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稚心社初试锋芒

　　第一批来秀山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撤离后，稚心社成员想了许多办法与党组织和其他革命者取得联系。他们在与李一平、周文联系上的同时，又与民盟盟员苏平（化名岑本钧）、民协（民主青年协会，新民主青年社前身）会员周纯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同秀山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来了个“敲山震虎”，把秀山黑幕戳了个窟窿。
　　当年端午节后，也就是在北京“沈崇事件”引发的全国性反美大游行之后不久，稚心社利用国民党秀山兵役科科长冉格木侮辱秀山中学高四班女生舒云这一事实，抓住冉子琴开展说理斗争。
　　1947年1月，北平女大学生沈崇被美军强奸，暴发了全国性反美大游。5月，由学生发起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的运动很快进入高潮，举国上下，学生罢课，老师罢教，工人罢工，农民抗丁抗粮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我们按捺不住了，大家怀着对反动派的愤怒，对刘兆丰等同志的怀念，总想寻机找到一两个反动家伙出口气。
　　开学不久，我们就听到传说，我班女同学舒云在整个寒假期中，被伪警察科长冉子琴缠住不放，逼迫嫁给他当小老婆，说什么舒已被其奸污了等等。6月初，舒有8天未来学校，说是冉子琴逼其结婚，不准她上学。消息在同学中传开后，大家非常气愤，王晓鸣、岑本钧、敖启瑞等老师还在同学中公开表态，气氛是紧张的。稚心社组织认为是反动派主动送来了个出气对象，应当签收。一个有妇之夫，死皮赖脸地跑进一个女学生家死缠，问题就够严重了，教训教训这种人，社会是同情我们的，意见一致后，大家分头去发动同学，制造舆论，提出“堂堂最高学府，岂容流氓小子横行”这口号，决定由稚心社骨干罗会全出面，领导这场运动。准备成熟后，那天下午，罗会全带领高初中同学，分兵数路，去抓冉来学校“讲理”。当时，冉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几次想摔脱都未办到，最后逃回自己家中再翻墙逃走，这诡计被同学们识破，并及时赶到后门紧追不放。冉更慌张，逃至南街抓到一部人力车坐上，向平凯方向跑去。
　　冉万没有想到，几个毛头学生，竟敢这样算计他，在他还未回过神来时，就被在南门飞机场边茶馆外等他的罗会全、黄臣才、钱隶岳等同学拖下车来，随手缴了他佩带的手枪。在附近捉冉的高初中同学闻迅赶来，先将冉押到学校大门外树下，令其招供侮辱秀山中学女同学的事实，冉矢口否认到过舒家，激起大家更大愤怒，将冉拖至学校礼堂，令其跪在孙中山像前，同学们蜂拥而上，打耳光，吐口水，令其交待罪行。闹了一个多钟头，直至冉装死躺下，大家才罢手。由罗会全、陈清珍（女）二同学出面，宣布冉的罪行，警告他如敢再侮辱女学生，将以更大处罚。当晚将冉哲押学校，待写出认罪书和交待罪行后再酌处。晚十点过后，伪县参议长熊绍韩，伪教育科长周子祯匆匆赶来学校为冉说情，他们与学生代表谈判并作出了保证后，学生才交还冉的手枪，熊周二人悻悻地将冉领走，事态才平息下来。
　　在这个学期中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考试时，有两个学生罢考（实质是不满校方）。曾纪瑜和陈仲为等人就要开除这两个学生，两学生不服，其他学生同情他们，于是就闹起了全校罢考。张宗沛拿起没办法，就叫训育主任出面调停，他们商量去找教育科长周子祯，周来校，县里就派武装队把学校包围起来，想用武装镇压学生。
　　学校发生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周文和岑本钧商量了一下，学生罢考值得同情，但不够恰当，现事已至此，他们对来找外地教师的学生说：你们商量一下，一方面提出要求。第一不准开除学生，第二把军队撤走，不准再发生类似事件；另一方面拿些人出去，在社会上作点宣传，向学生家长好好谈谈。
　　按照这个意思，进步学生拟定了几条向校方提出来，后来学校找训育主任召集学生讲话，说学校基本上接受这些条件。当时虽然县里武装撤走了，也没有开除那个闹得凶的学生，可是复课以后到了期末，还是把那两个学生默退了。秀山县偏僻山区，山区的学生很老实，开除了默退了就不来读了。
