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为了那一片土地（5、6）

　　5.
　　村里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的工作。土地就像是李有富的另一类的儿女，他希望分到的土地让他朝思暮想地惦记着，他渴望分到一份生产队里最肥沃的土地。
　　吃罢早饭，李有富洗洗脸，刮刮胡子，整整身上的衣服，然后出了家门，他要去找人打听打听分地的事情。当他走到村中十字路口的时候，只见路旁停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拖拉机旁围了一大圈人，妇女孩子居多，少有几个男人夹在其中。他上前探头看时，像触了电似的便又“噌”地将头转了回来，瞬间惊诧且又心里顿生恶感。这个小子还活着？！大四清，文革中，自己挨了他多少回批判？！他压抑着愤恨气冲冲地离开了人群，远远地走去。
　　人群越聚越大，人越来越多。挤成疙瘩的人们都伸着手在接从中心发散出来的糖块，个个都是很有兴致。只要是白给，谁又会望而却步呢？！
　　人们没有留意今天是几号，人们却记住了今天被遗忘了很多年的杨义城在村子里出现了，是他在给围着他的人们发放糖块。
　　杨义城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墨镜，镜片外面涂着银光，像电影里的特工人员。穿着一身崭新的的卡中山服，戴着一顶崭新的蓝毕叽鸭舌帽儿，手上戴着崭新的白手套，开着一台六成新的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进村了。那架势完全是一种荣归故里的样子。
　　当人们把杨义城和手持拖拉机紧紧围困起来时候，人们才有了更多的新发现，拖拉机的车斗里还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女子怀里偎依着一个熟睡的小男孩儿。无疑这女子和孩子就是杨义城的妻儿了。车斗里除了女人和孩子，还装有点心盒儿子、名酒、糖果和水果等。
　　杨义城摘下墨镜，不时地把乡亲引见给自己的女人；又不时把地自己的女人介绍给乡亲们。他给前来问长问短的男人们发香烟；给女人孩子们发糖果，俨然一副事业有成的派头。
　　大多数乡亲对杨义城这次意外地隆重地出现，更多的是投以一种诧异中的亲切，一种诧异中的惊喜，一种诧异中的宾服。尽管杨义城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乡亲们的面前的，但是杨义城毕竟是舍弃了老母亲和家人背井离乡，一走就是八年啊！
　　不过，也有不少的乡亲仍然对他是不屑一顾。因为他们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杨义城是怎么出走的，是为什么出走的。在这些人的眼睛里杨义城是负罪潜逃！他们至今对他还有一种莫明其妙地忿忿不平。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吧，人们总还是无奈地承认这杨义城有两下子，自己能说上媳妇，还有了孩子，也是成家立业了。年青人能自己搞上对象，娶妻生子，这就很令人佩服，甭说还开着令多少年青人羡慕的手扶拖拉机回来。村里还有不少的年青人都没有走到这一步呢。
　　杨义城这次回来，一进村就风光了一把，把他前些年留给人们的坏印象抵消了许多。
　　杨义城带着媳妇、孩子回到依然寒酸的家里，一进家门，他便与已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抱成一团，母子二人失声痛哭。古人云，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一别就是八年没有相见，母子相互思念之苦，足可以令人想见。尽管后来有胡振中来送信儿说杨义城平安无事，毕竟儿子是落荒而逃，麻脸女人又如何放心得下？儿行千里母担忧。
　　那田秀淑也在一旁陪着抽泣，在杨义城出走之前，虽说这叔嫂曾一度关系弄僵，可两人之间也曾经有过一段非同一般的叔嫂情谊；更何况她也觉得这杨二根是杨义城种下的“庄稼”。
　　母子哭罢，杨义城把媳妇与家人一一相见。见过面后，麻脸女人从杨义城媳妇怀里接过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心肝宝贝呼唤好一阵，亲热得不行。杨义城把大根、二根拉到怀里，摸着两个人的头，想起了哥哥；再看看面前的嫂子，心里头不由得又一扭过儿，于是又不禁潸然泪下。
　　杨义城的媳妇和田秀淑四手合一，亲热地绞在一起，妯娌俩初次想见，自是一番家常理短，互道冷暖。
　　却说杨义城在家中逗留一段时间后，按照他的计划，他还要带着媳妇去姨娘何桂花家、去案板家、去村主任王林家看望。
　　这些年，虽然他隐居在外，但是和王林的联系却是一直没有中断。他这次荣归故里，就是从王林嘴里得到确切信息后才成行的。临回来之前，王林在电话里告诉他，村里的领导班子已经做了大调整。由于汤文良和王林长期闹矛盾，党支部不好开展工作，乡党委决定把汤文良从村里调出，调到乡林场当领导去了；再有，村里的知识青年早已经全部回城，芦敬红一案早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况且乡里的主要领导也都换了好几拨儿，还有谁来追究旧事？如果有谁再说起那件事情来，那就像是在讲历史。杨义城对王林不能不感恩戴德。去了王林家后，他还要带媳妇去拜见他干爹胡振中。
