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省里赶稿

　　下周一，曾荣升就要去厂工会报到上班了。
　　工会，对于曾荣升来说，并不陌生。进厂以来，他一直是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工会组织的乐队里，他还是首席小提琴手呢。关于小提琴的事，在曾荣升看来，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小提琴每一个飞扬的音符里，似乎都浸染了曾荣升青春时期的奋争与伤感，同时也浸透了老爸对他如山的父爱。
　　曾荣升二十来岁的时候，头发却全白了，夏天也不敢取帽子，他戴帽子与常人不同，不仅把帽檐压得很低，而且还将整个帽子全扣在头顶上，恨不得发明一顶可以全部遮住头发的帽子就好，可两边鬓角的白发还是顽强地显露在外面，伙计们在背地里都叫他“白发魔头”。少白头一直困扰着曾荣升，他下了班就不敢出门，成天躲在宿舍里抄抄写写。父亲很担心他脑子出问题，认为他这样一直憋着，很有可能会成神经。思索着想个什么法子，让儿子转移注意力，不要成为神经就好。一次，父亲到地区城市来帮一个在地区歌舞剧团的老乡油漆家具。父亲在老乡的家里，看到了一把搁在阳台小阁楼上的小提琴，便产生了买下这把琴给儿子的想法。油漆完家具，父亲怎么也不肯收工钱。老乡感激地说，以后需要他帮忙的话，就尽管说。父亲说，就拿你的那把小提琴抵工钱吧。老乡高兴地将那把小提琴从阁楼上拿下来，父亲才发现是一把没有琴弓，没有琴匣的旧琴，值不了多少钱。老乡说，你要的话，就拿去吧，反正搁在这里也没有用。
　　父亲整整工作了三天，才换回这把破琴。他把琴交给曾荣升，说，给你解解闷吧。曾荣升接过琴，去配了一把琴弓，买来了一些练琴谱，就这样没日没夜地练习起来。当年，父亲还特地为儿子的小提琴制作了一个匣子。曾荣升背着琴匣，去城里的地区剧团找老师学琴。在老师的指点下，他的琴艺进步很快。当年就进入厂工会的乐队，没两年，就赶上和超过了其他提琴手，坐上了首席小提琴的头把交椅。有了音乐做伴，曾荣升感觉不到少白头的苦恼，自然也不会神经了。父亲彻底解决了儿子可能得神经的问题之后，乘胜前进，决心治好儿子的少白头。他遍访县城民间的草药郎中，搜求医治少白头的土法秘方，终于求得一个十分古怪、据说百发百中、药到发乌的治发良方。按照方子规定的医药炮制方法，必须购买宁夏的枸杞、福建的何首乌，长江以南的桑椹子。这些，难不倒父亲。因为老家街上有一位在县城中医院抓药的药剂师，父亲无偿给药剂师油漆了一套木器之后，拿出这个刁钻古怪的药方，请求药剂师配齐上面十几种草药。药剂师看了方子，半天也没有吭声。说单子上有好多种药他们药房没有。父亲知道药剂师又在给他摆龙门阵了，肯定是还有一些要求没有达到，于是赶紧对药剂师说，放心吧，今后你几个崽女的结婚家具油漆活，我全包了。药剂师这才露出了笑容，说没问题，我可以叫采购员点名进这些药材。药材解决了，可还有两种制作中成药丸子的药剂难住了父亲。一种是童尿，必须是五岁至七岁头胎男童早上的第一泡尿。而且头泡尿的头尾尿不要，只要中间一段尿。那些天一清早，父亲和母亲各提着一个罐子，跌跌撞撞地走了东门转南门，出了南门进北门，县城四门走尽，走访了整整三天，才访求到一位六岁头胎男童，愿意贡献出自己每天的头泡尿。父母接到童尿后，小心翼翼地捧着罐子，就像是捧着一个百宝箱一般，生怕撞上什么物件，前功尽弃。回到家里后，老两口赶紧配药。
　　还有一种药也使父亲大伤脑筋，这就是需要三公斤枣花蜂蜜。如果是要紫云英蜜、油菜花蜜、桔花蜜还是有的。可我家是在江南水乡，又不是山东枣乡，就是在四里八乡，压根儿也找不出一棵正儿巴经的枣树来，因为，即使有，也是味道很酸苦的野生枣树，东一棵西一棵地散落在野山荒岭里，枣子没有小指头大，开的花更加小得可怜。没有成片的枣树林，枣花蜜又去哪里寻呢？那个年代，按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坐着车子，专程去山东购买枣花蜜的。父亲实在是买不到枣花蜜了，便只好想办法用其他东西代替。父亲用来代替枣花蜜的东西，不是蜂蜜也不是白糖，而是一种叫“碗水糖”的东西。碗水糖，并不是蔗糖，而是麦芽糖的一种。它不像普通的麦芽糖呈固态，而是呈流质的液态，盛在碗里，可以喝着吃，比蔗糖的甜度低多了，有一种淡淡的麦芽香，所以，当地老百姓叫这种糖为“碗水糖”。买一公斤蜂蜜的价格，可以买五公斤碗水糖了。
