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稚心社六一社

　　第三批到秀山的地下党员撤回重庆时，是刘兆丰在“精神堡垒”（现在的“解放碑”）附近新生市场内的“百姓汇”茶馆和他们接头的。刘兆丰听了他们汇报在秀山中学工作的情况以后，才分别把他们作了安排。并立即又派了辛晓晴同志（原名辛国仕，现在重庆市第二建筑公司工作）前去秀山，同他一起去的还有进步青年屈尚先、章琬、叶青云等人。
　　辛晓晴是1948年8月受川东临委的派遣到秀山接替工作的，行前照明同志、兆丰同志把秀山的情况给他作了详细的介绍。为什么组织上决定他去他又愿意去呢？主要是他的条件有利，一个是这届秀山中学校长杨再武是他的小学老师，来聘请教师的龙潭中学校长杨秀芳也是他的小学老师，他们都知道辛晓晴家的底细，有这样的社会关系，就有利于在那个地方立足。再加上辛晓晴曾经到南方局青委办的农村工作训练班去学习过。根据组织上的介绍，对秀山的工作初步有那么一个印象，外地去的同志都难于立足，去的形式只能是教师，因为教师在那里教一两个学期就走了，所以在那里立足比较困难。再加上过去那里学校搞得比较红，对外地去的教师十分注意，所以工作难开于开展。过去的同志都纷纷撤走了，撤去了以后考虑那里的工作困难较大，辛晓晴初步有这么个印象。
　　再一个，由于过去地下党的同志在那里工作多年，已经建立了组织“六一社”，发展的社员有：刘朝栋、李宗贵、罗福全，刘朝栋为主，但建党条件还没有具备。
　　与辛晓晴由重庆同时去的有屈尚先、章琬俩夫妇，这俩夫妇是进步群众。还有一个是陈应昌，他是辛晓晴中工的同学，组织上研究把他带到一起作为培养对象，还有一个叶青云，他的情况不太清楚，是个群众。到了秀山之后，原来留下的有曹汝群、周小舟夫妇，是两个进步群众，原来他们是育才中学的教师和学生，这就是当时外地教师的情况。
　　第四批：1948年8月——1949年7月。
　　1948年8月，川东临委又派辛晓晴（化名辛国仕）同志来秀山中学当教员，接替党的工作。党组织给配备的进步教师先后到达秀山中学。
　　学生活动，以秀山中学为主，当时留校的“六一社”社员只有两个，刘朝栋和李宗贵，已经有了这个组织，所以学生工作就通过组织来进行。还有一个外围组织——稚心社，是一个半公开的群众组织，通过这个组织来团结教育广大学生，给他们进步书刊学习，出了几期壁报，也组织学习会，讨论会进行个加别帮助。“六一社”是地下组织，当时没有公开，我就要隐蔽一些。通过刘朝栋、李宗贵出面去作一些工作，当然先要研究，我的重点是摆在其他班，如高五、高六班，刘朝栋、李宗贵主要是他们所在的高四班的工作，分工是这样的。学习我也和他们一起，通过学习影响的面很宽，如龙潭中学、秀师等学校。由于有原来几届的工作基础，又留下了一些书刊，这就给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有学生很容易接受。
　　特别是1949年淮海战役之后，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工作比较放手一些，对学生的宣传教育鼓动工作也比较放手，但作法上比较隐蔽。若学校搞得太红，反动派就会注意，我们只是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参加“稚心社”这个组织要求不那么高，因此它是一般的群众组织，所以发展了一批“稚心社”社员，辛晓晴去后也发展了10来个“六一社”社员：邹廷江、喻朝顺、聂传藩、周忠成等，其他还有一些骨干，如胡德华、杨署兰、熊德英、刘文斌，总之这些都是骨干。
　　辛国仕领导学生活动，主要通过“稚心社”和“六一社”团结广大学生，开展工作。对学校爆发的以反对校长克扣老师工资和学生伙食费、反对压制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两次学潮，进行了引导。同时发展扩大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其中“六一社”发展的有王烈如、邹延江、喻朝顺、聂传藩、胡德华等。在“六一社”的骨干中，辛又选择刘朝栋、李宗贵、池应兴为发展党员的对象。
