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邓照明开垦生荒地

　　按照和刘兆丰的预先约定，邓照明去储奇门附近一个小巷子里，找到刘兆丰。他说，这是他在川东师范读书时一位同学刘志刚的空房，供暂住，去秀山之前，还需要做点准备。他聘请了6位教师同去秀山，他们大都是武汉大学的学生，还未入党的进步分子。这6位是李肇英，山东人，武大历史系学生；沈本义、安微人，武大土木工程系学生；郝味书，四川荣县人，中央大学习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毕业；詹冷（本名詹寰），四川荣县人，在武大学外国文学；王永年、卢明华2人，河南籍的武大学生。他们6人同住在市内一个狭小拥挤的旅馆内，邓照明和刘兆丰一道去看望过他们。
　　邓照明是从延安出来的，两手空空，一本书也没有（延安的革命书籍自然一本也不能带），不像一个大学生和中学教员。于是，邓照明自己一人去来亭子卖旧书的几家书店里，选购了十几册英文的大学用的数学、物理方面的书籍，其中还有他在川大时读过或参过的版本。刘兆丰托人买了8张长途公共汽车票，2月下旬的某一天，他们8人沿川湘公路向秀山进发。
　　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差，汽油奇缺，他们坐在木炭汽车里，速度慢，每日行程很短。第一天宿南川县，第二天宿武隆县，第三天宿彭水县，第四天宿黔江，第五天宿酉阳县龙潭镇，第六天上午到达秀山。邓照明在车上注意观望沿路地势山形，过南川的水江镇，翻白马山，都是山脉绵延不断，比起华北的山更是树木葱笼，如果打游击战，可真是好地方。
　　秀山的车站，靠近秀山县中的后校门，下车后，谢书年、李昇震、谢若英、韦其莹等同志以及秀中的职工们，已来接他们了。
　　秀山县在四川的东南角，东面与湖南省的茶洞接壤，文化从来落后。县立中学的规模不大，初中六个班，高中四个班（才开办不久）。除外来的7、8个教师外，其余是本地教员，上过大学的不多。当时商量后的安排，刘兆丰任教务主任；李昇震同志很有工作能力，为便于接近与管理学生，任训育主任（起先是本地人王择立担任）；邓照明任高中第一班级任；郝味书任第二班级任；谢书年任第四班级任；其余的同志分管各班。外来的教师大都讲国文、英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等课。邓照明教高中班的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物理课（第二学期兼教英文课）。邓照明用邓光宇的名字，报的履历是四川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生（实际他差半年毕业，应于1940年夏季毕业，1939年12月调去延安，但对外必须报已毕业）。骤然来了7、8个外地大学生，很引入注意。
　　离县城15千米的私立石江中学（只办有初中）向刘兆丰提出，要聘请两位老师去讲课。特支商量认为，为了与本地人关系协调，同时还能多开辟一个点，为了扩大影响，决定王永年、卢明华二人去该校任教。
　　解放后，邓照明长期担任水利、科技工作部门的领导职务。曾任西南区水电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顾问等职。
　　1990年，邓照明在北京逝世。
　　1946年2月下旬，邓光宇、刘兆丰和他聘请的李肇英、沈本义、詹玲（原名詹寰）、王永年、卢明华、郝味书一行8人乘长途公共汽车，历时6天，到达秀山。李肇英等6人都是武汉大学学生，还未入党的进步分子。不久，刘兆丰又招聘了进步青年刘惕恒夫妇到了秀山。
　　由于邓照明是从延安派出的七大代表，从纵深配备和安全着眼，上级党组织规定他不在第一线做学生群众的工作，政治以中间状态的面貌出现，在党内只和刘兆丰、谢书年二人接头。邓照明的公开身份也是秀山中学教师，教高中班的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物理课，后又兼教英文课。
　　邓照明系川东区委副书记。当时邓照明除领导秀山工作外，在黔江也还有些同志由他负责领导，另外还发展了韦其莹同志为中共党员，特支一共6个同志都集中在秀山县中学。
