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西南服务团

　　说到二野进军大西南，就不能不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为了解决接管、建政干部奇缺的问题，关于为新解放区准备干部的问题，党中央、毛主席早在1948年4月28日，即发出了“为新解放区准备干部”的指示。根据毛主席“为新解放区准备干部”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部署》，二野立即着手组建地方干部队伍，定名为“西南服务团”。
　　5月2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渡江总前委电中央，称“除按此执行，并提出二野进军西南最大的问题是干部奇缺，二野手中无一地方干部队伍，拟从华东局抽出一部份干部随二野入川，估计数目有限，是否可以动员一批学生入川。”当时组建地方工作干部队伍问题，已成为接管和建设西南的紧迫课题。因此，党中央于6月11日发出《关于准备3万8千干部的部署》后，二野立即着手组建地方干部队伍，定名为“西南服务团”。并指定曾任二野副政委的南京市委副书记、市军委副主任宋任穷为团长，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狠抓组团工作，以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宋任穷为团长的领导班子，通过华东模范中学、复旦大学地下党，南京学联以及华东革大等组织宣传发动，在上海、中学校青年学生，一些青年工人和职员也积极报名参加。
　　6月中旬，上海市率先全力支持组建西南服务团。该市市长陈毅亲自在全市干部会上号召支援组建西南服务团。上海市委书记李昌还召开各校地下党（此时尚未公开）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支持组团工作，掀起报名热潮。不到三天就有上千人报名，半个月即超过预定名额。华东模范中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报了名，上海大夏大学报名人数招过预定名额的三倍。复旦大学也有200多人报名。一些青年职工也积极响应支持组团的号召，毅然放弃在旧上海滩难以谋得的职业和固定收入，自愿报名加入西南服务团。
　　在上海报名掀起热潮的同时，南京市发动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活动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当南京学联于6月30日召开支援组团的动员大会后，报名人数很快达到2000以上。这些青年学生在孩提时期，都曾经受日本侵略者制造的苦难，意识到个人的荣辱与祖国的盛衰息息相关，企盼着祖国的强盛，解放战争时期，又经历过民主运动的洗礼，所以组上一号召，报名十分踊跃。在这种情势下，第一批就招收了11000多人，其中上海4800多人，南京3000多人，还包括华北革大1100多人在内，由这些同志形成了西南服务团队伍的主体。
　　为了加强对这支年轻队伍的领导，为了带好这支队伍，党中央从老区抽派了一大批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能力的干部，组成西南服务团的各级领导核心。他们当中一部份是渡江战役前的老同志，渡江后已经在新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或者是带领民工支援过济南、淮海、渡江战役的带队干部共3000多人。另一部份是从各分局调来的干部，其中有山东分局抽调来的350人，东北局调来400多人，北京调来的财经大队260多人，还包括从原分散在各解放区的四川籍干部集中拢来组成的“川干队”700多人。以上总共从老区调来干部6000余人，截至1949年9月26日，就组成了第一批17000多人的西南服务团队伍。加上以后10月中旬，在常德整编时扩充的7000多人，西南服务团便组成了拥有24000余人的浩荡大军。
　　西南服务团，其全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秀山中队隶属该团，是接管秀山县的行军建制。
　　该团于1949年6月在上海，南京相继组建，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建制内的一支地方干部队伍。着解放军制服，胸章上第一行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第二行为“西南服务团”字样，由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直接领导。其任务是紧随作战部队挺进大西南，在新解放的地区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巩固扩大解放战争的战果，肃清残敌，培养新政权干部，推动新制度建立，历史已充分证明，西南服务团确是一支肩负着祖国西南广大地区，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直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神圣使命的队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派到西南创业的首批干部队伍。
　　1949年5月30日，邓小平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郑重提出：“二野进军西南最大问题是手中无一地方干部队伍。拟从华东局抽出一部分干部，估计数目有限。我们准备动员一批京沪学生入川，中央有无此项准备，请告。”6月11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文件，同意在京沪地区招收学生入川。
　　国民党反动派土崩瓦解，西南解放在即。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形势和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需要，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遵照党中央的部署，作出组建西南服务团的决定。
　　邓小平立即亲自赶赴上海，派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曹荻秋在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大校址）设立西南服务团一团团部,招收青年学生、职工和文艺工作者4800多人。
　　1949年6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上海成立。1.7万余名老干部和来自宁沪杭的进步青年（其中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皖南等地的一万多名热血青年，大、中学生。）告别亲人，从南京出发，跋山涉水，随战斗部队向大西南挺进。其中7000余名干部，于1949年12月先后抵达山城，投入到接管、建设重庆的艰巨任务中。而进达云南的西南服务团员有3800多人,担任区、县、地、省的接管建政工作。据現还健在的陆小用、張友谷等老人述说：“60年了，我们一直在内心追问：当年为什么要参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甚至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对我们这些出生在上海，上学坐公共汽车或电车的学生来说，走这样长的路（西南服务团走得最远的支队行程达八千里，共产党、解放军新版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次真正的考验，但当时心中有追求，那就是为了追求真理、民主、自由和平等。我们的追求很单纯，对革命的信念很执著。”
　　这些当年的热血知识青年現在怎么样？据统计在云省有400多位西南服务团员牺牲在征粮剿匪岗位上，在重庆現在还健在的有3000多位西南服务团员，有的在“反右”中受到不公正的遭遇，平反后回转南京家乡，而张友谷老人还在洪安镇所在的秀山县。虽然作为离休干部，他们吃、穿、住是不成问题的，但相比当今“价值覌”所宣扬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她们只能安居小县城是否太吃亏了？想想当年多少热血知识青奔赴延安、奔赴抗战前线，十万青年十万兵；想想我们40年前奔大西南，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何其相似，历史是如此的有意思。所以说，洪安镇上立的西南服务团纪念碑有点太小家子气了，应该大些，再大些。但在南下干部心里还是感到了欣慰：我们都曾作为“知识青年”，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作出了勇敢的抉择。特别是我们和重庆知青在云南边疆集聚，是中国历史的颠覆或者改造？看来沪渝滇三地血脉相承、源远流长啊!
