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龙潭虎穴斗智斗勇

　　1946年底，李昇震、韦莹两同志经川湘公路安全地撤往湖南再去福建。
　　邓照明和谢书年撤离的路线是沿川湘公路西行，黔江是一站。
　　12月19日上午，天气阴沉，细雨蒙蒙，刘兆丰、李昇震等几个人将他们2人从学校后门送上汽车，邓照明留心观察了一下，似乎还未发现追踪的特务。出乎意料的是木炭汽车开到酉阳县龙潭镇时出了机械故障，在龙潭住下，等了两天，第三天早晨才有汽车到酉阳。
　　到酉次日（1946年12月22日）早晨，邓照明与谢书年应邀到老同学冉叔舟家去，他家在县城正街的一个深院内。他们刚入席，酒未开樽，突然有人敲门，随即进来一个穿黄呢军装军官模样的人，身后有几个持手枪的士兵。这个军官说，他是酉阳的警察局长，奉黔江绥署政治部打来的电话，通知邓、谢两位先生去政治部谈话（很显然这是逮捕他们）。邓照明说，我们是秀山中学的教员，放寒假后回家路过此地，我们教书的人和黔江绥署政治部毫无关系，我们不去。这位警察局长拉下脸来，露出凶相说：“我们是奉命办事，不去是不行的。”说完押着他们离开冉家，走出深院，这时邓照明发现街上及冉家附近，已经布满了穿黑制服的持枪警察，可能是一连人，警察局长派一名警官、4名警察，立即押解他们去黔江，他们被押上川湘公路上的长途汽车，汽车开得很慢，天黑才到黔江。
　　到黔江绥署政治部后，主任范龙骧出面说，大意是：你们的政治问题复杂，要严格审查，先住下再说。随即将他们关进了一个关人的临时地方，在绥靖公署机关进大门两侧的楼上与楼下，有七八个房间。最初被关进去的几天，情绪动荡，安静不下来，后来考虑这样不行，要想好和准备好口供，应付被提审。
　　过了几天，没有被提审的动静。12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刘兆丰被捕押送到黔江绥署来了，大约几天后，谢若英同志也被捕来，关押在楼上邓照明头顶那个房间里。于是，他们在秀山一起工作的6位同志，除李昇震、韦其莹走湖南撤出去外，其余的4位地下党员都一起被关押到黔江绥署政治部来了。
　　四人被解送到设地黔江县城的伪川黔湘鄂绥靖公署，由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范龙骧（军统特务、解放后被镇压）主持审讯。敌人由于拿不到地下党组织的真凭实据，只得以莫须有的材料进行讹诈。
　　四人都被解送到设在黔江县城的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关押审讯，此时社会舆论哗然！重庆、成都各报均刊登消息加以揭露，如重庆《大公报》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三日第三版左下角即刊载了一条“人权保障何在？秀山县中学校长教员无辜被捕月余未释”消息。成、渝其他各报，如成都的《华西日报》、重庆的《民主报》等，均纷纷登有类似的消息，加以揭露，有的还写了《短评》。
　　1947年春节一过，同学们回到学校，一件使大家震惊的事发生了。寒假期中，我们敬爱的校长和老师刘兆丰、邓照明、谢书年、谢若英4人分别在返渝途中和在秀山家中，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共产党嫌疑”将他们逮捕。这消息对我们来说太突然了，这究竟为什么？反动派要干什么？我们将怎么办？这是我们首先想到的问题。这严竣的现实对党刚刚建立的“稚心社”来说，是一次严重考验。退缩吧，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到书斋再埋头读书，他极难做到。稚心社几个核心成员几经磋商，大家认为，魔爪既已伸进学校，没有什么可怕的，谨慎行事就是了。
　　开学后，除在新来外籍教师中找我们的新领导外，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对原社员的提高上。学习资料除书年老师留下的一部分外，还发动大家，从进步老师和同学处，从县民教国书馆中找来华岗的《社会发展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奴隶社会》，翦伯赞、吕振羽、邓初民、柳堤等人在《中国近代史论丛书》、《政治经济学丛书》上的文章，还找到了不少进步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马凡陀的“山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胡风编的几期《呼唾吸》杂志，整个学期，他们都在贪婪地吸收这些营养，还定期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他们讨论过，“从沈崇事件说明什么？”“为什么要认真学习历史”，“从货币的起源看法币的贬值”、“对一二一事件我们应抱的态度”等问题。
