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革命传统耀千秋

　　刘兆丰他们虽然撤退了，党组织并没有放弃秀山这块阵地，南方局、四川省委、川东临工委都很重视这个地方。中共四川省委撤退前张子英同志（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以后在陕西被国民党俘虏、英勇牺牲)又派周国梁作（现名周文，在重庆师范学院任总务处长）接待他们的工作。《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后，周国梁同志因关系断了离开秀山，随后又由中共川东临委派宁育珪（现在四川省教育厅中教处工作）、陈家俊（现在中央党校工作）、罗文斌、姚杰（现在贵州省开阳117地质队工作）等同志去秀山。他们的组织关系，又由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同志交给刘兆丰和他们联系。
　　第二批：1947年初——1947年底。
　　1947年初，南方局张友渔同志先后又派了李一平（化名王晓鸣）、周文（周国梁），来秀山接替党的工作。他们仍以秀山中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但组织交给他俩的任务各不同，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横的联系。
　　李一平是四川涪陵县人，1920年生，没上过什么学，小学毕业之后，就结束了学生生活。1939年参加发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民族剧团。1940年底，该团的政治背景被国民党察觉，1941年初被国民党勒令解散。李一平离开该团后，回到涪陵家乡，同年底，在涪陵五县工委领导下安排去丰都县工作，由涪陵县委书记江度和他直接联系。不久涪陵五县工委由于傅君哲被捕叛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随之江度亦被捕，党组织通知撤退，李一平便去了重庆。同年4月，在重庆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巴县中心县委领导下，安排在江北、巴县一带农村工作，由刘石泉同志和他直接联系，1945年初，他的关系转由张子英同志直接联系，张子英同志的公开身份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实则是中共地下省委的工作人员，当时中共省委的书记是吴玉章同志，省委副书记是张友渔同志。党组织派李一平去涪陵、庙垭、鸭江、凤来一带农村工作，到1946年底，均由张子英同志和他直接联系，因在涪陵农村建立地下武装暴露，经党组织决定让李一平撤退去秀山工作。
　　1947年1月，李一平去秀山的前夕，张子英同志通知他，张友渔同志要同我谈话（张友渔同志当时兼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由张子英陪同在重庆新华日报社见到了张友渔同志。他给李一平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决心彻底撕毁《双十协定》，背弃其所发布的“停战令”，已调动其所有兵力的百分之八十，正大举向我所有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扩大内战。党中央已作好了全面抗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准备，各解放区战场上的军事形势以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政治斗争形势都很好，均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党中央要求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坚定必胜的信心。
　　指示李一平去秀山的任务，是设法打入国民党五十六军潘文华所部驻秀山的军队中去，在适当时机策反一部分军队，在当地打游击。并给他指出：秀山地处川、黔、湘三省交界之处，地理条件很利于武装游击活动；红军时期，红三军在秀山组织过该县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有一定群众基础；该县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的统治均较薄弱。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只是秀山地下党组织刚遭到破坏不久，原有地下党组织的几个主要领导成员遭逮捕后，地下党的组织尚未建立起来。
　　由于李一平的任务是打入军队，要求他要严格遵守极端隐蔽的纪律，直接与张子英同志单线联系的原则，不要与军队和地方上党的任何关系发生联系，如果需要时由张子英同志通知他。与张友渔同志谈话后，张子英同志又具体告诉李一平到秀山后，先注意扎根，然后相机打入军队，并约定当年8月暑假去重庆汇报工作。
　　1947年1月，李一平（化名王晓鸣）到秀山。李一平，四川涪陵人。党给他的任务是打入国民党五十六军潘文华驻秀山的军队中去，在适当时机策反一部分军队，就地游击。他到秀山后，以自己长于音乐，喜欢图画与刻的特点，设法与军队接触。在四、五月间，学校与军队组织了一次军民联欢音乐演出会，从此，他有了深入军队的机会。但七月份，驻秀山的国民党军队往湖南开拔，所以打入军队的计划未能实现。
　　1947年2月，正当春节期间，李一平和周国梁、岑本钧一道由重庆搭乘汽车经川湘公路去到秀山，在秀山中学任教。
