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王兆荣

　　王兆荣（公元1887年-1968年），男，汉族，字宏实，重庆秀山中和镇人，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民革成员。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其父王举安为前清进士，急公好义，热心服务乡里；其母易氏，喜济孤贫；稍长，受业塾师石雨村。兆荣曾说：“吾父之教导，严峻中有慈和；吾母则课读甚严，即嬉戏亦不准过于放肆；石先生时以做人之道相启迪，使不习于恶。”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民权运动大同盟”。曾任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全国学艺咨询处长，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乐山乐昌实业公司经理，成华大学校长，川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立法委员。解放后任川北大学教授，川北行署参事，四川省政府参事，四川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常委，民革成都市委副主任委员。1958年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
　　1901年，13岁考秀才，不中，更加发奋攻读。1903年随父去成都，得览清廷变法后出版的新书报，思想为之一变。1904年，16岁回县考中秀才，赴州试，被拔冠军。学使嘉其爱国之至，于1905年春调赴成都东文学堂深造，190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1908年获公费留学日本。经过潜心补习英文，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毕业后，顺利升入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毕业时逢武昌首义，与众多留学日本学生相率归国。后感“国民虽建，革命未成，建国多端，非有专门之学识，不足以为国家民族服务。”1912年夏，再到熊本复学，1916年冬，王兆荣与陈启修、吴永权（军毅）、周昌寿、杨适夷，扬子南，周建侯、何邦著等，发起组织“丙辰学社”，并刊行《学艺杂志》，思议学术报国。
　　1915年，我国的几位留美学生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Science）杂志，提倡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1916年（民国五年，农历丙辰年）我国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郑贞文、吴永权、杨栋林、许崇清、白鹏飞、周昌寿、文元模、屠孝实等47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丙辰学社（1923年改名中华学艺社）。1917年4月，《学艺》（WissenundWissenschaft）杂志创刊号出版。它的内容比《科学》更为广泛，包括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学社的成员，相应地包括上述各方面的专家。
　　丙辰学社于1916年12月3日成立于日本东京。该社组织分执行部与评议部。执行部由陈启修任理事，杨栋材任副理事。评议部由陈瑾昆为评议长，后改由罗鼎继任。吴永权为第一任编辑科长，于1917年4月编辑出版《学艺》第1卷第1号。到1918年，学社有社员130人，名誉社员有梁启超、蔡元培、范源濂、熊希龄等23人（他们都捐款赞助学社）。因陈启修回国，理事改由王兆荣担任，傅式说任副理事。文元模任第二任编辑科长，有编辑员31人；他们于1917年9月编辑出版了《学艺》第1卷第2号，以后还编辑出版了第3、4号两期。
　　1917年4月，《学艺》第1号在日本出版。发刊辞由君毅执笔。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大昌。其研究方法应用于精神科学，而精神科学因以大明。自斯厥后，两者连镳而前，泰西文化为之大进。…欧洲半纪乃胜于诸夏千年。…同人有鉴于此，特刊斯志。一以昌明学术、灌输文明为宗旨。”
　　在头两期《学艺》中，有关政治、法律的内容有宪法与总统任免问题、两院制和代议制、中国的军事政策、民主政治与外交秘密、对德外交、刑法等。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袁世凯恢复帝制终遭失败，所以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海内外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经济方面，有关于棉丝纺织业、锌工业之前途、中日贸易与日本产业、对外贸易与关税问题等内容。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国民教育析义、许崇清与蔡元培有关孔子学说与国教的争论、老庄学说、美育代宗教、国语的统一等。有意思的是，许崇清在与蔡元培的争论中，提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1920年，归国学生渐多。10月，建立学社的上海事务所，《学艺》杂志也改在上海出版发行，郑贞文、陈承泽为编辑主任。从1920年4月到1923年5月，《学艺》杂志共出两卷（第2、3卷），每卷10期，版式也由竪排改为横排。