　　他们在外籍教师中寻找新领导的同时，受中共四川省委派遣来秀接替刘兆丰同志工作的一直党员周文（在秀化名周国梁），李一平（在秀化名王晓鸣），也在找我们。因省委得知秀山党组织遭破坏后，一方面大力营救被捕同志，另一方面，通过关系，再派党员和“民协”（党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前身，全称是“民主青年协会”），会员岑本钧，周纯来秀坚守阵地。周、王等老师只知前任特支在秀山时间较长，有一定工作基础，急于找到我们立下足来，开展工作。由于共同的愿望，我们很快互相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对我们政治上很关心，工作上很支持，鉴于党组织刚受到破坏，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都得重新审查，我们之间还没接上组织关系，这对每个社员能否坚持革命是个考验，对稚心社组织能否独立作战也是个锻炼。
　　四人被捕后，在潘文华军部（国民党五十六军）任上校军实科长的地下党员明昭同志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上级党组织通知上层统战关系积极营救，一方面把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出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向敌人施加压力。如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三日的重庆《大公报》第三版即刊载这一消息，成渝其它报纸也纷纷登记载类似消息加以揭露，有的还发表短评。
　　
　　重庆《大公报》刊登的秀中学生文章：《人权保障何在》。
　　秀山中学校长教员无辜被捕月余未释
　　编辑先生：
　　县立中学现任校长刘兆丰，直接间接的拉来了很多优秀教师，对校务的改进也不遗余力，学校的声誉因此蒸蒸日上，这是我们秀山全县人士共所赞誉的。但是因为他和他所聘来外籍教师们，努力过度，锋芒太露，因此遭到地方上一般恶势力的嫉妒，于是在本学期里，由他所聘来的教师便各自东西，殊知到重庆去的邓光宇、谢书年两先生，行抵酉阳时即遭扣留，继即解到黔江绥署，随后校长刘兆丰及教师谢若英，亦先后被捕解黔，迄今行将一月，还不见有一点消息，并且听说还在追捕其他已经离去的教师哩，希望贵报公布真相，并请主张公道，专此顺颂。
　　秀山中学一群学生谨上
　　一月二十日
　　
　　与此同时，通过民盟做潘文华的工作，1947年3月潘文华以一无证据、二无口供为由，责成地方人士取保释放。
　　取保容易，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发挥了作用。取保程序与杨通惠有关。
　　杨通惠（1916-1990），土家族，秀山县里仁乡人。1925年，九岁的杨通惠随父亲杨静轩（在重庆广益中学教学）到巴县、重庆市读小学、中学，1935年毕业于川东师范学校。杨通惠由于学生时代文笔出众，常写通信稿件，于1936年被重庆市《文化厅》刊物编辑聘任为驻会编辑。这段时间，秀山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师资力量缺乏，杨通惠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于1938年辞去编辑职务回到秀山，先后在里仁小学，文届小学、火神庙小学任教师、校长。1940年8月，秀山施行“三位一体”的制度（即乡镇长兼任小学校长和国民军队长），杨通惠受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涂逸之聘离开了学校，作国民党秀山党宣传干事。不久，在彭水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吴纵言又把杨通惠抽去彭水县财政科任科员，大约年左右，杨通惠又随吴纵言回秀山，吴纵言任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杨任作党部宣传干事，后任秘书。1943年10月，秀山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选举吴纵言、杨通惠、涂逸之等人作党部执行委员。1945年吴纵言书记占奉调酉阳，杨通惠就接任书记职务，直至1949年秀山解放。
　　杨通惠在任书记长期间，国民党的威望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在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已不高了，而在四川，国民党虽然严加统治，但是在国民党组织内部也不统一；作为书记长的杨通惠为了应付国民党的上级检查，仍履行书记长的正常工作，发展了写国民党员。县临参会成立时，他兼任临参会的秘书。1946年，县参议会正式成立，杨被选为参议员兼秘书。
