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昧心的事

　　工会裁人已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工会主席陶风光跟崔得志副主主席俩人一合计，拟了一个裁人名单，准备交到劳动人事处。在这份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曾荣升。若名单交到劳资部门的话，被裁人员就会被安排在内部劳务市场，等待接收单位。如果两个月以后，仍然无接收单位要你的话，就重新“回炉”，回到原来的车间去做干活。这事，曾荣升起初并不知道，还是他去隔壁打开水时，从三朵金花的小声议论中，听到了这个消息。
　　“听崔得志讲，马上就得叫曾荣升卷起铺盖走人了。”赵丰芝说。
　　杨洼萝说：“这么快吗？人家父亲才出院做了手术，他又遭到裁人，心里肯定不好受的。”
　　邹姣鲜说：“赶他走了也好，让他继续留在工会，已经没有用处了。有了安毛民，还要他做什么呢？”
　　赵丰芝说：“听说，这事是安毛民在内部起拱造成的。”
　　邹姣鲜问：“安毛民起什么哄啰？”
　　赵丰芝说：“安毛民对崔得志说，工会办公室有一瓶乳胶不见了，说一定是曾荣升拿回家的。崔得志听信了安毛民的话，把这事反映到陶风光那里，才促成了把他赶走的决心。”
　　杨洼萝说：“安毛民也太要不得了，这么说人家，得有证据才行啊。再说，一瓶乳胶也值不了多少钱啊，曾荣升最近并没有打家具，拿着也派不上什么用场的。”
　　赵丰芝说：“安毛民敢说这话，可能掌握了调查实据吧，但这事我也不太清楚……”
　　曾荣升不听则已，一听火蹦三丈高。安毛民这小子，竟怀疑他拿走了办公室的乳胶，且还将子虚乌有的事说给领导听，这岂不是存心毁谤我吗？
　　他记起来了，自己在清扫办公室场地的时候，曾经见过一瓶搁在长沙发后面的乳胶。为了便于拖地，他顺手将乳胶捡起来，放在靠近沙发的立柜上。这个立柜是属于崔得志的。几天后，这瓶乳胶突然不见了。曾荣升想，很有可能是崔得志把乳胶拿回家了。因为他听崔得志说起过，他最近请了木匠师傅在家里做个碗橱，需要乳胶粘贴五合板。崔得志听安毛民提起这事，也就顺水推舟地嫁祸到曾荣升的头上。
　　曾荣升回家后，跟老婆说起这事，气愤地说：“真是气人，我要跟这姓安的杂种算账。”
　　向薇薇说：“唉呀，反正你在工会早已待不下去了，何必跟他们计较呢？赶紧想办法找个接收单位。你刚进工会的时候，宣传科不是要你么？现在你去跟周书记说说看，我认为宣传科比工会好，你比哪个都吃得苦，这几年，你给工会也争来了不少荣誉，可就是跟领导搞不好关系，得不到青睐。”
　　曾荣升说：“是的，真后悔来工会，宣传科人少事情也不多，不像工会是飞短流长的事非之地。”
　　向薇薇说：“要抓紧找单位，不要等到把你赶进劳务市场，那可就惨了。”
　　曾荣升说：“周书记是要找，但是要不要人，是宣传科长说了算啊，得先找谢科长说去。”
　　谢科长，叫谢重生，原是新丰市丰南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的妻子在工厂，为解决两地分居，才从丰南县调到工厂任宣传科长的。他一提起进工厂当科长，就满肚子牢骚，说这一辈子做了件最愚蠢的事情，就是调到工厂，如果不来新丰工厂的话，他在县里早就房子、车子都有了。正因为牢骚满腹，又加上资格老，他对待手下的兵就有点颐指气使，对宣传科进人也很挑剔。前不久，一位厂里公认的书法高手，想从车间调到宣传科。本来，他跟上层领导说好了，办公桌都搬进了宣传科，可谢重生一查，发现此人没有大专以上学历，便硬是拦着不让人家进科室，逼着他又回车间去了。这事，曾荣升听人说起过。他心想，几年前，他没有来宣传科，这次却自己要求进去，谢重生很有可能会有说法的。只要谢重生这一关通不过，那么，曾荣升进宣传科，完全是一句空话。
　　向薇薇说：“那你先去跟谢科长说一声，他应该对你还是有好印象的。你跟他好好解释一下，也许，他会让你进宣传科的。”
　　曾荣升说：“我不喜欢跟这个人打交道。”
　　向薇薇责备说：“人家是领导，还由着你喜欢不喜欢吗？不喜欢也得硬着头皮喜欢。不仅要装着喜欢，而且还要装着非常虔诚和崇拜的样子才行。伴君如伴虎，千万马虎不得。”
　　曾荣升说：“这，我可学不来。”