　　《学艺》第2卷出版时，正好是五四运动之后，所以这一卷发表了“今后思想家当取的针路”（许崇清）、“文化运动的新生命”（陈启修）、“学术界的新要求”（郑贞文）、“知识阶级应有的觉悟”（陈承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与新生命”（张梦久）、“社会改造论”（杨适夷）、“世界政治的改造”（杨端六）等文，也有人介绍“何谓社会主义”（白鹏飞）。在语言、文学方面，有讨论改进国语、国文文法（陈承泽）、文学要素（刘伯明）、诗（潘大道、潘立山）、文（潘力山）等文章。还发表了郭沫若的“湘累”、沈雁冰的“错”、莫泊桑的“项圈”等文学作品和周作人的“中国民歌之价值”以及杨树达论韩诗的文章。在哲学方面有关于人生观和信仰（屠孝实）、美学（刘伯明）、柏格森的时空观（范寿康）、道德（陈承泽）、礼（潘力山）、荀子（冯振）等文章。在教育方面有关于女子教育、大学教育（许崇清）、学校社会化的文章。法律方面有关于租借地性质、债务问题等文章。经济方面有关于货币、金融市场、世界银价的趋势、战前日本之经济、战后英国之货币等文章。在艺术方面，有“罗丹的艺术及生活”一文，并附插图。
　　从1921年5月到1922年5月，《学艺》出版了第3卷。
　　1922年8月8日，原编辑主任陈承泽因病逝世。自1922年6月起，《学艺》的编辑出版事务即由上海事务所的郑贞文、周昌寿和新近从日本回国的范寿康负责。他们三人当时都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学艺》也改在上海出版发行。1922年12月，学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六周年纪念会，议决以上海事务所代行总事务所职权，公推郑贞文为临时总干事，周昌寿为临时副总干事。1923年6月，学社修改社章，改名为中华学艺社。1923年12月，郑贞文当选为总干事，周昌寿为副总干事。范寿康和郭沫若任编辑干事，负责《学艺》的编辑工作，直至1926年。
　　在此期间，《学艺》共出了4卷（第4—7卷）。这4卷内容丰富，办得很有特色，其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
　　哲学是文理交融的基础，这一时期，《学艺》进一步加强了哲学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在1924年出版了德国哲学大家康德诞生二百年纪念专号。其中，范寿康写了“弁言”，康德的“知识哲学概说”，“道德哲学概说”，“审美哲学概说”，“康德之教育论”；物理学家周昌寿写了“康德之时空论”，“运动论”；化学家郑贞文写了“康德之天体论”；张水淇写了“康德与自然科学”；还有张铭鼎的“康德学说的渊源与影响”；罗鸿诏的“康德伦理说略评”；范扬的“康德之永远平和论”，“康德传”，“康德年表”，“康德著书及关于康德之文献”；此外还有康德之“目的论”、“宗教论”、“历史哲学”、“法律哲学”、以及“康德与社会主义”；最后是郭沫若的一篇小说，他依据史实，描写了康德的生活（准时、独身等）和他的思想。虽然我国从康有为、梁启超到王国维、蔡元培，都介绍过康德，但像《学艺》这样全面系统、声势浩大地宣扬康德哲学，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26年出版的《学艺》第7卷10号上，发表了苏家驹的“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此文发表后，数学家熊庆来等就看出了其中破绽，但顾不上亲自写文章来反驳。而苏文的错误却被自学成才的青年华罗庚所发现。1929年5月出版的《学艺》第9卷7号刊载了一个简短的“更正声明”，指出苏文有错，“仓促付印，未及详细审查。进承华罗庚君来函质疑，殊深感谢，特此声明。”1930年12月，华罗庚的文章“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在《科学》15卷2号上发表，得到了熊庆来、杨武之等数学家的赞赏。华因此于1931年被熊庆来调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理员，为华罗庚成长为一个大数学家提供了较良好的条件。
　　1924年1月，中华学艺社决定筹办学艺大学，推举王兆荣、何崧龄、范寿康、郭开贞（即郭沫若）、周昌寿为筹备委员会委员。1925年3月，学艺大学董事会成立，郑贞文当选为董事长，王兆荣当选为校长。范寿康任教务长，郭沫若任文科主任，郭还为此辞退了武昌师大的聘书。9月开始招生。1926年7月，学艺大学由于“经费支绌，又以章程规定，学生不得讲置身任何党籍，及参加一切政治运动，限制过严，不适时习，初拟迁青岛未成，因即停办。”
