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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昧心的事

作品名称:折腾人生(小说)      作者:朝朝      发布时间:2017-11-01 12:12:44      字数:11918

  工会裁人已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工会主席陶风光跟崔得志副主主席俩人一合计,拟了一个裁人名单,准备交到劳动人事处。在这份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曾荣升。若名单交到劳资部门的话,被裁人员就会被安排在内部劳务市场,等待接收单位。如果两个月以后,仍然无接收单位要你的话,就重新“回炉”,回到原来的车间去做干活。这事,曾荣升起初并不知道,还是他去隔壁打开水时,从三朵金花的小声议论中,听到了这个消息。
  “听崔得志讲,马上就得叫曾荣升卷起铺盖走人了。”赵丰芝说。
  杨洼萝说:“这么快吗?人家父亲才出院做了手术,他又遭到裁人,心里肯定不好受的。”
  邹姣鲜说:“赶他走了也好,让他继续留在工会,已经没有用处了。有了安毛民,还要他做什么呢?”
  赵丰芝说:“听说,这事是安毛民在内部起拱造成的。”
  邹姣鲜问:“安毛民起什么哄啰?”
  赵丰芝说:“安毛民对崔得志说,工会办公室有一瓶乳胶不见了,说一定是曾荣升拿回家的。崔得志听信了安毛民的话,把这事反映到陶风光那里,才促成了把他赶走的决心。”
  杨洼萝说:“安毛民也太要不得了,这么说人家,得有证据才行啊。再说,一瓶乳胶也值不了多少钱啊,曾荣升最近并没有打家具,拿着也派不上什么用场的。”
  赵丰芝说:“安毛民敢说这话,可能掌握了调查实据吧,但这事我也不太清楚……”
  曾荣升不听则已,一听火蹦三丈高。安毛民这小子,竟怀疑他拿走了办公室的乳胶,且还将子虚乌有的事说给领导听,这岂不是存心毁谤我吗?
  他记起来了,自己在清扫办公室场地的时候,曾经见过一瓶搁在长沙发后面的乳胶。为了便于拖地,他顺手将乳胶捡起来,放在靠近沙发的立柜上。这个立柜是属于崔得志的。几天后,这瓶乳胶突然不见了。曾荣升想,很有可能是崔得志把乳胶拿回家了。因为他听崔得志说起过,他最近请了木匠师傅在家里做个碗橱,需要乳胶粘贴五合板。崔得志听安毛民提起这事,也就顺水推舟地嫁祸到曾荣升的头上。
  曾荣升回家后,跟老婆说起这事,气愤地说:“真是气人,我要跟这姓安的杂种算账。”
  向薇薇说:“唉呀,反正你在工会早已待不下去了,何必跟他们计较呢?赶紧想办法找个接收单位。你刚进工会的时候,宣传科不是要你么?现在你去跟周书记说说看,我认为宣传科比工会好,你比哪个都吃得苦,这几年,你给工会也争来了不少荣誉,可就是跟领导搞不好关系,得不到青睐。”
  曾荣升说:“是的,真后悔来工会,宣传科人少事情也不多,不像工会是飞短流长的事非之地。”
  向薇薇说:“要抓紧找单位,不要等到把你赶进劳务市场,那可就惨了。”
  曾荣升说:“周书记是要找,但是要不要人,是宣传科长说了算啊,得先找谢科长说去。”
  谢科长,叫谢重生,原是新丰市丰南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的妻子在工厂,为解决两地分居,才从丰南县调到工厂任宣传科长的。他一提起进工厂当科长,就满肚子牢骚,说这一辈子做了件最愚蠢的事情,就是调到工厂,如果不来新丰工厂的话,他在县里早就房子、车子都有了。正因为牢骚满腹,又加上资格老,他对待手下的兵就有点颐指气使,对宣传科进人也很挑剔。前不久,一位厂里公认的书法高手,想从车间调到宣传科。本来,他跟上层领导说好了,办公桌都搬进了宣传科,可谢重生一查,发现此人没有大专以上学历,便硬是拦着不让人家进科室,逼着他又回车间去了。这事,曾荣升听人说起过。他心想,几年前,他没有来宣传科,这次却自己要求进去,谢重生很有可能会有说法的。只要谢重生这一关通不过,那么,曾荣升进宣传科,完全是一句空话。