　　所有的药材配齐了之后，父亲开始碾药做药丸了。碾药的碾槽，是从县中医院借来的。因为这是人家的“吃饭家伙”，白天正派上用场，借不得，只能在医院下班之后，通过邻居那位药剂师，偷偷地将碾槽借出来，连夜赶紧碾药，到第二天一早，必须将碾槽归还给医院。药太多，一次不可能全部碾完。只好每天去医院借槽子，一个碾槽有几十公斤重，背在身上挺沉的。父亲却不怕沉，每天背来背去的，背了十来天，才把药全部碾完。那些不眠的夜晚里，“叮叮当当”地碾盘撞击声，穿过岑寂的夜空，传得悠远。父亲碾着碾着，睡着了，脚下的碾盘仍然在滚动着……
　　碾完药，父亲发动全院子的男女老少帮忙揉药丸。几十斤的药丸拿什么装呢。父亲自有办法，他去瓦货店买了一个浸酸萝卡的坛子，把药丸放进去，在坛檐注上水，密封起来，这样，药可以存放很久。
　　费尽了父母一片心血的乌发药丸终于大功告成。父亲特地坐班车，带上药坛子，来地区给儿子送药了。父亲见到曾荣升，不好意思地坦白说：“儿子，没法子，这药里掺了假，你先吃吃，如果没有效果就不要吃它，爹再给你做好的。”
　　也许是真诚的父母心感动了上帝，曾荣升坚持把这一坛药丸吃完后，头发竟然奇迹般地返青了。当然并不是百发百中地全部乌青，仍然还有几丝白发散杂在黑发丛中。父亲叹息着说：“唉，一定是我掺假的缘故，要是用正宗的枣花蜂蜜，你的头发一定全部转青了。”
　　曾荣升终于摘掉了遮丑的帽子，乌发朝天，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他才有资格抛头露面地走进厂乐队，走上大舞台，进行乐器演奏。
　　工厂红火的那几年里，每年，工会都要举行厂庆之类的大型文艺活动。排练期间是全脱产的，演出也不止一两天，而是先在自己单位演几天，然后在全市各兄弟厂矿里巡回演出。市里演完了，还去各个县城演。这样，一演就是一两个月呢。所以说，工会的那些文艺专干，曾荣升都很熟悉。这次调他去工会，他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
　　工会设在厂办对面的职工食堂的楼上。二楼是管理食堂的福利科，三楼是工会、团委和计生办三个单位。计生办，即计划生育办公室，行政上隶属工会，但因工作性质，又是独立的机构。工会占了大小七八间房子，而在其他地方还设有不少附属机构，比如图书室、电影院、舞厅、闭路电视演播室等，近三十人的庞大队伍；除了王伟安主席外，还设有主抓文体活动的副主席，和主抓组织工作的副主席两个人。除此之外，设有会计、出纳和劳保专职干部，这三个全是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当曾荣升去工厂报到，就强烈地感觉到这三个女人的厉害。
　　曾荣升穿过三楼的走廊，经过会计室时，这三个女人眼睛鼓鼓地盯着他，开始嘀咕起来：“厂办踢出来的落脚子，跑到这里来了。”出纳赵丰芝说。所谓“落脚子”是当地土话，意思是毫无能力、被排斥的人。
　　“工会是收容所吗？”会计邹姣鲜说。
　　“不想在车间做事，来这里混饭吃的。”劳保专干杨洼萝说。
　　虽然三人说话的声音不很大，但曾荣升还是听清楚了，气得他几乎登时吐血。从此，他在心里就管赵丰芝叫“赵疯子”，管邹姣鲜叫“臭脚癣”，管杨洼萝叫“杨洼婆”。这三个女人的来头可大，赵丰芝的丈夫说起来也是曾荣升的电大同学，进厂时也只是工人，在装配车间干装配活。后为七转八转，转到了科室，读了两年的干部党训班。毕业后，就一路青云直上，先是当上了厂宣传科长，不到一年就升为厂长助理，很快就是主管全厂劳动人事这一块的副厂长。赵丰芝在丈夫没当副厂长时，也是做工的。丈夫做了副厂长之后，就开始享受特权，进了厂工会。邹姣鲜的丈夫也是从厂里调出去。先只不过是财务科一名小小的会计。后来调到新丰市财政局，几年后，当上了财政局长。局长夫人，可以想象架子有多大。最差的“杨洼婆”，其丈夫也是一家学校的支部书记。三个官太太凑到了一堆，工作又清闲得很，可以说，就只有发工资的那天有半天事情。平时闲得无聊，就你一嘴我一舌地尽说些家庭邻里鸡毛蒜皮、零七八碎的小事，再就是站在楼栏边，指着过身的行人，说长道短，将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老皇历全都翻出来胡扯。当然，少不了瞎说胡侃任意编排些恶作剧，找些生活中的小刺激，打发难熬的光明。刚才，她们说曾荣升，就是这种心理作祟，贬低了曾荣升，同时，她们嫉妒、歧视、排斥外人的心理，也得到了发泄。
