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杨通惠身在官场

　　杨通惠（1916-1990），土家族，秀山县里仁乡人。1916年出生于重庆市江津县白沙镇（因其父亲杨静轩当时在江津县白沙聚奎小学教书曾任江津、长寿两县视学，后在多所学校任教，全家住在重庆）。通惠八九岁时，靠父亲杨静轩在巴县夫子池模范小学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经费常常是入不敷出。母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外祖父是浙江上虞县人，曾在重庆开设一个叫“永吉”的商号，经营海鲜产品，在杨通惠出生前一年因亏本商号倒闭回浙江去了。
　　通惠经常听说母亲谈外祖父家富裕的生活和自己父亲当年视学时家庭的体面，后来教书时门庭冷落，家庭生活困难，母亲常常闷闷不乐。为了增加收入，父亲就得多兼些课程，改卷子写教案，每周有两三个晚上不得睡眠。父亲也经常向通惠谈到他青年时代读书的艰难，鼓励通惠发奋读书，以求自立。当时在通惠心里就形成读书的目的就是希望由小学到大学，毕业后得到一官半职，显亲扬名，有名有利。通惠13岁那年，其父在重庆南岸区广益中学教书，通惠随父就读，因父亲的薪金收入每月只50元钱，而通惠读书每个学期就要缴71元学杂费，每月从父亲的薪水中扣除。父亲认为薪水低，一年后就离开广益中学，另受聘于丝城文学专修社。
　　父亲离开广益中学后，学校对通惠的学杂费取消了通融的办法，家庭难于筹足这笔学杂费，所以也只好跟随父亲转到丝城文学专修社，在那里又读了一年。1932年，川东师范学校招收公费生，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通惠就去报考，被录取。几年中，通惠认为毕业后没什么前程，只能教书，走读书人的“末路”，像父亲一样被人喊为吃粉笔灰的“教咕咕”，情绪低落，无心上进，1935年下期就被学校开除了。
　　那时，家庭人口多，经济困难，没有钱供给通惠转入别的学校，在家又常常受父亲的责骂，他就离开了家庭想找个职业自谋生活。由于没有人事关系，什么职业也找不着，又去考民生公司的艺徒和国货公司的见习生，都因为没有殷实铺保关系，没有被录用。通惠饱尝了失学失业的痛苦，开始认识到旧社会冷酷无情。“一官半职，显亲扬名”失去客观发展条件，表现为愤世嫉俗，颓废悲观，两年多的时间流落在重庆城里，依靠朋友的周济和卖文稿费维持生活。又出于名利的趋动，想办物刊当作家，这样就可以名利双收，所以与几个文化界的朋友合办了一个小物刊名叫《文化三日刊》，后叫《文化街》。刊物为了迎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读者，经常刊登一些低级趣味的作品，终因经费困难，时断时续的出了30多期就停刊了。
　　1937年下半年，杨通惠始回秀山，在里仁老家住了三个多月。到1938年，得原川东师范同学杨秀芬的介绍，到秀山文庙小学教书。这是杨通惠第一次找到职业，每月有16元的薪水。由于饱尝了失学流浪的痛苦，在现实生活中深感求职不易，连找一碗饭吃都是那样困难，所以最初到校很负责任，在教师和学生中印象很好。一年半后，即1940年上期，被秀山县政府教育科提升为中和镇火神庙小学校校长。同年，任国民党秀山党部书记长吴纵言看中杨通惠写文章又懂艺术，要他到县党部作宣传干事。
　　吴纵言与杨通惠是同乡，吴纵言的姐姐是杨通惠的嫂嫂，吴纵言到重庆读书时曾得到杨的父亲关顾，所以吴有点报恩想法。
　　不久，经吴纵言加上蒋子美、王伯辟三人介绍，杨通惠于1940年参加国民党，同年8月就到县党部工作。
　　半年后，一方面对工作没有兴趣，同时又对吴纵言那种贪污腐化的作风不满，遂抱着“合则留，不和则去”的态度向吴纵言提出辞职。另经涂逸之（时任彭水县党部书记长）的介绍，到彭水县政府任财务科科员。
　　1942年3月，杨通惠从彭水回秀山结婚。夫人熊懿君，是县参议长熊绍韩的侄女。
　　结婚后既要安置家庭又要负担生活，遂辞去了科员职务，没再去彭水。适逢涂逸之从彭水县调秀山任党部书记长，仍然找杨通惠作宣传干事。1942年7月，杨通惠又回到党部工作。
　　12月，吴纵言调回党部任书记长，涂逸之调为执行委员。1945年县党部代表会，选举执行委员五人，他们是：吴纵言、涂逸之、杨通惠、石伯瑜、周之桢。监察委员三人：殷仲钦、林世光、王裕如。秘书文兴恂与吴纵言因私人意见不合，辞去职务，去叙永县作科员，文的秘书职务由杨通惠继任。同时杨通惠还兼县参议会秘书。