  向薇薇说:“那你先去跟谢科长说一声,他应该对你还是有好印象的。你跟他好好解释一下,也许,他会让你进宣传科的。”
  曾荣升说:“我不喜欢跟这个人打交道。”
  向薇薇责备说:“人家是领导,还由着你喜欢不喜欢吗?不喜欢也得硬着头皮喜欢。不仅要装着喜欢,而且还要装着非常虔诚和崇拜的样子才行。伴君如伴虎,千万马虎不得。”
  曾荣升说:“这,我可学不来。”
  向薇薇说:“你呀,就是直来直去惯了,所以总是吃亏。”
  曾荣升并不是没有跟谢科长打过交道。在他的印象中,谢重生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去年编纂厂志,谢重生为曾荣升提供了一些照片。在发放稿酬时,谢重生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在没有得到高稿酬的情况下,牢骚满腹。曾荣升当时想,以后要是跟他共事的话,会感觉很累的。
  就在曾荣升送走了父亲,回工会上班的那天,陶风光找他谈话了。
  “荣升,”陶风光把曾荣升叫到会议室里,说,“说起来,我们是同一个车间出来的,你还是我的老部下了。但你可能不知道,我来工会后,能给你打马虎眼的都给你打了。比如说,这次你父亲重病住院的事,如果对你考勤的话,你一月的工资早就扣得没有了。崔主席提出要按事假处理,是我念你跟我原是一个车间的分上,说服了崔主席,没有按事假扣你的工资。我不说,也许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顿了顿,大声咳着嗽,继续说,“不过,什么事情都是有个限度的。工会人多了,厂里喊了好久要减员。现在到了非得动手减员的时候了。劳资部门给工会定了十三个人的编制,而目前有二十来个人。一下子得减掉七八个,我们反复研究了,要减的话,得从楼上的干部减起,干部带头。我现在要对你说的是,你的名字也出现在被减员的名单之中。本来,我是不想把你减掉的。但是,下面的意见太大了,说你一劳永逸,编写了厂志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干事了。这些话也不是空穴来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你不善于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遭到一些人的忌恨。这样,你想在工会蹲下去也很难了。我想保也保不住啦。”
  说到这里,陶风光站了起来,说:“把你转到劳资部门的劳务市场,下周一,你就离开工会,自己去找单位吧。”说罢,他撇下曾荣升,扬长而去。
  陶风光的这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在曾荣升的耳畔炸响。他坐在会议室的藤椅上,呆如木鸡。他不敢相信,在同事的心目中,印象是这么差。他本来想质问陶风光,他在工会并没有比大家少做事,也没有得罪谁,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呢?他想,其实这些言论,并不是同事们说的,很有可能就是陶风光这样认为。然而,人家手中握有权力,能对陶风光这么说吗?他感到非常委屈,两年前他以征文竞赛第一名的身份,被调进工会时,哪里会想到两年后,竟然是这样被人无情地撵出工会。
  曾荣升在劳务市场待了一周半后,工作终于有了着落。
  这天,宣传科长谢重生找到曾荣升,说:“跟你说个事,接市里通知,今天在各单位开展政工职称评聘。党委非常重视,准备成立一个政工称职办公室,你来办公室吧。”
  曾荣升一听,高兴地说:“好的,我正愁没有去处呢?”
  谢重生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你的关系还在工会,你的工作性质只是临时抽调,职称工作搞完了,你还得回工会去。”
  曾荣升说:“谢科长难道不知道我现在劳务市场吗?”
  谢重生说:“不知道啊,怎么你去劳务市场了?”