　　胡振中家他是必须要去的。可以说，没有胡振中的真诚帮助就没有他杨义城的今天。那夜从大队部会议室逃跑出来后，杨义城一直是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就像耗子掉进水缸里一样，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感觉。他想，这一回是栽了，非进局子不可。汤文良拿到了证据，他知道自己是王林的人，他能放过自己吗？他一定是要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快。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呢？他想起了胡振中。向胡振中去讨个办法来，以便逃过这一劫。
　　到了胡家，他把事情原委对胡振中一说，胡振中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胡振中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夜将杨义城送走，送到他的大女儿胡兰花家；后来胡兰花给杨义城找了个人家，让他做了村里一户人家的倒插门女婿。
　　杨义城带着媳妇来到胡家，正是晌午用午饭的时候。胡振中吩咐老伴加碗筷，让杨义城和其妻一起进餐。杨义城把好烟好酒好茶叶，还有点心水果一并给胡振中敬上。胡振中自然是欢喜不已。胡杨二人一边喝酒一边叙谈，很是情投意合。这期间，杨义城也不乏感慨和庆幸。感慨的是，在人生道路上，自己与同龄人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庆幸的是，八年前把胡振中认为义父算是认对了；否则的话，当时出现的局势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把胡振中看成上他生命中的贵人。
　　这胡振中还是像先前一样关心时局和政治。他和杨义城又谈起了当下的国内形势，谈到改革开放，谈到中央的人事变动。胡振中发表评论说：“现在是邓小平时代，如果这要是搁在历史上，这又改朝换代了，又要更换年号了。”
　　杨义城现在已无心关心政治，他现在关心的是如何挣钱，他也在暗暗努力争当“万元户”。他周围的人都在琢磨挣钱的门道，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无名鼠辈，他能够等闲视之么？他现在不喜欢政治，更不愿意空谈政治，他说那是上层人物的事情。现在的胡振中还和他谈政治，自然他是不会再有兴趣了。这样，无形中他就和胡振中之间就形成了浅浅的代沟。所以，他在胡振中这里是不会坐得很久的。
　　杨义城带着媳妇回到家里，和麻脸女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便说要回去。杨义城一说到要走，麻脸女人又是落泪。一看到母亲落泪，杨义城便对麻脸女人说：“要不，我接你走，到我那儿去住，跟我去过。”
　　麻脸女人哭泣着说：“不，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自己家。我要伺候大根、二根；你嫂子伺候不了他们，这个家里离不了我。我哪儿都不去，我在自己家里住着舒坦，我离不了我自己的家。”
　　麻脸女人说什么也不肯跟杨义城走。她已经60多岁的人了，现在身体又有些不适，所以她哪里也不愿意去，说到底还是舍不得这个家。想见时难别亦难，母子俩少不了又是一场哭泣。
　　杨义城到街上去发动拖拉机，一直站在门口的杨二根马上跟着他到了街上。神情诡秘的杨二根把杨义城拉到一边，伏到杨义城耳边耳语良久。随着杨二根的耳语，杨义城的神色像水洇湿纸张一样一点一点地发生着说不清楚的微妙的变化。
　　杨二根跟杨义城耳语完毕，然后叔侄儿俩进到院子，回到北屋。杨义城对他媳妇说：“瑞兰，你和姐一块去门口看着拖拉机去，车摇着了，别有孩子去碰着。我和妈说几句话咱们就走。”
　　杨义城的媳妇领着田秀淑去大门口儿看着拖拉机去了。
　　杨义城问麻脸女人：“妈，老唐还常来咱们家吗？”
　　麻脸女人说：“怎么不来？眼下他就在咱们家吃住。”
　　杨义城说：“妈，您能不能跟老唐说说，别这样了行不行？现在二根大了，还这样对二根的影响不好。”
　　麻脸女人反问杨义城：“你这刚回来就听到有嚼舌头根子的了？”
　　杨义城说：“没有，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麻脸女人听了杨义城的话，打了一会闷雷，然后对杨义城说：“你就知道这么说，你就没想一想，你哥哥死了，你一走就是八年，这个家里谁管？这个家全是人家唐玉海给支撑着。吃的、花的、用的、烧的全是人家唐玉海的。怕人家嚼舌头根子，那你就把这个家给撂起来呀？你这回来个屁大个工夫，这不，又要走。就会说漂亮话呀？说漂亮话谁都会说。”
　　麻脸女人恼羞成怒，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嘶力竭地和杨义城吵起来了。杨义城阴沉着驴脸，一声不吭。对老太太愤怒的斥责他是无言以对。
　　这时，一直在一旁听说话的杨二根突然冲着麻脸女人吼叫起来：“我不允许唐玉海再来咱们家了！我不能再让人家骂我是爹多娘少的孩子了！如果唐玉海再来，我就找人揍他，揍死他。”
　　杨二根吼叫完就跑了，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杨义城带着他的媳妇孩子开着拖拉机也走了。屋里只剩下麻脸女人自己，望着门口，老泪横流。
　　6.