　　1946年，吴纵言想钻县长职位，结果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给他一个党务督导员（国民党一个专区设一个）名义，仍兼秀山县党部书记，国民党没有另增拨他薪水，吴纵言的升官发财欲望破灭。
　　同时，吴纵言小老婆滥吃鸦片烟，到处欠帐，吴的收入不支，吴主动申请县政府把他的小老婆逮捕关押，吴因此思想受到刺激，就住在迎凤塘腊家里，离城五里许，不常进城，县党部的工作由杨通惠负责。
　　当时，吴向杨表示，不愿任书记长职务，写信到四川省党部去推举杨通惠继任。在推荐书中说：“杨通惠同志学养深纯，持身严谨，服务秀山县党部历时七年，并曾兼任训练所教育长等职务，工作努力，尤富革命热情，深得各新旧同志所信仰，堪以继任书记长。”但省党部一直没有回信。一直到1947年6月，吴纵言杀了他的小老婆，被政府逮捕后，省党部才通知杨通惠正式代理书记长职务。叫代理书记长，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要经过一段时间代理，才能正式委派。
　　1946年5、6月份，秀山成立了特委会，规定由县长任主任委员，国民党党部书记暂兼秘书，特委会还有情报组长一人，干事一人，当时是彭述信任县长兼主任委员，情报组长是政府的一个指导员叫王以仁，也是彭县长的亲戚，干事是吴纵言的堂兄吴鸿昆，秘书本应是吴纵言，但他很少进城，实际是杨通惠担任秘书的职务，特委会办公处设在县政府内，一切均由彭述信县长办理，成立后两个月，省特委会就派了一个叫张清洁的到秀山特委会来任秘书。
　　1947年，张清洁走后，又由冷克明继任。同年，杨通惠就兼任特委会委员，委员都是各机关的负责人（在冷克明任秘书时，特委会有四个组，情报组长由三青团的干事邓经生担任。审讯组长由政府的军法承刘庶康担任。行动组长由警察局长担任。④宣传组长和两个干事有待遇，其他均是兼职不兼薪）。杨通惠任委员时参加过两次会，一次是宣布正式成立，研究编制和经费预算。另一次是推举邓经生为情报组长。1948年底，特委会又成立了保卫小组，由杨通惠和熊子云（自卫总队长），袁文述（总队附）、冷克明（特委会秘书）等四人组成，推举杨通惠为组长。保卫小组的责任是监视县长的活动，如果县长对国民党不忠实，保卫组就有责任向上级报告，当时县长李琛很反动，所以保卫小组成立也没有开过一次会，因为觉得县长不要监视。
　　1946年，秀山县长彭述信任职时，秀山中学校长刘兆鳞（国民党秀山中学区分部书记）的胞弟刘兆丰从武汉来学校任教务主任，不久教育科长周之桢对杨通惠说：“有人向我说，刘兆丰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过共产党，并因此被学校开除；又说刘兆丰现在把秀山中学办得不错，我们同他的朋友关系交情也还很好，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当时杨通惠就说：“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只要他不公开活动，我们不要去管他。”
　　同时，杨通惠还把这消息告诉刘兆鳞，要他关照其胞弟刘兆丰。并要他自己也注意。因为杨通惠初回秀山时得到刘兆鳞推举作火神庙小学校长，现在刘兆鳞弟弟的事情觉得应该做个人情来答谢他。
　　过了几天，刘兆鳞对杨说，他已经同兆丰说过了，据刘兆丰说，以前在武汉大学开除了，自从受了那次打击之后，早已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还讲了一些感谢杨的话。
　　在这段时间内，县长彭述信也同杨通惠谈过话：“刘兆丰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杨说：“听周之桢说，以前参加过，但早已断绝关系了。”彭县长嘱咐杨还是要注意，于是杨去找周之桢商量，想个办法既要保全兆丰他们，又要顾忌彭县长的体面（彭县长是刘兆丰与谢若英结婚的证婚人，在闹新房时，彭县长还跳一个叫“农作物”的秧歌舞），又不失与刘兆鳞之间的友好。
　　商量半天，最后得到一个办法：“兆丰的共产党的身份比较公开了，不如劝他加入国民党，把他‘争取’过来。”
　　于是就由周之桢去“征求”刘兆丰的意见，过了几天周对杨说，刘兆丰已经“同意”参加国民党了，又由周之桢送去空白的入党申请书，填好后还是周之桢拿来，由杨通惠、周之桢、黄昌祥三人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并把他的入党申请书转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去了（按规定入党批准和党证填发都是由省党部办理）。
