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宁育珪

　　第三批：1947年9月——1948年7月。
　　1947年9月，中共川东临委负责人肖泽宽同志派宁有圭来秀山工作。宁育珪到秀山中学后，充分肯定了稚心社的斗争成果，继续对该社成员进行深入的革命启蒙教育工作，使社员们的觉悟进一步提高。当时，学校事务主任贪污学生代管费做生意一事，引发了初中部学生痛打部主任杨秀实事件。
　　10月份，在国民党秀山县教育科的授意下，学校开除了罗会全、严松林等十余名学生。稚心社当即发起反击行动。由刘朝栋带一批学生到本县参议会告急；李宗贵、胡德华则见机行事。学生群情激愤，赶走了护校武装警察，骂走了县督学陈远辉，砸烂了开除学生的通告牌子。学校一片动荡，处于停课状态。后经县参议长熊绍韩出面，才达成了两项条件：学校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撤换事务主任。条件达成，这次风潮方才结束。在斗争中经受锻炼的积极分子，又被稚心社吸收。他们是：李德政、吴再励、喻朝顺、杨胜文、杨正明、刘福昌、杨建儒等。
　　1947年春期结束后，几十名学生遭到了“默退”的报复。但总的来说，秀山中学的这次斗争胜利了，它是全国范围“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学生们检阅了自己的力量。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稚心社继续担负着学运的领导工作。
　　1947年秋期，稚心社社员已发展到三十余人。丁长北加入了稚心社。
　　按照地下党的指示，抓住大好时机，坐下来读书，武装自己。大家发动起来，向进步师生借书，向县民教图书馆借书，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文学书籍有：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铁流》，马凡陀的《山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茅盾的《子夜》，马金的《家》、《春》、《秋》等。
　　为了改善学生伙食，壮大起来了的稚心社派聂传藩当学生伙食团团长，派李宗贵、胡德华、丁长北等深入厨房与工人交谈，发现了校方侵吞“仓余”等问题，予以及时揭露。宁育珪也以教导主任身份，说服校长张宗沛采纳学生的要求，依靠工友，精打细算，把学生伙食办好。
　　事情很凑巧，接任秀山中学校长的是张宗沛，他和宁育珪在万县是同学，过后他读过川大。他要接任校长，原来那批教师教学能力很强，很有声誉，因此本地教师满足不了家长、学生的要求，他就专程到重庆来聘教师。二月初他在重庆找到宁育珪，一摆谈，宁育珪就晓得秀山特支被破了，哪些人被抓了。宁育珪马上向川东临委肖泽宽同志汇报（肖后来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
　　宁育珪当时是受川东临委直接领导的，在沙坪坝搞学生运动。宁育珪把情况给肖泽宽汇报后，肖泽宽通过组织把这个消息在重庆《大公报》登上了，通过《大公报》把国民党抓“民主人士”（当时取这个名字）一下公诸于世，把被抓到黔江的没有确切证据的4个同志的名字在报纸上捅开了，如果不捅开，谁都不晓得这个事情，他们的危险性就大得多。经党组织两三个月的努力他们才脱险，邓光宇、谢书年还在黔江中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兆丰同志和谢若英同志回到重庆。
　　另一方面，宁育珪通过川东临委肖泽宽同志找了一批教师给张宗沛，这一批人是通过基督教青年会职业介绍所公开绍到秀山来的，这样即使出了什么问题也不会影响党的组织。这批人是：周国梁现名周文，现在重庆师范学院任总务处长；王晓鸣，现名李一平，现在陕西汉中三十六号信箱退休办公室，他的爱人叫彭克静，现也在汉中；还有进步群众周纯、岑本钧、徐介伯等。当时有组织关系的是周国梁、李一平、彭克静，他们来时没有建立支部，是个别活动，因为当时是来到一个组织刚被破坏的地方。
　　宁育珪当时正在重庆沙坪坝搞学生运动，1947年1月8日号沈崇事件引起各地反美大游行，宁育珪参与组织工作有些暴露，需要转移，就给张宗沛去电报，准备到秀山教书，同时报告了组织。但是为了准备“六一”大游行，宁育珪暂时未撤退，后来特务把他跟得很紧，组织上告诉他不能在原地工作了，希望他去川北。宁育珪以酉秀黔有利的社会关系，加之又是一个要害的地方为理由，请求派到这边来，组织上同意了。
　　宁育珪就于7月向张宗沛发出第二个电报，说要到秀山来教书。张宗沛也需要宁育珪来。
　　7月中旬，宁育珪离开重庆，9月初到了秀山。
　　宁育珪来后，因发现没有建立组织，这事不好办，原来的几位同志互相都没有拉通关系，只是个别活动。另一方面学校要重新健全组织，力量不足，教学质量也差。此时，校长张宗沛想宁育珪再回重庆替他聘一批教师，宁育珪就借这个机会于1948年的1月到重庆向组织请示，另派了一批人来。当时周文、李一平、彭克静他们离开了这里，陆陆续续经过湖南到鸡公山去了。