　　6月16日，根据中央批示，二野领导作出组织西南服务团的决策，由宋任穷任团长，在上海、南京两地招收服务团队成员。上海曹获秋负责，南京彭涛负责。
　　6月25日，南京《新华日报》发表了筹建西南服务团的消息，把南京部分的建团推向高潮。
　　
　　6月30日，西南服务团上海部分，在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正式组团，团长曹荻秋。
　　7月24日，西南服务团上海部分，开赴南京学习。
　　在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编学习，于10月1日，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西南服务团奉令随刘邓大军主力向大西南挺进。刘邓大军由津浦线北上徐州，又沿陇海线西进郑州，再转京汉线南下，于8月抵达汉口。此时湖南长沙和平解放，部队整编两日之后，继续渡江南下，10月中旬到达岳阳，立即渡过洞庭湖到益阳，沿公路向常德方向进发，10月26日直抵常德。至此，西南服务团途经五省、历时20多天，行程2000多公里，完成了艰巨的战略行军任务的前段路程。
　　这支队伍肩负着光荣的使命，紧随作战进程，从各自的集结点出发，有序地向西南挺进。第一批17000人奔赴的具体目标是重庆（现主城区）、川东、川南、云南、贵州。因而西南服务团照这个部署建制，其大致情况是：上海招收的全部学员、苏南的干部、学员及支前民工的带队干部，大部份到重庆和川东地区；东北来的干部和部份苏南干部以及南京招收的部份学员约2300余人，组成川南支队接管川南；华北和山东分局、皖南、南京抽调来干部和部分学员约29000余人，组成云南支队；从东北来的贵州籍干部，及赣东北区党委抽调来的干部和招收的学员共4000多人去贵州，改名为西南工作团。第二批在常德扩充的7000多名西南服务团人员的来源和去向如下。他们由两支队伍组成：第一支队伍是十一军地方工作队共4000多人，其中包括3000多名二野军大学员和准备转业到地方的1000多名连、排级干部及其警卫、勤务人员，均编入西南服务团的重庆、川东、川南等支队；第二支队伍是在1949年四季度调入时乘船直达重庆约3000人，其中包括三支队（职工支队）1200多人、四支队（华东革大学员）1000多人，财经大队400多人、技术大队150余人。
　　1949年10月中旬在湖南常德整编，对西南服务团的生军队伍经过调整后，川东地区除川东区党委外、下设5个支队，按顺序分别负责接管江津地区、大竹地区、万县地区、涪陵地区（后又分为涪陵和酉阳两个地区）、重庆市（主城区）。重庆市支队（五支队）下面专业分得较细，除干部大队外，还分设工会、文艺、青委、房产、财经、邮电，新闻出版等大队或中队。其余4个地区（1—4支队），除支队部外，以下均按县成立中队，秀山中队就是在这时候，于11月5日建成的。
　　10月26日至11月25日常德休整期间，对西南服务团一的行军队伍进行了调整。川东区党委下设5个支队，按顺序分别负责接管江津、大竹、万县、涪陵（后又分为涪陵和酉阳两个地区）及重庆市（主城区），除重庆市支队（五支队）外，其余四个支队均按县设立中队，秀山中队属四支队。
　　7月28日，在南京原国民党行政院举行南京西南服务团入团典礼暨欢迎上海西南服务团大会。是日，南京西南服务团改为一支队，上海西南服务团改为二支队。
　　统率上万名人员的西南服务团总团，于这一天在南京成立。下属各团、各队也先后相继编定。秀山中队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孕育诞生的。但其组建的历史渊源，颇具有源头小、支流多、时间长、分流合流变化大的特点。这个中队的人员当中，有的来自“苏南调干”（又称“苏南区西南服务团”），有的来自“华东支前司令部赣东北前办”，还有的来自“上海西南服务团”和“十一军地干总队”以及其他一些部门。从1949年7月苏南筹建开始，经9月南京整编，直到10月末进抵湖南常德，在常德再次进行整编，这样历时三个多月，艰苦行军两千多公里之后，才最终完成秀山中队的建设工作。
　　由于解放初期的建政工作是边行军、边准备，加之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因而秀山县人民政府从组建到正式行使接管，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最初的党政干部，来源于西南服务团的秀山中队，于吉仁任是这个中队的教导员，汤吉震任中队长，李同负责政治工作。
　　于吉仁（1916-1984），中共秀山县委第一任书记，秀山县人民政府县长。山东文登县高村乡上冷家村人，家庭出身富农，初中文化，1939年参加革命，做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长，农会长，区委委员，崂山武工队指导员及中共即东县委民运部长，五龙县民运部长，苏南溧阳县委民运部长。1949年5月，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任十三中队教导员，10月随二野三兵团十三军南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一团四支队秀山中队，共计64人。这支以胶东的南下干部与支前干部为基础，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成的干部队伍，是解放战争后期，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开辟新区时，组建中国共产党秀山第一届县委和秀山县第一届人民政府的班底。他们为秀山地方政权的接管和巩固，为秀山土家、苗、汉各族人民翻身作主，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秀山中队属西南服务团一团四支队，其人员组成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
