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父亲烫伤

　　8、年三十中午的那顿饭
　　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我十岁。快过春节了，两个姐姐忙碌着购买年货。她们买回了猪肉、干老板鱼、蘑菇和黄花菜等。于是，我便开始数着离过年的日子，一张张地、小心地撕着日历。春节终于在我期盼中来临了。腊月三十的那天中午，姐姐们忙活了整个上午，准备了一桌子的好菜，等着父亲的归来。我望着满桌的佳肴，不停地吞咽着涎水，手指放在嘴里一边吸吮着，一边瞅着墙上的时钟，急切地盼望父亲能快点回来。可是，天都过了晌午了，门口依然没有出现父亲的身影。我穿上鞋子跑到大街上去观望，还是没有父亲的影子。我又跑回家，爬到炕上对着那桌子饭菜逐个数了一遍，瞅着姐姐不注意，抓了一片肉片赶紧放进嘴里，接着又抓起一个油丸吞进肚里。终于，在下午一点多钟，父亲跨进了家门。顿时，我像皮球似的弹到了地上，一把抓住了父亲的胳膊，大叫着：“啊！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当时，我的表情一定是吓坏了父亲，只见父亲一下子就将我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用胡子轻轻地扎着我的小脸，然后把我放到桌子旁，面带歉意连连说：“哎呀，叫孩子们等的啊，实在是赶不回来啊。快吃饭快吃饭！”
　　猪肉粉条终于吃到我的嘴里了。可是，我知道，当时的咀嚼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多余啊，恨不得不用通过嘴的工作，直接将那些好吃的一下子都送到胃里！父亲看到我的吃相，心疼的说：“孩子亏啊，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一顿这样的饭菜，咳！等将来孩子长大了，我们的国家就富强了。那时候你们就会天天吃这样的东西了。”听了父亲的话，我小小的心灵猛然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憧憬，那就是特别的盼望自己能快点长大，长大了就会天天吃好饭好菜了。
　　后来，每当父亲高兴的时候，都会用那天我失态的表情逗我开心。
　　如今，我们的生活真的像父亲四十年前为我们描绘的那样，每天都像在过年。好东西吃得多了，反而为能吃上粗粮和绿色的野菜作为时髦的追求。餐桌上剩余的饭菜越来越多，多的让人不忍扔下。于是，就出现了“带塑料袋”一族，就是每当有婚宴的地方，就会有人拿出随身携带的塑料袋装上剩菜剩饭带回家。其实，这原本是件好事，勤俭节约是传统的美德，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的。凡事都得有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刚开始，家嫂喜欢这样做，没少受到我们的白眼和嘲笑。可是到了后来，我竟也开始步嫂子的后尘，像她那样也将剩下菜啊饭啊带点回来。因为看了这些的饭菜扔了实在是可惜。这也是父亲一贯倡导的节约精神。我常想，如果父亲遇到这样的场面，他也会这样做的。因为那是农民的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粮食和蔬菜。何况还有那些山珍海味呢。
　
　　1969年的冬天，正是文化大革命盛行时期，广大干部纷纷听从组织的安排，扯家带口地到农村去当“五七战士”。此时，我们家的户口上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人了，大姐已经结婚，二姐下乡当了知识青年。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家真的算不上什么完整的家。但是，尽管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还是“惠顾”了我的家。一天下午，父亲神色黯然地走进家门，坐在炕沿上沉思着。正在看邻居家搬家（也是下乡）的我看见父亲回来，高兴地拽着他的手说：“爸，咱家什么时候也能去农村啊？人家都走了。”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叹了口气问我：“你今年几岁啊？”我说：“12岁啊。”父亲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又沉思起来。我继续用力摇晃着父亲的手，希望他能迅速答应我。什么叫幼稚和童真，什么叫无知和无邪，当时的我啊真是很傻很傻，就像羡慕别人穿新衣服那样，也羡慕别人家下乡。直到今天，我才理解当时父亲为什么沉默无语，理解了他为什么问我几岁了，他是担心这样小的孩子到了农村能有生活能力吗？
　　父亲终于抬起头，告诉我：“咱俩也得走啊。我努力过了，人家不同意你留在城里，所以……”还没等父亲说完，我却高兴得跳了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地跳，一边跳一边喊：“哈哈，我家也要到农村了！”