　　学生狠揍伪警察科长冉子琴的消息，当晚传遍全城，第二天成了县里头条新闻。大多数人说这种人该打，打得好；一部分人讲冉子琴少年得志，忘乎所以，千惹万惹，怎么去惹学生，遭打也是白遭鬼打；还有人说，学生后面还有其他人插手。
　　熊绍韩将人领走后，地下党员周国梁、王晓鸣就告诉进步学生，要冷下来，静观事态发展。不知当时的反动政府和校方是怎样谋划的，事件后，他们装得好像没有事一样，既不清理谁是这件事的发动者，也不在公开或私下场合谈论这事的是非曲直，反动派内心的惶恐，能够想见。进步学生呢，为能找到一个反动官员出出气而感到高兴，通过斗争性，教育了同学，锻炼了自己。
　　这次活动伸张了正义，显示了团结的力量，使得稚心社进一步发展，又吸收了聂传藩、邹廷江、池应兴、罗凤云、陈通伦等同学入社。
　　在痛打流氓反动官员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接着从免考斗争演变为“要老师、要读书”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在这些斗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周文、李一平等地下党员高超的斗争艺术。
　　痛打伪警察科长的胜利，使进步同学感到欣慰，总算跟上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形势，另一方面，使反动派更加紧张，对秀中的活动，更加关注。稚心社进步学生按地下党的意见，“冷下来，读点书，总结经验，加强自身建设”。时间很快进入期末，按学校惯例，学期结束都要举行期末考试，以评定成绩，决定学生下期升留级。这多年“习以成俗”的规定。这期却因校方治校教学不力，学生不满，于是有人要去动它了。首先是高二班同学提出“这学期好教师少，学又没学好。大家去要求学校免考了吧！”这一想法，在高中部几经酝酿，最后由各班选出代表，向学校反映。
　　校长张宗沛没有认真听取代表们意见，反而指责同学“是无理取闹”。这激怒了同学，有的骂他，“有本事当校长，为什么没有本事聘外地教师”；有的同学质问他，“全县人民筹集办高中的基金额，你究竟拿到哪里去了”；不少人喊出“我们要教师，我们要算账”的口号。张宗沛恼羞成怒，第三天，他再次召集各班代表，会上狠狠指责同学们，并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开除“带头闹事”的30余名学生名单。说什么同学“目无师长，不守校规，无理取闹”，“实属兆丰余波未平……”
　　同学们不服，争吵间各班学生赶到，冲垮了会场，张宗沛开除学生的牌告也不敢挂出来了。
　　但当天晚上有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守住校门，不准同学们进出，据后来人讲，这是学校向反动政府告急，说学校有“异党活动”，反动政府联系前不久痛打冉子琴事件，学期中打初中部主任杨秀实事件和刘兆丰老师被捕线索，才派反动武装包围学校，想用武力镇压一下。
　　这次同学们自发地把火点起来了，反动派要下决心进行镇压，少数人有些紧张，稚心社要不要挺身而出去加强领导，进步学生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分头去问计于周国梁、王晓鸣、岑本钧、周纯等老师。王晓鸣老师要他们“斗争做到有理，人利、有节，不要急躁，要保存力量，要适可而止”；周国梁老师讲，要带领同学与他们斗，做到不准开除学生，把军队撤走，不准再发生类似事件为先决条件与他们谈判，要拿些人出去作社会宣传工作，让社会各界人士来讲，让家长们来讲。
　　围（实际是白天撤走，晚上包围）后的第三天上午，进步学生正按老师的意见进行部署，学校突然通知高中近三百名同学去县党部听“训话”。校内由初中部主任杨秀实带一排伪警将学生监视起来，然后挂出开除学生牌告（这次开除学生由30余人减到几人）。去听训话的同学（实际并没有训话，只在那里坐了一阵，有人出来叫他们回校）在返校途中，在老飞机坝遇被反动校方开除的罗会全、严松龄等人，才知中了“调虎离山计”，大家非常气愤。
　　各班积极分子就地计议，决定将“罢考”斗争改为“要老师、要读书”的斗争，几百人（这时初中部分同学冲出校门，与我们会合）在刘朝栋带领下，队伍原路返回伪县党部“请愿”沿途高呼“我们要老师”、“我们要读书”等口号，深受各界人士的赞许。