　　向薇薇说：“你呀，就是直来直去惯了，所以总是吃亏。”
　　曾荣升并不是没有跟谢科长打过交道。在他的印象中，谢重生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去年编纂厂志，谢重生为曾荣升提供了一些照片。在发放稿酬时，谢重生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没有得到高稿酬的情况下，牢骚满腹。曾荣升当时想，以后要是跟他共事的话，会感觉很累的。
　　就在曾荣升送走了父亲，回工会上班的那天，陶风光找他谈话了。
　　“荣升，”陶风光把曾荣升叫到会议室里，说，“说起来，我们是同一个车间出来的，你还是我的老部下了。但你可能不知道，我来工会后，能给你打马虎眼的都给你打了。比如说，这次你父亲重病住院的事，如果对你考勤的话，你一月的工资早就扣得没有了。崔主席提出要按事假处理，是我念你跟我原是一个车间的分上，说服了崔主席，没有按事假扣你的工资。我不说，也许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顿了顿，大声咳着嗽，继续说，“不过，什么事情都是有个限度的。工会人多了，厂里喊了好久要减员。现在到了非得动手减员的时候了。劳资部门给工会定了十三个人的编制，而目前有二十来个人。一下子得减掉七八个，我们反复研究了，要减的话，得从楼上的干部减起，干部带头。我现在要对你说的是，你的名字也出现在被减员的名单之中。本来，我是不想把你减掉的。但是，下面的意见太大了，说你一劳永逸，编写了厂志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干事了。这些话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你不善于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遭到一些人的忌恨。这样，你想在工会蹲下去也很难了。我想保也保不住啦。”
　　说到这里，陶风光站了起来，说：“把你转到劳资部门的劳务市场，下周一，你就离开工会，自己去找单位吧。”说罢，他撇下曾荣升，扬长而去。
　　陶风光的这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在曾荣升的耳畔炸响。他坐在会议室的藤椅上，呆如木鸡。他不敢相信，在同事的心目中，印象是这么差。他本来想质问陶风光，他在工会并没有比大家少做事，也没有得罪谁，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呢？他想，其实这些言论，并不是同事们说的，很有可能就是陶风光这样认为。然而，人家手中握有权力，能对陶风光这么说吗？他感到非常委屈，两年前他以征文竞赛第一名的身份，被调进工会时，哪里会想到两年后，竟然是这样被人无情地撵出工会。
　　曾荣升在劳务市场待了一周半后，工作终于有了着落。
　　这天，宣传科长谢重生找到曾荣升，说：“跟你说个事，接市里通知，今天在各单位开展政工职称评聘。党委非常重视，准备成立一个政工称职办公室，你来办公室吧。”
　　曾荣升一听，高兴地说：“好的，我正愁没有去处呢？”
　　谢重生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你的关系还在工会，你的工作性质只是临时抽调，职称工作搞完了，你还得回工会去。”
　　曾荣升说：“谢科长难道不知道我现在劳务市场吗？”
　　谢重生说：“不知道啊，怎么你去劳务市场了？”
　　曾荣升把自己被裁掉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末了，对他说：“当初要是来宣传科就好。”
　　谢重生说：“现在后悔了吧。不过，现在也不晚，搞完职称，我再帮你想办法，争取把你留在宣传科。不过，你是知道的，宣传科进人很不容易，我也不敢打包票。”
　　曾荣升感激地说：“那就仰仗谢科长帮忙，争取留下来。”
