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成都“二•一六”惨案

　　陈选(1908-1928），又名先富，共青团员，土家族，是成都“二•一六”惨案烈士，秀山溪口乡井岗口（1952年划属酉阳苦竹乡）人。父母及长兄先传、弟先贵均经营水银。
　　陈选自幼好学，奋发上进。1924年在秀山书院高等小学毕业，随即考入酉阳联合中学（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联办）读了两年。1926年赴成都，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秋，由高年级同学及同乡石帮榘（酉阳人、省一师共青团支部书记）介绍加入进步学生组织“赤锋社”，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陈选到达成都时，正值成都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激烈的时期。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惨案，7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追捕蒋介石，方框向革命人民进攻，在成都大搞清党、逮捕、通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捣毁工会及一切革命团体。而革命人民则面对反动派的淫威英勇斗争，全市罢工、罢教、罢课、罢市斗争此起彼伏。在严酷的斗争面前，陈选眼见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官吏贪婪，军阀横暴，教育受践踏，人民苦难深重。在革命书刊的启迪下，陈选深感不打到军阀官僚，人民就不得安居乐业，学生也不能安心读书，国家更难以富强！他认准共产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心打倒当道的虎狼，为推翻旧制度而献身。入团后，他很快成为“赤锋社”的骨干。
　　各公立学校师生中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省一中部署下，陈选更加积极带领群众投入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地方军阀的斗争。他不顾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经常同“赤锋杜”社员一道，分头出动，上街张贴“打倒蒋介石”、“打倒军阀刘、邓、田”标语，揭露军阀的反革命罪行。
　　陈选一往无前，与龚堪慎等革命战友一起战斗。
　　龚堪慎，字伯言，生于一九0四年，四川宣汉人。他是大革命时期成都地区的优秀共产党员，公立四川大学法政学院学生，先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党支部书记，该校革命团体“共进社”总务主任，中共成都市委委员，中共成华县委委员兼学委负责人，中共川西特委学委书记。同时，他亦是四川学生联合会第四届执委会主席及成都学生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一生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利益而战斗，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为革命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龚堪慎幼年时，在家乡明月坝族立私塾读书，一九一七年考入宣汉县立高等小学，一九二一年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定联合县立中学。他少年英俊，身体魁伟，气度轩昂，颇有才气。在校品学兼优，善于联系群众，胸怀开朗，有抱负，有理想，关心时政，常说要为振兴民族而献身。他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曾隹学生会会长，被老师誉为“优秀学生”。
　　龚堪慎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启迪和共产党人王维舟的影响，对国民革命的主张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有所认识，决心刻苦攻读，用科学文化来唤醒人民觉悟，拯救民众摆脱苦难。他在校品学兼优，善于联系群众，胸襟开阔，有理想，有抱负，关心时政，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曾任学生会会长。他立志报国，常说要为振兴民族而献身。
　　1922年7月，宣汉驻军李炎委龚堪慎之父龚有常任宣汉征收局长。8月，李炎发动兵变被击毙，县知事(即县长)张绍绪见机潜逃。苏某任县知事兼征收局长后，随即将龚有常拘捕入狱，并以此敲诈勒索。龚堪慎为了营救父亲，与家人一起四处奔走，筹集款项，因此辍学一年。其间，他亲睹了社会之黑暗腐败，地方官吏之横征暴敛，对自己思想震动很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为推翻旧社会打碎旧制度而奋斗的雄心壮志。
