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吊风波

　　5、“上吊风波”
　　1968年的冬天。街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游行队伍随时可见。人们手捧毛主席语录，臂带红袖标，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雄纠纠地走在大街上。
　　临近春节的时候，二姐夫的二哥带着他的妻子从辽阳回来过年。当时姐夫他父母家的住房只有两间，根本容纳不下那么多子女居住，而那时又没有住旅馆或者宾馆一说。由于父亲很久不回家，晚上，二姐将十一岁的我领到了她家的小屋，把我和父亲居住的那间房子腾出来让姐夫的二哥他们住。也许是他们熬了夜，也许是他们聊得太晚，不管是什么原因，第二天的上午，他们还没有将窗帘拉下。这个情况顿时引起了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居民组长的注意。她是位大概五十岁的家庭妇女，但那时在我的眼里她已经很老了。现在想来，当时她不知道在我家的房前屋后转悠了多长时间，最后，终于爆发了声嘶力竭的高喊：“快来看啊！李大个子上吊啦！”
　　父亲因为长得高大健壮，所以，“大老李”几乎成了父亲的代名词。但不管怎样，“大老李”这个称呼尽管没有什么褒义的含义，但毕竟也看不出什么贬义的成分，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可是，“李大个子”的称呼，就使人感觉不是那么的舒服的，明显带有讽刺和轻蔑的味道，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在她的组织下，人们立刻冲出家门，纷纷跑到我家，毫不顾忌地砸开了房门……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好在当时二姐夫的哥哥是位现役军官，看在这样的身份，总算没惹出太大的乱子。但是父亲却没有逃过被审查，究竟那天他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在家？调查的结果，父亲当时正在杨树房的高家林场和社员们在一起整地建苗圃呢。
　　事情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很多的当事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可是每每想起，还是让我有种说不出的不悦和羞辱感。
　　6、长夜中的恐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不上课，工厂不上班，到处都在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街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走来一队游行队伍，或者突然在哪个旮旯处便会开始了大辩论，辩着辩着，散发的传单就像雪片似的在空中飞舞。于是，人们纷纷分散开，到处去抢那些传单。尽管传单上的字我还认不全，但是，却也知道了很多的名言和名句。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生命曾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等等。还有大量的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也都是那个时候熟悉的。
　　那时候的父亲好像没有参加到这场大革命当中，除了陪走资派早晨在墙边站着请罪外，几乎不参加其他的活动。这是我当时的直觉。因为我依然很难见到他。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大姐去了皮口，二姐在青年点，父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那时候，冬天的夜晚格外的冷，也格外的漫长。在太阳还没有下山的时候，我蹲在墙边，看着一群玩伴在开心地玩着。在众多的小朋友中，有一位女孩和我的关系最好。因为我老实，她比我还老实，和她在一起，我们永远也不会相互欺负的。那天在结束游戏的时候，我悄悄地扯着她的衣襟说：“你今晚能和我作伴吗？”
　　她问：“怎么作伴？”
　　我说：“就是上我家睡觉。”
　　她想了想说：“好啊。”
　　啊！我当时开心的样子一定很吓人。因为晚上终于有人肯和我作伴了，不会再害怕了。夜幕降临，我打开家门，跳到炕上，将被子一床床打开，铺到炕上。当时我家只有一间房子，火炕前面有个炉子，既是取暖用，又是做饭用。那是一种煤面和黄泥用水和在一起烧的那种炉子，很容易熄灭的。因为我不会生炉子，所以每当它熄灭了后，既不能取暖，也不能做饭，只能那样坚持等到大人们回家。
　　那天我是铺了两个被窝。我俩高兴地脱了衣服，飞快地钻进被窝里。可是被窝里很凉，冻得我俩直打哆嗦。实在冷得够呛，我们俩干脆就睡到了一个被窝里。正当我俩相互依偎着取暖的时候，突然，我家的房门被敲响了。我打开门，门口站着女孩的母亲。她一脸不高兴的走进门，来到炕边，一把将她的女儿从被窝里拽出来，一边拽一边骂：“你个小混蛋！谁让你到她家来睡觉了？你个有娘养没娘教的玩意，快给我滚回家去！”女孩吓得赶紧穿好衣服，战战兢兢地跳下炕，跟着她母亲走了……女孩走了，刚才还欢天喜地的我顿时哑巴了。一个人躺在刚才还是两个人的被窝里，因为委屈和紧张，浑身上下在发抖。在这样一个原本就没有温暖和安慰的冬夜里，女孩母亲的造访，尤其那句“有娘养没娘教”的谩骂，无疑在我幼小的心头雪上加霜，将我刚刚燃起的一点点希望彻底粉碎。其实现在想来，我还是能够理解那位母亲，谁家的妈妈能放心只有八、九岁的女孩跑到另外一个只有八、九岁的女孩家睡觉，况且家里连个大人都没有，怎么能放心呢？