　　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这年上半年，中山秀山特别地下支部在校内校外都积极开展了工作。校内，除了对学生继续进行启蒙教育外，重点选择积极分子，培养发展对象。地下支部的中革命员和党外进步教师，利用讲课与改作业的机会，深入接近学生，指导学生运动；同时又通过出墙报、搞歌咏、演话剧、组织读书会和星期六晚会等活动，使得校风大变，学生的学习与思想都很活跃。经过一年多的启蒙教育，许多学生思想开朗，追求进步，同情共产党的主张，厌弃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星期六组织晚会等活动，使得学校与学生的学习与思想开朗、追求进步、主张民主、反对内战、同情党的主张，已经发现一批学生可以作为发展党员的培养对象。
　　谢若英同志会教唱歌，唱些革命歌曲，搞些书报阅览，演些宣传话剧，再做些个别师生工作。如时间能再长点，有些基本成熟的对象就准备发展了。至于地方武装，当时也有些考虑，这主要由邓、刘他们考虑，外地同志没有参与。
　　学校的外部环境，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初，建立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将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湖北西部四省边境的37个县作为绥靖署的辖区，调虎离山，将川军潘文华的第56军（刘湘系统的地方实力派）从成都调来，由潘文华任军长兼绥署主任。另派黄埔系军人傅仲芳作绥署副主任（中将街），企图监视与控制川军。绥署机关设在黔江县城（黔江是川湘公路与川鄂公路的交叉点）。第56军下辖三个整编旅，这些部队分驻于交通要道和据点。绥署的表面任务是剿匪——剿土匪和“苗”匪（对苗族的诬称），实际上自然是对付我党我军的。因为当时邓照明就听说，在湘西八面山地区，有我新四军的李人林同志率部在这一带活动。
　　秀山县是武陵山脉崇山岭中的一块不大的平原，纵目望去，平畴无际，稻田块块，溪水纵横，比较秀丽富庶。秀山城东，抗战时期修筑了一个不大的飞机场，此时弃置未用，中学在飞机场南边边沿上，出校门不远有几家小茶馆，露天摆着一些竹躺椅，他们晚饭后带着书本，常去坐茶馆，或闲谈或读书。飞机场上长满青草，在夕阳的照射下，映出金黄色或嫩黄色，犹如一块大地毯，坐在躺椅上望去，真叫人心旷神怡。在这样和平宁静的环境里，邓照明内心却不能平静，这时在全国，一方面国共和谈、军事调处，实际上正在酝酿着大内战。在解放区，正在开展武装斗争和轰轰烈烈的农民群众运动。邓照明在设想战友们在如何作斗争，而他自己在这个中学的狭小范围内，能做的工作是不多的，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潜伏着斗争与危险。国民党县党部在窥测他们的活动，驻军（第56军的一个旅部）政工人员中的军统特务在暗中调查学校情况，中学内部新老教师之间潜伏着矛盾。1946年上半年发生过一件事；刘兆丰在武汉大学的同学，有在民主联盟的机关报《民主报》社工作的人，出于好意，大卷大卷地（每期10来份）邮寄来。《民主报》的内容自然是好的，分散在学生中传阅，学生很爱读，有思想启蒙作用。寄来几次后，邓照明觉得有问题，国民党特务会搞邮件检查的，这会引起暴露。邓照明提出并经同志们商量后，由刘兆丰通知他的同学。不要再寄了。当时未出问题，但这事后来终于成为漏洞，成为特务追查的重点。
　　1946年四、五月间，伪川黔湘鄂绥靖公署政治部派出一个叫王用修的专员（军统特务、解放后被镇压），到秀山对地下党组织进行监视。
　　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1946年上半年，特支在校内校外积极开展工作。在学校内，除了对学生继续进行启蒙教育外，重点是选择积极分子、培养发展对象，当时我们选择的积极分子有杨秀武、刘朝栋、李宗贵、池应兴、罗福全、龚尔逊（女）、罗凤云（女）.......等人。
　　1946年秋，地下支部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以进步学生为对象、以探求人生真谛为目的之秘密群众组织“稚心学术研究社”（简称“稚心社”），首批发展了刘朝栋、王烈如、罗福全、罗会全、李宗贵、胡德华等人为社员，翌年2月又发展了刘纲振、王祖念、张国烈等人为社员。