　　一日，时任县长彭述信在秘书的枕头下发现右上角有红三角的共产党书刊，就对参议长熊绍韩说：“议头（议长的惯称），我怀疑秘书他们几个与地下党有往来，秀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几个人（其中有杨通惠、周之桢等）在看共产党的书籍。”不久，特务头子范龙骧以突击行动把共产党的秀山地下党员刘兆丰（刘当任秀山中学校长）、教员邓照明、龙潭中学女教师谢若英和陈某逮捕，解送黔江绥靖公署。社会舆论非常，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县参议会和县党部出面保释刘兆丰夫妇。参议长熊绍韩、党部书记长杨通惠都在保释书上签名盖章，杨通惠还活动黔江县参议长谈国材（杨与谈是川东师范校友），要求谈议长找潘文华（绥靖公署主任）想法营救刘兆丰夫妇。时过不久，绥署通知秀山，黔江两参会具保释放刘兆丰夫妇。刘兆丰夫妇特回秀山表示感谢。
　　在此情况下，敌人感到非常尴尬，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范龙骧（中统特务，解放后被镇压）亲自出马和四人面谈（邓照明、谢书年两人也参加了）。
　　范龙骧说：“我们找你们到黔江来，并不是逮捕你们，而是传讯你们，我们对你们的生活也非常优待。但最近重庆的报纸却对我们横加攻击，这是没有道理的，希望你们写个声明去更正一下。”
　　刘兆丰当时不但拒绝写这个声明，并且抗议说：“你们不是逮捕我们，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自由呢？如果不是逮捕我们，就赶快释放我们，恢复我们的自由。”范龙骧听后恼羞成怒，斥责受害者的态度十分傲慢。
　　范龙骧、王用修等人，是蒋介石的中统特务机关派到地方军队里来的，他们的任务，除了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而外，也要监视地方军队的活动，防止他们背叛。其实潘文华早就和民主同盟挂上钩，范龙骧等人是乘潘文华本人不在黔江的时候对他们下手的。
　　在1947年3月初，刘兆丰、谢书年和邓照明被强制搬到政治部机关去住，谢若英是怀孕妇女，住进了军方的医院。4月初，主办谢书年案子的朱远志科员对邓照明说，绥署要移防宜昌了，你们的案子也快结束了。又一天上午，政治部的秘书谌龙来对邓照明说，黔江县中打算聘请你们（邓照明和谢书年）去教书，你们愿不愿意。他们急于想离开政治部这个是非之地，下一步如何办（回重庆又缺路费）还未按排好，先去黔江县中过渡一下也好，于是他们同意去黔江县中。第二天临行，范龙骧出面招呼了一下，并说他们将去宜昌，说你们去黔中，政治部会托黔江县级机关“关照”你们的。他讲的“关照”是什么鬼名堂，邓照明和谢书年自然应当提防。就这样，4个多月的关押审查结束了，他们也总算是出狱了。
　　邓照明和刘兆丰商量：刘兆丰与谢若英先回秀山老家，我和谢书年去黔江县中，然后尽快设法去重庆，找到党的组织关系。
　　刘兆丰等出狱后，于1947年上半年回到重庆。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12月刘兆丰离开秀山回重庆。1949年5月，刘兆丰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
　　谢书年、刘兆丰他们撤退后，稚心社的学生骨干蒋德发、陈清珍等只好转学，因而敌人高兴得头脑发昏。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不仅稚心社的火种在燃烧，而且党组织立即又派来了第二批人马。这一批地下党员共4人，先后到达秀山。
　　刘兆丰于1947年4月回到秀山,五月底离开秀山；6月底抵达重庆，和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同志接上组织关系。
　　在刘兆丰离开黔江以前，邓照明同志和他研究，要他设法先去重庆寻找组织关系，找到组织关系后再通知他。他和谢书年就暂时到黔江中学教了几个月书，到了暑假才回到重庆。谢书年被捕后经不住考验，向敌人自首了，并在敌人的威胁下，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按照敌人的“指示”将破坏和谈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的头上，这就是政治上的变节行为。但是他一直没有供出党的组织和党员同志来，他是一个1938年就入党的党员，知道党内的情况很多，可是他一点也未说出，既没有供出他过去熟悉的同志也没有供出一同在秀山工作的特支同志，否则党组织的损失就大了，刘兆丰和邓照明、谢若英等人的出狱也就困难了。基于这一点，邓照明同志为了不让他再滑下去，所以才不让他单独行动，把他团结在自己的身边，要他一道在黔江中学教书，并和他一道回重庆。