　　一是四支队三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多数是原苏南调干。他们当中有三大队的教导员于吉仁，任秀山县委第一任县书记兼县长，他曾在老区历任溧阳县委委员、民运部长、即东县委民运部长。有三大队的大队长汤吉震，任秀山首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曾在老区历任文登县的区委书记，武进县奔牛区区委书记。有三大队的政工股长梁延德、供给股长王崇玉。还有李同，任秀山县委委员、第一任组织部长，曾在老区丹阳县委任组织部部长。有邢华山（原海南如东县的区委书记）、宋方圃（秀山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盖淑润、王光、李国恩等。这是秀山中队首批干部来源。
　　二是由华东支前委员会赣东北前办调入四支队的江源明、姜德田、尉桂廷、李慎耀、吕显平、郑树海、连秋波（即连一刚）、李宗山、李金奎、辛喜作、徐学忠等。是组建秀山中队的第二批干部来源。他们工作经验丰富，都是共产党员，多数是接管秀山时建立区级政权，开辟区、乡工作的领导骨干。
　　三是从在上海组建的西南服务团二支队四大队，调入四支队编进三大队的人员中调来的，有许长泰（即许昌）、杨志佩、叶忆里、张友谷、沈文光、耿庆霖、耿剑峰等7人，是组建秀山中队的第三批干部来源。他们当中，许长泰是从华东局机关调干加入西南服务团的，其余人多系来自上海大专学校，文化程度较高，是接管秀山时县级党政部门和主办干事。
　　四是在南京整编时编入四支队二大队和三大队的胡桂香、文代贤、王德宣、邹根源、杨伯晴、黄上良、王凤乾等7人，是组建秀山中队的第四批人员。其中胡桂香系由老区直接调来编入的，文代贤是由镇江地委调干编入四支队队部，再编入三大队大队部，尔后编入秀山中队，行军途中与王德宣一起担负三大队打前站的任务。
　　五是在常德整编后期，秀山中队又调入几批人员：一批是五支队学生大队的5名带队干部，即郭殿祥、刘凤翔、罗秋田、郭锡禄、陈树林，他们都是原胶东北海地委的支前干部，都是共学党员，是接管秀山政权时的区级领导骨干；另一批是二野十一军地干总队编入西南服务团的李治武，王田心、任绍先、宋健刚、孔祥发等5名连排级干部和张德义、黄中中、民宪明、郭洛异、洪宪斌等5名工勤人员，他们是开辟新区，接管建政斗争中地方武装和区乡工作重要成员；再一批是地干二野军大三分校的学员潘瑞锦、杨可定、金承祝、赵文旺、祝绍光、李瑞仁、李力、应仁安、张正友、彭树基、陈运槐、骆华林等12人，他们多数具有中学文化，接管中大都担任县级部门和区的文书、财粮干部。至此，秀山中队干部队伍总人数达到63人，加上行军至吉首，从万县支队调来的段方义，西南服务团第一批到秀山开辟新区的共为64位同志。
　　这是大致而言，具体交错整编，还可细化如下。
　　秀山中队有10位同志是从“苏南调干”（又称“苏南区西南服务团”）组织系统调来的。这批同志都是属于在渡江前，党中央从解放较早的胶东南海地区各县，抽调组织南下工作团，随军渡江南下；接管苏南的老区干部，他们来自苏南的“三县一校”：从溧阳县调来的有该县县委民运部长于吉仁（原任南海即东县委民运部长）、邢华山（原南海如东县的区委书记）、王崇玉（原南海藏子县税务所长）、宋方圃（原南海掖县干部）、盖淑润（原南海来东县直机关妇女干部）、李国恩（原南海即东县委通讯员）共7人；从武进县调来的有该县奔牛区区委书记汤吉震（原在南海文登县任区委书记），从丹阳县调来的有该县县委组织部长李同（原南海掖县的干部）；从常州地委党校调来的有徐桂芳（原南海即东县的区妇联主任）。1949年7、8月间，这十位同志先后到“苏南调干”设在戚墅堰法古中学的筹建办公地报到后，便在筹建负责人梁岐山（常州地委副书记兼武进县委书记）、赵锋（常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达（从老区调来）的领导下，参加新建的干部大队学习。这期间共从苏南区所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抽调来约200人，并按调出干部的这五个地点，依次编为一、二、三、四、五中队，每个中队大体就是到新区接一个县的干部班子。当时李同编入一中队，于吉仁等九人都编入二中队。这五个中队入川后，实际依次接管的是丰都、南川、酉阳、黔江、涪陵五个县，也就是说在苏南戚墅堰筹建时期，还没有组成接管秀山的班子。这支队伍中的于吉仁等十位同志，是在后来几经调整变动才成为秀山中队的主要领导和成员的。
　　秀山中队有31位同志，是分别来自南京整编的四支队第二、第三大队，又主要是整编前的“华东支前司令部赣东北前办”、“上海西南服务团”这两个组织系统的人员。
　　1949年9月1日，“苏南调干”（苏南区西南服务团）组成的干部大队，奉命到达南京，与总团接上关系，编制入四支队一大队。不久（9月20日左右）先期到达南京的“华东支前司令部赣东北前办”的200名南海支前干部编入四支队二大队。这个大队当中的梁延德、江源明、尉桂亭、姜德田、李慎耀、辛希祚、郭锡禄、吕显平、李金奎、李宗山，连秋波、徐学忠等12位同志，以及到常德后，编入四支队的北海支前干部中的郭殿祥、罗秋田、郑树海、陈树林、刘凤翔等五位同志，是后来组建秀山中队的又一批干部。这些同志是1948年8月间，从胶东所属各地、县抽调出来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两个战役结束，继续支援渡江南下。渡江后，华东支前司令部驻南京市，下分苏南前办、皖南前办、浙江前办、赣东北前办等四个办事处。胶东支前干部属赣东北前办，在江西乐平县一带组成工作队开辟新区。二野奉命解放西南时，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各个前办，全建制转入西南服务团，整编时分别编入各个支队。