　　李有富顺着街筒子一直向前走，走了有百拾米，便拐向路北边的一条窄窄的像蛇一样爬向高坡的胡同里。坡上像梯田一样盖着一排排的房子，住着一户户的人家，脚下这条羊肠小道他已经许多年不涉足，很是生疏了。在没有戴四类份子帽子之前，这条小道儿他常走。当四类份子这十多年，除了生产队放假，除非他生病，风里来雨里去，他一天工也没有歇过。被管制，他是不可以随便歇工的；更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自己随便出来走走，去串个门儿，找个投脾气的人说说话儿。他尝尽了被专政的苦头儿，回想起刚刚过去的那些倍受折磨的年月，他都还全身打哆嗦。他都还心有余悸。他顺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儿，去了王达家。
　　早年间，李有富和王达拜过把子，是把兄弟。自从李有富成了四类份子，两个人谁也不敢再提这个茬儿了，怕说是“四旧”，是“复辟”。因此二人也断了来往。李有富摘了“帽子”后，两家才又开始走动。现在村里正在进行生产责任制土地承包工作，王达是他们第五生产队的社员代表。他参与生产队的土地丈量和产量估产工作。李有富来找他，就是想通过他了解一下生产队干部是怎么对土地估产的，这土地怎么承包？这里面能不能做手脚，有没有人做手脚。他是个精明人，他想到的问题一定都是精明人才能想到的问题。
　　王达家和李有富家一样，都是住在半坡上，一条磕磕绊绊的山道蜿蜒着。李有富有着病痛的腿脚明显的是有些迟笨了，爬起坡来还有些气喘吁吁，攀登之际，间或小憩。俗话说，高山怕慢汉。李有富还是爬了上去，到了王达的家。
　　李有富刚到院门口，就看见穿着宽松的贾文清挺着个瓦罐似的大肚子在房前散步。他心里说，都说王子木没有那个功能，他媳妇这不是也怀孕了么？！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是赵大新给贾文清种下的幸福的种子。贾文清看见他，便主动迎上来打招呼。
　　贾文清招呼道：“大爷，今儿怎么有工夫来串门啊？”
　　李有富回答：“今儿没出工，想找你爸爸说会儿话。你爸在家不？”
　　贾文清回答说在家。
　　李有富进了院，进了屋。王达见李有富进来，立刻从小坐柜上站起来了：“哥，来，坐。”
　　李有富在王达的对面坐了。王达把眼前的一包纸烟推到了李有富面前。这时，王达的媳妇满面笑容地端上茶放在桌上，给李有富和王达各倒了一杯放到面前。然后退到一边去了。
　　李有富问王达：“这几天很忙吧？”
　　王达不慌不忙地说：“是，这几天很忙。根据乡里的统一安排，大队党支部召开了扩大支委会，组织学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党支部对村里推行这顶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大队干部负责制，一个大队干部下到一个生产队，指导各生产队由干部、社员代表组成的分地小组，丈量土地，做粮食估产。然后让社员抓阄儿分地。”
　　李有富问王达：“兄弟，你说在分地这事上，当干部的会不会做手脚？”他渴望分到一份优质的土地，所以，他像重视娶媳妇、生孩子一样重视着这次分地。
　　王达反问道：“哥，你是说干部们会不会把好地都给分了去？”
　　李有富说：“是啊，生产队就那么几块平地，特别是有苹果树的那些地，如果都让当干部的给分了去，剩下的山坡地分不分还有什么意思？”
　　他想到要分一份土地了，渴望分到一份肥沃土地的时候，心里颇有些激动。他对土地有着一种情人般的特殊的情结。解放前，只有地主、富农少数人拥有大量的土地。那时候，他也想有自己的一份土地，省吃俭用，攒了点钱，在村口东北面买了三亩薄沙地，没有多久村里就进行土改，因为有三亩地，负责土改的农会给自己划成富裕中农的成份。很悬的，差点就给自己划成富农。倘是那时候划成富农，那自己可就遭殃了，并且株连全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过，再往后想，后来自己戴上“坏份子”帽子后，文革时期，自己的“待遇”比富农份子的“待遇”一点都不差。他常常暗自叹道，我命中注定是有一劫数，想躲是躲不过去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李有富打了一会闷雷之后，又对王达说：“兄弟呀，开会的时候，对干部要多长个心眼儿！上面可说了，这回分地，可是30年不变，50年不变，还能祖辈儿往下传，你可拿这事儿当个事儿啊！”