　　通过川东临委找的一批同志，有姚文钰，现名姚杰，现在贵州省开阳一一七地质队工作；有陈敏珍，现名陈家俊，现在北京中央党校工作；还有罗退之，本名罗广斌。
　　1948年1月，组织上通知姚杰到秀山工作，经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同志介绍，姚杰与宁育珪同志见面，以后在刘兆丰同志处由肖泽宽交待他和宁育珪同志到秀山后，由他成立一个党的特别支部，宁育珪和他担任特支负责人。谈到迎接解放军从秀山入川的事，要他们在那里作好迎接解放军入川的准备工作，另外刘兆丰同志介绍了秀山的情况。
　　当时由宁育珪同志带去秀山工作的，除姚杰以外还有陈敏珍（陈家俊）、罗退之（罗广斌）、徐介伯、陈一仲及冉百科夫妇，还有两个育才学校的学生（曹汝群、周小舟夫妇），共约十多人。
　　他们来秀山时，陈敏珍（陈家俊）、罗退之（罗广斌）等人是有组织关系的，于是立即建立了特别支部，由宁育珪任支部书记。
　　另外还有一些进步群众曹汝群、陈一中、冉百科，也来到秀山中学。
　　来到秀山中学过后，宁育珪当了教务主任，又是要出头露面，又要应付本地的局面，所以就改由姚文钰任特支书记，宁育珪作社会工作，作当地教师的工作；陈家俊作组织工作，罗广斌作宣传工作。
　　到秀山后，姚杰化名姚文钰。姚文钰与宁育珪同志研究，首先是把书教好，造成好的影响，然后开展工作，也就是要先“教好书，树好像，站住脚”。当时，宁育珪是秀中的教务主任，威望比较高，姚杰在秀中教高三班的解析几何、物理，都是吃重的课程，讲课也穿插一些自然科学概论，对学生灌输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当时外来的老师声誉是较高的。
　　经过一段时间，发现有些学生经教育，要求进步比较迫切，于是他们决定把重庆地下党的青年外围组织“六一社”带来这里，发展社员，建立青年组织，并确定了刘朝栋、罗福全等三个同学作为一批发展对象，学生中的工作主要就由陈罗二人来做。
　　1944年底前后，邹延江在下衙没有读完初中二年级，就参加了“青年军”，1946年6月自愿复员回家，同年下半年考入秀山中学高中班，因未读完初中，故对功课感到困难，邹延江就肯找成绩好的同学刘朝栋帮助或看他的作业，刘朝栋是从外校考入高四班的，邹延江也相当于外校生，两人就逐渐熟悉、互相帮助了。
　　1946年下学期，学校有“稚心社”的公开活动，邹延江当时认为这是一些爱好进步文学的同学互相学习研究，以搞壁报和学习文艺理论为主的社团，后来发展了再一看，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在这个学期，他通过刘朝栋的介绍，参加了“稚心社”。
　　“稚心社”的壁报内容开始比较温和，到1948年下半年，就显得比较“尖锐”了，记得刘朝栋的《谈金元券的贬值》，邹延江写的反对学校收“尊师米”的稿件，在同学中引起较大的影响。
　　1947年10月前后，刘朝栋给他一些课外书看，开始有《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静静的顿河》等革命文艺小说和《社会发展史纲》、《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史论丛》等进步书籍。1948年下期，他交给邹延江阅读、保管和分送给其他同志学习的有：马、恩、列、斯、毛的《思想方法》、《新哲学大纲》、《中国民族解放争斗》、《科学概论》、《联共（布）党史》、《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国统区严禁读书；有油印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兄妹开荒》等小册子；有在重庆油印的《挺进报》、《反攻》等党的地下刊物。一些进步同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书刊通过个别阅读、集体交换心得体会来提高认识，当时学习的劲头是很大的，几十年过去了，印象仍十分深切，后来他们讨论的方式更多采用晚饭后，利用校外散步时机，找一僻静草地席地而坐进行，讨论的题材很广泛，从货币起源到当时内战形势，始终是无所不谈。
　　第二批、第三批来秀山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中，宁育珪都是负责人，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任中国共产党秀山特支（地下党）书记。
　　宁育珪，男，四川黔江人，1916年生。1947年2月，他在重庆领导学生运动，组织反美大游行，因在组织工作中身份有些暴露，所以中国共产党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听他汇报后，派他转移到秀山中学领导革命工作。
　　他与周文、李一平、彭克静等地下党员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觉敌人已经对周、李、彭等人产生怀疑，于是将情况向川东临委汇报。1947年11月，李一平、彭克静夫妇撤离秀山；翌年2月，周文也撤离，他们先后去了武汉。