　　在校外，特支则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参议会的参议长熊绍韩（现任省政协常委）、县银行的经理周玉成以及该行工作人员王良知、黄昌祥、刘淑卿和县党部书记杨通惠，县里知名士绅王宏实（曾留学日本、作过四川大学校长，解放后任省参事室参事）、县政府秘书王文斐、民政科长刘淑德、教育科长石伯瑜，督学周子祯、建设科长杨秀文等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支的两位女同志也走出校门和秀山的妇女界进行联系。
　　为了和社会人士以及学生家长广泛接触，特支还抽业余时间，由外地教师排演了一幕名叫《繁菌》的话剧。剧本是由谢若英同志凭记忆背下来的，同时由她担任导演。当时社会风气极坏，国民党大官小官员敲诈勒索，贪污成风，老百姓恨之入骨！这个剧的主题思想，就是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它描写一个正直青年，开始有点抱负，但是抵制不住腐朽社会的侵蚀，以后堕落成一个无耻的贪污犯，经过进步力量的帮助，最后才把他挽救过来。全剧达到了“剧情曲折，扣人心弦”的境地，在当时物质条件技术条件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大家把它当成一件政治任务去完成，结果，演出非常成功。秀山当地权贵和学生家长，均来校观看，盛况空前，轰动了整个秀山县城，有人赞誉说：“这是秀山有史以来演出的第一个好话剧！”
　　秀山中学过去是被一些“圣人之徒”的顽固分子如刘向阁、王策力和国民党党棍如曾广信、曾纪瑜等人所把持，他们都是抱着“混饭吃”的办学态度。这所中学是刚从初中戴帽改办成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的完全中学。原有教师最多不过是专科学校毕业生，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只适宜于教初中，刘兆丰去以前被当成学校台柱的曾纪瑜，就是重庆工校（现在的成都水电校的前身）毕业。新去的这批教师，都是硬牌子的大学生，有的大学毕业，还有几年的教学经验（李昇震同志在武大电机系毕业后，曾在武大附中教过几年书）。这些人，不但有真才实学，而且精力充沛，有革命热情，愿意接近学生、帮助学生，因此，得到学生及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好评。
　　但是，也由于这些原因使敌人逐渐注意了他们，引起了本地教师对他们的嫉妒。大约在1946年四、五月间，川黔湘鄂绥靖公署政治部便派一个专员叫王用修的（中共的叛徒，系中统特务，解放后被镇压），到秀山来对他们进行监视。他利用本地教师对刘兆丰们的嫉妒和不满，在校内制造谣言，说外来的教师都是赤色分子，而且用种种办法对他们进行试探。如打算邀请他们的女同志参加县妇女会，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还利用刘兆丰的表兄杨秀文来试探他是否愿意加入国民党，以此鉴别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们直接间接得到这些消息以后，便感到有向上级汇报的必要了。
　　1946年暑假，邓照明同志以代刘兆丰去重庆聘教师为名，将们在秀山的处境向中共四川省委于江震同志等作了汇报（因当时南方局已经迁去南京，新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当时国民党已经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的内战，这年的6月20日，中共提出全面长期停战、重开政协会议等四项和平建议，恳切希望通过谈判阻止内战爆发。可是蒋介石把我党谋求和平的诚意，看作是软弱可欺，拒之千里之外。中央估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省委认为酉、秀、黔、彭一带的工作仍有长期坚持的必要，而且要加速地下武装的建立。于是，省委副书记张友渔同志将潘文华五十六军内的我党党员二十余人交给邓照明同志领导。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明昭同志（以后被逮捕，重庆解放前夕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就是潘文华军部的上校军事科长。很显然，省委的意图，是要将军队党和地方党统一起来，最后目标，还是在这一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根据照明同志的汇报，省委指示：“为了长期坚持下去，要改变作风，不要搞得太红，要注意隐蔽，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能坚持就坚持，不能坚持就只好撤退，尽量把这个阵地保留下来。”