　　解放后，刘兆丰曾任重庆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重庆市计委副主任、四川省计委副主任、四川省经委主任、四川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全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价格学会会长、四川省人大常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他长期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保持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几十年如一日，直到离休。此是后话。
　　谢书年（1919—1953），又名谢长琮，四川成都人。1945年8月至1946年12月任中国共产党秀山特支（地下党）负责人。
　　谢书年在重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秋，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为了开辟酉秀黔彭革命根据地，派谢书年、刘兆丰等人到秀山地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并决定刘兆丰和谢书年两人为中国共产党秀山特支负责人。
　　谢书年以秀山中学教师的社职业作掩蔽，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6年秋，在谢书年的具体指导下，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群众组织“稚心学术研究社”（简称“稚心社）），后发展为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地下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特殊环境，采取灵活机智的策略，闹学潮，争民主，与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根据中央南方局的指示，谢书年于1946年底离开秀山返回重庆。
　　解放后，谢书年任重庆市第一纺织厂厂长。1953年因病逝世。
　　
　　第40章革命传统耀千秋
　　
　　刘兆丰他们虽然撤退了，党组织并没有放弃秀山这块阵地，南方局、四川省委、川东临工委都很重视这个地方。中共四川省委撤退前张子英同志（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以后在陕西被国民党俘虏、英勇牺牲)又派周国梁作（现名周文，在重庆师范学院任总务处长）接待他们的工作。《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后，周国梁同志因关系断了离开秀山，随后又由中共川东临委派宁育珪（现在四川省教育厅中教处工作）、陈家俊（现在中央党校工作）、罗文斌、姚杰（现在贵州省开阳117地质队工作）等同志去秀山。他们的组织关系，又由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同志交给刘兆丰和他们联系。
　　第二批：1947年初——1947年底。
　　1947年初，南方局张友渔同志先后又派了李一平（化名王晓鸣）、周文（周国梁），来秀山接替党的工作。他们仍以秀山中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但组织交给他俩的任务各不同，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横的联系。
　　李一平是四川涪陵县人，1920年生，没上过什么学，小学毕业之后，就结束了学生生活。1939年参加发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民族剧团。1940年底，该团的政治背景被国民党察觉，1941年初被国民党勒令解散。李一平离开该团后，回到涪陵家乡，同年底，在涪陵五县工委领导下安排去丰都县工作，由涪陵县委书记江度和他直接联系。不久涪陵五县工委由于傅君哲被捕叛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随之江度亦被捕，党组织通知撤退，李一平便去了重庆。同年4月，在重庆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巴县中心县委领导下，安排在江北、巴县一带农村工作，由刘石泉同志和他直接联系，1945年初，他的关系转由张子英同志直接联系，张子英同志的公开身份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实则是中共地下省委的工作人员，当时中共省委的书记是吴玉章同志，省委副书记是张友渔同志。党组织派李一平去涪陵、庙垭、鸭江、凤来一带农村工作，到1946年底，均由张子英同志和他直接联系，因在涪陵农村建立地下武装暴露，经党组织决定让李一平撤退去秀山工作。