　　西南服务团四支队三大队约300人，是上海的西南服务团筹建时吸收的大、中学校学生和机关干部，有的还是地下党员。他们当中的许昌（上海华东局政研室资料股干部）、叶忆里（上海七宝校地下党员）、杨志佩（上海大厦大学学生）、张友谷（上海建成中学教员）、沈文光（同济大学学生）、耿庆霖（上海震旦大学学生）、耿剑锋（长春大学学生）等七位同志，是后来组建秀山中队的再一批人员。上海西南服务团筹建较早，6月30日即在大厦大学宣告成立，7月24日开赴南京，28日在原国民党行政院，举行南京西南服务团入团典礼暨欢迎上海西南服务团大会时，上海西南服务团改为一支队。直到9月底才取消一支队三大队番号，将其属员300人编为西南服务团四支队三大队的。
　　此外，在南京整编时，还有从其他一些单位分别调入西南服务团四支队第二、第三大队的七位同志，也是后来组建秀山中队的成员。其中从老区直接调来胡桂香一人编入二大队；文代贤、王德宣、邹根源、黄上良、杨伯晴、王凤乾等六位同志编入三大队。文代贤从镇江地委初调来时在四支队队部工作，后来才编入三大队，与王德宣同志一起担负三大队打前站的任务。
　　由于作战部队进兵神速，接管任务迫在眉睫，就在秀山中队建成的当天，涪陵地委组织部长王磊便宣布撤销西南服务团原来的行军番号，全部以县编队完成最后的行军任务。
　　由于解放初期的建政工作是边行军、边准备，加之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因而秀山县人民政府从组建到正式行使接管，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最初的党政干部，来源于西南服务团的秀山中队，于吉仁任是这个中队的教导员，汤吉震任中队长，李同负责政治工作。11月1日，上级委任组建涪陵地委并担任书记和军分区政委的梁歧山，在湖南常德地区的黄岭岗召开会议，组建涪陵地区各县党政班子，会上宣布的秀山县委成员有于吉任、汤吉震和李同。分工于吉仁任县委书记（抵秀后兼任县长），汤吉震任县长（抵秀后改任副县长），李同任组织部长。以上３人组成秀山县委（抵秀后增加独立营长许金城为县委委员）。李同在苏南和南京时，都是编在西南服务团四支队一中队（丰都）的，到常德调秀山中队后，才认识于吉仁、汤吉震二位同志。从此，他们在秀山一起工作两年半。
　　
　　因大军进展神速，7日下午就解放了秀山，他们步行到常德清水溪，才乘汽车赶路，所以直至19日天黑才到达秀山县城。
　　秀山县是四川东南门户，又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县，处于川湘黔接壤的三角地带。历来为兵家所必争，情况比较复杂。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路过秀山时讲了：这个地方要准备在大军过后打游击。当时于吉仁、汤吉震他们还很不理解，而严酷的剿匪建政斗争，却印证了这个英明预见。
　　由于解放初新区的建政工作是边行军、边准备，加之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因而秀山县人民政府从组建到正式行使接管，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最初的党政干部，来源于西南服务团的秀山中队，于吉仁任这个中队的教导员，汤吉震任中队长，李同负责政治工作。
　　总之，在南京整编、学习期间，虽然集中了西南服务团达万人，但由于秀山中队尚未单独建队，以上几批后来属于秀山中队成员的47位同志，进军西南前的思想、物资与轻装行军演习等准备工作，都是在当时各自所在的不同行军组织中完成的。他们与全团同志一起，认真学习了时事、政策和毛主席有关著作，先后听取了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等领导同志的报告，提高了对进军西南的认识，明确了工作任务和新区政策，补给了行军所需的衣、被、鞋、伞、油、布、水壶、粮袋等物品。在完成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之后，四支队于9月29日接到西南服务团一团任命支队各处、各大队、各中队负责人的名单时，三大队的领导成员中；教导员于吉仁、大队长汤吉震、政工股长梁延德、供给股长王崇玉，都是后来在常德组建秀山中队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可以说西南服团四支队三大队是秀山中队的前身。
　　秀山中队有33位同志，是在常德再次编队时，从先期到达常德的十一军地干总队干部系统调来的。负责组建涪陵地区地方政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四支队在向大西南进军途中，在湖南常德市黄岭岗召开会议，组建中国共产党秀山县委员会时，当时共有共产党员30名，于吉仁任县委书记，汤吉震、李同为委员。同年11月6日，县委成员抵达秀山县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新中国从此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奉中央命令，乘胜前进，即将挺进大西南，解放川滇黔藏。在南京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庄严时刻，在南京学习整编的西南服务团绝大部分成员迈开了向大西南进军的步伐。