　　过后，彭县长又问杨：“刘兆丰怎么样？”杨通惠说：“还好吧！”这样就应付过去了。
　　当年暑假中，刘兆鳞突然病逝，经大家举荐、由县长彭述信保举，刘兆丰任秀山中学校长。
　　1947年春，潘文华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驻黔江，他的部队17旅驻秀山，17旅的政治部驻在县党部内（当时县党部内住有参议会、民教馆，还有部分空房），政治部主任叫汤盘（浙江人），有一个搞情报工作的叫艾汉杰（四川江北人），他们经常派人到学校打探，也知道刘兆丰是共产党员之事。
　　17旅到秀山不久，由黔江绥署派来了一个秘书叫王用修（四川富顺人），这人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他后来到处活动。
　　有一天，在县党部内，他对杨和县党部的其他人说，秀山有共产党活动，他是特别来了解的。杨通惠就向他说了刘兆丰的情况，并说到兆丰已申请加入国民党了，没有什么别的活动。
　　王用修经常同政治部的艾汉杰一起，在秀山住了两个月。有一天，王用修介绍情况说：“刘兆丰在秀山中学有异常活动，鼓动学生对政府不满，他的爱人谢若英教的歌曲也是写反对政府的歌曲。”王用修要县党部和政治进一步的了解刘兆丰的活动情况。当时还研究了如何去了解，艾汉杰提出最好是从学生中找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
　　杨通惠说：“我认得一个学生叫蒋宝芳，同我是亲戚，同住一个院子里。”大家都同意叫他去找蒋宝芳，但后来杨却并未去找她。在那次会上，还决定要杨通惠、参议长、县长等去向学校讲演、稳定学生的情绪。后来刘兆丰来请杨通惠去演讲一次，主要内容是劝学生埋头读书，不过问政治。
　　有一次，杨通惠回县党部，见门口有政治部的兵在守卫，说政治部汤主任在开会，不准人进去，等开完了杨才进去。王用修对杨说：“政治部汤主任对我有意见，说党部很灰色，有包庇异党的嫌疑。”杨通惠听到此话后，当天晚上就去会刘兆丰，并向他说：“秀山的环境很不好，很多人对你不谅解，现在政治部对我有意见，我很不好处，我也没有力量帮助你。”劝他最好离开秀山，远走高飞。当时刘兆丰说：“我没有什么，随便他们怎么好了。”实际上兆丰等人是1945年奉八路军办事处之命来秀山的，秀山这个阵地在上级还未同意撤退以前，他们仍然要坚守下去。1946年11月左右，杨通惠又通过刘兆丰的表兄杨秀文给刘兆丰作离开秀山的工作，终未见效。
　　王用修回到黔江后，又隔了两三个月，刘兆丰就被17旅的特务头子范龙骧以突击行动逮捕了，相继教员邓照明、谢若英和陈某也被逮捕，押送黔江绥靖公署。社会舆论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县参议会、县党部出面保释刘兆丰夫妇。杨通惠以参议会名义给黔江参议会谈国材（杨与谈是川东师范校友）打电话，要求谈参议长去找潘文华想办法营救刘兆丰夫妇。刘兆丰的大哥刘兆晖（参议员）亲到黔江营救，大致有两三个月时间，刘兆晖回到秀山来找杨通惠和熊绍韩说：“兆丰的事解决了，他已承认参加过民主同盟（民主同盟是没有武装的组织，国民党正要拉拢利用的党派），现在只要你们俩人签字盖章保他就可释放。于是杨、熊均喜出望外地在保证书上签字盖章。刘兆晖又拿保证书到黔江去，不几天刘兆丰夫妇就回到秀山来表示感谢，他们在秀山又住了一段时间，才到重庆去了。
　　在刘兆丰等人未被逮捕之前，秀山办了一张小报《秀山民报》，由杨通惠任总编辑，周之桢、石伯瑜协助总编辑工作，并负责写新闻稿件。小报共四版，第一版是当时国内外新闻，第二版是本县地方新闻，第三版是政府的政策法令，第四版原是文艺园地，在日本投降后改为《时事速评》主版，由刘兆丰撰稿。当刘校长写出稿件之后，当然要通过杨通惠审查修改。无意中就暴露出兆丰的进步思想和共产党员坦荡胸怀，所以刘兆丰是地下党员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是学校中的学生。此刊物一周一刊，时断时续，只出了四五期就停刊了。
　　杨通惠任书记长期间，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国民党的威望在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已经不高了，而在四川，国民党乃严加统治。在国民党的内部也不统一，作为书记长的杨通惠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仍履行书记长的职务，参与县里的各项要事和发展一批国民党党员。