　　“他曾荣升得了个厂写作比赛第一名，有什么了不起，来工会放洋逞能吗？哼，算个什么东西！”没等曾荣升走进工会主席办公室，赵丰芝又恶狠狠地数落起来，“我老倌还得了全省大学生写作竞赛一等奖呢。”赵丰芝说她丈夫黎庞获奖，确有此事，但那是好几年的事情。当时在全厂轰动了，厂部特地为他召开了庆功会，请胸前戴着大红花的黎庞走上讲台，宣讲他参赛获奖的心得体会，厂部还给他长了一级工资，从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调任为厂宣传科长，很快就晋升为副厂长。这些使黎庞沾沾自喜，恃才傲物，狂得不得了，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以天下老子第一自居。厂里绝大多数中层干部，对他啧有烦言。其实他当官后，完全把文学放弃了，偶尔写出的东西已不像样子。
　　杨洼萝附和说：“是的，你老倌得了全省一等奖，也没有他这样翘尾巴。”原来，她们见曾荣升昂着脑袋从会计室走过去，没有跟她们打招呼，故尔骂起他来。
　　王伟安一见曾荣升，挺客气地让他坐在对面，对他说：“荣升，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吧，接安毛民的角。工会对你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打交道也不是头一回了。每年的全市文艺调演和工厂文艺晚会，少不了你这把首席小提琴呀。希望你忙安下心来，熟悉工会工作。”说着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工会工作手册》来，叫他阅读。
　　曾荣升勾着脑壳看书，没有注意到斜对面还坐着一个人。他就是抓工会组织工作的副主席崔得志。
　　这时，崔得志说话了。他问曾荣升：“你的文章倒是写得可以，但我想问一下，画画得怎么样？”
　　曾荣升如实地说：“我不会画画。”
　　崔得志说：“那今后工会的宣传栏、还有舞台布置怎么搞呀？安毛民比你强，他写写画画都有两下子。”
　　曾荣升一听，脸红得像关公，头勾得更低了，说：“那我现在就可以学。”
　　崔得志把嘴巴一撇，说：“八十岁学吹鼓手呀？”
　　王伟安插话说：“不要逼他，美术的事，我们再找人就是了。厂里会画的多。”
　　崔得志一听王伟安这么说，也就不吭声了。
　　这天，曾荣升坐在办公桌前没有挪一下窝，将工会手册粗粗地看了一遍，还做了笔记。下午，王主席就拿出会议记录，叫他起草会工会文件。他自己却忙着下楼到厂部开会去了。
　　文件起草到一半的时候，曾荣升感觉口渴了，发现办公室并没有开水瓶。问坐在藤椅上闭目养神的崔主席，他睁开眼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在隔壁。”
　　他拿着口杯去隔壁打水。暖瓶搁在门口的窗前，他揭开暖瓶外盖，拔掉软木塞子，拿起暖瓶正要倒水，身后猛然响起一阵大喝：“你看你，塞子怎么放的？”
　　曾荣升这才去注意自己放的暖瓶塞子，原来他一时疏忽，让塞子直接朝下放着，塞子的铝盖朝上，这样，让塞子直接触到桌子上了。他忙回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放错了。”他连忙放下暖瓶，跑到楼西头的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塞子，然后屁颠颠地跑回来，用开水将塞子冲了冲，才倒水合盖离开。
　　就在他离开的时候，又听到了三个女人的议论声。
　　“我可以打赌，他一身衣裤值不了二十块钱。”邹姣鲜说。
　　“听说他老婆是做临时工的。”赵丰芝说。
　　“难怪穷斯滥也。”杨洼萝说。
　　“哼，啬啬的样子！”赵丰芝说。她说的“啬啬”，也是当地土话，意思是说，很下里巴人的样子。