　　1949年10月，秀山中队随二野三军团十二军南下，行至湖南省零陵县落实接管任务时，就把他们分配到涪陵地区。
　　一路之上，由京浦线北上徐州，沿陇海西进郑州，转京汉线南下，相继抵达汉口、长沙，10月20日渡过湘江，沿川湘公路向常德进发，于10月26日到达常德黄岭岗，在先期到达常德的二野十一军军部，同十一军统一编入西南服务团的干部总队分派到四支队秀山中队的两批人员会师。一批是由李治武带队的王田心、任绍先、宋健刚、孔祥发等五名连排级干部和张德义、黄文忠、陈宪明、郭洛异、洪宪斌等五名工勤人员；另一批是地干二野军大三分校学员中的潘瑞锦、杨可定、金承祝、赵文旺、祝昭光、李端仁、李力、应仁安、张正友、彭树基、陈运槐、骆华林等12位同志，后来到吉首，段方义又从万县支队调入秀山中队。至此秀山中队最后汇合起来共64人。
　　就在与十一军地干总队汇合的当天，即11月1日，上级委任组建中国共产党涪陵地委并担任书记和军分区政委的梁岐山，在湖南常德地区的黄岭岗召开会议，组建涪陵地区各县党政班子。
　　县以上领导干部在十一军军部集中，听取了二野三兵司令员陈锡联的战况报告，曹荻秋的新区工作报告，常德地区领导关于新区情况和接管工作的经验介绍，紧接着上级组织任命的涪陵地委书记梁岐山，宣布了涪陵地区（包括后来的酉阳地区）各县县委、县府领导班子。
　　这时公布的秀山领导班子，由于吉仁、汤吉震、李同三人组成县委，于吉仁任县委书记，汤吉震任县长，李同（从丰都中队调来）任组织部长，还公布梁延德任公安局长。
　　于是，11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的途中，中共秀山县委在湖南省常德市黄岭岗成立。
　　
　　继后，11月5日，涪陵地委组织部长王磊，还在常德召开大会，公布了全地区之区一级的负责人名单，同时宣布撤销西南服务团原来的行军番号，全部以县编队完成最后行军任务。
　　1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酉阳军分区一团（又名柳支队、川东军区十三团）从湖南常德出发，随二野主力沿川湘公路向大西南进军。当时于吉仁任这个团的副政委，因团长、政委尚未到职，部队的指挥是柳义文同副团长赵金瀛共同负责。
　　11月6日，奉命进军大西南的刘邓大军先头部队106团，分四路进击，一举攻克洪安敌军防守阵地，打开西上重庆、成都的川东南大门。
　　也是11月6日，秀山中队从常德出发，向接管地秀山急进。紧随解放军部队起早摸黑，跋涉于山高坡陡的武陵山区，不怕山高林密、风雨交加，也不怕散兵土匪的袭扰，全体同志团结互助，无人叫苦，无人掉队。过了沅江，传来秀山解放捷报，大家倍加兴奋，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快快行军，早日接管。
　　在漫长而又波澜壮阔的现代革命史上，西南服务团以自己的实践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是他们在硝烟弥漫中接管了西南广大地区的旧政权，并建立、巩固、发展了全新的人民政权，尽管在时间上不算长，但却是党史、军史、青年运动史独具特色的一部份，尤其在西南地方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实践充分证明，他们为开发和建设西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是开发西部的第一批拓荒者。在整体上有显著的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是政治觉悟高。许许多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自愿舍弃学校就读和单位工作的优越条件，离开全国富饶的江南和最繁华的沪、宁而走向贫困的西南，仅这一点就需得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思想信念。据上海招来的一团二支队的十五个中队共200余人的统计，其中中共地下党占15%，秀山中队中的叶忆里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还有65%的学员曾是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进步学生，不少人曾在参与国民党要民主、要和平的斗争中被抓捕判刑，而深切渴望党的阳光普照全国。第二大特点是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仍以前述十五个中队的2000多人为例，全部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其中大专生、高中生占30%，仅复旦大学来的就编一个多中队。秀山中队来自上海的7人中就有6人是大专生，来自军大的全是中学生。