　　1946年暑假，秀中校长刘兆麟逝世，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因为秀山的医药条件是很差的。他是本地的开明人士，很有地位与号召力，是特支工作的掩护与屏障。他突然死了，县政府迅速决定，由刘兆丰代理校长。这样一来，特支的党员，就不能不走前台了。
　　开学之后，情况还稳定，没有什么的变化，刘兆丰担任了校长，走到前台和县组各机关与社会各界往来是必要的，李昇震仍担任训育主任，便于接近与教育学生。特支党内商议后，聘李肇英作教务主任，他是特支当时在教员中发展党员的培养对象，他家境贫寒，抗战初期就从山东流亡到四川，在国立第六中学（在三台县，专为华北流亡学生办的中学）读书。进武大后思想也较进步。刘兆丰经过通信，还约请了湖南人、武大进步学生刘惕恒来校担任事务主任。学校的班子配得比较好，暑假中外来教师詹冷离开了学校，由邓照明接任了他的一部分英语课。学校的教学活动在正常进行，学生家长与社会舆论对外来教师颇有好评和深表支持。
　　邓照明在党内传达了省委对他们工作的指示和意见（黔江接头与停留的事未谈），按原定方针继续工作下去。
　　1945年底，邓照明、刘兆丰等同志不但在秀中坚持下来，这年暑假后，还派人去石江中学和秀山师范开辟新的阵地，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上做了大量革命启蒙工作，成绩显著，影响很大，在当时的秀山中学，读书会、歌咏队、座谈会、报告会极为活跃：各式各样壁报纷纷出现，师生们还公演了一些进步剧目：一些进步书刊如《民主报》、《民主周刊》、《现代妇女》、《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在学生中公开阅读，少数同学还能读到《新华日报》；《朱大嫂送鸡蛋》、《你！你这个坏东西》、《黄鱼满开飞》、《这个年头怎么得了》、《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古怪歌》、《茶馆小调》、《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等步歌曲，在校园内随时可以听到。同学们有了进步思想和知识，校内政治空气相当浓厚，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家长同学都很满意。
　　同学们的政治觉醒，有要求建立比“读书会”更严密更进步的组织愿望，党的地下组织经过较长的时期对积极分子选拔、培养，建立革命秘密组织的骨干力量已基本成熟。
　　1946年11月，中共秀山特支派谢书年同志出面，在秀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秘密组织“稚心学术研究社”，简称“稚心社”。首批参加的有王烈如、罗福全、刘朝栋、李宗贵、罗会全、刘刚振、王祖念等。1947年又个别吸收了池应兴、聂传藩、邹庭江、罗凤云（女）、胡德华、吴再勤、张国烈、熊熏英（女）、杨署兰（女）、刘文斌（女）、李德政、刘世春、瞿俊伯（女）、龚尔逊（女）等人参加，从此党组织在秀中有了培养革命青年发展党员的预备基础。
　　当时有一件事，是为刘兆丰、谢若英同志举行婚礼，他们年近30岁，到了当婚当嫁时候，学校内外都知道此事，草草举办反而影响不好。于是特支党内作了研究。公开举办，规模搞得大一点，邀请县里的头面人物与社会人士，从政治上考虑，当作一项统战工作来做，以便他们（特别是谢若英）今后好在社会上活动，婚礼是在学校礼堂举行的，县长彭述信等前来祝贺。
　　但是，顺利的局势是短暂的，随着全国大形势的发展，内战规模越打越大，全面分裂更加明朗，秀山的地方局势也就愈加恶化。大约在10月下半月以后，各种不利的迹象一步步出现：县里在传言刘兆丰是“民盟”（民主同盟）分子（以推销《民主报》为口实），1941年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刘为什么突然离开正在就读的中央大学？1945年下半年（邓照明去之前），党内由谢书年负责时，校内出过一些墙报，对于时事述评一类文章，引用了一些重庆《新华日报》的言论，县党部在追查此事；驻军旅部的政工人员（军统特务）好几次来学校“参观”，与学校搞“篮球比赛”，有人说，他们企图借以看女学生，但特支党内分析，认为他们是来作政治上的侦察，调查情况，认识和熟悉外来教师。校内本地教师中的国民党员也在造舆论、放谣言，说是刘兆丰及外来教师把持了学校办学的权利。