　　由于1949年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有些同志都具备入党条件，由于隔得较远，不能及时请示川东临委，所有没有发展，一直到1949年7月份，辛晓晴回到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以后，当时兆丰同志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在“六一社”社员中发展党员，当时有刘朝栋、李宗贵、池应兴，是可以吸收入党的，这是已经决定定了的，川东临委就派黄石声同志去作这项工作。经组织批准上述3人为中共党员（但尚未通知本人）。
　　辛晓晴，男，重庆市渝中区人。生于1925年。1948年8月至1949年7月任秀山特支（地下党）负责人。
　　辛晓晴在重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期间入党。曾经在南方局青委办的农村工作训练班学习过，在农村搞过一段时间的农运工作。1948年秋，川东临委派辛晓晴到秀山地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担任秀山特支（地下党）负责人。
　　辛晓晴来秀山后化名为辛国仕，以秀山中学教师的社会职业作掩蔽，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辛晓睛到秀山后，用暗语与刘朝栋接上了头，就依靠六一社开展工作，进一步壮大六一社和稚心社，并领导了惩罚国民党特务程梦佳的斗争。他积极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亲自发展“六一社”新社员聂传藩、胡德华、邹廷江、喻朝顺、周忠诚、王烈如等人。他们利用“六一社”和“稚心社”这两个组织的成员为骨干，展开对学校反动派的斗争。
　　1948年9月，与川东临委派来领导的辛晓晴同志接上头，在他直接领导下，是更有秩序地学习进步书刊，更加踊跃的开展活动。同学们对宁育珪、罗广斌等老师深深怀念，对排斥他们（同学们这样认为，因他们不了解内幕）走的以程梦佳（特务、伪参议员，解放初期镇压）为首的少数本地教师无比仇恨，特别是程梦佳，他骨子反动，嘴上经常挂着进步词句，欺骗性很大。
　　刘朝栋想运用同学们这一情绪，惩治一下程梦佳这一狡猾特务，先在学校放出“程身为学生师长，竟在高六班课堂上满口脏话骂同学，我们要找他评理。”程在此舆论下，有一周多时间不来学校上课，躲在秀山师范校内。
　　接着由刘朝栋出面，召开高中部班级代表会议，讨论对策。会上决定，由胡德华带队，在秀城十字街租一乘小轿，买数千鞭炮点燃后去秀师捉程，以羞辱他，打击他的反动气焰。程得信逃跑未被捉住，程当时任“秀山县中小学教师联谊会”会长，他恼羞成怒，连夜召开“教联会”，决定从第二天起，全县中小学一致“罢教”（真正罢教的只秀中、女中、师范等校）要挟县当局把肇事者清查出，要打得两腿无肉再开除方能复课。
　　程梦佳挑动秀师师生，说秀山中学学生去他们校抓人是侮辱秀师，要两个学校对立。刘朝栋请进步教师敖瑞、屈尚先、曹汝群等坚持上课，以抵销学校已全部停课的社会压力；组织同学在没教师上课时自己管理自己，秩序井然，比有老师上课时还规矩。罢教期间全校无一人离校，坚持住校，以表示全校同学团结一致。还布置家住县城同学回家向家长及社会说明问题真相，贴出了“先生骂人，先生罢了教，我们怎么办”的大幅标语，散发了说明真相的油印传单（当时叫“快邮代电”）。
　　进步学生占领了舆论阵地，校长杨再武也有些同情他们，中统特务冷克明也来学校“视察”，没抓得任何凭证，搞得当权者左右为难。罢教一周多，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校方才贴出以侮辱师长等罪名给刘朝栋、胡德华、李宗贵、黄书成等人各记大过一次了结此案。实质上这次斗争是进步学生胜利，校长杨再武因镇压学生不力，学期未结束，就被迫辞职远走成都，伪县长李琛亲自来兼任秀山中学校长这个苦差。
　　六一社、稚心社的影响越来越大，本县的龙池，邻县的酉阳龙潭都发展了稚心社社员，还组建了赴重庆小组。六一社也在发展壮大。
