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进职中 10

　　离开大坝养老院，我们一行就沿着斜坡下去，从客车小站前面经过，穿过一座小平桥，一直朝前走，到了晏州街尾上右转直走就可以抵达学校了。另外还有一条路，是从客车小站过完小平桥，沿桥头右转下个坡顺着河边和前方的田埂走，也可以到学校。
　　由于人多，大家嘻嘻哈哈地边走边说边笑，倒不觉得这段路有多长，也不觉得累。顺便也欣赏了沿途的美景。其实，无论你选择哪条路，实际上都是在万亩良田当中穿过。那个时候，晏州街、校场坝、牛市街、黄泥坎这一带的楼房都不是很多，也不高，青瓦房倒是随处可见的。不过，街道上还能看到一些枝繁叶茂的大树，水泥路面是打好了的。平常的时候，很少有人，只有校场坝那上面的流动人口要多些。毕竟，那里有成规模的老街，小商铺接二连三。还有，大坝镇政府就在牛市街，我虽然没有进去过，但从门口路过，四块长木白牌端端正正地钉牢在大门左方的砖柱上，木牌上赫然镌刻着“兴文县大坝镇人民政府”的老宋体大黑字。紧挨着的第二块、第三块和第四块木牌，内容分别是“中共兴文县大坝镇委员会”、“兴文县大坝镇人大主席团”和“兴文县大坝镇人民武装部”的红字。院子里矗立着高高的旗杆，顶端还飘扬着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再往前，便是大坝镇有名的牛市街，这一片的立材板房最多，一家紧挨一家。当然，偶尔也有三层的红砖楼房，高高地孤零零地，有些不太协调地站在那里，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沿街两边都是商铺，种类繁多，分门别类，一应俱全，好不热闹。特别是每月赶集的那几天（大坝镇和我老家万寿镇，还有太平镇都是逢农历的初一、十一、二十一、初四、十四、二十四、初七、十七和二十七），这里就人来人往，水泄不通。相反，校场坝那一片反倒有些清净了，你说奇怪不？
　　大坝镇电影院就在牛市街中段，位置有点偏，但清净。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学校组织去看《周恩来》的电影，学校包场了的，所以我们只管去就是，无需再买票。《周恩来》这部影片是由广西电影制品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而打造的精品，著名电影演员王铁成成功扮演了文革中的周恩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后来据他回忆，“之所以要演文革中的周恩来，那是因为自己曾在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当天，我满怀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无限崇敬，在风雪之中排了五个多小时的队，才瞻仰了总理的遗容。回来后，忽然有人对我说：‘吔，王铁成，你长得挺像周恩来。’我一听还大吃一惊，赶紧在镜子面前一照，你还别说，真的给那人说对了。我有些激动地说，这个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再后来，就是电影《周恩来》剧组的丁导找到了我说：‘你根本都不用化妆，就可以直接来演周恩来了。’老实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今生还能扮演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心里除了得到丁导肯定产生的那种激动之外，我就暗自告诫自己，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把周总理演好了，也算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纪念吧。”据说，王铁成演周恩来时穿的衣服还是总理当初穿过的呢，灰色中山装，四个口袋的那种。而后来的票房和观众所反馈的信息来看，特型演员王铁成的扮演那还是很成功的。
　　于是，我总在想，伟人为啥能成为伟人，跟平常人有啥不同？如果真要仔细揣摩，就不难发现，伟人之所以能成为伟人，首先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跟普通人不一样；第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助推着他们要为实现理想或者目标而不懈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三，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跟普通人完全不一样的家国情怀和对人民无限地热爱。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就说过一句名言“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周恩来小时候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图大志是指引着他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指南针”；邓小平同志也有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在那种极端险恶的白色环境中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与幸福出生入死、英勇战斗。所以说，伟人他不是天生的，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英勇战士，他们时刻都和最广大的人民紧紧站在一起，共同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但把所有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就是坚不可摧和无法战胜的强大力量。回过头去翻阅新中国的建国史，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紧密团结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革命武装力量而实现的。
　　从电影院出来，我的心里也是温暖如春，尽管外边的天气都还有些清冷。边走边回忆银幕中的镜头，情不自禁地对周总理高尚伟大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了。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专访国际舞台上咤咤风云的人物。她“文风酷似男人”，经常对被采访者穷追猛打，花样翻新地提出许多惊险刺激的问题。美国新闻专业的教科书上，甚至出现“法拉奇式采访”这个术语。邓小平对文革时期的周恩来有过如此评价：“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在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再一次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地位后发生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它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经受了十年浩劫，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全面内乱。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普遍认为：周恩来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重大历史作用。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是个人思想、感情、行为的简单直接的反映。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动乱的年代里，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智慧，总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相忍为国，相忍为党，相忍为民。他顾全大局，担当大任，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如果没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起了“灭火器”、“消防员”的作用。
　　关于周恩来，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有人根据他每天工作将近二十个小时来计算，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周恩来总理实际上已经为中国超前工作了整整25年。假如没有文革，兴许他还会多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好多年。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后面的假设再怎么完美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影片的结尾，当白发苍苍的邓颖超大姐擦干眼泪无限深情地吻了已经去世的周恩来的额头时，我就在想，此时此刻，观众们的眼角是否也是满含泪水来送别亿万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周恩来总理呢？真的，在那一刻，苍天也会落泪的，更何况是人间的凡人？在那一刻，虽然总理已经作古，但他和邓大姐的感情依旧深厚，依旧眷恋，依旧让人仰慕。要我说，影片的结尾才是高潮戏，真实而凝重地抒发了革命伴侣之间风雨同舟了几十年的情谊，这其中包含着同志情、战友情，还有就是为人称道的纯粹的崇高的真正爱情。对他们来说，没有孩子一直是邓大姐心中永久的缺憾。
　　走在去学校的大道上，我的脑海都还在反复回忆着影片中的那些陈年旧事和总理日夜为国操劳的疲惫身影，苍老的面容，但始终充满活力的那张曾经帅气的脸。就在心底无数次地祈祷：敬爱的周总理，您在天国还好吗？您的人民永远爱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昂首挺胸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兑现党在新时期为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即党的奋斗目标分为最终目标和一个阶段的奋斗目标。
　　1、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必须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把党的最终目标时刻牢记在心，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无论共产主义思想遭受什么样的诽谤和诋毁，都要坚信它是真理，无论共产主义的实践受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要顽强地继续斗争。
　　2、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必须长期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3、党现阶段奋斗目标是两个百年。第一个一百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