　　刘兆丰在县里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刁难，他约邓照明出去散步谈问题，学校大门外不远，有一泓泉潭，名叫“鱼泉”，岸边柳条拂水，芳草萋萋，是一个清静幽雅的地方。他们沿溪散步边走边谈，刘兆丰告诉邓照明县党部书记要他参加国民党，并说县中校长不是国民党员是不允许的。书记长当时并未直接向刘兆丰提出这一问题，而是经过杨秀文转达，杨秀文是刘的表兄，当时任县政府建设科科长，政治上还比较开明，是同情刘的。杨秀文对刘说：“县党部书记长怀疑你是共产党。我说我敢以脑袋担保，刘兆丰不是共产党。”书记长立刻就说，那你能劝他加入国民党呢？”杨秀文当时并未要刘立即加入国民党，但很显然这是在试探，这是本地局势逆转的明显信号。
　　刘向邓照明汇报后，邓照明考虑：在延安时学习中央的有关文件，在国民党统治区，为了坚持工作，我党党员在被迫时可以参加国民党，邓照明将这一意见告诉了兆丰，如果杨等再次提出，你可以参加，但后来对方并未进一步逼迫。这事也就缓和与搁置下来了。这时国内大局，一步步更为紧张，到11月初国民党进攻并占领我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张家口；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伪国大），这就使全面内战达到高潮，全国分裂，完全定局。在秀山这地方，第八行政专区（专署设在酉阳县、秀山是其所辖县）的国民党特派员王用修（中统特务），强行来校召集全体人员训话，叫嚣着要建立所谓“三民主义共和国”，要用三民主义统一全国，要限制和取缔“异党”的活动。很快县政府传出话来：刘兆丰政治上可疑，不能再继续担任县中校长。随着全国政局的紧张，秀山的地方局势便急转直下了。县立中学归县政府管辖，自然有权决定校长人选去留的，刘兆丰不任校长，这批外地教员当然就不能在此停留。特支在秀山费力开辟工作已一年半，现在不能不撤离了，邓照明作为党内负责人，内心感到难过。但形势已经明朗，又是无可奈何的。邓照明迅速写信（仍经过秦长裕），报告和请示于江震同志，拟尽早撤离，于江震同志不久就来信，批准他们从速撤离。
　　刘兆丰同志接替校长以后，敌人的监视也进一步加紧。当时地下党为了便于工作，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和许多级任教师，都有意识地安排共产党员和外来的进步教师担任。地下党员李昇震任训育主任，进步青年李肇英和刘惕恒分别担任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甚至把许多级任教师（班主任）都换成由外地来的进步青年。学校大权完全落在地下支部手中。这样不仅更加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校内一些本地教师的嫉妒。于是，国民党特务和个别反动教师勾结起来，一些比较反动的本地教师，如曾纪瑜、曾广信、曾广义等，便利用本地教师的不满情绪，勾结国民党的特务来对付他们，一边监视地下党组织活动，一边在社会上进一步散布一些不利于特支工作制造“秀山中学有赤色分子”的谣言。
　　1945年8月，刘兆丰、谢若英、李昇震、谢书年等地下党员来到了秀山中学，到校后就在学生中开展启蒙教育活动，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学生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排队，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和依靠骨干。当时，谢若英担任全校的音乐课，并兼任初中二十三班（女）的级任老师。
　　1945年秋，罗洵这个刚懂事的小姑娘就遭受了封建婚姻的不幸磨难，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和读上书，她被父亲许给当地姓杨的地主家做童养媳，由地主家供她上学念书。封建婚姻和礼教的给束，全家生活的压力，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小姑娘罗洵的心上，失望、苦恼、沉默夺走了她少年的欢欣。正在这时，谢老师了解到她的身世和处境，对她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并选她作为宣传反封建、开展革命启蒙教育的典型和积极分子。