　　第二批来秀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只有宁育珪未被敌人发觉，他便坚守在秀山中学这块阵地上。
　　宁育珪以秀山中学教师、教务主任的社职业作掩蔽，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他在前任特支负责人刘兆丰、谢书年、邓照明等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在学校内以读书会、歌咏队、报告会、文艺宣传演出等形式开展革命活动，团结进步的教师学生，使学校的政治空气和学术空气浓厚起来。在原建立的秘密群众组织“稚心学术研究社”（简称“稚心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后来由于宁育珪当了教导主任，出头露面多。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组织上决定改由姚杰任特支书记。地下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特殊环境，采取灵活机智的策略，组织学生闹学潮，争民主、与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根据中国共产党川东临委的指示，宁育珪于1948年7月离开秀山到其它地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解放后，宁育珪曾任酉阳专署、涪陵专署文教科科长，1956年后任四川省教育厅中学教育处处长。
　　刘兆丰撤退以后，张宗沛任秀山中学校长。张是宁育珪在万县求学时的同学。当时，由于该校师资不足，教学质量差，张宗沛请宁育珪回重庆给他聘请一批教师。宁育珪借机于1948年1月到重庆向川东临委请求另外派一批人到秀山来。川东临委此次除派了姚文钰、陈敏珍、罗退之共3个地下党员外，所派的地下工作人员还有：徐介伯、陈一中、曹汝群和冉百科夫妇、周小舟夫妇（二人是育才学校学生）。
　　1948年1月，川东临委又增派了姚杰（化名姚文一钰）、陈家俊（化名陈敏珍）、罗广斌（化名罗退之）等4名党员来秀山中学。他们以教员为社会职业，开展地下工作，并建立了特别支部。在重庆时决定由宁育珪同志任书记。他们除对学生继续进行进步思想教育外，对原来进步学生组织“稚心社”的骨干经过选择后，建立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为其核心组织。首批发展的有刘朝栋、李宗贵、罗福全、池应兴等人，以他们为骨干在学生中开展活动。
　　1948年2月，川东临委决定由姚文钰（姚杰）、陈敏珍（陈家俊）、罗退之（罗广斌），与宁育珪一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秀山特别支部。特支于5月正式建立。支部书记由宁育珪担任，后因他当了学校的教务主任，既要出头露面，又要应付本地局面，所以改由姚文钰担任。
　　支部分工如下：宁育珪，社会工作；陈敏珍，组织工作；罗广斌，宣传工作。
　　姚杰，男，重庆人，生于1921年。1948年1月至1948年7月任中国共产党秀山特支（地下党）书记。
　　姚杰在重庆从事地下活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月，中国共产党川东临委派姚杰到秀山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担任中国共产党秀山特支（地下党）书记。
　　姚杰来秀山后，化名姚文钰，以秀山中学教师的社会职业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根据中国共产党川东临委的指示，姚杰于1948年7月离开秀山回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解放后，姚杰在贵州开阳地质队工作。此是后话。
　　罗广斌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最容易和学生接近，所以由他（陈敏珍作助手）在学生中建立组织，把原来稚心社的骨干经选择后又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作为重庆地下党的青年外围组织“六一社”的分部），首批发展的是刘朝栋、李宗贵、罗福全，后来又发展聂传藩、胡德华、钱靖等20多人，由他们在学生中开展活动。