　　队伍到伪县党部，无人敢来与进步学生见面，大家怕先回校的少数同学吃亏，大队伍再一次跑回学校，一鼓作气地轰走了伪军警，砸烂开除学生的牌告，骂走了当时到学校“视察”的伪督学陈元辉，逼着张宗沛表态承认错误，收回成命。
　　接着，进步学生按事前安排的，派出同学去作社会人士和家长工作，刘朝栋也作为代表去伪参议熊绍韩处，控诉张宗沛不能请来有学问的老师，侵吞办学经费，克扣学生伙食，横蛮不讲理地开除学生，还拉来军警镇压学生等罪行，熊在我们面前当场表态，办学基金，下期由他亲自管理，暑假一到，即督促张去重庆聘合格教师，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就这样，在社会压力、校内多数教师同情、支持和同学们团结战斗下，伪军警被悄悄撤走，开除学生的成命撤了，学期考试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个学期就结束了，但进步学生付出了代价，暑假期少数同学遭到了“默退”的报复。
　　秀山中学“罢考”斗争，是全国“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运动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说张宗沛没聘来好教师，只是“罢考”一个借口；实际上这期来的外籍教师，大部分是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派来的，其中周国梁、王晓鸣、岑本钧、周纯、黄忠良、王国华、徐介伯等，大多数是本科毕业生，不但教学效果好，周、王、岑、周还是革命的引路人之一。再说，要是没有全国轰轰烈烈的运动，在这边远山区，敌人又武装到了牙齿的小城，闹到如此地步，反动政府决不会罢休的。狠揍伪政府官员和罢考斗争的胜利，使同学检阅了自己的力量，也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稚心社在罢考斗争中，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始终抓住斗争大方向，这对取得胜利，配合全国民主运动，教育群众，锻炼干部都具有积极意义。
　　进步学生带着斗争胜利的喜悦心情进入了1947年暑假，几个核心成员计议，稚心社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组织社员学习，进一步修订“社章”。学习中，大家认为，希望现行的反动政府来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读书救国”的道路也走不通，大家向往的是从苏联小说中所了解的革命和所描绘的新社会，但我们应样走，图像模糊，但大家有一股憨劲，就是要关心时事，炼就本领，把秀山有志之士拉到一块，以期将来在秀山开辟一片新天地。
　　这次斗争后，又把积极分子李德政、吴再勤、喻朝顺、杨胜文、杨正明、刘昌福、杨建儒等同学发展为稚心社社员。
　　1947年2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包围了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办事处，南方局被迫撤回延安。
　　周文在秀山从报上得知这个消息时，就想：组织已经撤走了，我们怎么办，组织上是否还要派人来？组织联系我们又去找哪个？
　　这时，周文只得给女朋友写信问情况（她是1948年才入党的），她回信说“家里人都回老家了去了”，至于怎么联系还要等待。
　　周文、岑本钧反复考虑到底不回重庆，原来说了3个月至半年回去汇报一次，现在若回去重庆组织又发生了这个变化。
　　暂时无法行动。
　　紧接着，重庆大逮捕发生了，1947年6月1日的大逮捕抓了不少共产党员、民主人士、进步青年，这种局势下，地下党同志回去怎么办？他们还是只有继续等待。这期间，周文的女朋友给他来了三封信，都谈到这些情况，第三封信收到后周文给她回了信，就很长时间没见她的来信了。
　　不久，王晓鸣的爱人彭克静来到秀山，周文、岑本钧从她那里知道重庆的情况，形势很紧张。