　　那是个很冷的早晨，当我睁开眼睛，发现父亲早已不在身边。我起来穿好衣服，才看见父亲留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香园：爸爸到农村插队去了，去的地方是太平公社矿洞子大队。你实在太小，爸爸不能带你走，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家能安在哪里。你好好的上学，找你的大姐去吧。爸爸某年某月”
　　看着父亲的字条，我哭了。当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觉得被父亲扔掉了，为没有跟父亲去农村而伤心。现在想来，爸爸当时是多么地难啊！
　　父亲走了以后，我就很难能见到他了，只有过年的时候他才回来。那时，两个姐姐都已经结婚了。我住到了大姐家，因为只有她没有下乡。也许是那段日子太短暂，也许是那段日子太无奈，竟然在我记忆中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父亲没有带我走，是希望我好好的继续学业，好为将来打好基础。可是父亲他想错了，我的学业并没有继续多长时间，就辍学了。原因是我的户口已经被父亲带到了农村，学校不允许在城里的学校读书，要我去户口的所在地读书。当时真的像父亲说的那样，农村也没有我们的家。父亲在太平公社，作为五七战士的他依旧漫山遍野的植树造林，只是在矿洞大队部有一间盛满我们家家具的屋子，但不能住人。面对这样的窘境，大姐的一句话决定了我的命运：“给我看孩子吧。”
　　这样，12岁的我便开始了我的保姆生涯。
　　10、父亲烫伤
　　1971年的三月，是个很寒冷的初春。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行走在大街上，依旧使劲地缩着脖子。
　　那时，我正给大姐看孩子。大姐的两个孩子还小，大孩子峰儿也只有三岁，冰儿才一岁。现在回忆当时的准确时间有点难，只感觉好像是个下午，不知道是怎样接到的消息，反正是知道了父亲病了，在县医院的急诊室里，让我们姐妹赶紧去。当我跟着姐姐跑到了急诊室，一眼就看见父亲躺在最外面的一张床上，左手直至胳膊上缠满了厚厚的纱布，半侧身躺着，好像身上哪个地方非常的痛（以后知道那时他的后背也被严重烫伤）。看见我，父亲吃力地对我笑笑，说：“别害怕，没事的，你快回去吧！”
　　我站在父亲的床前，“悠”地一股怨气从心底冒出，我不顾旁人的眼神，大声地埋怨着父亲：“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彪（傻）干彪干，光多（从来）不回家！”
　　这是一句我孩童时期，对父亲提出的最严厉的批评！道出了我积怨已久的不满。这句话，既埋怨他整天就知道拼命的干工作，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又心痛父亲的烫伤这样的严重。可是，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无声地落下来。父亲难过地用另外那只手，轻轻地拍拍我的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也不知道此刻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我，更何况他对自己的烫伤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后果……
　　父亲被换下来的衣服堆在地上。那是棉衣和棉裤，还有衬在里面的衣服，是“更生布”的衣裤。“更生布”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是像麻袋样粗糙的一种布，深蓝色，很厚也很硬。尤其是被水浸湿了后，更是沉得要命。父亲被连夜送往大连市医院。等父亲走后，我把他的衣服带回家，很吃力地整理着，发现父亲的外衣的兜里还有三块钱。我把钱悄悄地收好，等父亲回来要还给他。在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缝隙里生满了虱子。实在掐不过来，我干脆站在炉膛边，抓一个就往炉子里扔一个，只听炉子里“嘎嘣嘎嘣”不停地响，有点像放小鞭似的。
　　在父亲住院治疗的日子里，正是我在大姐家看孩子的时候。我没有别的能力，只有祈祷，希望父亲能早日康复回家。那时候因为我还小，只有十四岁，不知道去大连的医院看看父亲或者给他送点什么的。其实在我的内心思念父亲的情感每天都在折磨着我，使得我干什么都无精打采，仿佛掉了魂一样。这期间，二姐夫去大连探望过两次父亲。听二姐夫说，父亲当时特别的痛苦，由于烫伤的部位需要植皮，都是在自己的身上取的，大腿、胳膊等部位都被取了皮，再加上左手由于伤的太严重，整个手臂的肌肉全部烫熟，无法再生，剧烈的疼痛一度使父亲想同意医生要截肢的方案。
　　姐夫听了坚决反对，劝说父亲只要有一线的希望也要将手保护住。在姐夫的鼓励下，父亲熬过了最最痛苦的时期，终于将左手保留住。
　　据父亲说，当时他被送到大连治疗时，送他的人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向医院介绍父亲是富农成分，是个正在接受教育的“五七战士”，让医院心中有数。这样，父亲在治疗期间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更多时候受到的是冷漠。当父亲疼得扛不住地时候，希望能给点止疼药的小小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要截肢的方案他们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的。但是，父亲也说，当时多亏遇到了一位好医生，他对父亲很负责，也很温和，经常会来查看父亲的伤势，也会开导父亲。