  曾荣升把自己被裁掉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末了,对他说:“当初要是来宣传科就好。”
  谢重生说:“现在后悔了吧。不过,现在也不晚,搞完职称,我再帮你想办法,争取把你留在宣传科。不过,你是知道的,宣传科进人很不容易,我也不敢打包票。”
  曾荣升感激地说:“那就仰仗谢科长帮忙,争取留下来。”
  谢重生说的进宣传科不容易是确有所指。几年前,一位在子校教书的语文老师小周,爱好古格律诗,想调到宣传科来。谢重生对他说,宣传科是为工厂宣传报道,不是研究古格律诗的。还是做你的老师好。小周硬是没有来成宣传科。后来,小周通过关系,调进了新丰市一家银行,在银行的办公室先是做秘书,尔后做上了办公室主任。如今他已是丰南县一家银行行长了。周行长闲暇时间里,对古格律诗的造诣也越来越高,当上了新丰市楹联学会副会长。每年总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呢。新丰市电视台的“新丰人物”栏目,对周行长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呢。一次,周行长来工厂,邀请谢重生吃饭。席间他对谢科长说,如果当年你让我进了宣传科的话,我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所以,我还得感激谢科长的拒绝呢。他话虽然是这么说,其实心里的潜台词是,当年你小看了我,连小小的企业宣传科都不让我进,可我现在混得比你强多啦,名气大多啦。说得谢重生很不好意思。
  几天后,曾荣升去政工职称办公室上班了。办公室临时抽调了四个人。组长谢重生除外,还有副组长张伟平和组员小肖与小王。张伟平是宣传科干事,戴一副黄边框眼镜,胖墩墩的样子,一张娃娃脸,你看不出他的年龄。其时,他心早不在政工职称这事上了,而是准备通过关系,往销售公司调。
  张伟平把一揽子事情都交给曾荣升,小声说:“我马上要调走了,宣传科要人。你给谢科长整个高级职称吧。你给他整了,他会把你留下来的。”
  曾荣升看过谢重生的个人档案材料,说:“谢科长只有初中文化,而评高级职称,至少得本科以上,怎么弄啊。”
  张伟平说:“这就看你怎么弄了,弄得好,一个文盲也能变成大学教授。但是,我说话,全是为你好。其实,我对谢重生没好印象。”
  张伟平在宣传兢兢业业地干,也多次向谢重生提起过,要求领导提拔他做宣传科副科长。可是谢重生一直压着不提他。所以,他才一气之下离开宣传科,去销售公司的。
  张伟平说完这些后,对曾荣升说:“我给你指点迷津,你也得给我帮个忙吧。”
  曾荣升乐意地说:“办什么忙,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我尽力而为。”
  张伟平说:“就是看着你能办得到,所以才有事相求嘛。我为得调动工作的事,跑上跑下,没有时间写评审职称的论文,你是写作高手,帮我写一篇吧,我会向谢科长推荐你进宣传科的。临走时,我做做好事也无妨,反正我不在宣传科了,也不用担心谁跟我抢饭碗,这点好事还是愿意做的。”
  曾荣升一听,感到很为难,说:“要是论文写得不好,你的中级职称评审没有通过呢?你会怪我的。”
  张伟平说:“绝对没问题,你就写如何开展企业宣传工作,提出你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我提供一些资料给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这样,写起来就十拿九稳了。”说着,他打开宣传科资料室的门,从里面搂出一大摞资料来,放在曾荣升的面前。
  而谢重生的报评职称材料,他提出自己弄,也不给曾荣升看,从报送材料到评审职称,整个过程都很神秘。这是后话。
  政工职称办公室设在原来的纪检会。办公室里只有一位叫黎春秋纪检干事,搬进去三张桌子,再在门上贴上政工职称办公室的字条,就这样,开始办公了。张伟平整天忙于调动的事情,谢科长管着宣传科,也没有多少精力管职称办,他顶多来打打招呼就走了。实际上是曾荣升主持政工职称工作。他的新同事小王是才进厂的大学生。对工厂的情况一概不知,小肖虽然略知一些,但她也是马上要调走的人。她的丈夫是深圳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结婚后,就着手忙着调动的事。现在基本上跑得差不多了,就单等深圳公司下来调令,她就可以走人了。所以,她和小王都听曾荣升的。评政工的都是党群系统这条线上的人。而且大都是基层党支部书记或政工部门负责人,哪个也得罪不起。所以,曾荣升面对他们报上来的材料,认真对待,不敢怠慢,争取让他们都能评上中高级职称,