　　1948年11月间，刘朝栋找邹延江个别摆谈，他先要邹延江讲对当时的形势和对动政府的看法，邹延江如实讲了自己的意见，然后刘对邹延江说：两年多来，我们同学间都相互了解，有些话要对你谈谈。今天，凡是要求进步的青年，有血气的汉子，有正义感的国民，都在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个人的前途。但出路在于要先推翻这个吃人的旧社会。要推翻反动政府，人少了不行，害怕牺牲的也成不了功。西南地区有一青年革命组织，这组织斗争宗旨是对外要赶走美帝，对内要推翻蒋家王朝，是西南青年精华的会聚。最后，他问邹延江愿不愿意参加这个组织，如果愿，他可以当介绍人，并要邹延江慎重考虑后告诉他。
　　一周后，邹延江向他表示愿意参加，刘朝栋进一步告诉他这一组织的名称叫“六一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他还交代了参加这革命组织的严格纪律，按地下时期组织原则，3至5人编一小组，小组与小组不能发生横的关系。邹延江小组有聂传藩、胡德华、吴再勤，指定邹延江为小组长。刘朝栋还讲了在敌人刑场上，法庭上应如何对待敌人等等。此后，刘朝栋又引邹延江到辛晓晴老师寝室，辛与邹延江最后一次谈话，主要讲参加“六一社”后，革命意志要坚定，不要挂空招牌，要与同学们一起前进。
　　回想起来，邹延江是抱着“读书报国”的愿望到秀山继续读书的，在那毕业即失业的年代，眼看着希望即将变成失望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她的成员和她周围的先进分子——革命的老师和同学们，指引邹延江走上了光明之路。
　　1948年下半年秀中校长是杨再武，他是国民党员，是中大公民训育系学生，他当校长时有程梦佳、熊克强这一批人针对地下党留下来的一批学生搞一系列的镇压活动，我们的革命学生在辛晓晴同志的指挥下进行了一些反抗斗争。当时最坏的是程梦佳、熊克强，所以学生把程梦佳狠治了一下，程在秀师教书，学生用轿车去抬，请他作讲演，他不敢出面，因为这本来就是为了扫他的皮、出他的丑。校长杨再武很温，软弱无能，他镇压不下去，辛晓晴则依靠六一社、稚心社发动学生揭露校长杨再武克扣教师工资和学生生活费的丑行，迫使杨再武下台。所以1949年上半年，又改由涂家琛任校长。
　　涂家琛本来是中大教育系的，他在革命高潮时期参加党组织，低潮时期又脱离组织，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组织决定：凡是暴露了的同志一律撤离原岗位，当学生的有点暴露，就要停止读书。大量的同志服从组织安排，撤走了，涂当时在中大读书，舍不得那个大学生的招牌，没有撤走，从此他也不当共产党了。他的情况张仲民很清楚，张现在任渝州大学党委书记，他们都是中大教育系的，由于涂家琛参加过地下党，他很容易看出学生的动向，所以回来后镇压学生运动很厉害。他通过中统特务县长李琛（是国民党的政工人员，是派他来阻止我军进川的），把进步学生一下子就开除了12个，那时辛国仕只和少数人发生联系、布置工作，所以他未暴露。这些学生开除后，他们都跑到酉阳来找宁育珪，问他怎么办。宁育珪叫他们留下来，不能走，但当时因为社会原因还是走了些，好在后来辛国仕在那里稳住了大多数学生，有的就分散到农村。
　　1949年春期半期考试时，发生了校长涂家琛打骂高五班学生杨胜文事件。辛晓睛领导稚心社为杨胜文伸张正义，要涂家琛承认打骂学生是错的，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就是“五月学潮”的缘起。
　　涂家琛不但不认错，反而跑去向国民党县长告状。5月13日拂晓，县长李琛亲率三个警察中队包围了秀山中学，然后以聚众要挟，扰乱秩序为由，将12名学生扣押一天，其中包含刘朝栋等8个学生骨干，还开除了一批学生。被扣押的学生中有10名是“六一社”社员，计有刘朝栋、李宗贵、杨胜文、胡德华、邹延江、聂传藩、吴再勤、杨署兰（女）、刘文斌（女）、熊德英（女）。使“六一社”准备分组下乡发动群众筹建武装根据地的计划受阻。由于大家团结斗争，敌人又抓不住任何证据，只好在关押一天后将逮捕的12个学生释放。12个学生虽然被释放出来了，但到期末被学校默退的学生竟达70人之多。这次学潮影响的范围很大，县女中和县立师范学校都纷纷响应，致使酉阳专署的专员庹贡庭专程到秀山来处理这个案子。