　　在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反映在实践中普遍表现出三大优良作风：一是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从不向组织讲价钱，不计较工作地点，不挑剔工作部门，不计较生活待遇，一切听从党安排。不少同志到重庆后又分配到川东各山区县，都能愉快地走向工作岗位，还诙谐地提出“返回白马山去”的口号，把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视为乐事。二是具有特别能战斗的作风，经受住了土匪暴乱的考验。在1950年前后一段时间内，各地反动武装不断制造暴乱，疯狂向我反扑时，每个成员都临危不惧，为保卫人民政权而暂死战斗，全团在战斗中牺牲的共有500多人，其中秀山中队即有6人。三是经历坎坷志不渝。在特殊年代的特殊需要历史条件下，不少同志曾遭到特别不公正的待遇，蒙受委屈，甚至身陷囹圄，仍然笃信马列，执著地追求真理，政策落实后，又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知疲倦地奉献力量，其崇高精神彪炳千秋。
　　正是由于这样的队伍，这样的作风，便使当年大西南的接管工作出了奇迹。原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在《重庆接管》一书这样写道“整个重庆接管历时五十天，在当时极其复杂艰巨的条件下，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堪称奇迹……党占领宁沪后，有战略眼光，及时组建了西南服务团这支接管工作的干部队伍”……
　　原云南支队政委、云南省委书记马继孔，在第二次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上出也说：“西南服务团的历史虽不长，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一是上万知识分子、青年干部投身解放大西南，改变了干部队伍的结构，二是创造和积累了在干部培训和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也曾著文赞扬西南服务团是“投笔从戎的一代，自我教育的一代，自我牺牲的一代，为人民服务的一代，”
　　最亲密的元帅、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早年就高度评价西南服务团是“大义昭然的壮举，是优秀炎黄子孙应肩负的历史使命。”
　　1999年5月，重庆团史研究会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大会上，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到会讲话也指出，西南服务团的革命精神，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的精神，是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精神。
　　能够取得上述如此崇高的赞扬和评价，是由于当时刘、邓首长从战略的高度组建这支队伍，并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厚望，因此，领导班子层次之高，抓世界观改造之狠，在解放战争时期类似的队伍中是少见的，由于夯实基础，才有高厦的矗立。
　　岁月流逝，精神长存，当年唇边有着绒毛的小伙子，早已是两鬃染霜，有的已与世长辞。但西南服务团的战斗历程却深深印在秀山人民的心中。那些宝贵经验、成就和“实事求是、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西南服务团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并将永垂青史。
　　
　　1948年夏秋，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同时蒋管区的学运与工运也进入新的高潮。这时，郝德彰就读于同济大学中文系。
　　当时同济、复旦和上海交大是学运的中心，社团活动非常频繁，进步学生革命热情非常高涨，连“学生自治会”也全由进步学生把持。
　　郝德彰所在的同济大学还成立了纠察队，负责保卫学运，监督学生中的“右派”。郝德彰所参加的学院纠察队，负责保卫学院伙食团的粮仓。粮食是学生们开展活动的命根子，学运中提出“反饥饿”的口号，他们与“右派”学生抢夺粮食控制权的斗争非常激烈。郝德彰日夜驻守在粮仓旁的小屋中，特地找一根树疙瘩作武器，像一座山神镇守粮仓，随时准备“战斗”。
　　那些三青团、青年军的“右派”学生，都不敢“亲近”郝德彰，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给特务机关提供名单。但郝德彰是很安全的，因为地下党已早有人打入了上海警备司令部（解放后才知道领导同济大学地下党支部的陈野同志，党内叫方野，已打入敌人内部），如要进校捕人，事先传递消息，大家早有防备。
　　郝德彰在紧急情况下的临时隐蔽处是吴淞口的中国硫酸厂，至于平常的白天，他们走路都唱着“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歌曲，唱得那些“右派”学生们一个个灰溜溜的躲着走，谁还敢来招惹他们。
　　那时的同济大学，简直像提前成了解放区，进步学生天天都大胆地搞各种活动，集会、扭秧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郝德彰是其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有两个绰号，一是从外表形象起的“黑”（郝）大汉”，另从性格上起的德语绰号“DaS”，系德语第三称谓“它”的冠词，引伸为斗争中不讲情面、不认人的意思，既是伙伴们戏说的“雅号”与“爱称”，也带有“山神”般镇慑“山鬼”、“野狼”的威风。不过，这都是郝德彰参加学动运初期一段时间既勇敢又幼稚的情况，甚至简单幼稚到蛮干的种度。