  但是,工会有两个人,曾荣升是无论如何跟他们过不去的。那就是都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陶风光和崔得志。其中崔得志是初中毕业后,在部队升任排级干部转业进工厂的。尽管他工龄长,但因文化程度太低,只能评个初级助理政工师职称。陶风光初中进厂当学徒,从一个不起眼的车工,一步步地往上爬,做到了大厂工会主席,官越升越大,可也因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也只能评个助理政工师。当然,如果做点手脚,他俩完全可以评个政工师什么的。但曾荣升能帮他俩吗?他终于找到了狠狠地出一口恶气的机会。
  过了几天,陶风光和崔得志俩人来找曾荣升了。这天,小王和小肖正好去市里送材料去了。黎春秋也不在办公室,只有曾荣升一个人在那里。
  “荣升,”陶风光把门关起来,笑嘻嘻地说,“恭喜你又回到了工会,你来这里只是借调,人事关系还在工会啊。最近我们发了点小东西,没有忘记你的,你等会去工会领吧。”
  崔得志说:“不要去领了,干脆我去给你拿来吧。”说着,他屁颠颠地跑回去拿东西了。
  陶风光望着崔得志的背影,说:“你看,我们崔主席对你多好呀,亲自去拿来送给你。”他停了停,翻翻桌上的个人档案,装在满不在乎地说,“听说我只能评个助理政工师?真是好笑,工会主席、副厂级是个助理。好,助理就助理呗。这玩艺有用处吗?厂里又不按职称发工资,评个高级也没有用的。”
  曾荣升淡然地说:“是没用的。”
  陶风光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个厂长上台,他要求按职称拿工资的话,我如果只有助理职称,那可就要亏一大截了。”他凑到曾荣升面前,声音特别柔和地说,“荣升,我们兄弟一场,说起来,我待你也不薄,这次你就给我和崔主席各整一个中级职称吧,肯定会感激你的。”
  正说着,崔得志提着鼓囊囊的一袋物资,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了。对曾荣升说:“你看,给你提来了,走得我一身臭汗。”说着,他把这袋东西放在曾荣升的脚下,说,“赶紧收起来,不要让人瞧见了。”
  曾荣升把头摇得似拨浪鼓,说:“我不要这些东西,只要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此刻,曾荣升想起高力士替他擦靴的李白。
  陶风光对崔得志说:“那你赶紧回去换本词典来吧。”
  崔得志把眉头拧成了疙瘩,说:“还这么讲调摆(名堂)呀,害得又要跑回去。”说罢,他长叹一口气,提着那袋东西,悻悻地下楼去了。
  陶风光说:“荣升,上面是不是只要文凭复印件?我去弄个文凭来,复印一下,这不是行了吗?”
  曾荣升说:“弄假的,何行呢?”
  陶风光说:“你帮我弄得像真的一样嘛,反正上面也搞不清的。”
  曾荣升说:“万一上面查起来,怪罪我,我可担当不起的。”
  陶风光说:“不会查的,如果追究责任,我来承担,好不好,不关你的事。”
  曾荣升说:“不只是弄个文凭就能解决问题啊,工作履历都要改动,很麻烦的。”
  陶风光说:“我知道这事做起来是很啰嗦的,你就耐点烦吧。”
  这时,崔得志手里拿着一本词典,走得满头大汗地进来了。他将词典递到曾荣升手上,说:“哥们够意思了吧?”
  曾荣升想对他说,什么意思不意思的?这本词典,是我该得的,我没有得到,现在只不过是补发给我。你崔得志表什么功呢?
  曾荣升没有理睬崔得志,继续按他的思路说下去:“听说,经委职称评定领导小组对文凭卡得很严的,觉得复印件有疑点,他们就会叫你拿出真件来查对的。这一手,真不好对付啊。”
  崔得志说:“上面查不查,你别管,到时候,我们来应付,你先把材料整好报上去再说吧。”
  曾荣升说:“好吧,我先弄材料。”
  他俩这才满意地离去。
  陶风光他俩一走,曾荣升感到头痛了。他先是看了看崭新的词典,心想,是给两位主席做假,还是不做呢?想起他俩合伙算计自己,把他从工会赶出来的事情,曾荣升就来了火。他想,他们来向你求情,只是鳄鱼的眼泪,是暂时利用你,达到他们的目的后,就会一脚把你踢开的。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按他俩原有的文化程度报送材料。
  曾荣升花了整整三个晚上,终于将张伟平的论文写成了。报到市里,很快就通过了。
  而他自己的政工职称的评聘,遇到了麻烦。因为按规定,要在大学毕业后,有五年的工作经历之后才有资格评聘政工师。而曾荣升十多年都在车间当工人,脱产上电大学习,也只是近几年的事。他电大毕业后还没有五年工作经历,只有三年多一点,是评不上政工师的。
  怎么办?他想起自己经手职称工作,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他没有评上政工师,那真是天下的大傻蛋。
  还是张伟平有办法。他来办公室找曾荣升时,喜孜孜地告诉他说,他已经搞妥进销售公司的手续,马上就要下调令了。当他得知曾荣升帮他撰写的论文通过了之后,高兴地对他说:“你也弄个中级职称呀,不弄就太吃亏了。”
  曾荣升说:“电大毕业还不到五年呀,怎么弄?”