　　暑假中，周文、岑本钧、黄忠良和王晓鸣等几个去清溪方向一个同学伍建民家里耍，伍建民是当地人，与当地一股小土匪有些认识。他对我们说，土匪一要枪二要钱，但不愿打哪个的旗帜，连国民党的旗帜都不打，其他的旗帜更不愿打。周文一行还到一个姓陈的学生家里住了几天，后来又到梅江去，走了好几个学生家。
　　下学期就要开学了，张宗沛叫周文作教务主任，陈仲为仍然作训育主任，曾纪瑜就只教书了。宁育珪大概是9月初来秀山的，他教数学，他来后不久又来了俩夫妇，男的姓陶有40多岁，女的只有30多岁，这俩夫妇前后住了一个多月就走了。他们留给周文的印象很深，因为那个男的一直生病，女的与特支有些接触，她是作女生管理，和周文谈了一些情况，他们走时，特支还帮着凑了一点路费。
　　在下半年里，我们外地教师与本地教师有些矛盾，特别是宁育珪与训育主任陈仲为矛盾突出，矛盾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上的分歧；其次是陈仲为和张宗沛关系好，拿两席工资，比其他教师都多得多。由于陈仲为政治上反动，在学生中经常说一些反动的话，搞一些不光彩的活动，于是宁育珪与他的矛盾就这样发生了。为了排除掉陈仲为，宁育珪直接出面与陈争吵，一次在饭堂吃饭两人吵起来，他们捶桌子打板凳，甚至把饭桌都掀倒了，宁育珪还发动学生与陈斗争，就这样逼着陈仲为离开了秀中。
　　正在这个时候，李元前去重庆回来了，同他一起来个女人，他说是他爱人，外地教师在与他爱人摆龙门阵时，发觉李元前可能是个特务，这女人比较幼稚，她说，他们是童子军训练班毕业的，是国民党的一个机关分配来这个学校的。她又说，他们都是宣誓了的，都参加了那些组织。车转来外地教师又去诈李元前，他总是“吱吱唔唔”否定女人所说。李元前和新十七旅勾结得很紧，经常到那里去，他还经常跑到县教育科周子祯那里，同时也不时到学生寝室以及外地教师那里东串西串，很显然这是有问题的（解放后才了解他确实是一个特务）。
　　李元前的可疑，陈仲为的被逼走可能有报复，加之特支那时组织关系也还未联系上，看来情况比较复杂。于是，周文和岑本钧商定还是离开秀山为好，岑本钧的意思是到解放区去，周文说还是先到武汉再说。王晓鸣、彭克静夫妇最先撤离，是在1947年11月初走的，王晓鸣当时对周文讲，接到重庆来的一封信，说重庆的形势很紧张，必须走。
　　实际上，张宗沛在王晓鸣走的前两天给周文谈了个情况，他说有人来了解王音乐，我说王音乐就是王音乐，有什么了解场！周文把这情况告诉了王晓鸣，加速了王的提前走，那月工资还没发他们就走了。走的借口是说彭克静是湖北人，她和王晓鸣结婚后还未回去过，他们俩夫妇就这样离开秀山去了湖北。
　　王晓鸣、彭克静当时都没有表明他们的身份，只有岑本钧给周文说过，他是民盟成员，是李相符介绍来的。可周文知道李相符是大学教授，是民盟中央领导之一，而他又是中共党员。
　　1950年1月，周文和岑本钧一起到武汉找到了周荻帆、杜子才，岑本钧到鸡公山的一个中学教书，周文在武汉马口中学任教，没过多久，武汉大学的一个同志告诉他四川的一些情况，周文就回到重庆——西南局（原叫南方局，解放后又叫西南局）。当时书记是邓小平，组织部长于江震，党籍处长刘凡，干部处长陈野苹。他们说现在来了不能像过去的游击作风了，要正规化了，先暂住招待所，过几天就分配到军管会工作。
　　周文说自己只能教书教中学，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把分配到文管会，1953年筹建重庆师专，他被调来搞筹备工作，一直到离休。
　　当时秀山驻军，属潘文华五十六军的一部分，王晓鸣去秀山的任务是设法打入军队，因此必须走出学校设法与驻军中的人员接触。于是，1947年上学期（约是4.5月间）他便去策动教育科长周子祯，准利用他出面组织一次军民联欢的音乐演出会，他同意之后，便由秀山中学、秀山师范学校、五十六军驻秀山政工队的及秀山城内一部分喜爱音乐的社会人士，联合在秀山城内一文庙的戏楼上举行了一次军民联欢的音乐会。王晓鸣在音乐会上作了二胡独奏表演，得到秀山驻军特务连长朱大关和指导员刘明德的赞赏，从此认识了他们。
　　以后，王晓鸣和他们经常接触，在接触中他发现，朱连长喜欢京戏，而且还会哼唱几段，正好王晓鸣会拉京胡，于是在和他接触中，投其所好。虽然王晓鸣对京戏不太内行，但还有点常识，有时和他大谈生、旦、净、丑、末的唱工、做工，评论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的唱做流派，与朱连长谈得甚为尽兴；有时他拉起京胡，二簧、西皮、倒板、原板，给朱连长伴唱。