　　谢老师亲切地安慰、启发、鼓励罗洵，不止一次把她叫到她寝室去，给她讲封建伦理道德的腐败，包办婚姻的不合理，为什么地主那么富而百姓这样穷等道理，启发我她勇敢地站起来反对封建黑暗的社会，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教同学们唱革命歌曲如：《大家一起来》、《你这个坏东西》、《古怪歌》、《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等；她要罗洵在班上组织读书小组，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如鲁迅的《呐喊》，高尔基的《母亲》、《海燕》，巴金的《家》、《春》、《秋》，托尔斯泰《复活》等。在她直接启发和帮助下，罗洵于1946年冬，第一批加入了进步组织“稚心社”（当时是秘密的）。
　　1946年上半期，谢老师组织罗洵那个班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的歌咏、国文和英语讲演等比赛，并亲自审查加强演讲比赛的内容。当时罗洵讲演的标题是《想什么，是什么；做什么，像什么》，主要是宣讲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观点，由于内容和表达能力较强，因此夺得全校国文和英语讲演比赛的第一名。
　　随着学校空气的改变，罗洵自己也由过去一个可怜、悲观、沉默、幼稚的小姑娘变成了另一个天真、活泼，开朗、积极参加新民主运动的女学生了。
　　1946年下半年，谢老师进一步启发教育罗洵，团结班上同学搞好宣传活动，要求她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在谢老师亲自主持下，她们排练并演出了歌剧《月光曲》，由我扮演主主角牧童，这个剧是以宣传民主、自由新思想为主题，描写一个牧童渴望自由恋爱的心情。就在这学期师生家长的联欢会上，还演出了秧歌剧《布谷鸟叫了》，由罗洵扮演主角即一位东北农村妇女，剧情主要是描写农村女子的遭遇：丈夫被国民党拉壮丁上前打日本，妈妈病倒在床上，而她担起了这副沉重的生活重担挣扎……最后，抗日胜利的消息给她带来喜悦和希望。《布谷鸟叫了》是一部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剧目，谢老师还导演由老师们演出了话剧《繁菌》等。谢老师组织和导演的这些演出节目，思想性非常强，观点十分明确，立场鲜明地宣传争取和平、民主、富强，这对在当时大造社会舆论、唤起民众、活跃学校生活等方面都起到号召和鼓动作用。
　　谢若英老师是一个政治锐敏而又善于做耐心细致思想工作的人，通过种种活动，使学生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她及时引导大家向深度、高度方面发展。比如同学们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参加了比赛会和演出宣传活动，逐渐懂得了一些进步的革命道理，不少受压迫、受欺凌的同学有很多心里话要谈，要表达。这时，她马上引导进步学生创办壁报“新妇女”。罗洵写了《路》、《童养媳》等文章刊登在上面，罗洵通过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露封建婚姻束缚的男女不平等，社会的黑暗。同学们，特别是“稚心社”的同学们都积极写稿，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
　　通过教唱进步歌曲，组织歌咏比赛，讲演比赛，排练演出进步剧目，组织读书会，办墙报等活动，地下党老师们给学生灌输了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活跃和搞浓了学校的政治和学术空气，提高了教学质量，同学和家长们都十分满意。因此说1946年是地下党来秀山后，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取得很大成绩的丰收年。
　　1947年上学期，罗洵初中毕业了，由于参加了“稚心社”，积极活动，成为“稚心社”骨干，在当时秀中学还算一个知名人物。