　　谢重生说的进宣传科不容易是确有所指。几年前，一位在子校教书的语文老师小周，爱好古格律诗，想调到宣传科来。谢重生对他说，宣传科是为工厂宣传报道，不是研究古格律诗的。还是做你的老师好。小周硬是没有来成宣传科。后来，小周通过关系，调进了新丰市一家银行，在银行的办公室先是做秘书，尔后做上了办公室主任。如今他已是丰南县一家银行行长了。周行长闲暇时间里，对古格律诗的造诣也越来越高，当上了新丰市楹联学会副会长。每年总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呢。新丰市电视台的“新丰人物”栏目，对周行长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呢。一次，周行长来工厂，邀请谢重生吃饭。席间他对谢科长说，如果当年你让我进了宣传科的话，我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所以，我还得感激谢科长的拒绝呢。他话虽然是这么说，其实心里的潜台词是，当年你小看了我，连小小的企业宣传科都不让我进，可我现在混得比你强多啦，名气大多啦。说得谢重生很不好意思。
　　几天后，曾荣升去政工职称办公室上班了。办公室临时抽调了四个人。组长谢重生除外，还有副组长张伟平和组员小肖与小王。张伟平是宣传科干事，戴一副黄边框眼镜，胖墩墩的样子，一张娃娃脸，你看不出他的年龄。其时，他心早不在政工职称这事上了，而是准备通过关系，往销售公司调。
　　张伟平把一揽子事情都交给曾荣升，小声说：“我马上要调走了，宣传科要人。你给谢科长整个高级职称吧。你给他整了，他会把你留下来的。”
　　曾荣升看过谢重生的个人档案材料，说：“谢科长只有初中文化，而评高级职称，至少得本科以上，怎么弄啊。”
　　张伟平说：“这就看你怎么弄了，弄得好，一个文盲也能变成大学教授。但是，我说话，全是为你好。其实，我对谢重生没好印象。”
　　张伟平在宣传兢兢业业地干，也多次向谢重生提起过，要求领导提拔他做宣传科副科长。可是谢重生一直压着不提他。所以，他才一气之下离开宣传科，去销售公司的。
　　张伟平说完这些后，对曾荣升说：“我给你指点迷津，你也得给我帮个忙吧。”
　　曾荣升乐意地说：“办什么忙，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我尽力而为。”
　　张伟平说：“就是看着你能办得到，所以才有事相求嘛。我为得调动工作的事，跑上跑下，没有时间写评审职称的论文，你是写作高手，帮我写一篇吧，我会向谢科长推荐你进宣传科的。临走时，我做做好事也无妨，反正我不在宣传科了，也不用担心谁跟我抢饭碗，这点好事还是愿意做的。”
　　曾荣升一听，感到很为难，说：“要是论文写得不好，你的中级职称评审没有通过呢？你会怪我的。”
　　张伟平说：“绝对没问题，你就写如何开展企业宣传工作，提出你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我提供一些资料给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这样，写起来就十拿九稳了。”说着，他打开宣传科资料室的门，从里面搂出一大摞资料来，放在曾荣升的面前。
　　而谢重生的报评职称材料，他提出自己弄，也不给曾荣升看，从报送材料到评审职称，整个过程都很神秘。这是后话。
　　政工职称办公室设在原来的纪检会。办公室里只有一位叫黎春秋纪检干事，搬进去三张桌子，再在门上贴上政工职称办公室的字条，就这样，开始办公了。张伟平整天忙于调动的事情，谢科长管着宣传科，也没有多少精力管职称办，他顶多来打打招呼就走了。实际上是曾荣升主持政工职称工作。他的新同事小王是才进厂的大学生。对工厂的情况一概不知，小肖虽然略知一些，但她也是马上要调走的人。她的丈夫是深圳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结婚后，就着手忙着调动的事。现在基本上跑得差不多了，就单等深圳公司下来调令，她就可以走人了。所以，她和小王都听曾荣升的。评政工的都是党群系统这条线上的人。而且大都是基层党支部书记或政工部门负责人，哪个也得罪不起。所以，曾荣升面对他们报上来的材料，认真对待，不敢怠慢，争取让他们都能评上中高级职称，
