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柱子走了

　　曾荣升从省城赶稿回来不久，王主席接到省总工会的开会通知，他去省城，在全省工会系统的职工之家先进单位经验交流大会上，他上台作了发言。发言稿就是曾荣升写的那份材料。
　　这次大会召开之后，省总向全国总工会选报了一批先进职工之单位，结果，曾荣升所在工厂的工会，被评上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王主席因此特地上北京，捧回了金灿灿的牌匾和奖杯。这等于在飞机上放鞭炮，一鸣（名）惊人。一时间，市里来厂工会观摩学习的单位代表，络绎不绝。王主席特地叫负责闭路电视师傅，拍了一个反映工会工作的专题片，又叫曾荣升写了一系列的材料，在观摩会上向来宾们进行宣解和介绍。王主席成了新丰市的新闻人物，因为他麾下的厂工会，是全市仅有一家模范职工之家，成为工会工作的楷模。
　　过了春节，市机械局史志办下来一个通知，说，盛世编志，要求各单位组织力量，编写厂志。通知是下到厂办，也是厂办主任傅伯吹去局里开了会，拿回一大摞资料的。他为这事很头疼。按理说，厂志编写工作，非得由厂办主任牵头不可。可是他感觉任务太艰巨，工作量太大，而且也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厂里有二十多年的建厂史，上哪些史料，写哪些人物，除了死了的不会来争之外，活着的哪个不想上厂志，来个青史留名呢。所以，谁上谁不上，弄得不好，就得罪了人，苦吃了，还得挨骂。他这样一想，就怎么也不想担纲厂志编纂一事了。
　　这样，从春节上班起一直拖到四月份，局里三番五次地来人来电，催促编写厂志，可傅伯吹却迟迟按兵不动。这可惹恼了局编志办主任。老主任是退居二线的原机械局老局长，资格挺老的。他盛怒之下，将电动工具厂违抗上级指示，不写厂志的事，捅到局长和书记那里。结果，局长亲自来电动工具厂，找厂长下了军令状：必须在五月份以前把编纂厂志的班子组建好，在七月份拿出初稿，十月份定稿。否则，年底考核时，企业按不达标处理。
　　这下，厂领导开始重视了。厂长为此开了个专题会议，讨论如何编纂厂志的问题。会上，傅伯吹一开始就撂挑子，说办公室主任事情太多，确实难以牵编纂厂志的头。这时，王伟安想到了曾荣升，认为他能胜任这工作，也能吃这个苦。于是，他急厂所急，站出来，向厂长拍着胸脯说，由工会接下这活好了。王伟安一提出，登时语惊四座，一些人为由工会来编厂志的事，提出质疑，说组织编写厂志，可不是组织一次三八妇女跳绳比赛，这可是一个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工会有能力接这活吗？从来没听说过厂志由工会来编写的。
　　在一片沸沸扬扬的反对意见中，主抓全厂生活李副厂长想起工会有个很能写的曾荣升。于是，他力排众议，说：“各位说的也有道理，是的，由工会编纂厂志，在我们新丰都没有先例。但王主席之所以敢第一个吃螃蟹，他是有备而来的。工会不是新去了个曾荣升么。他是很能写的。他在厂办公室做秘书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他确实是个难得的笔杆子。我相信他会把厂志编好。”
　　这事上面逼得紧，厂长压力挺大，见王伟安主动请缨，又有李副厂长站出来为王主席撑腰，于是，厂长拍板由工会组织编写厂志。
　　揽下任务，王伟安回到工会，将编厂志的事在内部会议上一说，大家面面相觑，觉得这“瓷器活”，只有曾荣升才奈得何。编纂厂志的重任，就这样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曾荣升的头上。他感觉很苦恼，当了冤大头。本来是办公室主任的活，现在让他这个无名小卒来干。说不定，厂志编好了，傅伯吹会把他的名字排在他的前面呢。这样一想，他开始犹豫不决、惴惴不安起来。
　　王伟安发现他有顾虑，便劝说道：“不要有想法，这也是对你的考验，编好了，做出了贡献，组织上会考虑你的入党要求的。”
　　经王主席这么一说，曾荣升只好硬着头皮，把活接下来。
　　王伟安主持召开了几次全厂关于编志的会议之后，发动各单位撰写本单位的史料，然后由曾荣升统一汇总，进行编纂。