　　有次，郝德彰与几个青年军“右派”学生在楼梯上相遇时，他突然兴起，故意拉住其中较凶的一个，姓马的同学。马同学个头也较高，穿一双美军高统大皮鞋，郝德彰最看不惯他那个神里神气的样子，就用肩膀猛撞他一下，意思是说：我就是要教训教训你，怎么样？果然对方没敢吭声。这反映了当时郝德彰太幼稚莽撞的一面，但也说明学生运动中进步势力已处于压倒的优势。不过这只是参加学运的初期阶段，对革命的理解非常表面化。
　　当时郝德彰他们班上一名叫李才渝的女同学，穿着如村姑样，少言寡语，从不参加一切学运活动，有时还缺课，一来二去，郝德彰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落后了”，于是进步学生都戏称她是个“傻大姐”。
　　在1948年冬的某一天，“傻大姐”送给郝德彰一些进步书籍，随后又带给他《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郝德彰如获至宝，如饥渴地日夜阅读，在不长的时间内，居然看了数十本，一下子就觉得像被真理拥抱了。
　　又过了不久，傻大姐告诉郝德彰，她要远走了，另找人来与他联系，并告诉具体时间、地点及来人的外表特征与联终暗号。后来一切均如“傻大姐”所说，那位来人叫熊模，四川人，后来一起参加了西南服务团，一直在川东和成都工作。
　　熊模告诉郝德彰，他的一切表现，组织上都知道了，傻大姐向组织上汇报了，她已作为郝德彰的入党介绍人，组织上已批准郝德彰入党。直到这时，郝德彰才知道“傻大姐”不是傻，而是一位成熟而稳重的地下党员。
　　不久，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从此，老熊就与郝德彰单线联系，老熊教育他要注意斗争方式，不可太简单蛮干，要注意隐蔽，莫太锋芒毕露，还要求他通过办识字班，多与工友们建立联系，以便护校迎解放。后来，又布置郝德彰了解与搜集吴松口及江湾一带国民党军队的情况。
　　江湾驻有国民党的空军部队，郝德彰邀学院篮球队同空军篮球队进行比赛，深入到空军内部了解情况，将所见所闻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还有一次，老熊交给他一大包文件，信封上写的收信单位都是上海市警察局所属系统的部门，总共一百多封（解放后才知道这些信件都是“傻大姐”按照组织上的批示于夜晚秘密刻印的）。郝德彰承借了体育老师的自行车，骑往四川北路，顺着街边找邮筒投递。当时，四川北路气氛很紧张，街上飞驰着警车和“飞行堡垒”，不断发出狼嗥般的呼啸声（伪警司令部专车的特号鸣笛声），行人都被惊吓得慌慌张张。
　　因邮件数量大，郝德彰不敢慢慢在一个邮筒投完，必须多找几个邮筒投递。等郝德彰要投完时，身后已有“尾巴”盯上了。于是，他快速蹬车，拐弯入小街，转了几个弯弯，向学校飞驰，学校在江湾区的五角场，离四川北路要骑车数十分钟。当时天色已经晚，路灯昏暗，路旁零乱停放着国民党的汽车、坦克。那坦克的长颈炮筒子延伸到路中间来了，他只有弯着腰低着头，身子伏得很低，快速摆脱“尾巴”，远离危险区。结果迎面驶来一辆三轮车。
　　郝德彰根本没有看见，对方也来不及闪躲。正好三轮车的车把一下穿进了郝德彰的棉衣袖口，将他棉衣的里子、面子、棉花，如刀割一样，齐齐整整撕裂至肋间，把他连人带车摔出12米远。不知哪来的气力，也不知他是怎么又上车飞快骑车的，只记得进校已是九点多钟了，想起来也太好笑了。他那件棉衣原本是中式对襟，疙瘩扭扣，是战后救济总署救济难民的剩余物资，别人都不要的，郝德彰为抵御寒冷的海风而裹在身上的，一个上海的大学生，穿这样的装束，本来就不伦不类的太滑稽可笑了，加上棉衣下摆很宽大，翘起很高，衣领又扣不扰，敞起一个口子连肉都露出一大块。虽被撕破，还是无法割舍这唯一的冬衣，又请校门口老虎灶卖开水的老大娘，大针大线地缝扰来，整条棉衣袖爬满了一长串“蚂蝗钉”，穿在身上不仅更滑稽，还显得实在是怪模怪样的，可他却一点不觉得尴尬，同伴们不仅更喜欢他这个“黑大汉”了，还不时更亲切地喊我“郝大哥”。
　　1949年春，敌人越加疯狂地镇压进步力量，以交大、复旦、同济等学运高潮里起着带头作用的大学，更加猖狂镇压，频频捕人。郝德彰因为已经暴露，夜间经常离校隐蔽。有次，他连日都在中国硫酸厂躲风，突然组织上派车来接他。那时，市区内敌人到处设卡严查。
　　我郝德彰也不知组织上哪儿来的一部黑色高级轿车，来接他的也是首次接头，只见他坐在前面位子上，每到关卡，他都神气地做个“PASS”的手势，就顺利通过。
　　在市内天天移换住处，第四天，组织上又派另外的人，领他到外滩，上了一艘停在江边的大木船。那位带领郝德彰上船的人才悄悄告诉他：“这船是开往苏州，疏散难民返家的，先沿黄浦江逆流而行，再转运河到苏州，”并且，交待他如有人查问时，如何应对的细节，其他你就少说少问。
　　船行了好久，中途通过敌军几道封锁线，都是岸上卡哨处二话不讲，就向江中船上空先打一梭子枪弹，示意船只靠岸接受检查。其实他们都是表现一下气势汹汹的样子，应付差事而已，每次都顺利放行，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
　　转入运河后，船舶不久进入了苏南解放区。一离船上岸，共有十多个男女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了，有的认识，多数互不相识。经过短暂的攀谈后，都是同济大学同学，而且都是前往常州军管会找秦鸣报到的，一时大家高兴得叫呀唱呀地往前赶路。路经一个平川大坝时，突然敌机轰鸣着出现在天空，正好近处有座横跨小河沟的公路桥，大家迅速躲在桥下后，只听到敌机向公路上一阵乱射的枪声，就调头而去了。
　　到江苏常州的日子，就是1949年4月下旬，渡江战役后不久，郝德彰被分到常州师范当军代表。不久，苏南地区抽调干部，成立西南服务团，郝德彰报名后，先到戚墅堰支队部报到。在那里组织学习，一面等待继续抽调的同志到齐后，就移师南京了。而后一路行军，经湖南、入川至酉阳，数十年都在酉秀黔工作。