　　但是，工会有两个人，曾荣升是无论如何跟他们过不去的。那就是都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陶风光和崔得志。其中崔得志是初中毕业后，在部队升任排级干部转业进工厂的。尽管他工龄长，但因文化程度太低，只能评个初级助理政工师职称。陶风光初中进厂当学徒，从一个不起眼的车工，一步步地往上爬，做到了大厂工会主席，官越升越大，可也因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也只能评个助理政工师。当然，如果做点手脚，他俩完全可以评个政工师什么的。但曾荣升能帮他俩吗？他终于找到了狠狠地出一口恶气的机会。
　　过了几天，陶风光和崔得志俩人来找曾荣升了。这天，小王和小肖正好去市里送材料去了。黎春秋也不在办公室，只有曾荣升一个人在那里。
　　“荣升，”陶风光把门关起来，笑嘻嘻地说，“恭喜你又回到了工会，你来这里只是借调，人事关系还在工会啊。最近我们发了点小东西，没有忘记你的，你等会去工会领吧。”
　　崔得志说：“不要去领了，干脆我去给你拿来吧。”说着，他屁颠颠地跑回去拿东西了。
　　陶风光望着崔得志的背影，说：“你看，我们崔主席对你多好呀，亲自去拿来送给你。”他停了停，翻翻桌上的个人档案，装在满不在乎地说，“听说我只能评个助理政工师？真是好笑，工会主席、副厂级是个助理。好，助理就助理呗。这玩艺有用处吗？厂里又不按职称发工资，评个高级也没有用的。”
　　曾荣升淡然地说：“是没用的。”
　　陶风光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个厂长上台，他要求按职称拿工资的话，我如果只有助理职称，那可就要亏一大截了。”他凑到曾荣升面前，声音特别柔和地说，“荣升，我们兄弟一场，说起来，我待你也不薄，这次你就给我和崔主席各整一个中级职称吧，肯定会感激你的。”
　　正说着，崔得志提着鼓囊囊的一袋物资，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了。对曾荣升说：“你看，给你提来了，走得我一身臭汗。”说着，他把这袋东西放在曾荣升的脚下，说，“赶紧收起来，不要让人瞧见了。”
　　曾荣升把头摇得似拨浪鼓，说：“我不要这些东西，只要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此刻，曾荣升想起高力士替他擦靴的李白。
　　陶风光对崔得志说：“那你赶紧回去换本词典来吧。”
　　崔得志把眉头拧成了疙瘩，说：“还这么讲调摆（名堂）呀，害得又要跑回去。”说罢，他长叹一口气，提着那袋东西，悻悻地下楼去了。
　　陶风光说：“荣升，上面是不是只要文凭复印件？我去弄个文凭来，复印一下，这不是行了吗？”
　　曾荣升说：“弄假的，何行呢？”
　　陶风光说：“你帮我弄得像真的一样嘛，反正上面也搞不清的。”
　　曾荣升说：“万一上面查起来，怪罪我，我可担当不起的。”
　　陶风光说：“不会查的，如果追究责任，我来承担，好不好，不关你的事。”
　　曾荣升说：“不只是弄个文凭就能解决问题啊，工作履历都要改动，很麻烦的。”
　　陶风光说：“我知道这事做起来是很啰嗦的，你就耐点烦吧。”
　　这时，崔得志手里拿着一本词典，走得满头大汗地进来了。他将词典递到曾荣升手上，说：“哥们够意思了吧？”
　　曾荣升想对他说，什么意思不意思的？这本词典，是我该得的，我没有得到，现在只不过是补发给我。你崔得志表什么功呢？
　　曾荣升没有理睬崔得志，继续按他的思路说下去：“听说，经委职称评定领导小组对文凭卡得很严的，觉得复印件有疑点，他们就会叫你拿出真件来查对的。这一手，真不好对付啊。”
　　崔得志说：“上面查不查，你别管，到时候，我们来应付，你先把材料整好报上去再说吧。”
　　曾荣升说：“好吧，我先弄材料。”
　　他俩这才满意地离去。
　　陶风光他俩一走，曾荣升感到头痛了。他先是看了看崭新的词典，心想，是给两位主席做假，还是不做呢？想起他俩合伙算计自己，把他从工会赶出来的事情，曾荣升就来了火。他想，他们来向你求情，只是鳄鱼的眼泪，是暂时利用你，达到他们的目的后，就会一脚把你踢开的。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按他俩原有的文化程度报送材料。
　　曾荣升花了整整三个晚上，终于将张伟平的论文写成了。报到市里，很快就通过了。