  张伟平说:“你怎么这样不灵泛呀,你把脱产学习改成不脱产学习不成了吗?这样一算,还大大超过五年了呢。”
  曾荣升说:“不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只是不敢这样做。”
  张伟平说:“有什么不敢的,弄虚作假的不光是你一个人,报评职称的材料,起码有一半的水分。你报个不脱产学习,他们也不知道啊。”
  曾荣升听他这么说,脑筋也开了“窍”。心想,我的电大文凭是真的,不过只是改动一下工作经历时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比起那些从文凭到工作经历,都是彻头彻尾做假的人来,自己要好得多。于是,他麻起胆子,将那张已经填好的审报职称表撤下来,再弄一张新的一一填上,将电大三年学习,改成了不脱产。这样,他就够资格评聘政工师了。他边填边暗暗好笑,自己仅在工会待了两年,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相当于工程师的政工师了。
  两个月后,职称工作全部结束了。曾荣升和张伟平等有大专以上文凭的都评上了政工师,没有文凭的陶风光、崔得志他们仅仅评了个助理政工师。而只有谢重生例外,他以初中文化,评上了高级政工师职称。
  陶风光和崔得志他俩一听到这个消息,气急败坏地跑到职称办公室。陶风光指着曾荣升的鼻子,结结巴巴地大骂道:“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好情好意叮嘱你弄个中级,结果还是个初级。你太对人不住了。”
  曾荣升不卑不亢地说:“我是如实申报的,怪不得我。”
  崔得志说:“你晓得把自己弄个中级,你这人太自私了!”
  曾荣升说:“我是有文凭的,不像你们。”
  崔得志说:“哟,一张马粪纸,有什么了不起的。”
  陶风光拉住崔得志,说:“走,别理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说着,他俩气冲冲地走了。
  曾荣升望着他俩走出办公室,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惆怅。他感到自己很可耻。虽然,他是出于一种痛定思痛的报复心理,不给陶风光他俩上报虚假材料,致使他俩没有评上中级职称。但想到自己评上政工师,也是弄虚作假的行为,把三年工作经历改成了超过五年,虽然文凭是真的,但这种做法,欺骗了组织,特别自己经手政工职称工作,是典型的违纪现象。如果让陶风光他俩知道了这事,他们不闹个天翻地覆、鸡犬不宁才怪呢。曾荣升啊,你的屁股也不干净了,你也在做假,你以前一直以正直做人为座右铭,可是,现在居然也学会了做假的手段。你变了,变得面目可憎了!这样想着,他感到十分内疚起来。他真想重新弄个材料,将陶风光和崔得志俩人,弄成有大专学历的大学生,让他们也评个政工师,只有这样,他才心安。
  一个月后,工厂保卫系统评聘政工职称,党委将评聘工作交给曾荣升。他特地翻出陶风光和崔得志俩人的材料,推倒重来,重新“包装”后,报上去,使得他俩终于评上政工师中级职称。虽然,这期间也经历过一些风险。譬如,市经委职称评定小组一成员认识陶风光,他们曾经在省城参加一个会议,住在一个客房里,曾经问起过陶风光的个人简历,知道他是没有文凭的。他觉得奇怪,于是,叫曾荣升将陶风光的文凭原始根据,送到经委来进行审查。曾荣升找到陶风光,将这事说了。陶风光说,这事由他出面吧。他特地请了经委这位领导吃了一顿,席间,曲里拐弯地说到职称评聘的事。那位领导听陶风光这么说,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没有再查他的文凭了。
  这样,曾荣升觉得不欠人家什么了。陶风光和崔得志获得了中级职称后,当然也心满意足了。
  四月底,前后两次政工职称全部结束,曾荣升在这两次职称工作中,立下了大功,领导比较满意。宣传科原来的干事张伟平,调到销售公司去了,宣传科正好空着一个位置。于是,曾荣升顺理成章地被调到宣传科上班了。