　　社会黑暗的现实使龚堪慎认识到，他那种靠科学救国救民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但是，真理何在?路在何方?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5年2月，龚堪慎告别父母妻儿，只身前往成都，打算转赴共产党的发源地上海求索。到成都后，他结识了当时已在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曹品。他们俩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遂结为知己。当龚堪慎把自己准备去上海的想法说给曹品后，曹品劝龚堪慎，寻真理何必舍近求远，倒不如留在成都考法政学校，我们彼此朝夕相处，共同探索如何?龚堪慎一想也对，便打消了去上海的念头，入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并迅速投身于激烈的革命斗争之中。
　　他还常与中学好友，已考入成都大学的李正恩、考入私立志诚法政专门学校的郭翼棠等彼此传阅革命书刊，探讨革命真理。龚堪慎求知心切，回家度假，亦孜孜不倦的研读革命书籍。他精心阅读过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字里行间及空白处，到处都有他的批注和评语。他还利用假期接近和了解劳动人民，在家乡见到农民的负担很重，生活困苦，因此对高利盘剥的租佃制度极为愤慨。他对父亲经商置产和呼奴使婢的老爷作风甚为不满，虽劝阻无效，但身体力行，拒绝佣人给自己打洗脸水，打洗脚水，拿烟倒茶等。
　　龚堪慎在曹品的帮助下，积极钻研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活动。
　　由于受进步思潮的影响，龚堪慎进步很快，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六月成都各界人民，为上海“五卅惨案”连日举行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并成立“上海英日惨杀华人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袭堪慎担任后援会的宣传工作，积极组织宣传队在成都及其附近十余县广为宣传，愤怒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赔偿我损失，为保障我人权而大声疾呼。当“五卅惨案”中被杀害的旅沪川籍学生何秉彝烈士的灵柩运回成都时，龚堪慎又积极率领群众到牛市口，迎接烈士灵柩，形成声势浩大的游行，再次向屠杀我同胞的帝国主义示威。
　　一九二六年九月，英舰炮轰我万县，制造“九五”惨案，全国人民一致愤怒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成都各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万县惨案成都国民雪耻会”，龚堪慎被选为“雪耻会”的负责人之一，任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他亲自率领仇货检查队，在盐市口安乐寺市场查获了大批英国香烟等仇货，立即在市场外面当众焚烧，并当场演讲，控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及屠杀我同胞的罪行。
　　帝国主义的暴行，也激发了当时教会统治的华西大学师生员工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冲破教会的控制，参加十月一日全市的反英爱国示威游行，遭到美籍校长毕启的无理责难和压制，校方还开除了一批为首的革命学生。为此，华大师生员工极为震怒，在党、团组织的领导和“雪耻会”的支援下，工人进行了罢工，学生组织了离校团，开展退学运动。同时发表宣言、通电，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提出“收回教育主权”，并多次举行新闻界、学生界等各界人士的招待会，揭露帝国主义嘴脸。龚堪慎和劳工联合会副会长钟善辅在校外负责组织领导各界支持华大师生员工的爱国斗争，高师和农专学生会先后发出《援助华西大学退学团宣言》，《四川日报》、《国民日报》亦大力展开宣传。在社会各界和各民众团体、爱国人士的热烈支援下，迫使华大当局邀请各界代表进行调停。龚堪慎作为成都市民代表参加谈判，凭着他的聪明机智和雄辩才能，同代表们一起舌战华大当局，迫使毕启签订了调解协定和复工协定，主要内容有：华大校务应由华人参加管理，学校不得强迫学生信教，不得扣除工人罢工期内的工资，改良工人待遇等。
　　1926年，根据斗争的需要，党交给龚堪慎一项新的任务，要他与张星石(共产党员，成大预科学生)一起创办四川学联机关报《四川学生》周刊。龚堪慎不分昼夜，奔走各校组织动员写稿，和张星石一起研究确定稿件内容后，送成都党的负责人刘愿庵审定。他们不辞辛劳，保证了刊物按时保质出版。刊物出版了一年多，对传播共产主义理论，宣传革命理想，唤醒民众，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者的罪恶，推动学生运动广泛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在大革命高潮影响下，成都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纷纷建立进步社团、出版刊物，传播共产主义，积极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龚堪慎在法专与曹品等进步同学组织了“共进社”，他担任“共进社”的总务主任。他们与校内国民党右派组织“中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积极参与校外的革命活动，使“共进社”名声大振，成了当时成都最有战斗力的八个赤色团体的重要一员。
　　一九二七年元月，龚堪慎当选为四川学生联合会第四届执委会主席，李正恩和郭翼棠也被选入学联领导机构。