　　而他自己的政工职称的评聘，遇到了麻烦。因为按规定，要在大学毕业后，有五年的工作经历之后才有资格评聘政工师。而曾荣升十多年都在车间当工人，脱产上电大学习，也只是近几年的事。他电大毕业后还没有五年工作经历，只有三年多一点，是评不上政工师的。
　　怎么办？他想起自己经手职称工作，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他没有评上政工师，那真是天下的大傻蛋。
　　还是张伟平有办法。他来办公室找曾荣升时，喜孜孜地告诉他说，他已经搞妥进销售公司的手续，马上就要下调令了。当他得知曾荣升帮他撰写的论文通过了之后，高兴地对他说：“你也弄个中级职称呀，不弄就太吃亏了。”
　　曾荣升说：“电大毕业还不到五年呀，怎么弄？”
　　张伟平说：“你怎么这样不灵泛呀，你把脱产学习改成不脱产学习不成了吗？这样一算，还大大超过五年了呢。”
　　曾荣升说：“不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只是不敢这样做。”
　　张伟平说：“有什么不敢的，弄虚作假的不光是你一个人，报评职称的材料，起码有一半的水分。你报个不脱产学习，他们也不知道啊。”
　　曾荣升听他这么说，脑筋也开了“窍”。心想，我的电大文凭是真的，不过只是改动一下工作经历时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比起那些从文凭到工作经历，都是彻头彻尾做假的人来，自己要好得多。于是，他麻起胆子，将那张已经填好的审报职称表撤下来，再弄一张新的一一填上，将电大三年学习，改成了不脱产。这样，他就够资格评聘政工师了。他边填边暗暗好笑，自己仅在工会待了两年，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相当于工程师的政工师了。
　　两个月后，职称工作全部结束了。曾荣升和张伟平等有大专以上文凭的都评上了政工师，没有文凭的陶风光、崔得志他们仅仅评了个助理政工师。而只有谢重生例外，他以初中文化，评上了高级政工师职称。
　　陶风光和崔得志他俩一听到这个消息，气急败坏地跑到职称办公室。陶风光指着曾荣升的鼻子，结结巴巴地大骂道：“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好情好意叮嘱你弄个中级，结果还是个初级。你太对人不住了。”
　　曾荣升不卑不亢地说：“我是如实申报的，怪不得我。”
　　崔得志说：“你晓得把自己弄个中级，你这人太自私了！”
　　曾荣升说：“我是有文凭的，不像你们。”
　　崔得志说：“哟，一张马粪纸，有什么了不起的。”
　　陶风光拉住崔得志，说：“走，别理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说着，他俩气冲冲地走了。
　　曾荣升望着他俩走出办公室，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惆怅。他感到自己很可耻。虽然，他是出于一种痛定思痛的报复心理，不给陶风光他俩上报虚假材料，致使他俩没有评上中级职称。但想到自己评上政工师，也是弄虚作假的行为，把三年工作经历改成了超过五年，虽然文凭是真的，但这种做法，欺骗了组织，特别自己经手政工职称工作，是典型的违纪现象。如果让陶风光他俩知道了这事，他们不闹个天翻地覆、鸡犬不宁才怪呢。曾荣升啊，你的屁股也不干净了，你也在做假，你以前一直以正直做人为座右铭，可是，现在居然也学会了做假的手段。你变了，变得面目可憎了！这样想着，他感到十分内疚起来。他真想重新弄个材料，将陶风光和崔得志俩人，弄成有大专学历的大学生，让他们也评个政工师，只有这样，他才心安。
　　一个月后，工厂保卫系统评聘政工职称，党委将评聘工作交给曾荣升。他特地翻出陶风光和崔得志俩人的材料，推倒重来，重新“包装”后，报上去，使得他俩终于评上政工师中级职称。虽然，这期间也经历过一些风险。譬如，市经委职称评定小组一成员认识陶风光，他们曾经在省城参加一个会议，住在一个客房里，曾经问起过陶风光的个人简历，知道他是没有文凭的。他觉得奇怪，于是，叫曾荣升将陶风光的文凭原始根据，送到经委来进行审查。曾荣升找到陶风光，将这事说了。陶风光说，这事由他出面吧。他特地请了经委这位领导吃了一顿，席间，曲里拐弯地说到职称评聘的事。那位领导听陶风光这么说，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没有再查他的文凭了。