　　罗广斌担任高四班级主任（班主任）。因为他年轻活跃，关心学生，善讲故事，很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学生。他讲故事深入浅出，从元素周期表讲到原子弹，从物理讲到爱因斯坦、华罗庚、闻一多、李公朴，从大小凉山的踢踏舞讲到婚姻问题，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和美军的暴行。学生从他的故事中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坚定了信念，充满信心地投身于革命。他重点指导刘朝栋、李宗贵、罗福全三人，从而于1948年5月组建了六一社。与此同时，并把正在继续壮大（指定刘朝栋任小组长）的稚心社建成半公开性的进步群众组织。
　　“六一社”是中央南方局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原名“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7年为纪念重庆地区“六一惨案”，经中央南方局批准更为此名。1948年后，根据斗争的需要，成渝等地通过上级党组织批准，又恢复“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名称。但秀山地区因多方面的原因，从组建到秀山解放，一直用“六一社”名称进行活动。
　　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秀山特别支部建立，先后由宁育圭、姚文钰任特支书记。
　　秀山地区的“六一社”，是秀山特支于1948年5月19日指导组建的。当时特支成员有宁育珪、罗广斌（化名罗退之）、姚杰（化名姚文钰）、陈家俊（化名陈敏珍）。组建时，因“稚心学术研究社”在秀山中学已有影响，特支便将“稚心社”骨干刘朝栋、罗福全、池应兴和李宗贵共四人第一批吸收加入“六一社。”并由刘朝栋负责。还决定“稚心社”从秘密状态转为半公开状态，以团结更多的人。所谓半公开是指以“稚心社”名义出墙报、发号召、组织学习等，但组织机构和成员仍是秘密的。
　　六一社建立后，以稚心社为基础，扩大革命宣传、组织学习讨论，特别着力宣传毛泽东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使学运骨干迅速增加。六一社吸收池应兴加入，稚心社也发展到40人左右。
　　1948年初，中共川东特委在重庆再次决定组建由宁育珪同志为书记，成员包括罗广斌为委员的“中共秀山特别支部”来秀中。
　　是年2月，宁育珪继刘兆丰等同志在秀山摸清情况立下足来之后，川东临委再一次增派力量，组成中共秀山第三届特支继续完成原制定的“在本地农村学生中培养建党对象，通知毕业作桥梁，在农村开辟工作，建立地下武装，搞小块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任务。这段时间，罗广斌在“六一社”组建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这当然也就满足了进步学生当时要找到党的组织，渴望参加反帝支封建斗争的迫切要求。
　　当时，罗广斌同志担任我们秀山高四班级任老师，他年轻活跃能干，关心同学，会刻图章，善讲故事，在他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同学，一批党的积极分子也就逐渐脱颖而出。师生无间，桃李情深，听他讲故事，请他解答疑难。他从代学元素周期表讲到原子弹，讲到爱因斯坦，讲到华罗庚、闻一多、李公朴；从大小凉山的踢踏舞讲到婚姻问题，揭露封建军阀、蒋宋孔陈的腐朽、美军的暴行，宣扬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同学们的视野，对同学们进行了要正视现实，坚持正义，充满信心投身革命的教育。
　　此外，他还秘密给刘朝栋、罗福全、李宗贵三人一些从重庆带来的《新经济学大纲》、《新哲学大纲》、《联共（布）党史》等当时的违禁读物学习。他以党组织名义找他们三人，第一次谈话是在刘朝栋从同班女同学处要来谢书年的“自白书”（是登在反动派一小报上的）交罗广斌同志看后的几天后一个下午，谈话是很严肃的。
　　罗广斌首先要他们谈对谢书年、刘兆丰等同志的看法，他们说都是些好老师，从他们的言行看，肯定是共产党员，对他们有很大影响。
　　罗广斌讲从小报上看，谢书年可能叛变了，我们说也不一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什么手段都可使出来的。罗广斌认为他们分析有一定道理。并说详情有待进一步了解。
　　罗又问他们，这个“自白书”要是真的，真是谢书年本人所写，你们又该怎样看呢？他们讲叛变是可耻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是鲁迅先生那样的硬骨头，要像裴多菲诗人讲的那样去为正义为真理而死，才是无愧于人民。他们还讲到“稚心社”，谈到想找到党组织来领导他们，罗广斌对这次谈话表示满意。
　　他重点辅导刘朝栋、罗福全、李宗贵3人学习毛主席刚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当时是四川某报《社论》发表，未署毛主席名）和《双十土改法大网》。讲解“六一社”的组织沿革，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革命青年应参加自己的组织才能形成巨大力量等道理。强调“六一社”当前任务是“反帝”——就是把美帝赶出中国，反封建——把蒋家王朝推翻，讲了在秀山建立武装根据地的必要。在党的教育下，他们三人写了入社申请书和自传。