　　郝德彰在挺进大西南的行军路上，认识了赵丕芝。
　　淮海战役刚刚结束，赵丕芝从山东莱西县的小车支前大队，奉命调至曲阜的兖州府学习。主要是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解决半截子革命思想，坚定随军南下、向全国进军的决心。
　　1948年12月，支前民兵回本地，干部进行整编。赵丕芝由原三中队编入华东支前工作队，队长李一山，政委张东升，一直随军南移，经宿松，到望江，至太湖县等候渡江。不久，全队调至安庆高市集中，整休几天后，渡江南下。新区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大家的情绪可高啦！再苦再累也不觉疲劳。
　　工作队随二野战军长途跋涉来到江西省乐平县。在这里，宣传大好形势和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忆苦思甜。在征粮工作中，老百姓积极踊跃地交售公粮，支援人民子弟兵，多打胜仗，解放全中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部队首长指示传达要到南京去。地方工作交给当地政府。他们从弋阳站出发，经上饶、杭州，沿运河北上苏州，经镇江到南京，住进了原国民党交通厅大楼。在这里统一编入西南服务团后，进行整训、编队，待令进军大西南。
　　1949年8月，抽调的部队干部和新招收的青年学生，驻满了南京城。休整期间，他们在原国民党总统府大院听刘伯承将军的报告。会场上，“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嘹亮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大院上空。
　　刘司令员号召同志们：到大西南去，大西南有七千万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我们去解放。大家听了个个情绪高昂，哪个还再谈回家呢？
　　赵丕芝他们大队的老教导员，因年龄大，上级动员他回家。他很不高兴，要和大家一起到西南去，全国解放了再回家！
　　1949年9月，三中队调入西南服务团四支队。
　　10月1日，南京市各街道、车站、码头一片欢腾，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欢庆的日子里，他们冒着风雨渡江到浦口，搭上了一趟北上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前进。同志们一个个高兴极了。突然车停了，前而传来火车不通的消息，大家非常气愤，由于反动派垂死前对铁路的疯狂破坏，他们只有步行，继续前进，一边走一边唱，真是走不完的路，唱不完的歌。
　　队伍到了汉口，又马不停蹄地直奔向常德。每天行军至少60公里，在南京发的三双力士胶鞋，已磨烂了两双，腰腿痛从不叫苦。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再苦也是甜的。
　　到了常德后，就齐集编队，准备入川。赵丕芝他们分配在川东石柱县，因那里没有公安干部，所以组织上决定赵丕芝和游法堂到石柱县公安局工作。
　　部队到了沅陵，首长动员：“不能松懈，要轻装前进，把棉衣棉裤统统放在沅陵存库，到了四川再发新的，但是干粮袋、枪支弹药、急救包不能少。”这时，得到秀山已解放的消息，领导号召要快马加鞭前进！
　　到了秀山只住一夜，第二天即向酉阳出发，经濯水坝，越过黔江县，时而湖北、时而四川，整天行走在崇山峻岭之中。有一座狗鼻子山，一上几十里，一下几十里，山上空气稀薄，一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真是山高行路难啊！有时，几十里路没有人烟，只好空着肚子走，有时要行至深更半夜才得到休息，第二天黎明又拉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前进。有一天，国民党残部向他们放冷枪，因他们没有歼敌任务，不能同敌人周旋，非走不可；有的同志虽精疲力竭了，仍咬紧牙关，决不掉队。
　　十二月中旬，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石柱县，与党的地下工作者陈禄庭同志接上头，开始踏上新的工作岗位，迎接新的战斗。
　　回顾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走过了多么漫长的艰辛历程，经受了多么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为着人民的革命事业，把青春热血洒在西南的土地上，迎来了光明幸福的今天！这一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为子孙后代铭记。
　　有几个历史亮点，都与西南有关。
　　西南，孕育了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世纪伟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西南战役，把蒋介石最后赶出大陆，蜗居一隅。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无论在党史上还是在军史上，都是浓重的一笔，都是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