　　这样，曾荣升觉得不欠人家什么了。陶风光和崔得志获得了中级职称后，当然也心满意足了。
　　四月底，前后两次政工职称全部结束，曾荣升在这两次职称工作中，立下了大功，领导比较满意。宣传科原来的干事张伟平，调到销售公司去了，宣传科正好空着一个位置。于是，曾荣升顺理成章地被调到宣传科上班了。
　　宣传科加曾荣升也只有四个人。谢重生科长、一个负责办厂报的老申，一个女广播员，还有一个搞收发的，归宣传科管理，但她人挂在厂办。所以，收发员应该属于厂办编制。
　　宣传科办公室其实就设在纪检会的斜对面，曾荣升搞职称工作时，也常去那里坐坐。四间房子，一间是资料室，里面摆满书架和书橱，书架和书橱里塞满上了年纪的书。谢科长和老申占着一间十四平方的单间，单间对面的房子空着，里面仅放着几个大柜子。还有一间是广播室，在办公楼东头。
　　曾荣升将自己的办公桌椅，从工会搬过来，放在老申和谢科长办公桌的旁边，形成一个“品”字形。老申趁谢重生不在办公室时，对曾荣升说：“还是我向谢科长推荐你来宣传科的呢？如果不是我推荐，你来不了的。”
　　曾荣升觉得老申说这话真好笑，他的推荐能左右领导吗？难道说他比领导的权力还大？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厂报编辑而已。
　　老申，名广才，年近五十，头发有点秃顶，方膛脸，大骨架，宽身板，瘦瘦精精的；嗓门大，说话如打雷，又像是跟人吵架似的，震得你耳朵里嗡嗡的，很不舒服。他一说话，整个楼上都听得见。所以，同事们送了个“申大炮”的雅号给他。
　　申广才原来也是工人，说起来是跟曾荣升一个装配车间。不过，后来曾荣升所在的钻床班，由装配班迁到冲压车间。申广才是从外地照顾两地分居调来厂里的。他来装配车间时，曾荣升所在班组已经从装配车间迁到冲压车间了。所以，俩人起初并不认识。后来，申广才因对外发稿多，调到宣传科，曾荣升喜欢写一些广播稿，稿子要经过申广才的手，再转交给广播员。这样，一来二往，俩人就熟了。
　　八十年代末，厂里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中心小组，曾荣升是中心小组十名成员之一，申广才是组长，赵丰芝的丈夫黎庞任副组长。宣传科还为中心小组的成员订了一份文学杂志。曾荣升每次去宣传科拿杂志时，也会跟老申聊一聊。那时，曾荣升对文学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着与狂热。晚上写一篇广播稿，到了中午，便端着饭盒站在树下，边吃饭边听广播员念自己的稿子。还得意地告诉同事，这篇稿子是他写的，立即引起同事的奚落和嘲笑。一稿子广播稿播出后，仅能得四毛钱的稿费。为了这四毛钱，得花费一个晚上的心血，或者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本来，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曾荣升却写得入了迷，稿子能够播出，在他心目中，是最大的欣慰与荣耀。他加入文学创作小组后，老申劝他，不要局限于只写广播稿，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把稿子投出去，争取在正式报刊上发表。这样，稿费就远远不止四毛钱一篇了。曾荣升每次去宣传科，老申总会沾沾自喜地拿出他的发稿记录簿，给曾荣升瞧“希罕”。那是一个大皮夹子，收集有厚厚一大迭发稿剪报，都是一些豆腐干似的一小块文字，在报屁股上补个白，或在杂志最末一页的下方，有几十行文字。可在老申看来，那是他的心血宝贝，字字如黄金、如珠矶般金贵。
　　“你看，这一篇有四十元钱，是你写一篇广播稿的百倍呢。”老申手指着剪报簿上的一篇稿子，介绍道。
