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熊绍韩东奔西撞

　　熊绍韩(1898~1992),字行、名琦，男，出生于秀山县龙池乡一个四代富豪之家，兄弟四人，排行第三。父熊湘曾任过秀山县团练局局长，黔江县县长，秀山县县长等职。
　　熊绍韩六岁读私塾，三年后继入本乡丙等学校读书。六年后，因父亲熊湘离任秀山县团防局长出游武汉等地，熊绍韩随去而辍学。
　　青少年时期的熊绍韩家庭曾经历三次劫难。一次是意外外逃，亲戚拒助。民国初年，全国掀起“护法”运动，四川各军打起援鄂军的旗号，招兵买马，投靠盟主。地方武装军李善波也打着援鄂军某军“司令”的招聘来秀山，而秀山是龙潭的王勃山（从广东回来，孙中山委的四川援鄂军总司令。）在酉阳黔一带组织援鄂部队地带。王勃山又不愿接纳李善波部队，王就利用龙潭县佐彭国平与李善波交涉。彭到秀就与李说：“秀山是我们总司令王勃山的防地，你不要在这里乱搞！”里善波答应说：“筹点开拨费，整编一下就走。”秀山为他“筹”了开拨费，李善波就去湖南龙山县里耶镇。由于李没有经费，投靠又无门，就决定第二次返回秀山。路经龙池镇时扬言要打进熊绍韩家要钱，熊家闻信，全家老少被逼得弃家外逃，到离家三四里的鹞子岩洞中躲藏，刚过必经之路的田家湾，李部就把田家湾占领了，险些与李部相遇。全家十几号人在洞里居住，外面信息一点不知，并且少枪缺是稳不住的，要是李部发觉从洞上丢一把火下去，洞口就有可能燃起来，很不安全。熊父考虑搬到茶园去，丹有没有具体目标，且没有人搬东西，其它东西可以不要，两大箱红契是不能丢的。原先在附近的贵山找人来搬，又不见人来。好心前来接应的葛卯彭永成，来到洞前又被熊家不明真相用枪大回去了。迫于形势，当晚有必须离洞，可怜全家姐妹、小脚婆母怎么走得？但逃命要紧，两口红契箱子由大哥扛一口，长年扛一口，全家老少十多号人、深夜连滚带爬，哭哭啼啼逃到茶园傅家。
　　傅家是熊绍韩的三婶后家，又是教书人家。但事到如今，也很不愿意熊的全家在此住下，傅家来人愁眉苦脸的说：“你们这样搞起到我这里来，我们这一坪房会搞得烟熏酒臭的!熊父明白此话之意，就对来人说：“我们不在这里住，只是在这里落个脚，煮点饭吃就走。”于是就把自家带来的米，油盐、香肠煮了吃一餐。熊父自信说：“走！又到哪里去？”犹豫片刻，决定到蕨菜坪三姨家去。全家摸黑赶了一通宵的路，走到雷公坡脚下天就亮了。由熊绍韩的母亲背起的老外婆，怎么说也不走了，说：“我心子都快干炸了，就死到这里算了。”经劝说，只好又扶起走，到了三姨叔刘心唐家。熊父向刘说明说明情况，完全没有预料到刘心唐也不同意住下，气得熊家老小发呆。事有巧合，当天下午，葛卯的彭永成来了，带来200多人，抬担架，挑东西，熊的全家十几号人就顺利f到了葛卯彭家居住，留在鹞子岩洞中的东西，后来贵山人搬了几十箱送到葛卯彭家，什么细瓷碗、花瓶等二十多挑打得稀烂甩了。
　　到葛卯住了两天，听到消息说冯少麟（里善波部属）打进熊家去，全部东西都抢光，连夜运走了。第二天，冯绍麟离开龙池，还在大街上高喊:“你们看！我们的人没有带熊家东西！”真做得“冠冕堂皇。”
　　熊绍韩经历的家庭第二次劫难是财损人危家被抄。那是杨春芳部队在秀山驻防时，他的下属陆连长“受命”来扣留熊绍韩的父亲，并抄了熊的家，损失惨重的是熊绍韩的二哥，在欧战结束后买回准备结婚的金银首饰和为姐妹们带回的自认为十分贵重的几箱东西，全部不知下落了。熊绍韩与二哥听到陆连长与父亲说起高腔大吼时，知道来者不善，势态将会扩大，两兄弟就翻墙逃出，连夜去松桃亲戚处躲藏半月。