　　1949年9月，辛晓睛逐步把工作转向农村。
　　关于农村工作问题，根据南方局意见，是作为根据地来建设的，辛国仕去了还是按照建设根据地的要求工作的，所以他去了后，把工作逐步由学校扩展到农村。9月份，他就派池应兴到农村去，因为他家在农村，父亲死了，家里没有劳动力，不读书了，休学回家去，这是很自然的，不会引起注意。辛国仕的设想是将“六一社”和“稚心社”的骨干，陆续派到农村去工作。
　　匪运工作，当时辛国仕和刘朝栋研究，叫聂传藩、钱学欧去与土匪作联系和调查工作，对乡政府的武装弹药作些了解，为武装斗争作些准备。为什么要作这些工作？因为湘西暴动的影响，他们在边境上，如果作一些响应配合，这不是更有利吗？后来因为条件不够成熟，地下党骨干力量缺乏，领导力量缺乏，搞起来后将会巩固不住，所以这项工作就暂时停了一停，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钱学欧找人带信，太大意了，带信的人不可靠，容易暴露。辛国仕想等一等向组织汇报以后，由组织另外安排同志来作这一项工作。辛国仕在这里也不好出面的，学生搞这一工作又没有经验，条件不成熟，武装工作就没有开展，只是作了那么一点准备工作。
　　同时，辛晓睛吸取过去的教训，逐步开展统战工作，逐步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因此秀山中学内部教师关系趋于缓和，在国民党政权组织和其他组织内也找到了一些统战对象。
　　再这是统战工作，辛国仕吸取过去的教训，逐步改善各方面的关系，教师之间的关系也有些缓和。社会上，通过叶青云她丈夫的朋友关系，也与县参议长熊绍韩接近。又通知同学陈应昌，与县政府的一个姓陈的政法秘书接近。再通过这个政法秘书又与特委秘书接近。另外法院的一个书记官戴汝宗，与辛国仕是同乡关系，也熟悉了。总之，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和县政府上层接近，其目的是了解他们内部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他在这里工作也可进行掩护，便于立足，总之和外界的关系搞好一点，对地下工作就有利点。
　　1948年下学期开学时，是杨再武当校长，因为他想多劳钱，克扣老师的工资和学生伙食费，引起学生哄闹，教师也有意见，他在那里坐不住，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就借这个事情来“整治”他。总之，学生也在闹，教师也在闹，外界人士也不买他的账，杨再武深深地陷入内外交困处境，他不得不辞职，被逼着下台。
　　杨再武下台的时候，身体都搞肿了，搞得焦头烂额，过去当中学校长是很不容易的，又是很有油水的。杨再武下台后，就是县长李琛来兼任校长，李琛上任校长的时候，学校请客办招待，招待教师。
　　地下党领导六一社、稚心社同敌人战斗，一再获胜，吓得敌人胆战心惊，无人敢任秀山中学校长，国民党县长李琛只好亲自兼任。
　　与辛国仕等人一桌的有县政府的那个秘书，那个秘书喝酒喝醉了，冲口而出地说：“这个学校里头一定有共产党，不然啷个闹出事情来。”当时学校闹学潮，闹起来过后没有办法，县长李琛才亲自来兼任校长的，他要把势态压下去。
　　李琛兼任不久，就由涂逸之来代理，当时秀山的上层人物已经决定，叫涂家琛当校长，那时涂家琛在重重庆扶轮中学教书，因为中途不能离开，所以叫涂逸之代理。1949年上学期涂家琛才回秀上任。
　　1949年上期，是刘朝栋他们高中毕业时期，他们进一步扩大组织，稚心社除在校内发展外，第一次转向社会发展。在龙池吸收了校外青年闵升、李宗惠、李宗碧（女），在酉阳龙潭中学，发展了万里珍（女）、钱祝平（女）、钱秉静（女）、瞿俊伯（女），转学去重庆读书的文明国、罗会全、王祖念等成立了重庆小组。
　　“六一社”1948年下期发展了王烈如、池应兴、邹延江、聂传藩、李德政，1949年上期发展了胡德华、喻朝顺、吴再勤、刘昌福、杨署兰（女）、刘文斌（女），熊德英（女）、杨胜文、刘世春（现名刘浪）、文明国、钱学欧、张国烈、罗凤云（女）。这学期工作重点，很自然转向动员和组织骨干毕业后下乡建立根据地这一大事上，初步编了三个小组，去雅江、里仁、孝溪等地扎根，发动群众，为武装根据地建立做准备。钱学欧、聂传藩去秀东一带搞“匪运”，他俩找了原是农民、被迫当了“土匪”的里仁乡李老菊，他有30余条枪答应跟六一社一起干，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殊知出了一个大大的意外，引发了秀山中学又一次学潮。