　　曾荣升见了，羡慕得要命，在他眼里，老申简直是一个用笔头挖到一窖金子的幸运者。他的稿子投出去一篇中一篇，报社副刊简直就是为他办的一样。有时，一个版面上，有他用两个笔名同时发表的稿子。同时，曾荣升也羡慕老申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一个月才办一张八开小报，稿子都是从广播室弄来的一些广播稿子，把稿子铺满几个版面，就算是完成了任务。可以说，一月的工作量，一天可以做完，其余时间，便用来写作投稿。最开始的时候，他写的是报道厂里的新闻事件。新闻可以一稿多投，所以，他写一篇新闻短讯，便铺天盖地地发出去，最少也能在十来家报刊上发表。除了拿到一份稿费外，还能在厂里拿到一至三倍的稿酬。简直是笔头一写，钱流成河，稿费和奖励便源源不断地流向他的钱袋。
　　财会人员见老申每月领到上千元的写稿奖励，心里不平衡了，他们反映到厂长那里，凭什么让姓申的每月拿这么多的奖励呀。于是，厂长开会研究，决定取消了发稿奖励。这样，老申写新闻稿没有了奖励，他就不写新闻报道了，专门拣那些容易发稿、稿费高的题材来写。所以，翻开他的剪报本子，都是一些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搜新猎奇之类的稿子。一次，他在南方一家大报上得了一个二等奖，获得奖金八百元。他拿着获奖证明，找到党委周书记，要求厂里为他加薪，记大功。他这些要求不是凭空而来的，他有参照物。
　　几年前，赵丰芝的丈夫黎庞在全省获得了大学生写作竞赛一等奖，厂部便奖励了他一级工资，还荣记了一等功。老申对周书记振振有词地说，他的奖，比黎庞得的还要大。因为，南方那家大报是全国性的大报，比黎庞在全省获奖，大得多。所以，他要求厂部给他升两级工资、荣记一等功呢。周书记读过老申在南方大报上发表的那篇获奖稿子，写的不过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跟工厂完全挂不上边，厂部凭什么要给他加薪记大功呢？老申没有得到工厂的奖励，便开始骂骂咧咧地数落领导们太不公道了，对黎庞那么好，对他却这样苛刻。
　　由此看来，“申大炮”可真是一个大炮，一盏不省油的灯，为自己的蝇头小利，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去强求，去争取，而且不争赢决不罢休。对他无利而言的事，就是打死他也不会去做。这种人，在曾荣升看来，是很难与他共事相处的。结果事实证明，的确是这样。曾荣升每天清早一来，就打扫卫生，三张桌子抹得干干净净，连老申座位附近的窗台，也抹得没有一粒灰尘。扫完地，再去开水室，打满一壶开水，让谢科长和老申来上班时，有开水泡茶喝。
　　老申的纸篓，也是曾荣升倒的。倒老申的纸篓可真是一件让曾荣升很恶心的事。因老申有个恶习，写稿子的时候，会接连不断地往纸篓里吐痰。吐时又吐不准，许多的痰液被吐在纸篓边上或墙角里。每当曾荣升早晨去老申的座位边拖地时，一股刺鼻的痰腥气迎面扑来，几乎能把人扑倒。去拿纸篓，如果一不小心，手指接触到黏黏的痰液，那种恶心的感觉，能让你胃里所有的东西都呕吐出来。曾荣升每次倒了纸篓里的东西后，总要用一个刷子，在自来水龙头下面，将篓子仔细刷洗一遍。然后再在篓里铺一个薄膜袋，让老申把痰吐到薄膜袋里。这样，倒纸篓就方便多了。可老申一来，却把薄膜袋从篓子里拿出来，说可以拿着去买菜。他照样把痰吐在篓边上。有时那痰液，呈半流质半凝固状态的钟乳石一般，悬挂在篓子边，随时会垂到地上，或者当你站到篓子边的时候，它会滴到你的脚面上来。
　　曾荣升知道，自己才来，算个什么呢，只有老老实实地干，勤快点，给谢科长和老申一个好印象。这样，跟他们搞好关系，也好共事一些。
　　但是，曾荣升每天如此辛苦地打扫场地，却没能感动上帝。老申照样嘀咕曾荣升，地没打扫干净，开水不开，泡茶无味，放在纸篓里的薄膜袋不新鲜，不能买菜等等。而曾荣升一个人去厂区悬挂横幅，去厂里的最高建筑物上安设宣传标语时，老申却装作没看见一样，坐在办公桌前，照样写他的稿子，赚他的稿费。有时，谢重生会动员老申，去给曾荣升帮忙，老申应了一声，却连身子也不肯挪动一下。
　　曾荣升不计较这些，他想，要忍住，人家的资格老，就让着他一些，只有这样想，就想开了。
　　离“五•一”节只有一天了，谢科长派曾荣升去市灯具厂买四个红灯笼。厂里原有的灯笼坏得不像样子了，这次必须更换新的。由谢重生批条，曾荣升去财处科借了五百元钱，然后坐公共汽车前往市灯具厂。灯具厂在一条很偏僻的小巷里。下了公汽，还得走里多路。时近中午，日头晒得人头昏脑胀，阳光铺在地上，强烈的反光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前面是一道陡坡，曾荣升勾着脑袋只顾走路，没有发现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他走来。