　　这时，忽听我家的窗外有一群人跑动的声音，还夹杂着叫骂声和铁器的碰撞声——那是一群参加武斗的人在互相打骂。我吓得卷缩在墙角，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的蒙住，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声音。此时，我多么的希望父亲能回来啊！我蒙在被子里，低声地呼唤着：“爸爸！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害怕呀！爸爸！你在哪里呀？怎么总也不回家呀！”喊着喊着，我哭了。不敢大声地哭，只能是嘤嘤地哭，就像深秋季节一个找不到伙伴的蚊子，在人的耳边“嗡嗡”地、无力地呻吟着，稍微遭遇一点点外界的力量，它瞬间就会失去生命。漫漫长夜呀，你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在这寒冷的冬夜里，我渴望温暖，渴望呵护，更渴望和家人在一起。其实，我就是渴望有个和别人家孩子一样普通的家呀。可是，我的这点小小的渴望在那个当时，是多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
　　由于实在害怕，根本就不敢睁眼。我害怕一旦睁开了眼睛，那帮武斗的人就会从窗外冲进来。怎么办？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我悄悄地爬起来。我爬到炕稍，因为那里有一袋子苹果，是父亲给我准备的。我在袋子里摸出两个苹果，又从书包里掏出笔，分别在两个苹果上写下了“小娟”和“小君”两个玩伴的名字，然后将两个苹果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不怕，不怕，有她俩和我在一起呢，我不怕！”
　　两个攥在手里的苹果，变成了我的两个小伙伴。我使劲地攥紧它们，仿佛攥住自己救命的绳索。两个小苹果，是它们陪伴我度过了那个令我恐怖的夜晚。
　　那年，我只有九岁。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在这段期间，有过快乐时光，但更多的是难耐的寂寞与孤独，可是因为我心中承载着无数希望和憧憬，希望有一天父亲下乡回来，希望有一天姐姐们会回来，更希望自己快点长大，成为大人。那样，就有了承受艰难困苦的能力了。
　　在此期间，我也得到了邻里们的同情和关怀，比如狂风暴雨的夜晚，邻居大婶会把我领到她们家过夜。这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一丝暖意，也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感激和感恩。
　　在父亲去世的第四十天后，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没有写日期的稿件，是父亲在县委机关干部表彰大会上发言稿。其中的一段我认为就能说明父亲当时为什么将我一扔就是个把月的理由。我摘录其中这一段：“……第二、克服困难，一心办林业。作为我个人来说，困难比较多。一是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经常彻夜不眠，加上慢性肠炎缠身，行动有一定的困难；二是我老婆从1958年开始患有心脏病直到1966年三月去世，前后长达9年，我在精神上有负担；特别是她去世后，家里有三个女儿，当时大女儿上班，二女儿下乡，最小的三女儿仅9岁，累赘比较大。这些困难应该怎样看待，能不能克服，关键在于是否有个正确的思想认识。党的教育使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的乐趣到底是什么？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日三餐鱼酒肉？还是能为党为人民，在自己具体负责的岗位上，有所创造，有所贡献？许多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教育我选定一条道路，把思想集中干革命事业，而忘掉了个人困难。我爬山不觉累，走路不觉远，连续战斗不觉苦，下乡搞规划，指导技术，组织发动群众，争取领导重视，从不打怵走路，每天差不多走四、五十里，有时上百里，而且往来多半是绕道从林子里走。为了争取时间，一般早三点左右起来，直到晚上八、九点钟。特别是春秋造林季节，为使组织发动和现场指导两不误，往往都是利用早、午、晚的空隙去找基层干部，其余时间都在工地上，带领社员干林业。
　　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在三年困难时期，我身体瘦弱严重，原本180斤的体重，一度下降到了130斤，剩了个大骨架，一段时间，连走路都有困难，但是我仍坚持下乡，穿山越岭护林造林。1963年春，组建兴隆大队林场，1966年搞白云山造林，因吃不上饭，我就弄点生地瓜、生土豆就地烧吃，并同林业队员一起住在工地，干在工地。每次少则三十几天，多则五、六十天。我很少因私事请过假，误过工。我父母亲去世我未家去，只是1966年老婆病故时，因处理丧事才耽误了三天工，第四天就到白云山工地抓造林。当时正是造林将要开始的关键时期。1971年春，插队落户太平公社，被抽调搞林业工作。三月十六日在矿洞大队搞村屯绿化，由于连续突击战斗，又是睡在条件很差的饲养员屋子里，疲劳过度，失眠严重，加上煤烟中毒，竟倒在烧猪食的开水锅里，把腰部和两手烫伤，面积占全身的百分之二十，致使左手致残，险些丧了命。在住院治疗期间，每想起太平公社已经到手的工作成果，半途扔了太可惜。经过两个月治疗稍微好些，就出院了，回来第二天早起就擎着尚未痊愈的左手，就到造林工地走了一趟，接着就上班了。在党委的领导下，同许德启同志一起，又抓了一年，绿化了一大批河、路、屯，这个公社一度被评上大连市的先进单位。有一次，走到普兰店看见过去多年积累的林业资料倒扔在第二招待所食堂里，我找了一条麻袋收拾起来，送给当时主管林业的尚作礼同志。三十年来，我从未休息过，不是下乡，就是写材料。有些好心肠的同志看了这种情况，经常议论我，老李岁数这么大，又是五七战士，干不上几天就要回家当社员了，还干个什么劲，能赚个什么？不如赶紧在家坐坐，好好休息算了。我听到这些话，并未动摇自己的信心。在干校期间，利用春节放假的机会，还故意徒步绕道去莲山，看了那里亲手配合党委抓起来的那个造林典型。