　　当月，四川学联即与成都市工会共同发起成都各界人民庆祝北伐出师胜利大会，龚堪慎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同年四月，学联又组织各校学生参加声讨重庆军阎刘湘、王陵基等制造“三•三一惨案”的群众大会，龚堪慎也被选为大会主席。学联向全国发出通电，声讨军阀屠杀革命群众，要求严缉凶手，惩办元凶。龚堪慎在革命活动中，总是利用各种集会，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揭露军阀的罪行，鼓动群众与军阀和反动派斗争。
　　学联反军阀斗争，遭到军阀的忌恨，反动鹰犬向育仁四月在成都炮制了一系列白色恐怖。他唆使流氓捣毁成都市总工会及一切革命团体，下令通缉共产党员及左派人士。龚堪慎也被通缉，四川学生联合会亦遭解散，予是龚堪慎与曹品一起到资中曹品家中暂避。他们把革命思潮带到筒阳和资中，在县乡发展革命力量，准备继续战斗，并在简州合影留念，还在像片边缘题词表达革命激情。约二月后，龚堪慎又返回成都继续组织学生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六月底，成都成立“四川省成都市各界抗捐抗税大同盟”，各校师生和各校革命社团成员分区上街贴标语，发宣言，做演讲，揭露封建军阀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要求裁兵裁厘，反对苛捐杂税。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于各地军阀拦截肉税，使教育经费来源枯竭，省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向教厅开展了罢教索薪斗争。中共川西特委决定发动成都大、中、小学校师生罢教、罢课，开展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龚堪慎遵照党的指示召集各校学生会代表，迅速成立“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成都省立各校学生联合会”统一指挥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龚堪慎和李正恩被推选为成都学生联合会主席，学联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出版《学生时报》，印发文电，揭露四川军阀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呼吁全国、全川人民支援成都各校师生的正义斗争。于是省立十八所学校实行总同盟罢课，成立了“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各界后援会”。罢课从大、中学校迅速扩大到小学。反动当局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于十二月五日召开“教育经费独立会议”。龚堪慎估计刭这场斗争的复杂性，马上召开学联会讨论对策，决定争取参加教育经费独立会议，借以扩大声势和影响。经过斗争，学联争得了六个名额列席会议，龚堪慎等六人被选为列席代表。会上教职工代表和学生代表相继发言，指出教育经费被各地军阀劫夺，学校无法维持，教师无法生恬，学生不能上学，谴责军阀摧残教育事业，要求迅速解决教育经费独立，军阀们假惺惺地表示支持教育经费独立，不谈具体办法，刘文辉和教育厅长万克明则迫不及待的要求“各校必须马上复课”。学联代表针锋相对的提出两条要求：
　　（一）教育经费独立，必须等到刘湘，杨森两军长明确表态后再行复课；
　　（二）学联必须派代表参加教育经费收支机构或监察机构。
　　万克明态度蛮横，不让学联代表申诉。龚堪慎等学联代表愤然退出会场，并立即在会议隔壁的成都学联会址学道街高工校（今省教育厅）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群众找万克明等说理。当群众找万说理时，万蛮不讲理，群众出于义愤，将万克明揪出游街示众，押至中山公园（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时，令其跪在八角亭上，自供罪状，直至认错为止。最后万克明被迫辞职下台。
　　1928年1月4日，龚堪慎在反劣币运动中，以学联的名义出面，联合工、商、教、学各界百余团体，在省一师召开了“反抗劣币大同盟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抗劣币大同盟”，派出代表向刘(文辉)、邓(锡候)、田(颂尧)三军长请愿，提出如下要求：请三军长捣毁铸币私厂，否则，由民众力量捣毁；以四川造币厂铸造的银元为标准，定期掉换，以回收劣币；禁止大银元及良币出境。与此同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各校师生闻风而动，纷纷走上街头，深入民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广为宣传。
　　1月14日，宣传队“导社”成员何玺、刘茂、文星哲及“赤锋社”成员陈平三等被捕。接着，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又发出《禁止鼓动反劣币风潮和擅发标语传单》的布告。一时群情激愤，“反劣币大同盟”组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龚堪慎亲自率领“共进社”社员和进步学生在五世堂一带宣传讲演，斥责四川军阀滥造劣币，造成金融秩序混乱，揭露军阀只图自己牟取暴利，不顾人民死活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斗争。听众涌集，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游行。