　　话说起来很易得，但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一周后，就有单位交稿了。曾荣升一看，发现稿子写的哪是史料，完全是一份对现任领导的吹捧阿谀之词。气得他立即将稿子打转去重写。他这才明白，完全靠下面送史料一条腿走路，是绝对不行的。作为总纂，自己得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开了借据，从厂办的档案室借来关于工厂全部卷宗，开始一本本地翻阅，工厂大事一一记录在卡片上。半个月工夫，就做了二百多张卡片。有些卷宗上提到，但是没有详细记载的事情，他走出去，采访工厂第一代创业者，从他们嘴里得到真实情况，再做整理。在主席办公室显然是不便于写的。他征得领导同意后，搬到工会的会议室里，坐在很矮的沙发上，就着茶几进行编写。最让曾荣升气恼的是，工会举行小型会议，他们边吃苹果、香蕉，边大声说话，屋里烟雾腾腾，令人窒息，好像他曾荣升不在会议室里一样，吃东西根本没有他的份。气得他好几次想掀翻茶几上的文件，拍案而起，但怒火最终还是被他强按下去了。
　　由于沙发太矮，人坐上去，时间短不觉得，一旦时间坐长了，双腿屈着，就感觉到很不舒服。好几次，他站起来时，竟然眼前一黑，扑倒在地，就不知人事地昏了过去。待到醒来时，大家下班了，没有人知道他昏倒在会议室。他向王主席提出过，搬一张正规的办公桌，放在会议室里，但副主席崔得志不允许，说，会议室是开会的，放办公桌成什么体统。曾荣升在这样差的条件下，每天伏案十来个小时，下午很晚才下班回家。晚上也不休息，加班到深夜才歇息。
　　厂志工作一直忙到十月份才正式定稿，曾荣升累得人整个瘦了一圈。机械局奖励他一千元钱。本来是奖赏他一个人的，可他把这钱拿出来，给了厂级领导了一大半，自己只拿到四百元钱。
　　向薇薇数落他道：“唉，全世界上只有你傻些，你一个人辛苦编稿，编成了，奖给你的钱却拿出来，让他们分了。”
　　曾荣升说：“不光是奖金领导要平分，今后印刷出书，领导的名字都要排在前面呢。”
　　向薇薇说：“你这样苦干，得到什么好处没有？你一个人编志，没看见领导给你封个什么职务，连个临时的编纂办主任都没有弄到，你加了那么多班，领导给你开了加班工资没有？白天黑夜、累死累活地干，值得吗？”
　　曾荣升一听老婆这样说，觉得自己真的一点好处没有得到，反而受了连应该分到自己头上的那一份也没得到。他越想越有气。
　　向薇薇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他：“那六百块钱是怎么分的？”
　　曾荣升说：“书记厂长一起共六个人，每人一百元。”
　　向薇薇问：“钱你都是一个个地给了吗？”
　　曾荣升说：“我去厂部的时候，几个副厂长不在家，我把六百块钱全给了周书记，请他转交。”
　　向薇薇嗔怪道：“你呀，真傻，把钱给了周书记一个人何行呢？他转不转交，你也搞不清。”
　　曾荣升说：“应该相信周书记，人家还在乎这点钱吗？”
　　向薇薇说：“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在金钱面前，君子也变成小人了。”
　　曾荣升说：“那我明天去问那些副厂长，他们得到钱没有。”
　　向薇薇说：“你又犯傻了，还去问副厂长他们做什么？你一问，就捅出漏子，周书记即使把钱给了他们，也会就对你产生看法，会说你是在怀疑他。不如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一个人拿着钱，分给其他领导也行，不分也行。对于你来说，还怕他不要这钱呢，他得了你的好处，会记着你的。”
　　曾荣升笑着说：“还是你想得远些。”
　　向薇薇说：“我是你的军师，替你掌着本呢。”
　　曾荣升戏谑地说：“什么军师呀，狗头军师吧。”
　　几天后，向薇薇的一个在新丰市机关的堂三哥打电话来，说他家分到三筐桔柑，吃不完，快过来拿一筐回去吧。她忙叫曾荣升下班后，去三哥家拿桔子。
　　一筐沉甸甸的桔子好不容易搬到家，向薇薇对曾荣升说：“家里正好也买了一筐桔子，不如把这筐送给王主席吧。”
　　曾荣升说：“要得，只是要等到晚上，才送过去。”
　　向薇薇说：“我猜呀，如果王主席在家，可能他不会要你的桔子。不如，等晚上我们先打个电话过去问一问，我们把桔子送过去。”