　　每当领导布置工作后，由于思想太集中于考虑林业，连续战斗时间太久，曾四次昏倒在工地，二次险些被车撞死。……”
　　在誊写父亲这个材料时，我的心是痛的酸的。痛的是，父亲遭了这样多的罪，遇到了这样多的困难，我却毫不知晓，每天只知道傻傻的等候父亲回来，没有为父亲分担忧愁和痛苦而感到心痛。酸的是，父亲这份原稿写得过于质朴、简单，好不容易上升了一点高度，还是在“英雄人物”的教育下才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这就是父亲本来的性格：执著着，工作着，奉献着，成就着，快乐着。也许，父亲的确是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了精神动力，让父亲追求理想的信念更加坚定，克服困难的决心更加顽强，对待坎坷的态度更加从容。通过父亲这段心声表白，我不难看出林业对于父亲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胜过亲人乃至自己的生命。所以，当年9岁的我独自承受漫漫长夜的恐惧就不足为奇了。其实，父亲有的地方说得也不是他的真心话，比如说我们是他的“累赘”，使他工作起来比较困难等。但是，在那“一句话就能改变人的命运”的特殊年代，父亲的这些并非发自肺腑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地疼爱着我们的，他不但是好丈夫，更是好父亲，只不过更多的时候父亲想工作想得太多，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无暇顾及亲人的感受罢了。
　　父亲的这份手稿是自己手写的，没有标明日期，极个别的字我辨认不太准确，如果涉及到的人和事有出入的话，还请谅解。
　　7、一斤粮票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家已经搬到了普兰店。那个时候啊，贫穷可能成了人们主要的标志，穿的不好，吃的不好，玩的也不好，那时人们企盼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吃的？穿的？住的？行的？总之，都企盼。记得那个时候，冬天的晚上格外的漫长而寒冷。没有任何的娱乐节目，没有电视，电影倒是有，但是特别的少，而且电影票也很难买。偶有露天电影，往往等我们一脸的汗水赶到现场，电影却结束了。所以，让人感觉冬天的夜晚怎么那么的难熬。每当吃完了玉米粥和咸菜，大姐就会挺起她那瘦瘦的腰肢，面带一丝神秘地对我说：“你去饭馆买点饭菜？”原因是此时的饭馆一般都快下班了，而下班前这段时间服务员是最疲劳的，因为工作了一天的她们也是急着回家的，往往这个时候她们在盛菜饭的时候会心不在焉，而心不在焉就容易多给点，不会那么“斤斤计较”，无论饭还是菜。大姐抓住这个规律，经常安排我吃完晚饭的时候，端个小钵之类的器皿，揣好粮票和钱，蹦蹦跳跳的跑到美兰香饭店。每当这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不但能闻到各种饭菜的香味，看着在饭店里吃着拼盘菜，抿口烧酒的吃客，还能品尝到饭菜的鲜美。那天晚上，照例我揣上大姐给的钱和粮票，一溜烟地跑到饭店，看着那排着长队的人们，我没有丝毫的不耐烦，相反，希望他们慢点再慢点。终于轮到我买饭票了，可是我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找不到那一斤粮票哪去了！那可是一斤粮票啊！是姐姐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啊！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饭的。
　　我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离开了饭店。我蹲在邻居家的墙根下，苦思冥想怎么向大姐交待啊。夜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冷。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我有些害怕，但更害怕回家，因为我实在没法向姐姐交差啊。此时，就在此时，我突然发现从大道上走来一个人影，那人影越来越近，看身高和走路的姿势，怎么那么的像我的父亲啊！人影更近了，我分明听到了父亲咳嗽的声音！“爸爸！”我飞奔地冲向了父亲……父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惊讶地说：“哎呀孩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外面啊？”我紧紧地搂住了父亲的腰部，生怕一松手父亲就会跑了。我大哭着：“爸爸！救命啊！”父亲更加不安，一个劲地抚摸着我的头，问：“什么事儿快告诉爸爸，爸爸帮你！”我抽泣地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父亲，他听了后，笑着说：“好了，没事了，看把我老闺女吓的，你就告诉大姐，你把粮票给我了，然后我再给她一斤粮票，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父亲，我亲爱的父亲，您是不是上天专门派来救我的啊？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您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帮助我，拯救我。爸爸，可能这就是冥冥之中我们父女的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