　　1924年3月，中华学艺社在杭州召开第一届年会，同时举行讲演会。由周昌寿讲“相对论”，郭沫若讲“文艺之社会的使命”1925年，本拟在武昌开第二届年会，“因战事突起，交通断绝中止。”1926年10月，学社派微生物学家魏喦寿出席第三届泛太平洋会议，提出论文两篇。11月决定第三届年会于1927年3月在广州举行，“但又因时局影响，交通阻梗，终未成会。”
　　到1926年底，中华学艺社社员已达1200多人。在国内16个大城市设有事务所，在美国有三个事务所，日本有两个，英、德、法各一个。
　　1926年3月，郭沫若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6月，参加北伐，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10月在武昌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领中将衔。1927年3月底，写文声讨蒋介石。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1928年2月流亡日本。所以，从1926年起，他实际上就已不担任学艺社编辑干事的工作。1927年，中华学艺社由王兆荣任总干事，范寿康、温晋城任副总干事。屠孝实、郑贞文任编辑干事。1928年12月，组织社务改进委员会，推周昌寿为主席。1929年4月修改社章，改总干事制为委员制。8月，推选屠孝实为执行委员会主席，经亨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范寿康任编辑部长。1930年4月，屠孝实离沪，改选傅式说任执委会主席。从1927年到1931年底，《学艺》共出版了4卷(从第8卷到第11卷)。不过，1927年初，国民党左派经亨颐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职务。范寿康随他去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秘书长。后国民党右派掌权，他们就经武汉回到故乡浙江上虞。1927年秋，经亨颐任春暉中学名誉校长，范寿康任校长。1930年夏，范寿康在珲春被匪徒绑架。赎回后，即离珲春到营口省亲并休养，后到安徽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所以，在这期间，范寿康也不可能具体负责《学艺》的编辑事务。
　　1932年1月，日军侵略上海。北四川路麦拿里的社所陷入战区，社务几乎停顿。3月，根据新社章成立董事会。推选傅式说为董事会主席，并聘白鹏飞为总务部主任，周昌寿为编辑部主任。5月，上海绍兴路上的新社所落成。8月，罗宗洛代理总务部主任，周宪文继任编辑部主任，负责《学艺》编辑工作。1934年4月，在北平举行第5届年会，修改社章，12月按章建立理事会。1935年1月，推选何炳松为理事长，白鹏飞、周昌寿、周宪文、马宗荣、陈立夫、傅式说、潘公展、郑贞文、刘百闵、谭勤余为理事。理事会按章推聘陈其采、蔡元培等27人为董事。2月，董事会成立，选陈其采为董事长，潘公展为书记。董事中有王世杰、朱家骅、宋子文、吴稚暉、吴铁城、何应钦、孙科、陈立夫、陈仪、陈布雷、张群、叶楚伧等国民党党政官员，而学者却只占少数。理事会并聘刘庄为总干事。10月刘庄辞去总干事职，由周宪文继任。编辑委员会由罗宗洛、陆志鸿、王古鲁、邓深泽组成。王兆荣任学艺中学校长。
　　由于“一二八”事变，《学艺》第12卷到1933年初，才得以出版。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共出了5卷（第12卷至第16卷）。从第12卷开始，即由周宪文任编辑部主任。他从该卷起实行改革，把人文学科的文章同自然科学的文章又放在同期发表，不再分开。
　　为了纪念中华学艺社创立二十周年，《学艺》出了专号，发表了周宪文、何炳松等写的“二十年来之中华学艺社”、学社的责任和前途、学社的出版事业、学社的社员等文章。
　　在此期间，学社除编辑出版《学艺》外，还有下述活动。1934年2月，创办人事研究所，并聘潘公展为委员长。4月，在北平举行第五届年会。1935年4月，在武昌举行第六届年会。1936年7月，在南昌举行第七届年会。1936年，学艺中学因学生不多，经费短绌，终于停办。
　　到1937年，中华学艺社共有已登记社员943人，未登记社员700左右，合计在1600以上。
　　中华学艺社的常设机构在抗日战争期间，并未离开上海。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偃旗息鼓，躲匿起来”。《学艺》杂志，没有出版。年会也没有举行。但许多社员，都到了内地。如郭沫若于1937年7月，从日本回到上海。1938年4月，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期间，郭沫若出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邀中华学艺社的范扬为副厅长，范寿康为第七处处长（后改任副厅长），冯乃超为七处的科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包括对敌宣传。另一学社社员何公敢也到政治部工作。
　　抗战胜利后，范寿康应陈仪之邀，到台湾参加接收工作，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周宪文任台湾法商学院院长，陈兼善任台湾博物馆馆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则派罗宗洛、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陆志鸿、马廷英（他们都是中华学艺社的社员）去接收台湾大学，罗曾一度代理台湾大学校长。周昌寿应聘任台湾大学秘书长，沈璿应聘任数学系教授。罗宗洛辞代理校长职务后，陆志鸿正式接任台湾大学校长。