　　第一次谈话一周后，罗广斌同志约他们3人到学校附近的大水塘草地进行第二次组织谈话。首先要他们每人都谈一下个人身世，进一步谈“稚心社”成立后情况。他们谈后罗广斌又讲，据组织了解，你们都是热血青年，较早接受党的教育，追求进步，在失去组织领导下，能主动搞一些活动，配合全国的学生运动，起到了挖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墙脚的作用，是进步表现，是靠近党组织的表现。接着，他告诉三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一个青年革命组织，原来叫“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日战争时间叫“抗日民族先锋队”，以后在西南又叫“民主青年协会”（“民协”于1945年8月经南方局正式批准定名“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为了纪念1947年重庆“六一惨案”，现叫“六一社”，她是西南地区革命青年自己的战斗组织，他说“六一社”现阶段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具体说这个组织的每一个社员，都要为推翻蒋家王朝，赶走美帝，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战斗。
　　他还为三人讲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精神，说将来找到此书后一定要好好进行学习（此书直至1949年王烈如受组织委托，第一次从重庆带来秀山）。罗还讲了组织最终的奋斗目标，讲了共产主义，讲了中国共产党。三人要求他谈一下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
　　最后他问三人愿不愿意参加“六一社”这个革命组织，说如果愿意，他可以做介绍人。事情来得有点突然，也像快了一点。
　　党组织找上门来，这时三人却犹豫起来，他们要求给两天的考虑时间，说他如带得有的话，他们希望能读到这个组织关于当前战斗更具体的东西，以增强他们的认识。罗说可以满足要求，并嘱咐要保密，如果愿意参加“六一社：每人先写一份自传，由他转交组织。
　　5月初，罗广斌代表组织找他们谈话，说组织经过审查，同意他们入“六一社”，说参加革命有被敌人杀害的可能，要他们当场表示在敌人法场上或法庭上如何对待。
　　回校后，罗广斌给了他们一部分《挺进报》、《反攻》等党的地下刊物，《中国土地法大网》、《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没注明是毛泽东所作）、《中国各解放区分布图》（载有华蓥山等根据地）等油印小册子。他们3人一口气把它读完，差不多彻夜交谈，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考虑的是生死问题，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参加了组织不但无个人利益可言（后来我们才知道，罗等教书得来的钱，平时省吃俭用，留下的作党费全部上交组织），而且要随时准备为理想而牺牲的，这一选择是一个痛苦过程。其次，他们从联共党史中读到，苏联共产党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争，我们中国共产党怎样呢？纵然我们加入的不是共产党，但她是党直接领导的组织，这一点，也是要慎重考虑的。
　　经过反复摆谈和激烈的思想斗争，3人终于统一下来，大家认为既然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为真理而献身是庶几无愧的，他们决定参加“六一社”。按罗广斌指定的时间写好了自传（自传要写家庭情、社会关系、个人从七岁起的简历、思想发展变化情况等），组织进一步对他们进行审查（包括罗散步时和他们一道去过刘朝栋、李宗贵两家家庭）。
　　5月中旬，罗对他们说，上级组织研究了我们的自传并进行了审查，决定吸收他们三人参加“六一社”，按组织意见，原准备举行较隆重宣誓仪式，因环境不许可，改在野外简单举行。
　　5月19日，由罗广斌同志监誓，他们在现煤建公司大楼旁，当时是块草坪上宣誓。
　　宣誓后，罗广斌重点讲了为了实现真理，很可能会牺牲，但我们不是为了牺牲而革命，一个革命者要准备即使在敌人的酷刑和刑场威逼下，也不能暴露组织，出卖同志，变节是可耻的，将受到人民唾弃和组织惩罚。他宣讲了地下时期的组织原则，个人与组织之间，只有纵的关系，不许横向联系，也不允许接头联系，宣布我们3人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并指定刘朝栋为小组长，与罗直接联系。