　　从这以后，曾荣升再也不想去隔壁打水喝了，宁愿整个上午或下午都不喝水，一直干憋着，等到下班后回家喝。他怕进这有着三个“贵妇人”的房间。在他的眼里，这三个妇人，就像盘踞在屋里的母虎，怕她们趁他不备，猛然地蹿上来，向他吼叫一声。怕在打水的时候，背后突然响起刻薄的议论。有时渴得实在不行了，走去打水时，总是十二万个小心地、轻轻地拿起和放下暖瓶，屏声静气地倒水，蹑手蹑脚地走开，生怕惹了她们。
　　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曾荣升在这些年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之中算是看透了。鲁迅老人说的“脸一阔就变”，这话一点也没有说错。同样是工厂职工，朝夕相处，这些女人和他一样招工进厂，一样从学徒工做起；但一旦丈夫当了官，夫荣妻贵，就自恃高人一等，就学会瞧不起人，就开始颐指气使、指东骂西。每每想起这些，曾荣升的心就凉透了。
　　这天曾荣升傍晚下班回家，妻子手拿一张字纸，焦急地对他说：“你看，厂里要我们搬到大院去住。”
　　曾荣升接过字条，是房管科写的，盖着鲜红的印章。说因职工单身宿舍大调整，有家属的半边户不能住在集体宿舍里。半边户是不能分带厨房和卫生间的套间的，所以只有见缝插针，哪里有可以避风挡雨的地方，就搬到哪里去。他知道，大院的房子是全厂最差的房子。这家工厂的前身是省第四监狱。大院就是牢房所在的地方，四围是土坡，中间一块凹地，南北各有两栋房子，这就是牢房。后来，监狱改做工厂，犯人迁走了，留下的牢房做了生活宿舍。住的都是老婆在农村的半边户。可想而知，曾是牢房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
　　向薇薇说：“今天房管科长来了，说最迟在明天下午就要搬离一村集体宿舍。后天，这房子就有新的住户搬进来了，我们不搬绝对不行。”
　　曾荣升一听，头就大了，家里虽然没有多少东西，但一些常用的家具还是有的。说明天就搬走，谈何容易。
　　他问：“房管科的人没有说派车帮我们搬家吗？”
　　向薇薇说：“没有。”她想了想，出主意道，“你去找找王主席吧，请求他帮忙派个车来。”
　　曾荣升为难地说：“要去求人啊，好难的。”
　　向薇薇嗔怪道：“你呀，说起求人，就发怵了。”
　　曾荣升说：“好吧，明天跟他说说。”
　　向薇薇说：“火烧眉毛了，还等到明天！吃了晚饭我和你一起去。”
　　王主席家在二村的综合大楼五楼。这楼是厂里最好的生活住宅。一楼是商店，二楼以上是家属住房。四室两厅，住的大多是中层以上的领导。王主席两口子是双职工，妻子在职工医院，他又是厂级领导，分房打分时，可以比普通双职工多十分。这样，自然就住进去了。所以，综合楼有个很“雅”的别名，叫“官楼”。不过，话又说回来，王伟安在职工心目中，还是一个肯为职工办实事的好官。他住综合楼，没有人对他有意见。
　　曾荣升和妻子一起上王伟安家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曾荣升起先不肯说派车搬家的事，还是向薇薇胆大，跟王主席说了。
　　“哦。你们要去住大院呀，”王伟安很理解地说，“我住过大院，那地方不好，潮湿得很，下雨就涨水，蚊子特多。好吧，我明天一早就跟运输科的老舒说说，叫他给你派个货车搬家。”
　　回家的路上，向薇薇对曾荣升埋怨道：“你看，还是我嘴巴来话吧。要是靠你呀，你一个人搬去吧。”
　　曾荣升感慨地说：“还是当官好，一句话就可以把事情搞掂。”
　　向薇薇说：“要是当了官，你家还会住大院吗？也会像人家一样，住上官楼了。”
　　一到家，两口子就为着准备搬家的事忙开了。家中惟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台十四吋的索尼彩电，俩人将彩电小心翼翼地抬进纸盒里，再扎上绳子。还有一台单缸企鹅牌洗衣机，纸盒早丢了，他们将四条旧烂得不能再穿的内裤包住洗衣机四角，结结实实地打了包。除此之外，就是衣柜、餐柜、风扇、台灯和桌椅床铺之类的家具，需要打包就打包，需要包角的就包上角。俩人忙到凌晨一点钟，才忙完。