　　熊绍韩经历的第三次家庭劫难是熊绍韩父亲熊香任秀山县团练局局长后，李善波围秀山县城48天，城未攻下，败走湖南龙山县里耶镇，路经龙池镇时一把火就把熊绍韩家房子烧了，还准备挖熊家葬在漕水溪的祖坟，由于追兵紧，没来得及抄坟，但熊家几百间楼阁被付之一炬，出现了有名的“龙池熊家火烧坝。”残存的数十间，解放初期成为龙池乡人民政府的办公处和龙池小学校园。三次家庭的不幸和所遇的人情冷暖，使熊绍韩青少年时代就知做人不易，立家艰难，为人的性酸苦辣。
　　1922年冬，年已24岁的熊绍韩经表兄李仲言（李稷勋的第二子，时任交通部秘书）介绍去北京，就读于财政专门学校，并兼“民本通讯社”工作。李仲言常对人称赞：“熊本是豪绅子弟，家资富有，还半工半读。”促使熊勤工俭学。在此期间，由于学习、工作、实践和表兄的大力帮助，使熊绍韩增长了不少社会和业务知识。1925年年冬，学满毕业。
　　在1925年，熊绍韩父亲熊湘离任黔江县长后，继任秀山县长期间，驻秀山军队换防频繁，筹措军饷十分困难，罗觐光部旅长王仲成，因索款未遂，将熊湘扣留，后带至酉阳杀害，家产被抄。
　　1926年初，熊绍韩返川回家，途经湖南保靖，下榻“青鱼阁”旅栈，遇见一个秀山商人告诉他说：“你父亲已被王仲成扣留，现机会很好，贺龙部旅长贺敦伍就住在此地对岸，他与你父亲交情很深，你快去请贺旅长写信营救。”熊绍韩当即渡河见贺，贺敦伍当即嘱其参谋长写信给驻保靖的黔军司长杨其昌，请杨转函罗觐光，设法营救熊父，一面又告诉熊绍韩：“你父亲太刚毅、正直、只顾地方，不顾军需，我曾劝过他，我这个部队好说话，如遇其他部队，恐会出事，今竟不幸而言中。我写信给觐光的部队都是彭军长（第九军）所属，实际上都是受杨德指挥。”熊绍韩持贺敦伍旅长的信到保靖见师长杨其昌，杨即改函见罗觐光。熊绍韩回家行至石耶司，得知父亲已被害的噩耗，回到家中只有痛哭，家产又被抄尽，人财两空。
　　1927年春，父亲遇难、匪据县城，艰难困境逼迫熊绍韩避居乡间亲戚家数月。
　　曹仲武、陈树森等组织联合团攻打县城之匪，势单力薄，要求援军，就推举熊绍韩（利用父亲在贵州的老关系和率众固守县城48天之威望）到贵州省去请军声援。熊到铜仁后，电请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周西成派兵援秀，周电令驻铜仁的侯旅长侯筱伯派兵声援，并要求熊绍韩到贵阳面商一切。当时正逢侯筱伯成立旅部，要熊在旅部任职，熊就未去贵阳。接着侯部调省，熊随去贵阳，谒见周西成，周许诺发给秀山一旅人的步枪（实领得210支）。熊绍韩虽得枪支，但这时秀山联合团战败，熊也不敢把枪运回秀山。
　　1928年，周西成接受川军郭汝栋之请，派兵援川，周就派侯筱伯任前敌指挥，进驻酉、秀、黔、彭各县。
　　同年冬天，四十三军李燊受蒋介石指使回黔倒周，在酉阳开始作战，周部节节退至铜仁，战斗异常激烈，候筱伯阵亡。熊送其灵柩到候的家乡遵义。周西成回省路经遵义，嘱咐熊绍韩将候的丧事办完后，回省府，熊于农历四月到贵阳。云南的龙云大举侵黔，周到前线督师阵亡，滇军及李部占据贵阳。云南的龙云大举侵黔，周到前线督师陈亡，滇军及李燊部占据贵阳。
　　王家烈接任二十五军军长后，熊任军部经理处总务科长、营房建筑处副总经理、仁怀县征收局长。在红军北上抗日经贵州时，熊仍在军部经理处工作。王家烈被挤垮台后，军部经理处乱得一团糟，受伤官兵来索欠饷，工商户来索欠款，吃过回扣的科股长都躲避不敢见面。原处长要熊出面应付，对工商户欠款，熊提了两个办法都未办到，工商户也未为难熊，结果不了了之。
　　后来贵阳反王派及中央来的人攻击王家烈贪污，亏欠官兵薪饷及工商界欠款四万余元，骂得他们留在贵阳的二十五军旧人员都抬不起头。熊取得原经理处负责人的同意，约集原会计人员8人，将王家烈任军长三年经理处的帐目彻底清理，列表登在“贵州日报”（两大版）上，三天后责难王的议论变为理解、原谅，贵州人和外来人都说王家烈任军长有十五、十六团人，三年时间用820余万元，为数不多，怎么不欠账？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搞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