  宣传科加曾荣升也只有四个人。谢重生科长、一个负责办厂报的老申,一个女广播员,还有一个搞收发的,归宣传科管理,但她人挂在厂办。所以,收发员应该属于厂办编制。
  宣传科办公室其实就设在纪检会的斜对面,曾荣升搞职称工作时,也常去那里坐坐。四间房子,一间是资料室,里面摆满书架和书橱,书架和书橱里塞满上了年纪的书。谢科长和老申占着一间十四平方的单间,单间对面的房子空着,里面仅放着几个大柜子。还有一间是广播室,在办公楼东头。
  曾荣升将自己的办公桌椅,从工会搬过来,放在老申和谢科长办公桌的旁边,形成一个“品”字形。老申趁谢重生不在办公室时,对曾荣升说:“还是我向谢科长推荐你来宣传科的呢?如果不是我推荐,你来不了的。”
  曾荣升觉得老申说这话真好笑,他的推荐能左右领导吗?难道说他比领导的权力还大?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厂报编辑而已。
  老申,名广才,年近五十,头发有点秃顶,方膛脸,大骨架,宽身板,瘦瘦精精的;嗓门大,说话如打雷,又像是跟人吵架似的,震得你耳朵里嗡嗡的,很不舒服。他一说话,整个楼上都听得见。所以,同事们送了个“申大炮”的雅号给他。
  申广才原来也是工人,说起来是跟曾荣升一个装配车间。不过,后来曾荣升所在的钻床班,由装配班迁到冲压车间。申广才是从外地照顾两地分居调来厂里的。他来装配车间时,曾荣升所在班组已经从装配车间迁到冲压车间了。所以,俩人起初并不认识。后来,申广才因对外发稿多,调到宣传科,曾荣升喜欢写一些广播稿,稿子要经过申广才的手,再转交给广播员。这样,一来二往,俩人就熟了。
  八十年代末,厂里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中心小组,曾荣升是中心小组十名成员之一,申广才是组长,赵丰芝的丈夫黎庞任副组长。宣传科还为中心小组的成员订了一份文学杂志。曾荣升每次去宣传科拿杂志时,也会跟老申聊一聊。那时,曾荣升对文学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着与狂热。晚上写一篇广播稿,到了中午,便端着饭盒站在树下,边吃饭边听广播员念自己的稿子。还得意地告诉同事,这篇稿子是他写的,立即引起同事的奚落和嘲笑。一稿子广播稿播出后,仅能得四毛钱的稿费。为了这四毛钱,得花费一个晚上的心血,或者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本来,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曾荣升却写得入了迷,稿子能够播出,在他心目中,是最大的欣慰与荣耀。他加入文学创作小组后,老申劝他,不要局限于只写广播稿,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把稿子投出去,争取在正式报刊上发表。这样,稿费就远远不止四毛钱一篇了。曾荣升每次去宣传科,老申总会沾沾自喜地拿出他的发稿记录簿,给曾荣升瞧“希罕”。那是一个大皮夹子,收集有厚厚一大迭发稿剪报,都是一些豆腐干似的一小块文字,在报屁股上补个白,或在杂志最末一页的下方,有几十行文字。可在老申看来,那是他的心血宝贝,字字如黄金、如珠矶般金贵。
  “你看,这一篇有四十元钱,是你写一篇广播稿的百倍呢。”老申手指着剪报簿上的一篇稿子,介绍道。
  曾荣升见了,羡慕得要命,在他眼里,老申简直是一个用笔头挖到一窖金子的幸运者。他的稿子投出去一篇中一篇,报社副刊简直就是为他办的一样。有时,一个版面上,有他用两个笔名同时发表的稿子。同时,曾荣升也羡慕老申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一个月才办一张八开小报,稿子都是从广播室弄来的一些广播稿子,把稿子铺满几个版面,就算是完成了任务。可以说,一月的工作量,一天可以做完,其余时间,便用来写作投稿。最开始的时候,他写的是报道厂里的新闻事件。新闻可以一稿多投,所以,他写一篇新闻短讯,便铺天盖地地发出去,最少也能在十来家报刊上发表。除了拿到一份稿费外,还能在厂里拿到一至三倍的稿酬。简直是笔头一写,钱流成河,稿费和奖励便源源不断地流向他的钱袋。
