就向秀山西南路他的一伙人发通知，要求他们进城。熊从龙一看杨卓之在搞队伍（熊杨暗中有矛盾），他就要周之桢向各乡镇都发通知，把镇、乡的头头都约进城来。那天晚上开会，有一百多人，一些袍哥都到了。李琛一到会，看到这种情况，连颈子都气红了，很不自在。熊议长也参加了，大家就在大城门里头，摆了两排竹躺椅共几十把，大家坐起，准备好了，李方秘书就去找熊议长讲几句话，熊议长说：“这个会不是我发起的，我讲哪样？我不谈，还是你们谈好些！”
　　李秘书又去找副议长涂逸之，于是涂逸之讲了几句，大意是说现在这个形势很紧张，大家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李秘书就是讲大家在大宬殿行礼。李琛走前。熊议长走第二，后面就是那些参议人员。在大宬殿的神龛上摆了一大盆鸡血酒，每个拿杯子在那盆里搞了一点。吃了之后，李琛对这次会很不满意，就布置再搞一个，由他指定十四个人参加。
　　李秘书又来联系，首先找到熊议长，就说：“李县长对上次那个（文庙）会不满意，要与杨卓之疏通意见，根本没有谈，这咋行！要另外搞一个，地点要在熊议长这点。”熊议长说：“这个会怎么搞在我这里？在别处更好嘛！县银行更清净！”
　　“你这院子深，很清静。一切都不麻烦你，夜宵已经请了厨子，就在你这点借一下地势就行了。”
　　这次会议一直都是保密的。那天晚上，要来的人到齐了，也在熊的堂屋搞了一盆酒，冉廉舫就杀鸡，把血滴进酒盆里，开始由冉廉舫说了几句，意思是：“我们经过这次团结，要同生死共患难，如果哪个有异心的话，照鸡行事。”他一讲完，李琛先去吃血酒，后面就是熊议长、参会的人个个都吃。大家吃后，在那里议定，用一张纸自己写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祖宗三代历史。会议到深夜就夜宵，个个吃得昏昏大醉回去。
　　8月底，李琛参加酉阳专署召开的应变会议返秀。其时，湖南已和平解放，秀山解放在即。李琛仍于9月18日，与民团团长杨卓之参加庹贡庭在酉阳龙潭召开的川、黔、湘、鄂四省边区联防会议，部署防共。
　　次日，李琛回秀山后，仍秉承酉阳专员庹贡庭的反动意旨，召集各乡、镇长，参议员及地方士绅，举行两天紧急会议，商议应变对策。参加会议人员有总队、大队官员、各中队长、国民党秀山县政府各科科长，以及区、乡长等共180多人。李琛在会上号召：精诚团结，共济时艰。会上发给各自卫大队子弹数十箱，还决定派一个常备中队驻石堤高桥一带，征收鸦片烟税款，用以补充民众自卫队的经费；并派常备第一大队长田子霖率领一个中队，驻守川东南门户——洪安，以加强县境防守，阻止解放军入川。
　　刘邓大军神速挺进的步伐，打乱了川东地区国民党的防御部署，国民党秀山县长李琛为了阻止刘邓大军入川，他一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宣传，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并在一次各部门的头目会上造谣说：“共产党来了要杀三资（知），即资产阶级、知识分析和有资格（身份）的人。”他还恶狠狠地威胁说：“哪一个要是动摇了，投向了共产党，我就杀哪一个！”另一方面，他紧急应变，在会议上作了紧急动员报告。
　　李琛旧调反复弹、狠话反复说，熊绍韩甚至听到他牙齿咬得格格响。
　　县政府军事科长邓铁炎宣布了紧急应变的部署：（1）军事布防计划，根据国民党酉阳专署转上司指令，攘外必先安内，肃清内乱，县与县要加强边防联系，如县城坚守不住，准许退进山村打游击，把反共坚持到底。县政府先转移到平阳盖，以便一面控制县城，一面与沿河、松桃、酉阳取得联系。民众自卫总队部一并迁驻平阳盖，以便指挥全县地方武装。全县地方武装包括区、乡、保石维律由县长兼民众自卫总队长李琛和副总队长熊子云统一指挥。一中队担任县政府警卫，田子霖、胡丕猷率领二中队驻防南路洪安一带，如坚守不住，可放火将洪安（茶洞）大桥烧掉，队伍即向峨溶、平马一带撤退。袁文述、熊克信率领三、四中队驻防东路石堤一带，并组织石堤区的乡丁每乡30人（枪）作为联防预备队，妙泉是水道要冲，由妙泉乡乡长黄良启严密坚守，并看守好姚家湾大桥，如坚守不住，撤退时将大桥放火烧毁。