　　以后王晓鸣又给他们篆刻私章、书画条幅赠送的方式，进一步和他们拉关系，建感情，这样双方就越来越熟识了。有时他们拉王晓鸣上馆子、打麻将，我也本着入于污泥而不染的原则，应和一下。总之，王晓鸣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极其豪爽、潇洒、随和的样子，使他们感到我够朋友，接着王晓鸣就流露出厌倦教书生涯、向往军队生活的意向。因为他当时名叫王晓鸣，他草书晓鸣两个字朱连长误认成“烧鸭”二字，因此，刘明德常开玩笑叫他王烧鸭。
　　有一次，刘明德对王晓鸣说：“烧鸭，你干脆丢掉你那教书匠的帽子，到我们部队上来干吧！”朱连长也竭力怂恿。
　　王晓鸣问：“我到你们部队能干点啥？”
　　刘明德说：“政工处、政工队都可以发挥你的本事，只要你愿来。我保证向我们政工处长保举你。”
　　“那就承你们二位的情了！”
　　过了一段时间，刘明德跑到学校来对王晓鸣说：“我跟我们师政工处处长保举你了，他答应你到我们师政工队去当队长，少校官衔，你干不干？”
　　王晓鸣当时考虑，政工队是一个搞反动宣传的单位，与武装部队接触的机会不太多，他的任务是策反武装部队，就地打游击，打入军队的政工队合不合适，还需等到暑假去重庆张子英同志汇报，经党组织决定后再定。于是，王晓鸣对他说：“当政工队长，我还得考虑一下，至少也要等到这学期把书教完了才行。”就这样，这件事就暂时搁下来了，但王晓鸣和他们的往来接触，仍然连续未断。
　　约在1947年的7月快要放暑假的时间，王晓鸣突然接到张子英同志来信，用暗语告诉他暑假不要去重庆了，他已回老家，王晓鸣所托他在渝办的事，他已托付给周健民兄了，让王晓鸣等周健民来信。接着不久，王晓鸣在报上见到重庆《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回延安的消息，他知道张子英同志已撤回延安去了，只好等周健民来信联系。这时潘文华五十六军驻秀山部队，也向湖南开拔。看来原来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无法实现了，我便在秀山等待来信。
　　1947年的暑假过去了，下学期开学，王晓鸣仍就聘于该校，仍任音乐教员，宁育珪同志该校担任教务主任之职。
　　王晓鸣在那里等待着重庆周健民来信，一直等到同年的10月，不见信来，不知重庆地下党的组织情况如何，是否发生问题，当时那种在工作中无所适从，切盼党组织来信联的烦恼心情，是无以名状的。
　　宁育珪同志曾在重庆和王晓鸣接触过，王晓鸣知道他与党有关系，但从未说穿，彼此都心照不宣。他来秀中任教后，他们之间仍然如此。
　　王晓鸣在那里久等不见党组织来信，几次想找宁育珪同志谈谈这个问题，都因在重庆临来秀山时，张友渔同志指示过，必须严守隐蔽精干，单线联系，不转关系，不打通横的关系；从城市派住外县农村发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人员，必须与城市其他任何工作及人员分开，免得互相牵连的原则，对他欲谈又罢。
　　后来，王晓鸣决定去解放区找党，由于他爱人彭克静家在湖北天门，正是江汉军区的边沿地带，新四军常出没于该县，他便决定去那里。1947年11月离开秀山去了湖北，不久与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取得了联系，经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派往武汉，在中原局武汉工委领导下，在武汉作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
　　1948年1月，秀山中学的教员岑本钧、学生罗福全来武汉，王晓鸣将他们介绍去湖北鸡公山中学，该校是地下党当时的一个秘密工作点，他们在那里待到同年8月，王晓鸣又将他们送去了河南中原军区学习。
　　武汉解放后，王晓鸣在汉口工作了几个月，接着1949年12月重庆解放，李一平向武汉市委提出回川工作，经市委介绍去重庆西南局，由西南局将他分到共青团西南工作委员会，在团西南工委宣传部任宣传科长。1951年团西南工委创刊《西南青年》杂志，又调他担任该杂志的总编辑，1954年他从团西南工委调去北京团中央，任《辅导员》杂志副总编辑，1959年初，由团中央调国务院二机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