　　1946年，周昌寿任中华学艺社理事长。罗宗洛、张梦麟、于景让、刘百闵、戈绍龙5人任《学艺》杂志的编辑人。有67位编辑委员，除编辑人、理事长外，还有：石延汉、白鹏飞、沈璿、李儼、周予同、周宪文、何公敢、金兆梓、范寿康、马廷英、陈兼善、陈建功、陈遵妫、陆志鸿、郭沫若、章鸿钊、许崇清、冯乃超、郑贞文、郑振铎、蔡邦华、钱歌川、戴运轨、魏喦寿、苏步青等61人。阵容相当壮观，可能大都只是挂名。1947年1月，《学艺》第17卷出版，到12月，共出12号。1948年（第18卷）出了10期，9-11，10-12号为合刊。到1949年8月，第19卷只出了4期，篇幅大大缩小。每期只有三篇文章，道林纸封面也取消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自1947年起，《学艺》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又分别出版，单号是人文、社会科学，双号是自然科学。1948年，费鸿年任中华学艺社总干事。
　　在此困难时期，还是有一些学社社员和学者坚持为《学艺》写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春，周昌寿患脑溢血去世。罗宗洛出任中华学艺社理事长。1950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接着，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相继宣告解散。中华学艺社也随之于1954年结束了活动。
　　解放后，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他又是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前三届的主席。可惜他没有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在促进文理沟通、人文与科学交融方面有什么重大举措。1957年后，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一定程度上已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去，更多地接受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中国科学院的机关刊《科学通报》在50年代前期，还有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在1957后，除了极个别的文章涉及社会科学外，已基本上成了自然科学的刊物了。1963年底，哲学社会科学部单独召开了学部扩大会议。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去，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举措，看来并不有利于文理沟通、人文与科学的交融。
　　根据中华学艺社的历史经验，建立一个有自然科学家、应用科学和技术专家、人文学科的专家、哲学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专家共同参加的学术团体，编辑出版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介绍古今中外的重大文学艺术成就，发表一些探讨人们（包括自然科学家）普遍关心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论文，发表一些各方面专家都该关心的哲学论文，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专家介绍古今中外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发表一些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的文章，这对促进沟通文理、促进人文与科学的交融可能会起一点积极的作用。当然，更根本的是在教育。中学不要文理分班，让中学生掌握必要的文理知识。在大学要鼓励理科学生修几门人文学科的课程，鼓励文科学生修一些介绍科技的一般历史和现状的概论性课程。