五中队驻酉阳小河、龚滩一带，守护盐路，并与平阳盖一中队取得联系。（2）成立各乡检查哨，通信传递步哨。对来往可疑行人进行盘查，严防解放军先遣人员和地下党活动，搜缴解放军宣传传单。（3）由县长派员前往川河盖察看盖上的山洞，让涌洞乡乡长王西之进驻山洞以作退路。（4）由县长派员前往湖南里耶、八面山与师兴周取得联系，如果解放军到秀山，民众自卫总队可向八面山退却。（5）成立秘密暗杀团（对外称检查团），由民众自卫总队政训主任、三青团干事长邓经生、县田粮管理处主席任定中、中和镇镇长傅学霖等人组成，对不听从命令，不遵守规定以及通共亲共者，一律严惩，格杀勿论。
　　李琛还宣布了他处心积虑炮制的“应变”措施：一、如若防守失败，县府及各机关全部转移溶溪，利用溶溪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县府及各机关人员中，如有动摇投共者，立即以军法从事。二、在川湘公路沿线实行“坚壁清野”的“两光”政策，即公路沿线十里路以内的居民要全澡走光，粮食等物资全部搬光，同时要将公路桥梁全部烧毁。三、对全县兵力重新进行部署，县民众自卫总队一大队的一、二中队驻守县城、隘口、龙凤、宋农、石堤。
　　与此同时，李琛加紧组织各乡20至30人的乡中队，尽量拼凑反革命武装。当时敌匪全县总兵力达6000人（枪），有重机枪40余挺。同时两大土匪武装集团相互勾结，即以杨卓之、陈友瑞（松桃地主武装头目）、简国安为首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川黔游击指挥部”，有大队长以上股匪23股，1400余人；秀东以王西之、熊从龙（熊子云）、王炽龙为首的“川黔边区人民自卫护国军”，有大队以上股匪58股，2100余人。以上两大集团80余股，兵力达3500余人。对于敌人行动，刘邓首长已洞察若悉，先头部队进入湖南时，便派出侦察员张思玉乔装到秀山，侦察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活动情况，为大军入川作好准备。
　　李琛紧急应变会议后，即迅速在民众自卫总队官兵中进行了传达贯彻，并积极采取行动，一是各中队按紧急应变会议部署，到达指定地点，作了阻止我军入川的准备。二是在11月6日，当我人民解放军到达湖南花垣茶洞镇之前，由田子霖、胡丕猷和二中队长龙克武等人将洪安（茶洞）大桥烧毁。7日，平凯乡长杨德明亲率乡警卫队准备烧毁平凯大桥（未遂）。妙泉乡乡长侯本之烧毁了姚家湾大桥（妙泉乡前任乡长黄良启因检查车辆与国民党酉阳专署保安队发生矛盾，被保安队杀掉）。三是李琛得知解放军打到洪安，便命令一中队长刘正清集合队伍往平阳盖方向逃窜，在平阳盖杀害回家士兵和无辜老百姓多人，后经溶溪到膏田黄泥沟住了七、八天。
　　在这里，一中队长刘正清又亲手杀害老百姓3人。然后到达塘坳乡的断头岩，将士兵的被子110多床收缴，放在刘正清的老丈人家里，接着逃到南腰界，准备打游击，与解放军对抗。四是他们秘密组织的暗杀团曾先后到洪安、石堤等地活动。二中队中尉指导员派张宗斗（涌图乡人）在秀山解放前夕，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并组织突击队，设置检查哨卡，调查进步人士及我党地下工作人员。
　　1949年10月1日，李琛在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纪念会上，歇斯底里地进行反共演讲，编造谣言，盅惑人心，同时在秀中、师范、女中三所学校组织宣传队，分配到城内东、西、南、北四街和平凯、涌图、西门外等地，向群众作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进行诽谤诬蔑，以之欺骗群众，企图使解放军得不到群众支持。
　　1949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二野先头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洪安，李琛闻风丧胆，如惊弓之鸟，魂不附体，匆忙将县府所有重要档案烧毁，率领一部分县府人员及刘正清、龙克武两个中队，连夜向溶溪仓皇逃窜。