　　在以后碰头中，罗与我们一道，商讨了刘朝栋工作小组的具体任务是：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组织进步学生学习马列主义，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了解党的政策，并向广大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协助组织派来的教师，熟悉教师队伍，开展教师工作，团结广大教职员工，孤立反动分子，要重视了解社会形态，开展社会工作，了解社会知名人士的政治面貌，为将来策反，组织武装，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好准备。对“稚心社”他讲了组织意见，要去加强领导，其组织宗旨可以不改，可作为团结同学，教育同学的半公开性革命学生组织。他还说宗旨改了，把它搞得过红了，反而不便于同学接受，也不便在学校公开活动。就这样，我们自己和“稚心社”全体社员，终于又找到了党，与党组织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有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工作进展很顺当。
　　入“六一社”后，有了自己的组织和明确的奋斗目标，进步学生干得更欢。中共秀山特支决定，把稚心社办成半公开性的、团结同学教育同学的群众性组织，两社主要任何是为今后在秀山东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作思想和基本力量的准备。这学期，他们不定期报地在野外举办不同层次的专题座谈会。核心力量则传阅《挺进报》、《反攻》党内特刊《联共党史》等大部头读物我们把它折散另贴封面，以便阅读，稚心社从地下走入地上，办了“稚心特刊”，以扩大影响。
　　三人加入“六一社”后的下半学期，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利用“稚心社”这个半公开性的进步青年组织，抓紧对同学作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克服书籍和文件不足的困难，我们将大部头（如《联共（布）党史》书籍拆散分订成若干小册，封面贴上普通书籍封面，这既能躲过不不必要的麻烦，也扩大了阅读范围，还组织进步同学不定期不定人的进行国内国际形势座谈，宣讲他们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挺进报》、《反攻》刊物上所学到的东西。曾讨论过国民党反动派下令解散“民盟”和3月国民党召开的伪国民大会，抬棺、绝食，一派乌烟瘴气究竟说明什么等等。这些工作为他们1948年底和1949年夏的两次较大学潮，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作了一定的准备。大约在6月中旬，一天半夜了，罗广斌把3人叫醒，说他们得到情报，反动派可能对他们动手，需要把放在学校和刘朝栋家（因刘家离学校太近）的进步书刊进行转移，三人按照他的吩咐连夜处理好了这些书刊。
　　革命烈火正在秀山中学继续燃烧之时，特支发现敌人正在窥探。6月上旬，中统特务冷克明来该校追问罗广斌的来历：与此同时，一个本地教师当上了“秀山县中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后，也煽动本地教师与外地教师闹矛盾。
　　两个本地教师最爱捣乱的，一个叫熊克强，是熊绍韩的侄儿，这个人是从国民党旧军队来的，是不是特务特支还不清楚；一个叫程梦佳，他的老子是涌图的袍哥大爷，他是从重庆教书回来的。他们发觉外地教师有特殊待遇，每月多一斗大米，他们就搞本地教师联谊会向县参议会、县政府请愿，和外地教师闹矛盾。由于外地教师实际比他们教得好，问题不大。
　　特支决定安排下迷魂阵迷住敌人，好借机转移脱身。于是发动外地教师放出“辛辛苦苦为秀山教育卖力，却受到排斥打击，不愿再呆下去”的言论，六一社则发动同学开展挽留外地教师的活动，并组织代表向校长张宗沛施加压力。就这样，借外地教师去留问题上，把局势搞得扑朔迷离，敌人难辨真假，一时无法入手追查。
　　但是，罗广斌原来在重庆地下党办的一个中学里教书，搞得比较红，在那里活动有些暴露，离开重庆后，特务在找他。他到秀山改了名，不久重庆警备司令部通过秀山的特务组织了解罗退之的来历，问可能知情的人宁育珪：“他还有有别的名字，原来在哪里工作，是怎样到秀山来的？”当时的特务就是秀山稽征所的冷克明，他通过熊克强来找宁育珪，他有几次专门拿些数学公式来问宁育珪，想借此来了解罗广斌的情况。
　　冷克明一来，宁育珪就知道了他的目的。
　　罗广斌来秀山后，虽然改名为罗退之，当时秀山县教育科长周子祯就曾向宁育珪（当时任秀山县中学教务主任）打听“罗退之以前是不是叫罗广斌？”虽然宁育珪把他吱唔过去了，但证明特务是在到处寻找他的。