　　秀山学潮的发生，是在1949年五四青年节过后，半期考试当中，杨胜文、张碧光在校门口耍，被涂家琛看到了，就问他们的名字，他们扯了个靶子，说了个假名字，杨胜文报了个“殷照朗”，校长涂家琛去教导处查，没有这个学生，又立即找到杨，质问他为何扯谎，并当同学面打了杨的耳光，骂杨又姓殷又姓杨是个“杂种”。
　　杨胜文的母亲是多年守寡，涂家琛的骂法引起学生的反感，加上多数学生不愿意参加考试，于是就起来闹，要求“稚心社”的高四班的同学支持。当时辛国仕不想搞什么大的运动，因为看到重庆的学生运动斗争形式都转变了，从革命形势的发展看，临近解放在大城市搞那些都不大适宜，在秀山这么一个小小的县城，你再搞学潮、搞运动也不很适合。但是学生已经起来了，杨胜文是“稚心社”社员，又是直接受害者，学生群情激愤，他们只有被迫起来活动，其目的是想尽量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再就是使这个运动不要搞得太火，所以当时研究采取有利有理有节的方式进行斗争，尽量减少声势，办法就是开个会，找涂家琛来讲道理，他若认个错就算了。这样鼓舞一下学生的士气，事情不要闹大，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是这样想的，工作也是这样去作的。
　　这事立即引起杨所在班——高五班同学的反感，一些人前来稚心社要求支持他们与涂家琛“讲理”。
　　辛晓晴同志指示，当时搞与当权者对抗的学生运动不合适宜，要刘朝栋劝阻。
　　但最后群众动起来了，地下党和进步学生只得因势利导，在各班级代表联席会上，提出“讲理”应尽量减少声势，只要涂家琛在会上承认错了就适可而止。
　　可是天不从人愿，5月3日晚自习的讲理会上，同学们义正词严的指责、质问涂家琛，道理很对，很能得到同学们的同情，说得涂家琛无言可答，涂理屈词穷，又不认输，竟然硬着头皮讲：“我骂了人，我打了人，你们怎么样？”同学们愤怒到了极点，有的吹灭灯，有的喊打，涂爬起来就向外跑。
　　辛国仕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就在门边挡了一下，涂家琛才跑脱了。
　　事后，学校停课了，辛国仕看学生主动停课，有名堂，反动派要找岔子！
　　学校又一次处于停课状态，刘朝栋也感到问题严重，看来不能采取以往斗争的方法行事，辛国仕同志也从在伪县府任事的同乡那里了解敌人此次要下毒手的情报。
　　在辛国仕领导下，停课期间骨干分子尽量少公开露面，通过积极分析做同学的稳定工作；连夜转移可能被敌抓去做“把柄”的革命书刊、文件；统一了万一被捕都装老实一问三不知的应变策略。隐蔽在辛国仕寝室地板下面的革命书刊，要迅速转移出去。一般来讲，抓人、搜查都是免不了的，不让他们抓到把柄就好办，若抓到了把柄，随便栽你个罪名就不好说。那些书刊是刘朝栋、李宗贵他们拿走的。
　　辛国仕根据当时的形势，为尽量避免对手抓小辫子，他出了个点子，叫大家睡觉！
　　另一个，万一被抓去了，就装老实人，你莫和他讲啥子。因为一般的印象是共产党人是能说会道的，这时我们不给他讲道理，装老实。再一个是争取社会上的同情。
　　这些都是专门作了研究的，而且被捕学生在狱中也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斗争的。
　　停课近十天，同学们都坚持住校，没发现一人怕受牵连回家躲避的，没教师上课，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初中部少数同学晚上用尿水去淋在校门外“站岗”的警察，进步学生也以好言相劝，敌人没抓到学生要造反的任何证据。最后由特务刘庶康（学校庶务主任）出面令高四班三青团员董明书、高六班学生刘翠福提供准备抓捕的学生名单。12日，反动政府调集三个伪县中队兵力（全县共四个伪县中队），如临大敌，要害处都架上机枪包围了学校，伪县长李琛亲临学校坐镇指挥，于12月凌晨打钟集合全校师生，当众逮捕了以刘朝栋为首的包括李宗贵、胡德华、邹延江、聂传藩、杨胜文、吴再勤、冉启屏等8人和3名女同学杨署兰、刘文斌、熊德英。在通告牌上同样以“战乱时期，煽运学潮、侮辱师长........”等“罪名”开除学籍，软禁于寝室；熊德章于头于晚上被家庭通知“返家”，虽然“同案”，却免遭逮捕之苦。