　　曾荣升记起去年，三哥也送了他们这么一筐桔子。曾荣升问过王伟安要桔子么？他说不要，还把这事在工会内部会议上说出来了。说得他很不意思。老婆责怪他：“哪里有这么问的？随便哪个领导，都不会明目张胆地公开说要人家的东西，何况王主席这样的好官。这下可好了，他在会上说出来，证明他廉洁，你行贿。你的脸往哪里搁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等到王主席不在家时，送过去。
　　吃过晚饭，夫妻俩就忙开了送桔子的事情。家里没有电话，向薇薇想去电话亭打电话，但转念一想这样破费，划不来，不如干脆自己先上楼去看看。
　　天黑下来了，没有月亮，只有几粒零散的星子，在暗蓝色的夜空中稀稀落落地闪亮着。天空像个倒扣的、古老得四分五裂的蓝瓷大碗，全靠几十颗银钉修修补补着。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吭哧吭哧”地抬着一筐死沉的桔子出发了。
　　从大院到二村的综合大楼，有一里把路。二人抬着重物，觉得这一里路有十公里远。手深深地勒进竹筐边里，钻心地疼。
　　好不容易到得综合大楼，幸好楼梯间没有人。向薇薇叫曾荣升把桔子挪到隐蔽的楼道里，她自己像个女探子般的，悄悄上楼去探虚实。
　　一会儿，她下来了，向曾荣升招招手，小声说：“王主席和尤医生都不在家。”尤医生，就是王伟安的夫人，在工厂的职工医院做医生。老婆下来抬筐，楼道太窄，俩人不好抬。曾荣升叫老婆帮他起肩，一挺腰身，艰难地将筐子扛到肩膀上，像民工扛着水泥袋上脚手架一般，跌跌撞撞地爬上楼去。
　　上得五楼，向薇薇再次敲开主人的房门，王伟安的儿子开了门，曾荣升急中生智地对他扯谎说：“小王，这是单位分的桔子，我们给你家送来了。”
　　小王信以为真地帮忙将桔子抬进屋，说了声谢谢，也不留二人坐坐，就关门了。
　　第二天，王伟安来工会上班时，见到曾荣升，也没有提到桔子的事。
　　下午，曾荣升趁办公室只有王伟安和他时，他试探性地问道：“王主席，桔子好吃不好吃？”
　　王伟安淡然道：“有点酸。”
　　曾荣升一听，脸红了，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坏事一般。他想，从三哥家里带回家这筐桔子时，他试着尝了一个，一点也不酸的，味道不错啊。为什么到了王伟安的嘴里，就变酸了呢？这么说，他生气了，可能会对他尤医生说，不好吃的桔子，就送到他们家来了。这样想着，他感觉十分惭愧起来。他责怪自己送之前，不多尝两个，觉得口味有点的酸的话，就别送了，宁肯再去买一筐不酸的，也不能把酸桔子送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啊。
　　傍晚下班回家，向薇薇问曾荣升：“王主席没有说起桔子的事吗？”
　　曾荣升说：“没有说，还是我问他，桔子好吃么？他说有点酸。”
　　向薇薇长叹一口气，说：“唉，坏事了，我这才记起，王伟安吃不得酸的。”
　　曾荣升问：“为什么？”
　　向薇薇说：“还为什么呢，你没有看他一嘴牙呀，才四十岁的人就脱了一粒了。他牙不好，我们还送些酸桔子去，等于给和尚师傅送了把箆梳。我们送礼送拐场了。刚才我在路上碰到尤医生，她一见我就大声咳嗽，脸色也不好看。”“拐场”，是当地土话，意思是说把事情搞砸了。
　　曾荣升问老婆：“那可以挽救吗？”
　　向薇薇说：“我还挽救什么呢？等下次再送点好礼去吧。”
　　曾荣升埋怨道：“都怪你，送这些不要钱的酸货。拍马屁拍到腿上去了。”
　　向薇薇生气地反驳道：“怪我什么呀，还不是为你的前程着想，跟王主席搞好关系，让他去跟厂长说，给你个副科长当当也好呀。”
　　曾荣升说：“还副科长呢，现在，恐怕连在工会当兵也难了。听说，工会人多了，要裁人。”
　　向薇薇说：“再怎么裁人，也裁不到你的头上来呀。你是有功之臣，没有你，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能评上、工厂厂志能出来吗？”
　　曾荣升说：“可现在忙完了，狡兔尽，走狗烹，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曾荣升的预感没有错。没过几天，他在办公室听崔得志说，那个承包饭店的安毛民上家找他了。说自己不包饭店了，要求回来上班。王伟安也说，安毛民找过他了。他答应安毛民下周一回工会上班。