　　1946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内政局极为紧张，秀山形势也急转直下。国民党秀山县党部书记怀疑刘兆丰是共产党，并放出话来：刘兆丰政治上可疑，不能再担任秀山县中学校长。
　　照明同志回来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以后，特支进行了研究，并且把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认为用大城市那套办法来搞偏僻小县城的学生运动，未必适合，决定把工作作风搞灰色一点，政治色彩不必那么浓厚，要“出污泥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因此，特支作出正式决定，如果县妇女会来邀请我们参加，我们就派谢若英和韦琪莹两们女同志参加进去；如果县党部进一步逼迫刘兆丰参加国民党，刘兆丰就毅然表示同意，否则就会露了馅。结果，他们都没有这样做，刘兆丰也没有必要去主动要求参加。同时，特支还动员外来教师多和本地教师接近，不要形成“小圈子”，互相之间，生活也不要那么严肃，有时也可以玩玩扑克牌，以消除怀疑。可是，经过以上努力，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变，相反，谣言愈来愈厉害，甚至造谣说：“秀山中学有秘密组织图谋不轨。”于是党组织研究，决定以退为进的办法，向敌人试探，看他们究竟抱什么态度。
　　特支估计：如果我们全部撤退，他们是难于找到这么多教师的。于是决定由刘兆丰直接与县长彭述信（中央学校毕业，县特委主任）面谈。刘兆丰向他表示：我作为一个本地青年，还聘请了一些有真才实学、有志于山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同学，来共同为我们山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不料，我们的辛勤劳动，反遭有些人的非难和误解，实在使人有点寒心！接着刘兆丰向他提出辞职，要他另找高明。彭开始表示挽留，但要刘兆丰辞退掉由他聘来的教师。对此要求，刘兆丰当然不能同意，最后，彭述信为了政治目的，不管你学生有无人教，居然接受了刘兆丰的辞职。根据这种情况，特支这批人已不能再在此坚持了，有必要组织撤退。在邓照明同志报告省委于江震同志，得到省委批准以后，他们就开始分批疏散和转移。
　　10月底，邓照明收到明昭从黔江来信，大意是：潘文华主任不到秀山来阅兵了，他因此也不能来了，我们的联系以后另行约定。
　　这时，特支党内研究如何护撤离的问题，当时分析，虽然本地局热迅速恶化，但估计还不至于立即到校内来逮捕他们。因为一方面敌特并未抓住他们是共产党的真凭实据，另一方面广大学生和他们很亲近，拥护他们，并酝酿发动要挽留刘兆丰继任校长（他们婉言劝阻了），学生家长也是同情他们的，如果敌人立即进校捕入，可能会激起与学生们的冲突。特支研究，为照顾学生的学业与前途，又便于我们早日撤离，采用提前两周考试，提前放寒假的办法。
　　学生们知道外地教师要走了，他们商量各班轮流宴请外地教师，依依惜别，情绪十分热烈。
　　特支分析内外情况，决定分批撤离。邓照明和谢书年第一批先撤，因为他们二人实际上是职业革命家，所报履历最经不得查考。他俩都是四川人，决定沿川湘公路西行回重庆；李昇震与韦其莹以及其他外地教师，第二批撤离，沿川湘路东去湖南（李昇震是岳阳人）；刘兆丰与谢若英夫妇最后走，刘是校长，应办移交手续，不能偷偷逃走，予人以攻击的口实，同时刘是本地人，有合法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掩护，最后走比较适宜。
　　外地教师要走，人们都知道了，但走的日期还是保密的。
　　由于广大学生同地下支部和进步教师很亲近，衷心拥护他们，准备发起挽留刘兆丰继续任校长的活动，被他们婉言劝阻了。为了照顾学生的学业和前途，又便于早日撤离，他们研究采取提前两周考试、提前放寒假的办法来应对时局。学生知道他们要走了，非常遗憾，非常留恋，商量各班轮流宴请他们，依依惜别，情绪十分热烈。
　　可是，学期结束前，谢老师通知刘朝栋，由于各方面原因，他们将于寒假中撤离秀山，并说他们走后，下学期党组织将派人来领导学生运动。寒假一到，刘朝栋等进步学生恋恋不舍地送走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