　　躺在床上，曾荣升虽然身子骨很累，却怎么也睡不下。他环视着这间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想到这里住了整整六年，从孩子刚出生，到孩子六岁上学，而今就要离开这间小屋，去一个环境更差的地方住，心里感觉苍凉、酸楚和无限眷念，胸口很疼。其实，这间小屋也不好，是西头最末一间，冬天很冷，夏天很热。一到下午，就有西晒。太阳把墙壁晒得滚烫滚烫，像烤箱的炉壁，风扇开到风力最强一档也无用。曾荣升为使自己能在房子里待下来，只好每隔一个小时，就提水将墙壁泼湿一次。水泼到墙上，砖块立即滋滋叫着，很快就把水吸干了。即使这样，曾荣升也对这里充满怀念之情。
　　第二天一早，宿舍楼下就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曾荣升伸头往下一看，是运输科的卡车开来帮他们搬家了。
　　向薇薇赶忙下楼给司机散烟，又去冲压车间，跟张书记说了一声，征得同意后，将钻床班的马超、唐建军几个伙计一齐叫来，四五个人齐心合力地将笨重的衣柜，从三楼抬下来，弄上卡车。向薇薇又去买来几瓶纯净水和两个大西瓜，犒劳大家。就这样，七手八脚地终于把全部家具装上了车。汽车摇摇晃晃地载着家具，下了一村的那道陡坡，向厂中心的大院驶去。
　　到得大院，曾荣升老远就看见南头那栋房子的一间房门贴着他的名字。这里只住了三户人家。其他房子都是房管科占着，放一些破烂的杂物。这里地势特别低洼，四周是高地，就像一张锅，房子建在锅底，周围房子的下水道与这栋房子的水沟是相通的。所以，一下雨，四处的雨水，加上下水道的污水，一齐汇集到这栋房子的四周，顷刻时，房子就会被洪水包围和浸灌。
　　开了房门钥匙，推开厚厚的牢门，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
　　因为是从监狱改建的，窗子开得又高又小，里面阴暗潮湿，地上一半铺上楼板，但破破烂烂，人踩上去，一不小心，就会一脚陷进漏洞里，拔不出脚来。一半是水泥地，地上渗出水珠，滑溜溜的，就像一个不断地出冷汗的病人，躺在地上，无声地呻吟着。人一走进去，有一种鬼森森、阴惨惨的感觉。来到这个鬼地方居住，曾荣升感觉人一下子矮了一大截。
　　唐建军会一点风水，大家搬完家，吃完西瓜，准备走时，他小声对曾荣升说：“荣升，不是我跟你说丧气的话，这地方住不得人，你得想办法赶快搬走。”
　　曾荣升奇怪地问：“怎么了？”
　　唐建军说：“你仔细看看，这屋子前有水沟，后有土坎，四周是高坡，风水太不好了。说句不好的话，是凶宅。”
　　曾荣升一听，脸色白了，问：“别吓我，为何叫凶宅。”
　　唐建军说：“听他们说，这里关押过死刑犯。”
　　曾荣升听得毛骨悚然，制止道：“不要说这些，我都不敢进屋了。”
　　唐建军笑笑，说：“好了，我不说了，就当我吓唬你的吧。”说完，他跟其他人一道走了。
　　曾荣升站在屋门口，愣了半晌才进屋。
　　不知是唐建军的话是真还是假，反正曾荣升搬进大院，没住上两周，家里就接连出事。
　　妻子生日那天，曾荣升特地去菜场买来一只她最爱吃的乌鸡，放了鹌鹑蛋和板栗，煨了一大锅。向薇薇破例没在招待所吃饭，一家三口围着一锅鸡肉，喝酒吃肉。可吃到末了，还剩下一半的鸡肉没有吃完。家里没有冰箱，向薇薇把吃剩的鸡肉放进一个打满水的盆子中间，再在盆上盖了三合板，将盆子放进配有纱窗的餐柜里。向薇薇说，这是“土冰箱”，利用水来冷却食物，这样菜不会坏。
　　晚上，向薇薇只听见那半截楼板下面吱吱的叫声，认定是老鼠无疑。她想到餐柜里的菜，便起床看了看，将餐柜周围的东西挪开，心想，餐柜是涂了油漆，十分光滑，老鼠一定爬不下来吧。
　　可第二天起来一看，餐柜的纱窗被老鼠咬穿一个大洞，剩菜碗被老鼠翻得七零八落，鸡肉全被老鼠吃光了。
　　向薇薇将餐柜清洗了一次，把被老鼠吃过的碗都扔掉了，但女儿曾叶飘还是因吃了柜内不洁的食品得了病。
　　原来，向薇薇清洗餐柜时，忘记了清洗筷筒。结果，曾叶飘中午，用筷子夹吃柜内的剩菜后，便开始出现高烧不退的病状。到医院一查，是急性出血热，是因为吃了老鼠舔过的脏物而引起的。女儿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星期，才痊愈出院，花掉两千多元钱的医药费。