　　二十五军撤离后，熊绍韩想回秀山，旧同事们认为秀山匪乱未净，回去不得安居，于是集资组织生意，由熊负责。1937年，熊绍韩回秀山省亲，住了半年，因生意亏损很大，熊赶回贵阳想方设法扭转，一面向债权人停息分期还本，一面筹资恢复营业，不幸遇敌机轰炸，原计划竟成泡影。复业无望，正值第二军在秀山剿匪，地方比较平静，熊于1939年春回到秀山。
　　熊绍韩回到秀山后，其母严嘱“要牢记父亲故事，不要沾染地方公事”。而县政府通过教育科长杨士先和财政科长冉廉舫等敦促催请，特别是杨士先百般劝说，以大义相责，杨士先还表示辞去教育科长之职，任财委会副主任，负责处理会务。
　　熊绍韩在母亲与众托，进退两难之际，就去龙池米神洞观音菩萨面前跪拜，抽得一根“红高粱”签，解说为“节节高升，节节红，节节根根都挂果。”熊绍韩将信将疑，任了地方财务委员会职。
　　不久，国民党秀山党书记长吴纵言一次同熊闲谈中，问熊“你有党籍吗”？“哪样！”“你参加过国民党党没有？”熊说：“在贵州我参加过两次，一次是周西成军长作代表，代表全军七万人集体参加国民党，我听军内有人说过，这可能就叫入党了吧？第二次是在毛光翔任军长的时候，就比较认真一点，我们军内填表时单位统一填写的，又是一次集体入党。手续办了一年，军内就宣布我们集体入党是经过中央党部批准的，且还发了党证，但党证却是由四川轮船公司的船运来的，在路上因船失事，党证丢失了，向大家宣布知道这回事，就作数。这是我的两次入党，在国民党内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吴说：“你们不按正规程序，办事乱来。机关负责人没有党籍怎么行！你们那个申请表我看过，麻烦得很。”“难得填，我不搞了。”“那好，我喊人把表填好，你盖章就是了。”“那好，可以。”熊绍韩就第三次参加了国民党。
　　1939年，国军反攻岳州不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认为“有城墙我不能守”，遂令沿川湘公路各县限期拆除城墙。李延年奉令督促县府召集民工上万人动工，而秀山县城墙又异常坚固，拆除工程相当艰巨，，巨石搬移堆放就是一大难题。真是“修城墙百姓苦，拆城墙百姓也苦。”此事在军、政、民之间矛盾突出，由于特务的挑拨，在供应上有一点不满足，未能如愿以偿，就导致后来的矛盾日益加剧。如当时县里的食盐是计口售食，秀山在龚滩口岸，每月承销三千余担，本县盐商资本有限，无法全部运回，请县政府接管，县府召开会议，经众议决定，各盐号难销的盐，由县府指派地方财委会委员长胡言如组织人运去贵州松桃推销，所得利润作驻军供应费用。第一批盐运去松桃，即被特务缉获，呈报军部，军部将胡言如逮捕，要胡供出县长凌承鉴，对他才免于处分，胡又不敢将会议的决议情况说出，胡被押去军部，军委会根据军部报告，判处胡言如有期徒刑七年。将近两年之后，李延年调离秀山，又将胡言如寄押县府。县府认为胡言如是因公含冤，又不知军部已报军委会，认为是无任何机关受理的悬案。地方人士也为了营救胡，向县政府请求开释，县长凌承鉴认为胡是为自己受屈，商量由财委会现任正副主任熊绍韩、杨士先二人具保，胡得释放。不久，一一八师王严驻县，该师要县府采购军米三万担，县长凌承鉴以省府已经开会决定，并发布命令，是年田赋开始征实，军队不得向地方采购军粮为由，拒绝采购，师部一再强求，县长凌承鉴召集县属机关、团体开会，与会者一致反对采购军粮，尤以杨士先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该师所求不遂，适接军委会判处胡言如七年刑令，要该师监督执行，该师就以此命令威胁县府，凌县长看势头不小，即派人缉胡归案，而又未获胡，凌县长对师部申辩，胡有保人。师部亦因采购军粮之事，早已含恨杨士先，即派兵召杨士先到师部军法处谈话，熊绍韩与杨一同到军法处，两人被扣留。消息传出后，城内机关、团体震动、群情激愤，拟以快邮代电揭露此案经过，师部恐此事闹穿，于已不利，便派人从中转圜。