  财会人员见老申每月领到上千元的写稿奖励,心里不平衡了,他们反映到厂长那里,凭什么让姓申的每月拿这么多的奖励呀。于是,厂长开会研究,决定取消了发稿奖励。这样,老申写新闻稿没有了奖励,他就不写新闻报道了,专门拣那些容易发稿、稿费高的题材来写。所以,翻开他的剪报本子,都是一些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搜新猎奇之类的稿子。一次,他在南方一家大报上得了一个二等奖,获得奖金八百元。他拿着获奖证明,找到党委周书记,要求厂里为他加薪,记大功。他这些要求不是凭空而来的,他有参照物。
  几年前,赵丰芝的丈夫黎庞在全省获得了大学生写作竞赛一等奖,厂部便奖励了他一级工资,还荣记了一等功。老申对周书记振振有词地说,他的奖,比黎庞得的还要大。因为,南方那家大报是全国性的大报,比黎庞在全省获奖,大得多。所以,他要求厂部给他升两级工资、荣记一等功呢。周书记读过老申在南方大报上发表的那篇获奖稿子,写的不过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跟工厂完全挂不上边,厂部凭什么要给他加薪记大功呢?老申没有得到工厂的奖励,便开始骂骂咧咧地数落领导们太不公道了,对黎庞那么好,对他却这样苛刻。
  由此看来,“申大炮”可真是一个大炮,一盏不省油的灯,为自己的蝇头小利,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去强求,去争取,而且不争赢决不罢休。对他无利而言的事,就是打死他也不会去做。这种人,在曾荣升看来,是很难与他共事相处的。结果事实证明,的确是这样。曾荣升每天清早一来,就打扫卫生,三张桌子抹得干干净净,连老申座位附近的窗台,也抹得没有一粒灰尘。扫完地,再去开水室,打满一壶开水,让谢科长和老申来上班时,有开水泡茶喝。
  老申的纸篓,也是曾荣升倒的。倒老申的纸篓可真是一件让曾荣升很恶心的事。因老申有个恶习,写稿子的时候,会接连不断地往纸篓里吐痰。吐时又吐不准,许多的痰液被吐在纸篓边上或墙角里。每当曾荣升早晨去老申的座位边拖地时,一股刺鼻的痰腥气迎面扑来,几乎能把人扑倒。去拿纸篓,如果一不小心,手指接触到黏黏的痰液,那种恶心的感觉,能让你胃里所有的东西都呕吐出来。曾荣升每次倒了纸篓里的东西后,总要用一个刷子,在自来水龙头下面,将篓子仔细刷洗一遍。然后再在篓里铺一个薄膜袋,让老申把痰吐到薄膜袋里。这样,倒纸篓就方便多了。可老申一来,却把薄膜袋从篓子里拿出来,说可以拿着去买菜。他照样把痰吐在篓边上。有时那痰液,呈半流质半凝固状态的钟乳石一般,悬挂在篓子边,随时会垂到地上,或者当你站到篓子边的时候,它会滴到你的脚面上来。
  曾荣升知道,自己才来,算个什么呢,只有老老实实地干,勤快点,给谢科长和老申一个好印象。这样,跟他们搞好关系,也好共事一些。
  但是,曾荣升每天如此辛苦地打扫场地,却没能感动上帝。老申照样嘀咕曾荣升,地没打扫干净,开水不开,泡茶无味,放在纸篓里的薄膜袋不新鲜,不能买菜等等。而曾荣升一个人去厂区悬挂横幅,去厂里的最高建筑物上安设宣传标语时,老申却装作没看见一样,坐在办公桌前,照样写他的稿子,赚他的稿费。有时,谢重生会动员老申,去给曾荣升帮忙,老申应了一声,却连身子也不肯挪动一下。
  曾荣升不计较这些,他想,要忍住,人家的资格老,就让着他一些,只有这样想,就想开了。
  离“五•一”节只有一天了,谢科长派曾荣升去市灯具厂买四个红灯笼。厂里原有的灯笼坏得不像样子了,这次必须更换新的。由谢重生批条,曾荣升去财处科借了五百元钱,然后坐公共汽车前往市灯具厂。灯具厂在一条很偏僻的小巷里。下了公汽,还得走里多路。时近中午,日头晒得人头昏脑胀,阳光铺在地上,强烈的反光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前面是一道陡坡,曾荣升勾着脑袋只顾走路,没有发现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他走来。