　　1947年1月，李一平去秀山的前夕，张子英同志通知他，张友渔同志要同我谈话（张友渔同志当时兼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由张子英陪同在重庆新华日报社见到了张友渔同志。他给李一平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决心彻底撕毁《双十协定》，背弃其所发布的“停战令”，已调动其所有兵力的百分之八十，正大举向我所有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扩大内战。党中央已作好了全面抗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准备，各解放区战场上的军事形势以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政治斗争形势都很好，均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党中央要求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坚定必胜的信心。
　　指示李一平去秀山的任务，是设法打入国民党五十六军潘文华所部驻秀山的军队中去，在适当时机策反一部分军队，在当地打游击。并给他指出：秀山地处川、黔、湘三省交界之处，地理条件很利于武装游击活动；红军时期，红三军在秀山组织过该县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有一定群众基础；该县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的统治均较薄弱。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只是秀山地下党组织刚遭到破坏不久，原有地下党组织的几个主要领导成员遭逮捕后，地下党的组织尚未建立起来。
　　由于李一平的任务是打入军队，要求他要严格遵守极端隐蔽的纪律，直接与张子英同志单线联系的原则，不要与军队和地方上党的任何关系发生联系，如果需要时由张子英同志通知他。与张友渔同志谈话后，张子英同志又具体告诉李一平到秀山后，先注意扎根，然后相机打入军队，并约定当年8月暑假去重庆汇报工作。
　　1947年1月，李一平（化名王晓鸣）到秀山。李一平，四川涪陵人。党给他的任务是打入国民党五十六军潘文华驻秀山的军队中去，在适当时机策反一部分军队，就地游击。他到秀山后，以自己长于音乐，喜欢图画与刻的特点，设法与军队接触。在四、五月间，学校与军队组织了一次军民联欢音乐演出会，从此，他有了深入军队的机会。但七月份，驻秀山的国民党军队往湖南开拔，所以打入军队的计划未能实现。
　　1947年2月，正当春节期间，李一平和周国梁、岑本钧一道由重庆搭乘汽车经川湘公路去到秀山，在秀山中学任教。
　　周文（化名周国梁），重庆人，1919年生，来秀山前为《新华日报》干部、《国民教育导报》编辑。到秀山后，任地下支部负责人。党给他的任务是立足扎根，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相机搞武装。他到秀山后，方法上搞得“灰色”一些，在教师和社会人士中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在学生中适时进行进步思想教育，对学生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给当地进行指导。同年8月，川东临委又派宁育珪、彭克静（李一平的爱人）二人到达秀山，同李一平、周文在秀山县立中学会合。
　　1947年2月7号那天，周文来到《新华日报》驻城办事处“星店”，也是南方局工作的地方，先是一个负责同志跟他谈话，后张友渔来了，他是当时南方局的负责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吴玉章是书记。张友渔对周文说，你到秀山去工作，那个地方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原来的人都已被抓了，被逮捕了，现秀山没有党的组织。
　　张友渔还谈了秀山的复杂情况，一个是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一个是川军新十七旅潘文华的部队驻在那里，加上国民党的特务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以及那个地方土匪也较多等等。他还说将来进军西南的时候可能要往秀山走。