　　秀山在1940年代小学教育发展较快，毕业生读不到高中（当时秀山中有一个不完全中学，一所师范学校），大家商议在三个区各办一所中学。第一区由吴肇修、涂逸之为首开办了石江中学，第三区也准备在下衙办平江中学；龙池第二区，由熊绍韩和陈燮琴等办秀东中学。秀东中学选择龙池乡场外一个大坟山为校址，由龙池乡征集民工整地基，购买了五幢长五间旧房，三幢长三间旧房，改修大礼堂一个，两边一排八间各三个教室，教室之间以一个单间作为教员室，礼堂对面一个长五间作图书室及教员宿舍，厨房五间，厕所三间，学生宿舍就在教师楼上。
　　基金由第二区各乡热心教育富户认捐田亩，每户三十挑、二十挑、十挑不等，共集四百余挑作基金。每年实收租谷一万斤。
　　学费每期每个人交大米四升，学杂费在内。
　　经县参会议定，在每年征实项下每一私立中学附征黄谷一百市石。秀东中学是毫无基础的，从一片荒地建立起来。比江平、平江两校经济基础更为薄弱，每到学期结束时入不敷出。县商周玉成每遇学校困难都大力支助，所以学校能够维持。在校职工薪水虽按规定发给未有拖欠，但是很艰苦，特别是第一任校长杨静轩，是熊绍韩从重庆欢迎回来的。后来县府调他任女中校长，熊也只好同意，改变一下他的生活环境。
　　秀山这三所私立中学，都经县政府报请四川省教育厅立案，教育厅派省视学蔡天青到县视察，在秀东中学由熊议头陪蔡天青到县视察查了几天，蔡很认真，从基金到教学逐一查问，还在每个班抽一门课来考试学生。蔡在三所学校视察完毕后，报告教育局厅请准备案。
　　1949年11月6日（秀山解放的头一天），因熊绍韩主办的龙池秀东中学有事，熊绍韩很早就坐黄包车到龙池，在龙池家中吃了早餐，龙池乡公所接到县政府电话说，解放军已过洪安，熊绍韩得此消息，赓即到乡公所打电话找在城里的杨通惠，而接电话的是周之桢，周说昨晚县政府就乱了，李琛县长把秘密文件都烧了，准备逃往溶溪。熊说，叫杨通惠去找县长要一辆汽车，把熊和杨通惠两家老小及贵重物品运到肖家槽。“汽车全部由李琛县长控制了。”杨通惠打着熊议长的招牌，费尽周折，终于要到一辆大卡车，并且准用一小时。于是就把熊绍韩、杨通惠、周之桢和熊勋章四家老少及贵重物品三十多箱一并运到新庄。熊绍韩从龙池乘原去的黄包车急赶新庄，当熊到新庄时，车子赓即到了。所到之人急忙把货物卸下，车子就开回县城了。熊在肖家槽陈家（亲戚）找了几十人，把物品和人全部接到肖家槽一干洞内。
　　1948年元月，县党部经费停拨，原有工作人员叫自行转业，当时杨通惠对国民党极端不满，愤恨悲观，一天打牌糊混，一切事情不过问，上级党部的文件不拆不看，只做登记，毫不知内容；为了生活，1948年2月，通惠去秀山师范学校兼课，直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看到国民党不可避免地要崩溃，由于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亲身体会，对面临死亡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再存幻想了。又看到黄炎培先生写的《延安归来答客问》一书，对共产党了解，不像反动宣传的那样胡说八道。在沅陵解放后，他同秀山的反动派断绝一切联系。他在报上看到北京和平解放，傅作义得到共产党的宽大优待的消息，也希望秀山得到和平解放，就与参议长熊绍韩商议，准备联合地方武装起义，因县长李琛控制得很严，没有活动的机会，只好无可奈何地等待解放。
　　1949年春天，酉阳专署员庹贡庭在酉阳召开“应变会”，要求酉、秀、黔、彭四县的党、政、参、团负责人以及又名绅士参加，参议长熊绍韩因生对嘴疮未去，党部书记杨通惠借生病躲避，被县长李琛派人找回，把他拖上车，当车开时杨又跳下来，未去。后熊绍韩批评杨通惠说：“秀山党、参均不参会，对得起老庹吗？”通惠一笑了之。这次会秀山去的有李琛、涂逸之、殷仲卿、吴肇修、熊粹中（酉阳人，秀山税局处长）杨卓之、田子霖、杨晓芳、杨秀蔚、涂家琛等人。