　　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中，还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写遇类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建国前由原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这套丛书汇集了清代学者校勘、注释子书的成果，较为适合学术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几十年特别是建国后一些学者整理子书的新成果，所收的子书种类不够多，断句、排印尚有不少错误，决定重新编辑出版一套新编诸子集成。
　　《墨子校注》一书在校勘方面集中了《墨子》的多种版本以及类书古注中引用的《墨子》文，异文记录详细，论断颇有可取，是迄今为止校勘《墨子》收罗版本最丰富、最全面的一种；注释方面，在毕沅、孙诒让的基础上，精选了其他各家之说，并提出许多新见解。
　　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中，还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写过类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清秀的作品。
　　新编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书，着重选收兴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的。个别不属于子部的书如班固的白虎通义，因兴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也拟选入（用清陈立疏证）。
　　全书将分两辑出版。
　　第一辑所收集旧本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经常要阅读或查考的书。每一种都选择到目前为止较好的注释本。极少数尚无注释本的，别行注释。有的书兼收数种各具优长的注本。
　　第二辑收集第一辑之外的其他子书。其中大部分没有现成注本，凡有必要进行注释的，应加注释；其余的选择较好的现成辑本，有的要进行补辑或重辑。
　　吴毓江以治墨学著名，代表作《墨子校注》15卷，被收入《察今堂丛书》，1944年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西南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均先后出版。此外，还有《公孙龙子校注》等著作。
　　《墨子校注》最大特点，就是保存了许多今天难见或已经失传的墨子各种版本的内容，为整理研究墨子提供迄今为止最详尽的版本资料。是继晚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后的一部重要注本。
　　到了要选举国大代表的时候，他与叔岳父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吴毓江。
　　
　　吴毓江是个学者，喜欢研究子书。
　　
　　吴毓江（公元1898年——1977年6月）又名继刚，苗族，号墨生，别号墨村，男，重庆秀山雅江乡人。
　　幼年就读于雅江私塾。秀山高等小学堂结业毕业后，得县教育局对本县外出上中、高等学校的学生每期“贷款”（不偿还）银元26元至52元资助，及在大学期间给别人充任家庭教师的20元月薪，弥补学费之不足，相继毕业于省立涪陵中学、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25年北京大学经济毕业。1928年～1931年间，任《四川日报》主笔、四川大学教授。1935年4月至1937年6月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作研究生，主要作历史古籍方面的研究。1937年获任北京中法大学教授。1940年～1941年任中央研究院专题研究员。1948年～1950年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1950年8月起，任西南师范学院政治课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1956年7月调任历史系教授，讲授历史要籍介绍、古典哲学、历史文选等课，并培养青年教师。