　　过了二十日，因无人以其他案件告发杨、熊，遂将杨、熊二人移至县府，安排在财委会办公处，直到新县长沈天如到任。沈因与王严有黄埔同学关系，沈从中斡旋，被软禁长达112天的杨士先、熊绍韩二人遂得恢复自由。不久，财委会撤销，熊绍韩任新成立的秀山食盐购销处经理一年，其主要业务是周玉成在搞。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大半国土被敌人占领，社会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物件疯狂上涨，除少数豪门巨富外，广大人民陷于生活煎迫之中。国民党贪污腐败无能的政权，日益不得人心，各地不断发生反对征兵征粮的事件。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企图调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以便于征兵征粮，遂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打出实施民主政治的招牌，决定在四川省各县（市）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县一级临时民意机构。并于1942年5月颁布《四川省各县（市）临时参议会组织规程》。规定一、二等县设参议员20人，秀山属于二等县。参议员的产生，由各县（市）政府会同国民党县党部商定人选，按多余应设名额报省政府核定。
　　1942年9月，秀山遵照省令成立临参会，熊被选为临时参议会议长。
　　1945年，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提出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口号，废除临参会，正式成立参议会。经省政府核定，秀山县成立参议会，圈定熊绍韩为议长，吴纵言为副议长，参议员20名。
　　此届参议会，直到1949年11月秀山解放。
　　参议会实施几年，由于在腐败政权下，要想为地方和人民办几件好事，就要触犯统治集团的利益，既无人办理，也无法办理，对很多事只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参议会只能是徒有虚名的机关。参议会后随国民党的垮台而结束。
　　四十年代，秀山的小学教育发展很快，很多小学毕业生没有办法进入初中，于是参议会研究在三个区内建立三所中学。第一区由吴肇修、涂逸之为首开办了石江中学；第三区准备在下衙办平江中学；龙池是第二区由熊绍韩和陈燮琴办秀东中学。这样熊绍韩继父亲在龙池办一所小学后，又办第二所学校，为当地的子弟求学带来了极大方便。后来这三所私立中学经四川省视学蔡天青视察，省教厅准予备案。