　　所以，当2001年父亲因病再次到大连治病时，还向身边的医务人员打听那位好医生的情况，知道他早已退休时，父亲感慨地说：“他不但是个好医生，更是个好人啊！”
　　那是快过年的一天，公社来人通知我说，你爸今晚就能回来，你到火车站去接一下吧。我听了这个消息，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先是把家里收拾了一遍又一遍，再是排了长长的队伍买了半斤的桃酥，然后又把自己的头发洗了洗，梳成两个很漂亮的小辫，希望父亲看见一个干净漂亮的我。好不容易熬到了傍晚，我早早地来到了火车站，坐在候车室里静静地等待送父亲回家的那列火车。候车室里很冷，人也很少，不时地看见有成群的身穿黄军装，臂戴红袖箍的年轻人来到候车室里表演节目。尽管那些节目都是我看过无数遍的，但是在那个寂寞的时刻，能有这样的节目陪伴我也是件好事。我一边看着演出，一边抻着脖子望着南边的方向，急切地盼望着爸爸快点回来。
　　火车终于在我的期待中进站了。我站在接站的人群中间，拼命地翘着脚，望着下车的人群鱼贯地走出检票口。爸爸！我终于看见几个月不曾见面的父亲了！我高喊着：“爸爸！爸爸！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父亲也在到处寻找我，听见我的呼喊，父亲立刻朝着我的方向奔了过来。在看见父亲的那一刻，我流泪了，因为我发现父亲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瘦弱和憔悴。
　　父亲穿着那套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拿出来穿的黑色条绒衣裤，右手提了个黄色帆布旅行袋（左手严重烫伤还没有痊愈），腰微微躬着（由于腰部也严重烫伤，所以还不敢直腰），为了给自己的手臂和后腰植皮，自己的大腿被割下大面积的皮，所以，走路也不能快步。事后我才知道，当父亲奔向我的一刻，他是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啊！
　　我扯着父亲的手，蹦蹦跳跳回到了家。到家后，父亲神秘地让我把窗帘挂上，然后笑眯眯地解开自己的腰带，从腰部慢慢地一圈一圈地往下揭着纱布……那纱布有的还沾有父亲伤口的血渍。父亲一边揭一边像完成重大使命似的嘘了口气，说：“你终于也有纱布做窗帘了，看，爸爸给你弄了这么多的纱布！”望着父亲那自豪的表情，不知怎么我的鼻子一酸。爸爸啊，你在被伤病折磨得死去活来时，竟然还想着女儿渴望的纱布窗帘！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昂贵无价的窗帘的话，那么，当属父亲给予我的纱布窗帘！因为它是父亲用心血和皮肉编织而成，是悬挂在我心中一副最美的窗帘！
　　那段时间，我的家里无论是窗上还是碗柜上，无论是唐箱的底座，还是锅盖的蒙帘，都变成了那雪白的纱布了。一夜间，我的家仿佛漂亮了，整洁了。我迫切地希望街道能快点来检查卫生，那样的话，我家一定会得到红牌的！(当时的红牌为优秀，而黄牌为合格，白牌就得重新返工了)
　　在回忆父亲住院时的那段经历，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二姐夫还是面带痛苦状地叙说当年他去医院看望父亲时的情景。当时，由于后腰也被烫伤，大腿处刚刚被割了皮，所以，父亲是猫腰，一步步挪到窗口。当时由于父亲的左手至小胳膊处，烫伤达到三度，医生将小胳膊直至手背上所有坏死的肌肉全部刮净，直至骨头——古代“刮骨疗伤”的典故竟然发生在父亲的身上！再从父亲的大腿上取下肉皮，植皮于手背和小胳膊上。由于是刚植上的皮，很紧很紧，甚至紧到父亲无法忍受的程度。再加上植皮引起的发炎和高烧，剧烈的痛疼一度使父亲对自己的左手丧失了信心，一次次想同意医生为他截肢的方案。
　　父亲曾痛苦地对二姐夫说：“我实在抗不了啦，要不，割掉吧！”父亲能说出这样丧气的话，说明那种疼痛远远超过了父亲所能忍受的极限了，他再也抗不了那锥刺刀割、长时间的剧痛了。听到这里，我的心在巨痛，痛得我的手在抖着。爸爸啊，我不知道您是怎样度过那炼狱般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我知道，对于当时的您来说，那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酷刑般的折磨；爸爸啊，我不知道那时的您是否想念我，是否每分每秒都在期待着我的面孔能出现？那样，是否会为您减轻一丝痛苦？可是，爸爸，我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您哪！您那失望的眼神是否一次次从窗口上收回？爸爸，我不能原谅我的年幼，更不能原谅我的无能，我想，哪怕给父亲捎去一句问候，一句鼓励，我那慈爱的父亲也会开心无比，因为那，才是父亲最最需要的良药啊！
　　我感谢二姐夫，在那个困难诸多的年月，能够两次去大连二院看望我的父亲，不但为他带去了蛋糕，还有鼓励和勇气，使父亲终于战胜了死神，战胜了烫伤，也战胜了剧痛，最终保住了那只左手。二姐夫的行为，让我内疚的心灵感受到一丝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