　　周文（化名周国梁），重庆人，1919年生，来秀山前为《新华日报》干部、《国民教育导报》编辑。到秀山后，任地下支部负责人。党给他的任务是立足扎根，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相机搞武装。他到秀山后，方法上搞得“灰色”一些，在教师和社会人士中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在学生中适时进行进步思想教育，对学生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给当地进行指导。同年8月，川东临委又派宁育珪、彭克静（李一平的爱人）二人到达秀山，同李一平、周文在秀山县立中学会合。
　　1947年2月7号那天，周文来到《新华日报》驻城办事处“星店”，也是南方局工作的地方，先是一个负责同志跟他谈话，后张友渔来了，他是当时南方局的负责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吴玉章是书记。张友渔对周文说，你到秀山去工作，那个地方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原来的人都已被抓了，被逮捕了，现秀山没有党的组织。
　　张友渔还谈了秀山的复杂情况，一个是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一个是川军新十七旅潘文华的部队驻在那里，加上国民党的特务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以及那个地方土匪也较多等等。他还说将来进军西南的时候可能要往秀山走。
　　谈了这些情况和去秀山的意义后，他说：你去是到一个中学教书，你先去，我们今后还要派人来。你去的任务，第一步先要立足，也就是要把工作搞好，把各方面的关系搞好，真正立足下来才能开展第二步工作；第二将秀山社会情况作一些调查研究，情况要摸准确；第三，你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学生和基本群众里面去，把基础打好。同时他还说，土匪可利用，也要作一些土匪的工作，要“相机搞武装”。你在秀山注意不要搞得太红，表面上可搞灰色一点，各方面都要应酬劳一下，如喝点酒打点牌呀，根据情况看，你们能够立足的话就住下来，实在不能立足了可以考虑自行撤回来。你去3个月，最迟不能超过6个月，就要回来汇报一下工作，你的组织关系在南方局。张友渔还递了一张介绍到秀山的条子给周文，是以重庆青年会职业介绍所的名义介绍的。
　　当天晚上，周文在下半城的一个旅馆里找到了张宗沛（到重庆聘教师的秀中校长），张宗沛告诉周文车票都买好了，后天走。周文的女朋友张亚斌，那时还不是党员，但她是一个进步群众，她正在参加“抗暴运动”，组织学生活动。周文要走了，想以她处作为联系地址，周文就写了封信，叫她拿着这封信到张子英那里去一趟。
　　2月9号，周文、岑本均，另外还有一个是张宗沛在别处找的、只有一只耳朵的物理教师。周文一行离开重庆，一路上的吃住都是由张宗沛负责，第一天住綦江，第二天到南川，第三天歇彭水，后在黔江、酉阳、龙潭都住过，在路上大概走了6天。
　　到了秀山后，就住在秀山中学，重庆来的王晓鸣已先到学校。学校安排周文教外史、外地和初三的国文，还有英语。同时，周文还在秀师任了半席课。岑本均教高中部的英语，王晓鸣专教音乐，还有一个教体育的叫李元前。张宗沛还在其他地方找来一个叫陈仲为的，有50来岁，听说他原来在酉阳专署当过什么科长，特支当时了解，从政治历史看，他是有些问题的。另外一对夫妇教师，男的叫黄忠良，教数学，女的当女生管理，和周文一车来的“独听”（因只一只耳朵大家就这样称呼他）教物理，不久周纯也来了，教语文和历史。曾纪瑜任教务主任，陈仲为是训育主任。
　　当时秀山中学的校长县张宗沛，党组织通过宁育珪同志与张的私人关系，介绍他们去秀山中学，李一平化名王晓鸣，在秀山以秀中音乐教员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进行活动。去秀山时，王晓鸣知道周国梁与党组织有关系，也知道岑本钧是民间同盟的成员，但王晓鸣在他们面前一直是很隐蔽的。
　　由于王晓鸣曾在民族剧团担任过音乐指挥，长于钢琴、二胡等多种乐器，又喜欢图画与雕刻，为了在秀山扎根，他便充分发挥这些方面的优势。当时秀中校长张宗沛和县教委科长周子祯，对他这个音乐教员均较器重。
　　上半年开学后，我们大家都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
　　王晓鸣知道：秀山校长张宗沛的前任是刘兆丰，刘任该校校长时，不少地下党的同志都在该校工作，如邓照明（当时叫邓光宇）、谢书年，以及刘兆丰的爱人谢若英等同志，他们在该校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不少高年级的学生思想均较进步。1946年下半年刘兆丰、邓照明、谢若英、谢书年等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秀中其党员和进步教师纷纷撤离，秀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张宗沛任校长后，该校进步教师不多。
　　一般进步学生如罗福全、陈清珍、刘朝栋、刘国仙、李宗贵、池应兴等，认为王晓鸣和周国梁、岑本钧在该校教师中还比较开明，都肯和他们接近。由于王晓鸣在那里的任务是打入军队策反，因此在该校学生中没有进行活动，只秘密地通过罗福全、陈清珍等学生在同学中传阅了一些进步书刊。
　　开学不久，王晓鸣组织了一声音乐歌咏表演晚会。对这个晚会，周文曾劝他再想想，目前搞是不是合适，但他一定要坚持搞。于是周文就建议他把当地有威望的士绅子女多组织些进来，他说他还和新十七旅政工队挂了勾，他们也有节目，这样可冲淡一些进步色彩。当时准备的那些节目里，既有抒情内容的，也有进步歌曲，周文担心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热就开这样的晚会怕起副作用。