  走在前面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身穿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屁股上的口袋鼓囊囊的。小伙子从他的身边大步走过去。突然,曾荣升瞥见从小伙的屁股口袋里,掉下一摞钱。钱是用橡皮筋箍着的,可以看得清都是百元大钞。曾荣升不知这是掉包之计,他想喊小伙,掉钱了,心想先把钱捡起来,再给小伙。可刚要上前把这“落地财”捡起来时,后面蹿上来一个皮肤黝黑、形象猥琐的中年男子,他捷足先登地将钱捡到手,在直起腰子的同时,对曾荣升说:“我们同时看到掉了钱,你跟我来,我们一起把钱分掉吧。”说着,他拉住曾荣升的手,转身向后面的一条小巷里走去。
  曾荣升被这个中年男子牵着手,糊里糊涂地走进小巷里,来到一个丁字巷口。这里阒静无人,相邻的人家也是门窗紧闭。中年男人对曾荣升说:“你身上有多少钱?这包钱足足有几千块呢,全给你,你把身上的钱拿过来,我吃点亏,让你占点便宜算了。”说着,他把那包钱,向曾荣升递过来。
  这时,那个丢“钱”的小伙竟然走进了巷口,中年男人一见,赶紧催促道:“他跟上来了,你快把钱给我!”说着,他“嗖”地从腰间拔出一把尖刀,用刀子抵住曾荣升的下巴,小伙子扑上前来,动手搜索曾荣升的口袋。曾荣升幸亏只带了两百多元钱在身上,因为他打听到,四只灯笼只要两百多元钱。这些钱除留下几块钱坐车后,全部被这一伙歹徒强行搜走了。歹徒嘿嘿笑着扬长而去,留下曾荣升呆呆地站在巷口,心里像被刀扎一样,痛得不断地颤栗起来。这可是借来买灯笼的公款,现在钱被抢走,灯笼没有买成,是要赔钱的。他就这样木木地站在原处,半天才决定回去拿钱,再来买灯笼。
  曾荣升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的心理,以为这包钱,外面包着的一百元是真的吧,如果是真的话,那他只丢了一百多元钱了,损失少了一半,心里也好受一点。可当他把箍着钱的橡皮筋松开,把钱拿到手上,仔细一看,发现这钱不对。他连忙拿出一张真钞一对照,发现这是假钞。除了这张假钞之外,这包钱其实全是故意把边沿刮毛、弄脏的白色厚纸。
  曾荣升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妻子中午不会回家,他连忙做饭,让女儿吃了好上学。他自己却全无食欲,吃不下饭。他趁女儿在吃饭之际,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屋外,从袋子里掏出那包花了两百多元钱代价的白纸,就要往厨房后面的垃圾堆里扔时,突然身后响起了女儿的问询声:“爸爸,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曾荣升回过头来,对正端着饭碗吃饭的女儿看了一眼,回答说:“是一包废纸。”
  女儿问:“怎么这纸好像钱啊?”
  曾荣升脸色陡然间红了,连忙扯谎道:“哪里是钱啊,明明是纸嘛。”说着,他顺手一扬,将手里的废纸扔进了垃圾堆,走回了屋里。
  女儿仍旧站在那里,盯着垃圾堆里的那包厚纸出神。
  下午,他带钱去灯具厂把灯笼买了回来,请动力部门把灯笼挂上,通上电源。他感到很累,几次想坐下来歇息。但是,跟工人师傅一起挂灯笼,大家在干,你干站在那里何行?直到快下班的时候,才终于把事情做完。
  下班回到家里,他和衣躺在床上,心想,怎么把这笔被抢的两百元钱补齐,好报账呢?翻来覆去地思索着,也找不到好的办法。但他不愿意把这事告诉妻子和谢科长,以及科里其他同事。他怕人家取笑他竟然中了老掉牙的掉包欺骗陷阱,怕他们骂自己太没有防范意识了。所以,他想,要一直瞒着亲人和科里所有的人,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他丢了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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