　　国民党秀山县党部，从1939年起到1948年止，共发展了国民党员2000人（1948年以后就没有发展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利用训练基层骨干的机会（如保甲人员训练班和教师暑期讲习会等）发展的。1946年1月，国民党企图巩固基层政权，在秀山也专门设置了培训骨干的训练机构，全名是“秀山县地方行政干部人员训练所”简称“县训所”，由县长彭述信兼任所长，所长以下设专任教育长一人（由丰都人刘述德担任），还有总务股、教导股和军训队，军训队有两个队长是专门对受训人员进行军事管理和军事训练的，“县训所”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区分部。区分部书记是当时的教育长刘述德，区分部还有两个委员，一个是教导股的干事陈世维（美翠人），一个是军训队长陈立鹤（中和镇人），这个区分部的工作主要就是在每期受训人员发展国民党员。“县训所”的训练对象是保长、保队附（由县府民政科调训）、国民学校校长（由县府教育科调训），有时也调得有少数乡队附、乡户籍干事和中心校校长等，每期人数在100人左右，训练时间一个月，训练是以反动政治为主要内容。每期训练在将要结束的一周星期六下午，安排为党团活动，也就是搞发展国民党员工作。
　　秀山解放的前几天，县政府闻讯常德解放后，县长李琛手忙脚乱，找到熊从龙研究行动计划，这时作为党部书记长的杨通惠已去肖塘的木鱼山躲避了，对县内的很多事情不很清楚，因是非常时期，各种事情都做得较隐蔽。如李琛与熊从龙商定，布置火烧川湘公路秀山境内的三座桥之事，当时田子霖负责火烧洪安大桥（后因群众阻止为实现）、杨德铭负责烧石耶大桥和平凯大桥等，连杨通惠也不让知道。
　　11月6日晚上，熊绍韩就说：这里离县城近了，怕打仗，还是走远一点好，提出到永兴（涌洞）去。周之桢同意与熊一起去，而杨通惠却不愿走了，说在洞里住起，怕什么！
　　第二天，熊绍韩和周之桢带着熊夫人避去涌洞，起步没走多远，熊夫人是小脚走不得，就把她安置在美翠乡凉水井陈家，熊、周从小路到涌洞王家。美翠乡长陈筱竹的叔叔是个农民，在川湘公路旁看解放军浩浩荡荡向酉阳方向挺进，沿途贴有刘（伯承）司令员的布告和《共同纲领》，就把布告和纲领各扯了一张，交送陈筱竹。当夜陈筱竹、龙池乡长熊琪章、宋农乡长袁半农等人（均是熊绍韩的亲戚）携带《布告》和《纲领》去涌洞熊绍韩处。熊一看《布告》和《纲领》，就说：“有一条，参议员准予自新，重新做人。我参议长也是参议员。从《共同纲领》看，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要拢去（那时不叫投降）就行了。我没有武器。算了，进城去，怕哪样！我还是拢去。”
　　熊绍韩自问：“第一没有血债，第二没有亏空公粮公款。我想不管怎么说，我都说得脱，走得脱。说不脱就挂住脚。”而大家都劝阻他，等一段时间再看。
　　周之桢想进城看一下，于是就确定周之桢先去了解情况。周之桢先到肖家槽找到杨通惠，周、杨二人一起进城。正逢解放军吴思引科长在召集一些人开会，成立了“秀山人民解放委员会”，要参会人员举荐正付主任。当时在场的有人推举蒋子贵，他当过镇长，适在会场。又有人推举一个在云南当过兵的退伍军人，任过营长，此人好吃鸦片烟，脸很黑，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黑人牙膏”。吴科长说：“你们举荐这俩个人是要为我们筹办粮秣的，有金钱关系。如果是有贪污行为的话，你们在座的都是解放委员会委员，你们大家要负责的！”这么一讲，这两个人自知不行，就起来说：“这些事情我们办不到！”吴科长说：“他们俩不愿意干，你们另外推举，要举荐正派、清白、能办事的人。”后就举荐欧百川任主任、熊绍韩和涂逸之为副主任。
　　吴科长说：“你们推荐的这几个人在哪里！去找他们回来，商量了就要办事！”
　　涂逸之就在城里，先见到吴科长。赓即欧百川离城不远，很快与吴科长见了面，欧就对吴科长说：“这个事我办不了，我是外地（松桃）人，各乡不理睬我，我咋个抓得拢来呢？这个事，还是把熊先生找回来。”
　　吴科长说：“把他找回来，谁任主任副主任你们自己商定。”在这个时候，欧百川就要杨通惠、周之桢赶到涌洞去找熊绍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