　　他一听，心凉到极点。如果安毛民一来，他曾荣升就没有位置蹲在工会了。怎么办？急得他心里如塞了一把猪毛，乱透了。
　　下周一早上，曾荣升走上二楼，发现门已开着。走进去一看，原来安毛民早就来了，稳稳当当地坐在曾荣升的办公桌前，见他进来也不抬头，仍旧翻着报纸。
　　这时，王伟安也来上班了。他一来就把曾荣升喊到走廊上，说：“小安回来了，你用的办公桌是他的，你再去行政科领一张桌子来，放到隔壁去吧。”
　　隔壁是抓文体活动的副主席以及专干的办公室，曾荣升把领来的办公桌搬进去时，引来他俩好一阵嘀咕。
　　傍晚，曾荣升回到家中，向薇薇说：“你知道安毛民去王主席家送了什么吗？”
　　曾荣升说：“不知道呀，我想过，他决不会空着两手进王家的门的。”
　　向薇薇说：“送了好多东西哟。你发现没有，王主席喜欢他一些。他一来，你的秘书位置没有了吧。”
　　曾荣升沮丧地承认道：“今天叫我搬到文体室去了。”
　　向薇薇说：“把你打入冷宫啦，唉，你又得寻找出路。真倒霉，用不着你了，就把你一脚踢开。”
　　安毛民一来就成了领导的红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由得很。他说舞厅的一套音响不好，得更换新的了。领导就同意由他出面，去市里买一套新音响。那天，他一个人在各大商场转了半天，买回来不是一套音响，而是两套，一套是公家的，另一套是他自己的。王伟安找他谈话，问他为何在公家买音响的时候，他私人也买音响。安毛民说，他家正需要的一套这样的音响，所以就借这次机会买上了。公家的一套音响，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发票上开了有好几千。领导明胆知道这发票上有诈，也不好说他什么。王主席告诫他以后不要出现这种事情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安毛民回到工会，犹如放虎归山，如鱼得水，活得好潇洒。整个下午不来上班，没有人管他。而曾荣升只有迟到几分钟，领导就向他递白眼了。他感觉到自己像是一个完全失宠的人，在工会难以立足了。
　　九月份，王伟安去了一趟省城。回来后，他召集工会人员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在会上，他正式宣布，他要调到省总工会去了。他边说，边留恋地流下了眼泪，嚅嗫着说，与大家共事这么久，已经有很深的感情，他真舍不得离开大家。可是，得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今后，难得来这里一次了。
　　实际的情形，并不是王主席所说的这样，这是他要求去省城、省总领导想把他调到省总去工作，但第一步只能是借调。当然，他的上调，与工厂工会评上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有很大的关系，与曾荣升写的材料，上全省工会工作经验交流大会，有很大的关系，得利的是当然是领导。曾荣升回家把这事向薇薇一说，长叹一口气，说：“唉，古人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这话一点也没有说错。领导的升迁，是建筑在享受了很多人的共同劳动成果基础上的。”
　　向薇薇说：“你不知怎么搞的，倒霉运的总是你，傍一个柱子不是老了，就是走了。唉，你这一辈子不知还有不有出头之日，还真是一个疑问号。”
　　向薇薇说的是事实，老厂长王成桂就在那一年退休了。
　　正在曾荣升感到前途渺茫之际，他从电视上发现，他的师傅刘剑潭竟然当选为新丰市副市长了。电视里，刘剑潭满面春风地发表他的就职演讲。他的每一句话，深深地打动着曾荣升，在他心中掀起十级狂澜。他想，师傅从县委书记走上副市长岗位，重新杀回新丰市了，这次，他非找师傅调个好单位不可。作为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这点小事根本用不着他本人出面，交给手下去办就行了。