　　为了对付共产党，解放前几年，秀山县政府有个秘密机关，原来称为党政军汇报会，以后扩大、改名为“特种委员会”，参加人员有军队、县长、书记长、参议长、三青团负责人、县府社会科长、特务组织成员，另外还有通过党政干部民选的四人聘为委员，一共十几人组成。熊议长参加过两次会。一次是彭述信任县长时，一天在县府开完会，就招呼特种委员们留下来，一起到县长办公室，宣布在座的都是委员，刘庶康为委员会秘书，这次会实则就是成立会。李琛任县长时，有一次开会完了，就宣布特种委员会委员留下来开一个会，传达上面命令，要扩充这个组织，设立四个组：一个宣传组、一个调查组、两个行动组。教育科长兼宣传组长，社会科长兼调查组长，警察局长兼行动组长，各乡镇各设一个通信员。名单一宣布完，就匆忙散会。
　　清朝时代，教徒盛行，利用一些遗老组织了很多“社”，其中同善社就是一个。同善社在秀山，首先是黄兴武这个老头子搞起来的。他是黄宗益的父亲，开了一个纸张铺，后来发了财就恩施药物和棺材，办慈善事业，成立了善堂。秀山善堂始建于1924年，设在涌图乌杨树。1936年迁入城内，募捐购置在秦家当铺内。人员渐增，就在县银行隔壁搞了一片房子，挂出同善社招牌。善堂是儒、释、道三教的合一体，以修身养性达到成佛为宗旨，入社人员要吃素坐丹，迷信命运和因果报应。参与者多为上中层人士和富有之家的中老年人，城内的几大户如黄信友、大德生、洪顺贵、罗永发等商界老板及其家属大多为信徒。熊绍韩的二妹也参加了。这个二妹会写一点东西，在善堂里学了一些经卷，不久就升为点传师。由于在她影响和劝说下，熊绍韩家个个都参加了。
　　1948年，田屏山从贵州回来，很富有，又是同善社的，大家就推他为善长，黄兴武为副善长。有人来找熊绍韩当副善长，熊说：“我没有诚心打坐这些，已经50多岁人了，我不当！”后来，熊的二妹又说：“舅娘就参加了，你不参加？”熊说：“我老婆参加可以，等她去混一下，熟悉一下打坐有好处。”后又有几个人一起来对熊说：“你不参加咋个行？”熊当时不晓得他们的目的，是想打大醮，利用熊议长的威望，到各处去化缘，他们把底交了之后，熊议长就参加了。这样一来，打醮发起人就是熊议长了。
　　以前城内三年五年打一回大醮，1949年打大醮，在涪陵请两个大师来，一个叫“草上飞”的师傅，另一叫谭XX。请他们是来主持仪式。信男信女们念经打坐。这个“同善社”不信佛教，也不信道教，是另一种近乎文坛之类的慈善团体。
　　四川省粮食储运局摊派秀山采购军粮X万担，数量极大，价值又低，县府及地方人士均认为无力负担，向省有关部门要求减免，均无回音。有一次，专员李放六号召酉、秀二县到龙潭慰劳军队，秀山县长曾仲成，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吴纵言和熊绍韩议长去参加。劳军后，曾县长对熊议长说，李专员要我和你参加，到恩施谒见六战区孙连仲长官。曾、熊到黔江后，有酉阳党、政、参团负责和黔江彭县长同赴恩施。曾县长透露李专员要大家参加向战区控诉酉阳陆运总队陈嵩荪，意在夺取陈的陆运总队。熊绍韩向曾县长说，陈嵩荪的陆运总队在酉阳是妨碍役政（参加陆运队的运夫免除兵役）的，但对秀山陆运队是功臣，他们帮秀山把盐按规定运费运到龙潭，秀山每担盐要减少运费10元以上。兼之熊和陈是两代世谊，公谊私情，秀山人都不参加这件攻击陈嵩荪之事。
　　到了恩施，曾仲成县长要熊绍韩准备第二天见孙长官时作攻击陈的发言，熊坚持不参与攻击陈，而发言只是申请为秀山减免军粮。接着酉阳陈子尚、蔡勃又来游说，熊仍然拒绝了。
　　次晨见到孙长官，熊绍韩首先发言，为秀山要求减免军粮。孙表示请郭忏副长官考虑减免。下午，谒见郭副长官，熊仍然是第一个发言，要求减免军粮，郭答复说：“我们军队是受粮单位，不能为你们减免，你们要向四川粮食部门申请。”回县后，熊和曾县长专程到重庆粮食储运局再三要求，无结果。最后，县里开会推举熊绍韩和涂逸之再赴重庆向粮食部申诉。部长徐堪避而不见，由一个司长出面接待熊涂二人，勉以顾全大局、接济军粮，仍无结果而归。此案一直拖到解放时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