　　走在前面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身穿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屁股上的口袋鼓囊囊的。小伙子从他的身边大步走过去。突然，曾荣升瞥见从小伙的屁股口袋里，掉下一摞钱。钱是用橡皮筋箍着的，可以看得清都是百元大钞。曾荣升不知这是掉包之计，他想喊小伙，掉钱了，心想先把钱捡起来，再给小伙。可刚要上前把这“落地财”捡起来时，后面蹿上来一个皮肤黝黑、形象猥琐的中年男子，他捷足先登地将钱捡到手，在直起腰子的同时，对曾荣升说：“我们同时看到掉了钱，你跟我来，我们一起把钱分掉吧。”说着，他拉住曾荣升的手，转身向后面的一条小巷里走去。
　　曾荣升被这个中年男子牵着手，糊里糊涂地走进小巷里，来到一个丁字巷口。这里阒静无人，相邻的人家也是门窗紧闭。中年男人对曾荣升说：“你身上有多少钱？这包钱足足有几千块呢，全给你，你把身上的钱拿过来，我吃点亏，让你占点便宜算了。”说着，他把那包钱，向曾荣升递过来。
　　这时，那个丢“钱”的小伙竟然走进了巷口，中年男人一见，赶紧催促道：“他跟上来了，你快把钱给我！”说着，他“嗖”地从腰间拔出一把尖刀，用刀子抵住曾荣升的下巴，小伙子扑上前来，动手搜索曾荣升的口袋。曾荣升幸亏只带了两百多元钱在身上，因为他打听到，四只灯笼只要两百多元钱。这些钱除留下几块钱坐车后，全部被这一伙歹徒强行搜走了。歹徒嘿嘿笑着扬长而去，留下曾荣升呆呆地站在巷口，心里像被刀扎一样，痛得不断地颤栗起来。这可是借来买灯笼的公款，现在钱被抢走，灯笼没有买成，是要赔钱的。他就这样木木地站在原处，半天才决定回去拿钱，再来买灯笼。
　　曾荣升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的心理，以为这包钱，外面包着的一百元是真的吧，如果是真的话，那他只丢了一百多元钱了，损失少了一半，心里也好受一点。可当他把箍着钱的橡皮筋松开，把钱拿到手上，仔细一看，发现这钱不对。他连忙拿出一张真钞一对照，发现这是假钞。除了这张假钞之外，这包钱其实全是故意把边沿刮毛、弄脏的白色厚纸。
　　曾荣升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妻子中午不会回家，他连忙做饭，让女儿吃了好上学。他自己却全无食欲，吃不下饭。他趁女儿在吃饭之际，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屋外，从袋子里掏出那包花了两百多元钱代价的白纸，就要往厨房后面的垃圾堆里扔时，突然身后响起了女儿的问询声：“爸爸，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曾荣升回过头来，对正端着饭碗吃饭的女儿看了一眼，回答说：“是一包废纸。”
　　女儿问：“怎么这纸好像钱啊？”
　　曾荣升脸色陡然间红了，连忙扯谎道：“哪里是钱啊，明明是纸嘛。”说着，他顺手一扬，将手里的废纸扔进了垃圾堆，走回了屋里。
　　女儿仍旧站在那里，盯着垃圾堆里的那包厚纸出神。
　　下午，他带钱去灯具厂把灯笼买了回来，请动力部门把灯笼挂上，通上电源。他感到很累，几次想坐下来歇息。但是，跟工人师傅一起挂灯笼，大家在干，你干站在那里何行？直到快下班的时候，才终于把事情做完。
　　下班回到家里，他和衣躺在床上，心想，怎么把这笔被抢的两百元钱补齐，好报账呢？翻来覆去地思索着，也找不到好的办法。但他不愿意把这事告诉妻子和谢科长，以及科里其他同事。他怕人家取笑他竟然中了老掉牙的掉包欺骗陷阱，怕他们骂自己太没有防范意识了。所以，他想，要一直瞒着亲人和科里所有的人，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他丢了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