　　龚堪慎亲自率领“共进社”社员和进步学生在五世同堂一带宣传讲演。斥责四川军阀滥造劣币，造成金融混乱，揭露军阀只图自己牟取暴利，不顾人民死活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斗争。听众云集，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游行。龚堪慎率领队伍向街上走去。走到布后街，遇到郭翼棠领导的宣传队伍，两支队伍汇合起来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游行队伍愈来愈壮大，经过湖广馆街、商业场、春熙路再折到总府街，最后到中山公园集会讲演，听众达千余人。这次示威游行，大大推动了反劣币运动。各行各业均动员起来，终于迫使军阀接受“反劣币大同盟”提出的三项要求，停止铸造劣币，并设立劣币兑换所。
　　1928年初，省一中校长易人，学生拥护教育厅提名的焦尹孚(留美学生，该校英语教师)，而反动当局为了控制和分化瓦解学生运动，则委派杨廷铨(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士教导队教官和军部秘书，西山会议派分子)任校长。杨廷铨当时正选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候补执委，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当省一中学生得知杨将来校时，立即表示反对，并以“石犀社”为核心组织了“拒杨同盟”，发行刊物《拒杨洪声》，坚决反对杨廷铨到校任职。杨廷铨仗恃有军阀作硬后台，竟率领武装军警数十名入校，殴打和搜查学生，强行接管学校夺得校印，同时强迫学生签名拥护他。凡不签名者立即驱逐出校。学联在支矾石公园召集会议并率领各校学生游行，支援省一中的反杨斗争。杨廷铨进一步采取高压手段，并开除进步学生10余人。学生极为愤慨，有的主张以牙还牙，武力驱逐杨廷铨。中共川西特委指示要避免学生动武。龚堪慎在部分团支部书记会议上传达了党的指示，要求大家注意斗争策略，讲究工作方法。他说：政治斗争与武装起义不同，我们要从政治上、道义上打击敌人，不能上敌人的当；若动武就会给敌人屠杀学生造成借口，要坚决避免武斗。
　　2月14日，省一中学生群起到校，找杨评理，责问杨廷铨为何劫校印，殴打学生?要杨收回成命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并交出校印，离开学校。杨态度横蛮，拒不讲理，不仅不接受学生要求，反而辱骂学生。学生气极，失手打死了杨廷铨。这天，中共地下组织得知学生已去省一中，即派龚堪慎前往省一中防止意外情况，可惜迟了一步，事件已经发生。杨死后，刘文辉即派兵包围一中抓人，但学生早已疏散，一无所获。中共川西特委认为刘文辉绝不会善罢甘休，随即通知各校比较出头露面的学生、教师暂时隐蔽，以防敌人下毒手。龚堪慎认为自己不是省一中学生，又与打死杨廷铨无关，便让其他同志先走，自己留下继续坚持斗争。
　　数小时后，既没审讯，也没任何证据就宣布：“你们是共产党，奉三军长命令，立即处决”，便野蛮地将陈列等14人枪杀于莲池。同时遇害的有师大附中教务主任、共产党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省一中学生、共青团川西特委书记、成都市委书记周尚明和时帮榘等。这就是震惊全川的“二•一六”惨案，反动当局为掩盖惨案真相，欺骗全国人民，在公布所谓“罪状”中，硬说他们是打死杨廷铨的人，当时社会舆论义愤指出：“其捕风捉影之证据皆无，显系别具肺肝，借杨案以快杀戮！”
　　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阴谋已定，他们以打死杨廷铨为借口，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镇压。1928年2月16日凌晨，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向育仁，以奉命处理“杨案”（省一中“石犀社”程进思等在14日打死并搜查殴打的学生的校长杨廷铨）为借口，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当时旧皇城内的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和五世同堂街的公立四川大学法政学院、爵版街的志成法专、盐道街的省立第一师范。按照事先拟定的黑名单，点名逮捕各校师生一百余人。
　　敌人按照事先拟定的黑名单，逮捕了教师、学生100多人，龚堪慎、陈选也被逮捕到“军警团联合办事处”。
　　当日下午，敌人在既没有进行审讯，更没有任何供词和证据的情况下，仅在被捕4小时内就将龚堪慎、陈选等14名革命志士枪杀于成都下莲池。在押赴刑场时，龚堪慎、陈选等人从容不迫，临危不惧，正气浩然，沿途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封建军阀!”“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表现了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和英雄气概。当敌人的第一枪打在龚堪慎身上时，他只跳了一下，依然挺立，横眉怒视着刽子手，补第二枪时，只摇晃了一下，仍怒视而立，直到第三枪才壮烈倒下。
　　龚堪慎烈士虽然只活了24岁，然而，他却把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个光辉的名字。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成都市人民政府于1982年4月在成都市北门磨盘山，建立了“二•一六”革命烈士之墓，立碑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