　　1919年春，在北京大学补习班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又参加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5年春加入国民党。是年秋北大毕业后，相继担任省立涪陵中学教员。黔军四十三军汝霖旅秘书、兼任忠县县长、秀山县县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部教导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军内的政治部被解散后，历任《四川日报》主笔、四川大学教授、刘文辉部二十四军政治学校教员、成康公路路政局长兼雅安县县长。1934年辞职远游南京、上海。1935年东渡日本。1937年回国，先后任中法大学教授、宜宾专区教育科长、四川粮食储运局秘书。1947年至1948年任重庆西兰学院教授期间，曾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回秀山竞选“国大代表”，得票五分之三当选，出席“国民代表大会”。1948年8月任四川教育学院教授。1950年10月四川教育学院并入西兰师范学院后，任西师教授直到逝世。
　　吴毓江，在青年时代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接触过共产主义，又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具有强烈的反帝意识。在担任《四川日报》二版以“墨村”为笔名登载的“论华西坝筑城事”一文，便揭露了当时由外国教会办的华西学校要在华西坝筑城，实际是妄图在成都平原划出一块由外国势力控制的租界。同年11月26日，为《四川日报》七版“青翰南等发起国货维持会”消息撰写的“国货维持会宣言”中，尖锐指出：“帝国主义是近年中国革命的重要对象，他的性质时列强金融资本之露骨政策。”1931年4月12日执笔发表于《四川日报》、《国货》杂志及成都其他各报的“国货维持特别启示”中，还进一步阐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年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打倒帝国主义实为国民革命的第一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前，在北平沦陷后的著言律诗《“七•七”事变纪事》五首，抒发忧国忧民、抗战卸侮的情感，其中第一首诗中说：“‘七•七’卢沟桥，烽烟抹碧宵；揭开民主战，掀起抗战争潮。华北特殊化，关东僭朝；可怜秦桧辈，犹在睦邦交。”颂扬奋起抗日，鞭挞俱辱求和。
　　一生中的著作有《公孙龙子》、《墨子校注》享誉甚高，四十年代在国内获得国家学术二等奖，在国际被载入世界权威著作《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我国在80年代从“全书”翻译出版的样书，曾送北京国际博览会展出。这本书在阐述墨学要旨中，主张“以共享社会为理想，以人类平等为骨干，以为人损己为美德，以述作兼施为精神，以民众为砥柱。”职责帝国主义国家“内则分配不均，贫富悬隔；外则侵略不已，惨无人道。”提倡“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除去特殊阶级之奢侈生活，提高一班人民之生活水准。”他以这种哲学思想指导实践，对洁身自好的，对人倡廉反贪。在重庆粮食储运局任职期间，就曾鼎力协助秀山渝大专院校学生，高发秀山县长沈天如“军谷特大贪污案件，”迫使“沈老虎”呕出侵吞的巨额军谷款。当时的秀山女子中学，就是用退出的这笔赃款修建的。
　　1948年，在四川教育学院任教期间，面对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全国形势大转折点，曾规劝同乡中的国民党军人，选择时机，投向人民，为革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后，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悉心教学，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