　　为解恨，曾荣升提出将屋里的破烂木板全部拆除，让老鼠在楼板下面无处藏身。向薇薇不同意这样做，说这屋能住多久呀，犯不着这样大兴土木的。
　　紧接着，家里因太潮湿而毁掉了一些衣物。曾荣升花了上百元钱买来的军大衣，只在冬天里偶尔在家里背了背，就搁在衣柜里。因为是棉大衣，太占地方，向薇薇便把大衣放在衣柜的最下层。一天，向薇薇想将棉大衣拿出来晒晒。她打开衣柜，去拿大衣，发现手上沾有一块布片。定睛一看，是大衣因潮湿霉烂了，布面一碰，就一块块地掉。她把大衣拿出来，发现大衣根本不能穿了，大衣的面料全部烂掉了。
　　还有更加凶险的在后头呢。一天下午，女儿冒着瓢泼大雨跑到工会，叫爸爸赶快回去。
　　“出了什么事了吗？”曾荣升问女儿。
　　“爸，屋里进水啦，快回去舀水吧。”女儿急得哭了起来。
　　等曾荣升跑回大院一看，发现家中已处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
　　这时，向薇薇也赶回来了。三人挽起裤腿，涉水走到屋前，打开房门，发现浑浊的污水快齐床面了，水面上飘浮着拖鞋、塑料瓶和纸屑。一包才打开只用了一点点的洗衣粉也全被水清洗一空，水面冒着一个个五颜六色的碱性泡沫。在这种含有大量洗衣粉的污水里浸泡过长的时间，对皮肤有很大的损害。
　　现在惟一的办法，是先堵住门洞，再将屋里的水泼出去。一家三口手执脸盆，站在浸没腿肚的洪水里，一盆盆地将水泼向门外。因洪水里含有周围房子排放的生活用水，其中有化粪池中的粪便，因而水中发出一种难闻的臭味，薰得人好恶心呀。向薇薇和女儿叶飘，一边泼着，一边干呕着，好几次差点晕倒在水中，幸亏曾荣升上前扶住，搀扶到床上歇息一会，才缓过劲来。这场大雨从中午开始下起，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多中才歇住。曾荣升夫妇站在臭水里，泼了又泼，水舀干了又浸过来了，一直忙到深夜。把水舀干后，露出平脚面一层淤泥，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恶臭。如果不立即铲出门去，屋里无法住人。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的两口子，稍稍喘口气，又开始用撮箕，用借来的铲子，一铲铲地将淤泥铲出去……
　　早上，由于晚上劳作了一夜，曾荣升醒来的时候，发现妻子早已上班去了，女儿也去上学了。一看手表，已是九点钟，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一骨碌翻爬起来，草草地洗漱一下，就匆匆出了门。
　　刚刚走到工会办公室楼上，曾荣升一眼瞥见崔副主席双手叉腰，站在门口，鼻子哼哼地不让他进去。
　　“你说，到哪里去了，这个时候才来上班？”崔得志质问他。
　　曾荣升解释说：“崔主席，昨天一场大雨，屋里进了水，你是知道的，我女儿来工会喊我了，忙到半夜两点多钟才把屋里的水舀干。所以太累，早上起不来，迟到了，请原谅。”
　　崔得志说：“有事得请事假，迟到这么久，你说，怎么算？”
　　这时，王伟安从厂部开完会后，走上楼来，对崔得志说：“荣升家确实进了水，这属于特殊情况，就原谅他一次吧。”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取出一个文件来，递给曾荣升，说，“刚接到市总工会的通知，要求我厂工会派一个人，跟总工会领导一起去省总工会，准备全总工会系统职工之家先进单位的经验交流大会发言材料。你赶快准备一下，下午就坐火车去省城，去省总与市总工会的办公室主任周德生会合。由他带你起草发言材料。”
　　下午，王伟安告诉曾荣升，市总工会打来电话，说还是由周主任带队去省总，叫他立即去市火车站广场见周主任。
　　打车到得火车站广场，见一位眼睛眯眯的男子，跟一位个子矮矮的女人站在候车室门口等人。这男子就是周德生，曾荣升曾在市总见到过他。
　　三人一齐走进候车室，在长椅上坐下来。周德生向曾荣升介绍这位女子，就是省四印刷厂工会专干李小华。说市总只向省总推荐了电动工具厂和省四印刷厂两家大单位。他说：“你们两家的发言材料能不能上省里的经验交流大会，关键就看你们这两位笔杆子了。”
　　李小华说：“我们算什么，靠你周主任掌舵啊。”