　　所以，后来学生闹，教师也闹，在教师之间闹成一个僵局，掩盖了罗广斌的问题，特支同志7月份就撤走了。因为是宁育珪把他们请来的，所以由他送回去，路过酉阳时，专员庹贡庭要他们全部留在酉秀一带工作，宁育珪就先把他们送回重庆，到了重庆，因为刘矮子被捕，重庆市委、川东临委遭到破坏，宁育珪在重庆找了一个星期才把组织关系找到。当时刘兆丰同志接待了他们，他们详细汇报了秀山的情况，并汇报已建立了外围组织“六一社”。
　　党组织得以安全撤离前，交待学校工作应放在“挖敌人墙脚”（即把学校这块净土，也被国民党玷污的事进行暴露）和准备下乡建立武装基地上，给刘朝栋一人留下了下期地下党来秀与刘朝栋接头的联络暗语。暑假，罗福全通过党组织去华北参军。
　　1948年7月，特支全体党员主动撤离秀山，他们到重庆后，向川东临委刘兆丰汇报了情况，汇报后，宁育珪同志回到酉阳工作，其余同志留在重庆隐蔽。
　　7月初，宁育珪等同志撤离秀山前，罗广斌召集六一社刘朝栋小组成员，要刘朝栋代他主持他们离去后小组的工作，又单独向刘朝栋交代任务：紧紧抓住最能调动学生斗争积极性的反学校腐败现象问题，并推向社会。又一次特别关照要注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罗福全向罗广斌汇报已与王晓鸣、周纯等同志联系上，他们同意介绍他去华中解放区参军，罗广斌表示同意并向他们交待离秀后的任务。离秀的前一晚上，罗广斌又单独给刘朝栋交待组长应抓的工作，约定了上级下期派人来的接头地点和接头暗语。
　　刘朝栋小组3人就是这样走上革命道路的，由于参加组织时思想准备较为充分，因此即使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在敌人剌刀的威胁下，他们也没有一点动摇和害怕。
　　第二日清晨，罗广斌等同志便离开秀山去重庆。
　　离开秀山前，罗广斌对刘朝栋小组说，开展学运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学生、培养骨干，根据秀山特点，斗争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要特别要重视“有理”二字；再就是抓农村基地建设的准备。临走时，他还向刘朝栋交代了上级党组织派遣第四批地下党员与六一社的联络暗语。
　　罗广斌思维缜密，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秀山中学的革命斗争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罗广斌(1924--1967)，作家。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胞弟，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建国后，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重庆"11.27"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大家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
　　罗广斌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曾与刘德彬、杨益言合写《在烈火中永生》等小说。1958-1961年与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发行350万册，并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2岁。文学天才英年早逝，秀山重庆山河含悲。
　　暑假中，罗福全通过组织关系离秀山去中原解放区工作。
　　是年冬，池应兴的父亲去世，经地下党秀山地区负责人辛晓晴（化名辛国仕）同意，让他以父丧为由退学回家，在乡下发动群众，为筹建武装根据地做准备。
　　几十年过去了，党组织对刘朝栋小组的精心培养，罗广斌、刘兆丰、宁育珪等老师对他们的热情教育、引导，使他们永世难忘。
　　当时上级组织指示辛晓晴同志去搞匪运，辛就布置池应兴不要读书了，回去搞匪运，但池还未搞开就解放了。池应兴是辛晓晴同志发展的“六一社”社员，他们之间是单线联系，后来他的组织关系交刘朝栋领导，像这些同志应该说是组织交待了任务的。又比如刘朝栋、李宗贵、王烈如、胡德华他们在刘兆丰同志准备撤退时有很大一批书籍交他保存下来，这种工作弄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另一方面他们扩大组织，逐步深入到农村，所以他们应该算是交待了具体任务的。
　　第三批来秀山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全部撤离秀山。罗广斌首先撤离，宁育珪转移到本阳县任教，其他同志也先后分散转移。
　　第二批、第三批来秀山的地下党员，均安全转移撤退，又到另外的地方继续干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