　　向薇薇也怂恿他去找刘副市长，说：“以前他在外县当书记，你找他，他帮不上你的忙，是有情可原。现在他回到新丰，就在眼皮底下，他要是不帮你，那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再说，他也不可能对徒弟的你这么绝情。你快去找他，这可是一个最粗的柱子啊。”
　　这一阵子，曾荣升天天看《新丰日报》，在拿到报纸的第一时间里，搜索不是市里重大的新闻，而是关于刘剑潭视察新丰某地的消息。他看报目的就是捕捉师傅刘剑潭的信息。他发现，新市长上台后，向社会公布了他的电话号码，还特地设立了市长接待日，由市长、副市长轮流值日，接待来访群众，倾听民情呼声。他看了半个月的报纸，也等待了半个多月，估计师傅走上新的岗位忙得差不多了，便选择一个由刘剑潭接待群众来访的市长接待日，带上向薇薇，两口子穿上最好的行头，打扮一新，打车直奔到地处城北的市政府。
　　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多年不见的师傅，曾荣升心里好激动。如今的师傅可不是当年的师傅了，可是七百万新丰老百姓的父母官，是配备了小车、秘书、警卫一揽子人马，前呼后拥、一呼百诺、享受副地师级优越待遇的大官了。他又转念一想，不知升了大官的师傅，还认得他这样的无名小卒么？如果今天去，师傅瞧不起他，给他一个难堪，那不是脸面尽失，自找气受吗？想到这里，他不禁有点担心起来。
　　市政府建在新丰河边，由一条很窄的小巷走进去，曲曲弯弯地走了一阵，才终于见到市政府的大门。在大门的右边，设有一个信访部门。感应式的玻璃门，人一走近，门就自动无声地向两边闪开了。里面的大厅里，人头黑压压地一大片，屋里装有空调，并不觉得热，甚至还感觉到凉嗖嗖的，好舒服。
　　曾荣升和向薇薇穿过拥挤的人群，向柜台前面走去。这时，立即有身穿制服的民警向他走过来，严肃地说：“同志，请你不要往前面挤，请遵守排队秩序。”
　　曾荣升这才仔细看清，原来大家都在排队。他立即退回去，站在队伍的最后面，老老实实地排队，准备见师傅。心想，如今连见一眼师傅，都这样困难，师傅成了大贵人，真难得一见啊。
　　排了半天队，曾荣升终于挨近了柜台。他这才看清楚，师傅刘剑潭正端坐在柜台后面的玻璃屋里，答复来访群众提出的问题。在曾荣升的眼里，师傅还是从前的师傅，只不过是胖了一些，白净了一些，衣服穿得挺括一些，脸上的凛然之气多一些。但就是这几个一些，促成了师傅活脱脱变换了一个人，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师傅，一跃而成为副市长，令曾经与师傅朝夕相处的徒弟的他刮目相看了。
　　当刘剑潭一眼认出排到柜台前面的，就是自己从前的徒弟之际，他立即站起来，热情地向曾荣升打招呼。
　　“荣升，快进来，什么事啊？”刘剑潭和颜悦色地询问曾荣升。
　　刹那间，曾荣升才发现，他来这里见师傅，是不能当众说出口的。如果他当着这么多的面，说他是刘副市长的徒弟，是来找师傅解决他的工作调动问题的话，那肯定会遭到师傅的拒绝。
　　“我、我和妻子向薇薇一起来看你来了。”曾荣升他一边向玻璃屋走去，一边嚅嗫着回答师傅的提问。
　　“向薇薇呢，叫她也进来嘛。”刘剑潭说。
　　向薇薇这才忸怩着，跟在丈夫的屁股后头，走了进来，向刘副市长问好。
　　刘剑潭打开文件包，从里面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曾荣升，说：“荣升，这个周休晚上，你打我的电话吧，我们好好聚聚。”说完，就忙着接待其他的来访群众了。
　　可等到周休傍晚，曾荣升打刘剑潭的手机时，电话那端传来师傅遥远的声音：“我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啊，有急事进京，等我回来再说吧。”说罢，他就关了手机。
　　这以后，曾荣升给师傅打过几次电话，刘剑潭在电话里，不是说他在外省，就是在本地进行考察，根本没有时间接待他。曾荣升讨了个没趣，也渐渐不想给师傅打这样的电话，至于找师傅调动工作的事，更是无从提起了。
　　大约是过了两个多月，他回老家，在老家车站碰到一位住一条小巷的同学。曾荣升感到很意外，他不是在一家倒闭了的小厂子里吗，怎么到车站来上班了。一问，同学告诉他，他跟刘剑潭是街坊，几次找到刘副市长，请求副市长帮忙调动工作。刘剑潭答应了，一个电话打到县车站，对站长说，他有个亲戚想进车站，可不可以啊。站长一听是刘副市长的亲戚要进来，哪有不可以的？就这样，同学来车站上班了。不过，同学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车站收了他两万元上岗培训费。