　　周德生说：“哪里呀，我只是给你们起个穿针引线的作用。”接着，他安排了行程：因今天赶到省城已是傍晚六点多了，人家都下班了，找不到人。只有先去省四印刷厂驻省城办事处住宿，明天一早再去省总。
　　傍晚，到得省城火车站，由李小华带队打车去了他们单位办事处招待所。她跟招待所所长打个招呼，所长非常热情地安排他们住最好的房间，晚餐酒菜十分丰盛。所长亲自过来陪酒，对周德生说，周主任难得光临这里的，这次也是为了工厂的荣誉奔波，我们当然不敢怠慢。说着，他向周德生敬酒。杯来盏往，周德生和曾荣升俩人竟然都喝高了。翌日早上，还是由李小华过来叫醒他们起来的。
　　吃罢早点，三人就告辞所长，离开招待所，打车去省总。
　　省总在城北的一条叫民主街的小巷里。下了车还得走好远的路，小港七扭八盘，曲里拐弯，走了好一阵才到。周德生指着前面一幢十几层的新楼说，到了，这就是省总工会新盖的大楼。
　　乘电梯上到八楼，走进一间办公室，就有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年轻男子从桌前站了起来迎接。周德生向二人介绍，这位就是省总办公室谢克主任。谢主任立即打了个电话，就有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走进来，向客人们打个招呼后，就忙着给他们倒水递烟。坐了一会后，谢主任就将他们带到省总群工部陈部长办公室。
　　陈部长是一个大胖子，黑黑的皮肤，眼白因此显得分外白。他向客人们讲述了这次大会的重要性，然后说了几个选题，叫曾荣升他们记下，限定三天时间交稿。稿子先由周主任把关，最后由陈部长定稿。
　　“你们先在省总的招待所住下来吧，先轻松一下，去街上走走，然后再好好地写。”说着，他叫那位年轻女子带他们去招待所住宿。
　　为了照顾他们写稿，陈总特地打电话到招待所，安排他们三个单间，每人一间房子，不受干扰。中午，陈部长和谢主任亲自来招待所餐厅与他们一道进餐。下午自由活动，三人去外面转了转，逛了几个大商场，然后去免费公园里走了走，还划了船，坐了过山龙。在外面吃了烧烤，玩到傍晚时分，三人才尽兴而归。
　　回到客房，那位年轻女子又来了，说是给他们送稿纸和笔来的，还带来了一些工会参考资料。女子坐了一会，寒暄了一阵之后，才离去。
　　曾荣升好奇地问周德生：“这女子是什么人呀？你叫她李科，这是她的名字吗？”
　　周德生说：“哪里，她姓李，是个科长，所以我叫她李科。”
　　曾荣升问：“李科是在哪个科室呀？”
　　周德生说：“这你就不懂了，省总没有科室，只有处室，李科也不是哪个科室的科长，她只是省总办公室干勤杂兼接待工作的人。”
　　曾荣升惊讶地说：“这不跟我们那里的清洁女工一样吗？怎么她也是个正科级？”
　　周德生说：“你以为省总是你们工厂么？人家的级别不同，庙大和尚也大嘛。”
　　曾荣升一听，羡慕得不行，心想在工厂里，自己奋斗一辈子也许也当不上科长。可在这里，竟然连扫地的也是科长，要是能来这地方，多好呀。
　　晚上，曾荣升走进周德生的房间，坐在床沿上，跟他一起拉家常，得知周主任还是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不过曾荣升是在城里，他是在乡下。家里非常穷，为了送他读书，两个姐姐不到十七岁就早早嫁了人，哥哥也下煤窑挖煤。他读书还争气，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市总工会工作。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唱唱歌吧。”周德生提议道。说着，他关掉电视机就放开喉咙，引吭高歌起来。
　　他唱的是张也的《走进新时代》，在爱好音乐的曾荣升听来，这位男高音唱得一点也不好，声腔沙沙的，是个“刷把”喉咙，且还有点走调。听得曾荣升全身肉皮打颤发麻。可他还得违心地说唱得好，很抒情。
　　“如今差了点，我从小爱唱歌，在大学时期，也是曲不离口，唱得好多了。”周德生用一种怀念的口吻回忆道。他说在老家下田插秧割禾、上山砍柴打草时，郁闷的时候，总要吼上一嗓子，让歌声在树林山谷间萦绕回荡，感觉就舒畅多了。