　　20世纪的历史表明，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吸收西方先进文化、解读西方文化并结合中国现实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华学艺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留学日本的，他们吸收的西方文化是经过日本学者的筛选和解读的。在哲学方面，他们侧重于欧洲大陆的理性论、生机论或直觉主义，而不侧重英美的经验论、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在社会理论方面侧重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侧重于个人主义。如果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有不少倾向于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中华学艺社的部分成员则更倾向于文学革命、教育救国和社会改革。对这两个学术团体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中华学艺社的成员有的当了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有的当了省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有的写教科书，有的编刊物，他们对我国上个世纪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18年3月，北洋军阀段祺瑞秉政，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议》。留日学生群起反对，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并推王兆荣为干事长。他领导该团发出抗议宣言及救国主张，寄上海各报广为宣传，并致电欧美留学生一致声援。救国团的活动遭到日本当局镇压，3000名留日学生愤而归国。5月兆荣回到北京，领导救国团“抗日拒约”活动，联络各大专校生游行示威，赴天安门请愿。在此同时又与各名校代表商组学生会。7月多数去东同学南下，到了上海，即创办《救国日报》，作为长期抗约，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舆论阵地。当时，救国团多数同学均望继续求学，他为此两赴南通，找张（季直）赞助，并邀上海人士，共同发起创建“国民大学”，未果。稍后，大部团员，或因经济困窘而返乡；或因续学无门，函垢东渡，留上海者不过十人。兆荣仍坚持在上海肩负救国团、报社与各校学生会联系之重任。
　　1919年4月末，为纪念国耻，他不顾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多方阻拦，团结留沪同学及各校学生会广为宣传。适北京学生于5月4日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国贼发起进攻。消息传来，上海震撼，“五•七”市民大会得以召开。这时，北京学生代表，两度去沪与兆荣及沪校代表联系，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
　　1920年秋，在日领事经济、政治双重压迫下《救国日报》被迫停刊，兆荣深感政府之腐败、军法治蛮横已达到极点自忖过去的救国活动中所采取的方式，或有末当，须接受教训，重新检讨。以救国之道，先固国本，固国之道，乃在百年树人。故此后全力投身教学事业。
　　1920年冬兆荣应聘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务处长。1921年8月19日，代表学校参加“国立北京八校职员联谊会”，在联谊会主席马叙伦“六•三”请愿受伤后，代理主席职务。接着加入李大钊发起的“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2年冬，辞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务处长职务。1923年春，兆荣应安徽省之约，任省教育厅厅长和安徽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因主持皖政的人是屠杀学生的马连甲，不到一年便坚决辞职。
　　1924年春，兆荣去上海，与何公敢，郭沫若，饭张康、周昌寿、郑贞文，筹建学艺大学。这年夏天，政府曾简任王为四川省教育厅长。他本拟用其所学，服务桑梓。因何公敢、郭沫若都挽留说：“如君必去，则大学之筹设，势必停止”，于是仍留上海。1925年秋，先设文学院。校董会聘兆荣为校长，郭沫若为文学院院长。因经济困难，约一年即停办。兆荣认为“学艺大学之停办，诚为可惜，但其损于学艺社之信誉与前途者尤为重大”，因而愈益集中集中精力于学艺社工作。他曾说：“私衷对此社之爱护不遗余力者，窃欲以学术报国。建国必由学术，自是天经地义，又待持揭其义，以昭告于社会”。由于该社坚持学术报国之宗旨，影响日增，留学海外及国内各大专院校教授，不少人陆续加入。于是欧美各地及国内各大城市之分社相继成立，所发新的刊物，除《学术杂艺》及汇集之《日本资料》等等，迄今解放前夕，计有12类114种。在学术上有较大贡献，政治上亦颇有影响。
　　1931年春，兆荣接受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的请托，任该校总务长。旋因罗隆基教授在校刊上发表指责政府的文章，蒋介石命代理教育部陈布雷武装解散公学，王遂马离职。
　　1932年2月，经张澜推荐，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兆荣为四川大学校长。四年任职期间，在军阀混战的恶劣条件下，努力推进学校各方面发展。