　　被开除、逮捕的12名学生中，有10人是“六一社”社员。熊德章是县参议长，熊绍韩的亲侄儿，冉启屏父亲是酉阳县某区伪区长，也不知是反动派在审查逮捕名单中的疏忽还是其他，抓了这两人。
　　进步学生团结一致，敌人没找到能定他们“罪”的任何证据，更主要的是当时秀山已传闻我解放军已渡江，南充已解放，为留后路，敌人将被捕进步学生关押一天后，就指定伪教育科长周子祯、伪参议员石伯渝联名将被捕学生“保”出，取保释放。
　　为推脱罪责，6月16日伪县长李琛，以“县立中学风潮迭起停课罢考愈演愈烈”事为发端，散发了《致学生家长及各界贤达公开信》，信中李埋怨地方人士，指出他们“确信本县学一思想纯洁，不至有任何政治阴谋”的看法是错的，还以“兹共匪猖獗，本县荡动乃不安之区”，“非用露雳手段，不足以显示菩萨心肠”为托辞，欲推掉镇压学生的罪行。看来敌人这时内部斗争、矛盾也是很激烈的。被捕的同学放出来后，怕敌人采取突然袭击，集中住一短时间后即分散回家待命。我、宗贵与辛晓晴同志碰头，研究了运动中暴露较大需上组帮助转移的同学名单；决定下乡任务，“匪运工作”暂停；指定辛撤走后秀山工作暂由我负责，学校工作交喻朝顺领导。
　　这个事情发生后，辛国仕和屈尚先夫妇上涂家琛家里作了些工作，劝说他回校去工作，要复课，但是涂家琛执意不从，他那个反动措施非搞下去不可。最后以派军警把学生包围，把学生抓起来，把学生开除而告结束，这个形势的变化完全出乎辛国仕原来的意料。
　　这个事情出现后，一方面领导学生起来斗争，一方面尽量设法减少损失，因为这些骨干培养起来不容易，费了多年不少的心血，革命种子要多保存，对地下党今后的工作有利一些。
　　同时，敌人对秀山中学的外地教师一律怀疑，当然也怀疑到辛国仕头上。
　　“那些骨干被抓以后，会不会来抓你？”王烈如、周忠成等同志这样对辛国仕说，劝他走了好些。辛国仕说不能走，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走了对学生有压力，对工作也不利，坚持下去，可以稳定人心，总之学期中途不能走。
　　但是学期终了走不走呢？辛国仕想，自从学校闹学潮过后，反动派已经很注视学校了，要在那里继续搞下去就困难了，所以准备离开。他给川东临委兆丰同志写了封信，请示啷个办？大概是在六月份，接到兆丰同志的回信，同意他离开，于是他就开始作走的准备工作，把学校的工作交给喻朝顺，因为他没有暴露；秀山的工作由刘朝栋来抓，其他同志已被开除了的就转移到农村。另外考虑今后工作联系的问题，王烈如同志借考学校为名到重庆，以后联系的渠道就这样进行。
　　辛国仕走时给刘朝栋他们留下了联络暗号和地址。联络暗号是用曹操的一首诗中“月明星稀”中的“星稀”两个字。解放后，我那个大儿子的名字就取名叫辛曦，作为纪念。联络地址就是辛国仕家里和法院书记官戴汝宗家里，因为戴汝宗家是重庆的一个资本家，那里联系也方便。
　　辛国仕在秀山工作了一年，1949年暑假7月份才离开秀山，走到黔江，车子抛锚。辛国仕考虑可能要出问题，他就换个车子往彭水走了。而没有换车子走的屈尚先、章琬夫妇都受到了搜查，还弄到警察局去审问，没有什么问题才放走了。
　　辛国仕到重庆后不久，王烈如也到重庆，王烈如来联系就是在戴汝宗家找到我的。一接上头，组织上研究决定派黄石声同志去秀山工作，当时不是以教师的名义，是通过王烈如的关系作掩护。关于秀山的工作，除组织决定吸收刘朝栋、李宗贵、池应兴三同志入党外，辛国仕和黄石声、王烈如三人一起又作了详细研究布置。王烈如先回去，黄石声同志后走，王烈如走时带了一些学习材料和地下刊物，如《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明确提出的工作是迎接解放，并作了解放后的一些安排，以后黄石声同志没有到秀山，而在武隆县一个中学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