　　“荣升，”周德生感慨地对曾荣升说道，“乐莫乐兮新相知，今天结识你这个老乡朋友，我很高兴，所以就唱开了，使我忆起儿时的情形来了。”
　　曾荣升说：“这样爱唱呀，哪天有空，请周主任去卡拉OK一展歌喉，好么？”
　　周德生说：“要得，那我一定来。”
　　曾荣升刚说出这话，就自责起来。虽然他从未进过歌厅，但也略知唱卡拉OK可是高消费，一晚唱下来，几百元就随着歌喉冒出去了。是他这样的工薪阶层唱不起的。他怪自己多嘴，自找苦吃。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曾荣升去开了门，谢主任走了进来，对周德生说：“我是被周主任的美妙歌声引来的啊。”
　　周德生忙迎上去，说：“谢主任亲自来了，快坐。”
　　谢克接过周德生递给他的烟卷，边吸边在床沿上坐下来。
　　周德生向曾荣升介绍道：“我们谢主任还是硕士生呢，水平蛮高的。”
　　谢克说：“哪里呀，我只不过是我多读了几年书而已，你们的经验还丰富一些。”
　　寒暄了一阵，谢克就聊起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来。末了，他叮嘱道：“你们可要抓住机遇，把材料整好些，争取两家都上。省总有个打算……”
　　周德生敏锐地问：“什么打算呀？”
　　谢克说：“省总打算在这次会上发言的单位中，向全总选报几家，参加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先进评比。你们地区，希望你们地区能选上一家也好呀。所以，你们得抓紧写稿了。”
　　周德生说：“谢主任说很对，是要抓紧了。”
　　送走了谢克，周德生把李小华叫来，说：“刚才谢主任来了，催促我们抓紧写稿。我想大家今晚就开始打架子，即使打到天亮，也要把架子打好。明天正式开笔。”他说的“打架子”，就是开始写材料的第一步，布局谋篇，先把稿子的结构层次定下来。
　　李小华一看表，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他面有难色地说：“这么晚了，还打架子？”
　　周德生说：“不晚，搞到两三点钟睡觉也不迟嘛。”他是个夜猫子，平时写材料，都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开笔。他认为这样思路敏捷一些。
　　于是，三人在各自的房间里，为材料的结构布局开始“搜尽奇峰打草稿”了。
　　结果，曾荣升在第二天下午，就拿出七千字的初稿。周德生看了之后，感觉不错，说：“你到工会才不到一个月，怎么对工会情况这么熟悉呢？”
　　曾荣升谦虚地说：“谈不上熟悉，只是知道点皮毛而已。”
　　下午，周德生将稿子拿到省总的陈部长审稿。陈部长看了之后，说：“唔，马马虎虎还可以。”
　　有了陈部长这句话，曾荣升的材料，总算顺利通过了。
　　李小华的材料，挨到第二天上午才憋出来。周德生看了，总觉得不如法，说怕通不过啊。他预感是对的，拿给陈部长一看，便打回来重新写。
　　李小华又辛苦了一天，终于写好了。周德生看后，仍然把握不住，对小华说：“这一次如果陈部长还不满意的话，肯定就抹掉了发言资格。得想个什么办法，把稿子弄好点。”
　　他将稿子交给曾荣升看，曾荣升看了，说：“材料中四个小标题需要改动。”
　　周德生说：“我也觉得小标题不好。”于是，三人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地想了起来。
　　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半个小时后，标题都想好了，往材料中一摆，文章立即生色多了。
　　为了稳妥起见，周德生对李小华说：“给陈部长来点束修吧。”
　　李小华一时没有明白他说的意思，问：“束修是什么？”
　　周德生说：“束修，是过去私塾学生给老师教书的报酬。”
　　李小华问：“哦，陈部长会要束修？”
　　周德生说：“来条好烟吧，陈部长是吃烟的。”
　　这样，李小华先打电话给单位上，领导同意后，便立即去商场买了一条价值两百多元的好烟，交给周德生。他连材料和烟，一起交到陈部长那里。结果，材料这一次总算顺利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