　　谈了这些情况和去秀山的意义后，他说：你去是到一个中学教书，你先去，我们今后还要派人来。你去的任务，第一步先要立足，也就是要把工作搞好，把各方面的关系搞好，真正立足下来才能开展第二步工作；第二将秀山社会情况作一些调查研究，情况要摸准确；第三，你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学生和基本群众里面去，把基础打好。同时他还说，土匪可利用，也要作一些土匪的工作，要“相机搞武装”。你在秀山注意不要搞得太红，表面上可搞灰色一点，各方面都要应酬劳一下，如喝点酒打点牌呀，根据情况看，你们能够立足的话就住下来，实在不能立足了可以考虑自行撤回来。你去3个月，最迟不能超过6个月，就要回来汇报一下工作，你的组织关系在南方局。张友渔还递了一张介绍到秀山的条子给周文，是以重庆青年会职业介绍所的名义介绍的。
　　当天晚上，周文在下半城的一个旅馆里找到了张宗沛（到重庆聘教师的秀中校长），张宗沛告诉周文车票都买好了，后天走。周文的女朋友张亚斌，那时还不是党员，但她是一个进步群众，她正在参加“抗暴运动”，组织学生活动。周文要走了，想以她处作为联系地址，周文就写了封信，叫她拿着这封信到张子英那里去一趟。
　　2月9号，周文、岑本均，另外还有一个是张宗沛在别处找的、只有一只耳朵的物理教师。周文一行离开重庆，一路上的吃住都是由张宗沛负责，第一天住綦江，第二天到南川，第三天歇彭水，后在黔江、酉阳、龙潭都住过，在路上大概走了6天。
　　到了秀山后，就住在秀山中学，重庆来的王晓鸣已先到学校。学校安排周文教外史、外地和初三的国文，还有英语。同时，周文还在秀师任了半席课。岑本均教高中部的英语，王晓鸣专教音乐，还有一个教体育的叫李元前。张宗沛还在其他地方找来一个叫陈仲为的，有50来岁，听说他原来在酉阳专署当过什么科长，特支当时了解，从政治历史看，他是有些问题的。另外一对夫妇教师，男的叫黄忠良，教数学，女的当女生管理，和周文一车来的“独听”（因只一只耳朵大家就这样称呼他）教物理，不久周纯也来了，教语文和历史。曾纪瑜任教务主任，陈仲为是训育主任。
　　当时秀山中学的校长县张宗沛，党组织通过宁育珪同志与张的私人关系，介绍他们去秀山中学，李一平化名王晓鸣，在秀山以秀中音乐教员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进行活动。去秀山时，王晓鸣知道周国梁与党组织有关系，也知道岑本钧是民间同盟的成员，但王晓鸣在他们面前一直是很隐蔽的。
　　由于王晓鸣曾在民族剧团担任过音乐指挥，长于钢琴、二胡等多种乐器，又喜欢图画与雕刻，为了在秀山扎根，他便充分发挥这些方面的优势。当时秀中校长张宗沛和县教委科长周子祯，对他这个音乐教员均较器重。
　　上半年开学后，我们大家都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
　　王晓鸣知道：秀山校长张宗沛的前任是刘兆丰，刘任该校校长时，不少地下党的同志都在该校工作，如邓照明（当时叫邓光宇）、谢书年，以及刘兆丰的爱人谢若英等同志，他们在该校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不少高年级的学生思想均较进步。1946年下半年刘兆丰、邓照明、谢若英、谢书年等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秀中其党员和进步教师纷纷撤离，秀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张宗沛任校长后，该校进步教师不多。
　　一般进步学生如罗福全、陈清珍、刘朝栋、刘国仙、李宗贵、池应兴等，认为王晓鸣和周国梁、岑本钧在该校教师中还比较开明，都肯和他们接近。由于王晓鸣在那里的任务是打入军队策反，因此在该校学生中没有进行活动，只秘密地通过罗福全、陈清珍等学生在同学中传阅了一些进步书刊。
　　开学不久，王晓鸣组织了一声音乐歌咏表演晚会。对这个晚会，周文曾劝他再想想，目前搞是不是合适，但他一定要坚持搞。于是周文就建议他把当地有威望的士绅子女多组织些进来，他说他还和新十七旅政工队挂了勾，他们也有节目，这样可冲淡一些进步色彩。当时准备的那些节目里，既有抒情内容的，也有进步歌曲，周文担心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热就开这样的晚会怕起副作用。
　　3月的一天，这个晚会还是在县城的一个戏院里开场了，王晓鸣又组织又指挥，搞了些名堂。周文也不知他是怎么搞的，把刘兆丰、谢若英俩夫妇也从家里请来参加这个晚会，周文事先也不知道。
　　周文一到秀山，就听张宗沛讲过他俩夫妇被捕和放出的一些情况，当时不管什么原因被捕，放又是什么理由，按组织原则，未经组织审查就不能接头接关系。何况组织上没有交这个任务给他们。王晓鸣把他们请来，还把特支几个同志拉去介绍一下，周文感到很为难，去不好，不去也不好，只得被动地寒喧几句就算了。