　　听说在县城里调动单位要两万元上岗费，那么说，在新丰地区市里，岂不是要得更多？曾荣升想，即使找师傅解决了工作调动问题，他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交上岗费。于是，他毅然打消了找师傅的念头。
　　年底，王主席办理了离厂手续，去省城工作了。工会一时没有主席，抓文体的副主席也退休了，由副主席崔得志主持工会工作。崔得志和安毛民本来是“利益共同体”，王伟安在工会时，崔得志与安毛民还有所收敛，他一走，俩人就变得无所顾忌，胆大妄为起来。
　　工会有舞厅，也有几张台球桌。王伟安当主席时，舞厅一周开三次，职工凭工作证免费进去，外来人员一律收取门票。王主席走后，崔得志将舞厅的营业时间改为天天开放，凡是认得崔得志的外来人员，他一律放行。结果舞厅里鱼龙混杂，乌烟瘴气，打架斗殴的事件，连连发生。还发生了歹徒持刀在舞池劫杀仇人的血腥事件，幸亏当地派出所及时赶到，没有造成流血事故。而舞厅因而被上级有关部门查封。舞厅不能开了，桌球对内还是可以开放的。可崔得志嫌这事麻烦，又不能为工会带来效益创收，于是，他下令关闭了台球娱乐活动。几桌台球，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起初，曾荣升不知道崔得志和安毛民上班时间去哪里了。反正，他俩在办公室里坐上吸一支烟、喝一杯茶的工夫，崔得志便从沙发上站起来，对曾荣升交代说：“要是有人来找，你就说我去车间了。”说罢，他就和安毛民一前一后地下了楼，拐弯不见人了。
　　一天，五车间的一位职工死了父亲，来工会领直系亲属死亡怃恤费，崔得志不在，劳动专干杨洼萝也不知拐到哪里去了。曾荣升打遍了各个车间的电话，都说崔主席没有在车间。他到哪里去了呢？这时，出纳赵丰芝上楼来了，见曾荣升急得团团转，便将嘴巴朝楼梯间的舞厅大门一呶，说：“他呀，就在这里头打台球。”
　　曾荣升忙去推舞厅的门，发现门被什么东西抵住了。用劲推了半天，才被推开一条缝，勉强钻了进去。穿过舞池，走进里面的台球室，这才赫然发现，里面开着两台排风扇，台球桌旁边小柜上，放着四五瓶椰子汁，崔得志手执台球杆，正猫着腰身，在瞄准安毛民这头一堆球，准备击球呢。
　　“你进来干什么？”崔得志严厉地质问曾荣升。
　　曾荣升说：“崔主席，五车间一位职工的父亲死了，需要办理怃恤费手续，请你批一批，你快去吧。”
　　崔得志这才放下球杆，一边迈开八字脚，走出台球室，一边不屑地说：“这种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找杨洼萝就行了，还要我批什么啊！”
　　曾荣升觉得被他骗了。生气地想，说是去车间，原来，他天天在上班时间里，躲在这间屋子里打桌球，车间职工找他办事，他还牢骚满腹，老大不高兴，哪里像个领导的样子啊。
　　崔得志给五车间的职工办理了怃恤费手续后，又离开了办公室，走进舞厅，打他的桌球去了。这次，他把舞厅大门锁死了。
　　这样，曾荣升一个独守主席办公室的时间多，一些新进厂的职工，来工会找领导，还以为他就是副主席崔得志呢，真是哭笑不得。
　　一些职工到厂部反映工会的情况，厂长也觉得没有工会主席的工会完全失控了。于是，考虑选派一位干部去工会任代主席。虽说是代主席，但离三月份换届选举只有一个多月了，如果谁当上了代主席，意味着工会主席这把交椅是坐定了。而工会主席享受副厂级待遇，是厂党委常委，选派谁去呢？这个人要能替职工办实事，能为职工当家作主。一时间，厂长拿不下主意。
　　有人看见，冲压车间主任陶风光这段时间频繁地出入厂长办公室，还有人看见陶风光傍晚走进厂长家里，到很晚的时候，喝得醉醺醺地走将出来。当然，陶风光也回请厂长上他家做客。这样你来我往，厂长跟陶风光的关系可不一般了。
　　不久，厂长就拍板，调陶风光出任厂工会代主席。
　　曾荣升闻讯后，无可奈何地对天浩叹道：“姓陶的，我和你真是冤家路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