　　3月的一天，这个晚会还是在县城的一个戏院里开场了，王晓鸣又组织又指挥，搞了些名堂。周文也不知他是怎么搞的，把刘兆丰、谢若英俩夫妇也从家里请来参加这个晚会，周文事先也不知道。
　　周文一到秀山，就听张宗沛讲过他俩夫妇被捕和放出的一些情况，当时不管什么原因被捕，放又是什么理由，按组织原则，未经组织审查就不能接头接关系。何况组织上没有交这个任务给他们。王晓鸣把他们请来，还把特支几个同志拉去介绍一下，周文感到很为难，去不好，不去也不好，只得被动地寒暄几句就算了。
　　这个歌咏晚会开下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秀山死气沉沉的局面被打开了，学生活跃起来。但另一方面，也给后来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特别是对王晓鸣的情况看出来了一个训育主任是国民党的官僚，他把王晓鸣的情况看出来了一些，后来周文和岑本钧摆谈起，分析了秀中教师的情况，大致可分成几种力量：一种是外地来的一批人，其中大多比较进步，也有居于中间立场的，如黄忠良、独听等；一种是右的力量，像李元前和那个训育主任，还有刘兆瞿、曾广信、曾广义、曾纪瑜等本地教师；像敖启瑞、张化隆等本地教师，思想上对国民党现状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这种属于可争取的对象，能够接受进步思想，就是“三曾”需要特别注意。当时曾纪瑜是教务主任，曾广义搞事务主任，曾广信教书，表面与外地人也无多大冲突，外地人也和他往来，有时他们请吃饭外地人也去，打麻将也参加。
　　敖启瑞同外地人的接触更多些，他经常摆摆吹吹，说武汉的情况怎样，美军怎样，国民党怎样，解放区怎样，外地人也同他交谈。
　　学生的情况，特支一开始就比较注意，因为原来组织上没有给他交代学生情况，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积极的，全靠他们自己重新去摸，发现这四班的罗福全、刘朝栋、罗凤云等好几个同学一摆谈就说刘兆丰呀、李昇震呀什么的。
　　后来，周文给王晓鸣说，他可多去接触学生，因为他活泼些，可组织读书会类型的活动接触学生，读书小组开始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1947年上学期，该校高中毕业班学生因反对该校总务主任曾广义贪污，克扣学生生活费（当时学生全部在校寄宿）起来开展停课斗争。学校当局在县教育科授意下挂牌开除高中毕业的数名学生，引起全校学生罢课，当时县政府十分惧怒，怀疑这次罢课有什么政治背景，拟动用武装镇压。
　　这次学潮，虽然始于自发，但仍然是一些进步学生在其中起骨干作用。王晓鸣虽未在这次学潮中起什么组织和鼓励的作用，但从内心里不是支持的。鉴于当时秀山地下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不久，该校又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上很注意的一所学校，学生这次罢课斗争始于反贪污的经济斗争，要将这场斗争转变为要和平、要民主、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政斗争，不仅在学生中的思想基础不成熟，当时在秀山社会上的条件亦不成熟，原有地下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后，新的地下党组织又未建立起来，没有党的组织领导，学生的这场罢课斗争是无法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即使转变成一场政治斗争，结果也将失败。当时党中央也有指示：当前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其统治区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镇压民主运动，捕打进步人民和进步学生的情况下，我们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硬碰，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为了避免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损失，本着保护进步学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这种想法，我在一些进步学生中暗示，希望他们的罢课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达到学校当局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后，撤换总务主任，就可适可而止。否则引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镇压，使这次斗争不得胜利，徒遭损失。后来，该校学生的这次罢课斗争，在学校答应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撤换总务主任的情况下结束了。这次罢课斗争，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成果，但对学生中的进步骨干分子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上半年这个学期，特支的工作重点就是摆在对当地社会情况作调查研究，对学生作一些启发教育，因为原来的组织被破坏了，尽管学生的活动原来有些基础，但是现在恢复组织，一切都得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