　　这个歌咏晚会开下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秀山死气沉沉的局面被打开了，学生活跃起来。但另一方面，也给后来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特别是对王晓鸣的情况看出来了一个训育主任是国民党的官僚，他把王晓鸣的情况看出来了一些，后来周文和岑本钧摆谈起，分析了秀中教师的情况，大致可分成几种力量：一种是外地来的一批人，其中大多比较进步，也有居于中间立场的，如黄忠良、独听等；一种是右的力量，像李元前和那个训育主任，还有刘兆瞿、曾广信、曾广义、曾纪瑜等本地教师；像敖启瑞、张化隆等本地教师，思想上对国民党现状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这种属于可争取的对象，能够接受进步思想，就是“三曾”需要特别注意。当时曾纪瑜是教务主任，曾广义搞事务主任，曾广信教书，表面与外地人也无多大冲突，外地人也和他往来，有时他们请吃饭外地人也去，打麻将也参加。
　　敖启瑞同外地人的接触更多些，他经常摆摆吹吹，说武汉的情况怎样，美军怎样，国民党怎样，解放区怎样，外地人也同他交谈。
　　学生的情况，特支一开始就比较注意，因为原来组织上没有给他交代学生情况，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积极的，全靠他们自己重新去摸，发现这四班的罗福全、刘朝栋、罗凤云等好几个同学一摆谈就说刘兆丰呀、李昇震呀什么的。
　　后来，周文给王晓鸣说，他可多去接触学生，因为他活泼些，可组织读书会类型的活动接触学生，读书小组开始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1947年上学期，该校高中毕业班学生因反对该校总务主任曾广义贪污，克扣学生生活费（当时学生全部在校寄宿）起来开展停课斗争。学校当局在县教育科授意下挂牌开除高中毕业的数名学生，引起全校学生罢课，当时县政府十分惧怒，怀疑这次罢课有什么政治背景，拟动用武装镇压。
　　这次学潮，虽然始于自发，但仍然是一些进步学生在其中起骨干作用。王晓鸣虽未在这次学潮中起什么组织和鼓励的作用，但从内心里不是支持的。鉴于当时秀山地下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不久，该校又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政治上很注意的一所学校，学生这次罢课斗争始于反贪污的经济斗争，要将这场斗争转变为要和平、要民主、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政斗争，不仅在学生中的思想基础不成熟，当时在秀山社会上的条件亦不成熟，原有地下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后，新的地下党组织又未建立起来，没有党的组织领导，学生的这场罢课斗争是无法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即使转变成一场政治斗争，结果也将失败。当时党中央也有指示：当前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其统治区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镇压民主运动，捕打进步人民和进步学生的情况下，我们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硬碰，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为了避免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损失，本着保护进步学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这种想法，我在一些进步学生中暗示，希望他们的罢课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达到学校当局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后，撤换总务主任，就可适可而止。否则引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镇压，使这次斗争不得胜利，徒遭损失。后来，该校学生的这次罢课斗争，在学校答应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撤换总务主任的情况下结束了。这次罢课斗争，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成果，但对学生中的进步骨干分子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上半年这个学期，特支的工作重点就是摆在对当地社会情况作调查研究，对学生作一些启发教育。因为原来的组织被破坏了，尽管学生的活动原来有些基础，但是现在恢复组织，一切都得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