　　国立四川大学，是四川省政府在1931年冬，将原有的三个大学（国立成师范都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合并而成。由于原“三大”之历史、性质、校规、校风、，均各差异，并为一校，很难融洽无间。为新大学树立规模，立制度，最为棘手。兆荣将此列为“必须先图之举”，就现实之立场，从各方观之均近情者，制定种种规章，就商于各院长、系主任及知名教授，征得广泛同意支持，予以实施；经详为解说，均得以严格执行。并且达到了他在立规讲演中所说：“法之为用，贵在习而忘之，如着履王履，束带忘带，使法成具文而不必施用”的境界。第二个棘手的问题是争经费，川大经费来自盐税，初定案为48万余元。经兆荣多方奔走，两度赴京请求教、财两部逐步曾至72万余元，始得陆续增购图书仪器，并聘请了知名教师执教。经过整顿，使新川大规模日立，制度日肃设备日新，延揽的名流学者日众，吴君毅、向楚、熊晓岩、廖学章李涪甫、何鲁之、叶秉诚、龚道耕、林进思、邓胥功、刘绍禹、胡少襄、郑愈、曾济实、谢昌璃、张鼎铭、魏时珍、周太参、谢升庵、熊仲伦、刘星垣、张与九等都应聘相继来校充任教席，大大提高了川大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因而学校的读书空气日浓，崭新之学风予以养成。
　　1933年9月，刘湘决定变卖川大皇城地产，以筹集400万元“剿匪”军费。兆荣率领川大师生誓死反对，几经周折，直至组织学生在校园周围巡逻，实行强力护产，卒使护校之争胜利结束。刘湘因此深恨不已。
　　1933年11月16日，军阀刘文辉、田颂尧在成都发生巷战，以皇城川大为主战场，以争夺校侧煤山高低为焦点，两军冲杀，师生性命危殆。兆荣亲冒弹雨，几经往返，呼吁双方前线指挥官，在17日上午停火车半小时，使300名被围困师生得以安全撤出战地。
　　1935年夏。蒋介石入川，刘湘提出大易长，得蒋允诺，兆荣遂于八月卸任。
　　卸任后，王去南京担任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主任，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1937年12月，首都南京失陷，随国民党政府内迁武汉，翌年再迁重庆。兆荣鉴于江南各工业城市被日本侵占，内地物资供应紧缺，一度从事经济开发工作。1941年任新筹建的乐昌实业公司总经理，主要开发乐山至西昌运输事业及资源，在乐山等地先后开办耐火砖厂、酒精厂、印刷厂、制革厂、造纸厂等，缓解了这一带物质供应矛盾。
　　1945年冬，抗战结束，迁川安之学校纷纷复员后，刘文辉、邓锡侯、董其成等，有奖光华大复员时遗赠地方的成分部，改名为私立成华大学，聘王兆荣为校长，征节劝募充实经费，延揽聘任名流学者，从严治校，为矫散漫无纪之恶习，使校焕然一新。但后然由于省教育厅任觉伍及省三青团干事长李天民，指使校内三青团干事长谢乐康、干事王义可以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兰亚民鼓动闹事，以殴打总务主任余如南为开端，随即转移目标，以吕振修（副教授兼主任秘书）为攻击对象，又进而提出打倒王兆荣，还发展为打击省主席邓锡侯之政潮，，经多方开导和各界人士调解，亚兰民等坚持以解聘吕振修为复课条件。兆荣说：“振修无过失，余与之共进退。”于1948年春，召开校务会议，愤然将肇事者亚兰民、王义可等13人开除学籍，然后与吕振修一道离职。
　　兆荣在离开成华大学之前，曾经提名为立法委员候选人，两度回酉、修、黔、彭竞选。由于他社会声望高，秀山地方以县参会议长熊绍韩为首的各界人士，认定他是很适合的人选，从“县誉”和乡土观念出发，除保证县选票外，还组织远征队伍，择人地适宜的干员，派往武隆、彭水、黔江、酉阳四县活动拉票，终以得票70多万张当选，出席了1948年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会议。是年6月，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有反美扶日之举”，被上海市府拘捕多人，兆荣对此临时动议提出“保障人权”一案，横遭否决后，还被斥为“共产党第五纵队”。
　　1949年7、8月间，他获读《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书，不禁拍案叫绝：“此真救国之法宝，余衷心佩服，愿为之驰驱！”旋将川康边人民游击队司令员周鼎文及该纵队留蓉去工作部书记王逸平掩护于其家，谆嘱其女孝彬、孝蕴专司掩护之责。
　　是年11月，兆荣去三台任川北大学文商院院长。代理校长曾济宽，听说重庆解放，惶然急走成都，全校无所凭依。校董事会代理董事长龙杰三请兆荣代理校事，他慨然应允。12月中旬，面对国民党败兵三台溃逃，一片兵荒马乱，校董会决定学校疏散。兆荣坚决留校照管校舍、图书、仪器及未走的师生。眼看无人照管的机关、学校被败兵及流氓洗劫一空，他找到退经三台的将领孙元良，索得“禁止驻兵”条告贴于校门，使校产得以保全，后来人民政府曾表扬“护校有功”。
　　王兆荣在解放后，自1950年起，历任川北行政区各界代表会代表、川北行署参事、川北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四川省科学普及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参事室副主任，以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