　　他和所有社员都知道，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谁都希望分到一份肥沃的土地。
　　王达说：“开会决定了，分地抓阄儿，不见得有苹果树的地、好地都被干部们给抓了去。”
　　李有富扬起脸，朝屋顶望着，在空中连着吐了几个灰褐色的烟圈，然后又特别较真地对王达说：“兄弟，你以为抓阄儿就公平了？！这抓阄儿就不能做手脚？！”
　　王达心想，在众人眼皮子底下，这抓阄儿怎么做手脚？！王达半天没有吱声。李有富看出王达怀疑自己推断的心思，于是又说：“兄弟，咱们瞧变戏法儿的时候，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一个人，结果谁也没看出人家的戏法儿是怎么变的。”
　　过了好半天，王达对李有富说：“我参加好几次分地的会了，我对这事儿还是留着细心哩！”
　　李有富说：“兄弟，这事可是要留细心，好地和山坡地相比，收益可不是差一星半点！这地分到谁手里就是谁的了，30年50年不变呢。”他对上面的政策记不住原话，他却擅长强记一些关键词儿。
　　王达边听边信服地点着头。
　　李有富在王达家坐了有个把钟头，他本想从王达这儿听到点什么信息，然而王达对他说的都是大喇叭里说的那一套官话儿，在王达这儿没有听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于是他便起身告辞了。
　　李有富从王家出来，重新回到街上，顺着中心街走出村子，信步走向生产队的耕地。他先来到铁路南边生产队那块最大的近似长方形的大平地，东西走向，大约有三四十亩，一马平川。他以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精气神儿站在西地头儿，手搭凉棚，举目远远望去，一眼望不到头，无边无垠，好大的一块地哟！几十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发现这块耕地的面积是这么的宏大。顿时，他心里有一股金黄色的热潮在涌动，他从来还没有觉得这块土地像今天这样令人亲切，这样令人动情。他弯下腰去，从地上抓起一把黑油油的土，托到眼前，像欣赏金子似的看着手里的这把黑土，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揑起一点点细细地搓揉着，感受着像新娘肌肤似的那土壤的光滑与细腻。他的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球浸泡在热热的眼窝里。心“怦怦”地跳动着，他真想趴下去亲亲这块令他有些黯然神伤的土地。土地啊，你是我的新娘。
　　为了他深爱着的那一片土地，早年间他就差一点挨整。那年是哪一年，他记不清楚了，就是搞“一平二调”那年。把村里的骡马大车无故地全都划到邻村去了，还把生产队挨着邻村的二三十亩土地也划给了邻村。为这事他心里愤愤不平，他拉上胡振中，两人去北京市有关部门上访。借着反右派的余波，上级相关部门向下吹风准备整他和胡振中，后来说是上级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才没有人再提起整他和胡掁中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沾了农村没有开展“反右派”运动的光。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从这块大地向南转去。他走到上面的一块地上。这里也是生产队里比较大的一块近似长方形的土地。西北东南方位，平坦地面完全像一个跑马场。所以这块地得名叫跑马台。金灿灿的阳光直射在地面上，地面上像撒滿了金砂。他在这块地走来走去，又是看又是转。在这里徜徉许久。每当从一块走向下一块土地的时候，对于就要离开的那一块土地恋恋不舍，他总是有一种告别亲人的情怀。
　　他顺着一条小道向土坎下面的地走去。下面的几块地和上面那块地一样，也是近似长方形。这几块地栽滿了苹果树。华盖般的树冠排列有序地张开着。虽然春天来临了，苹果树还在沉睡，一根根闪着光泽的枝条却是在萌动了，变得毛绒绒的了，让人看得见它们在复苏，看得见它们在悄悄地生长着。
　　他立在一棵苹果树前，心疼地捋起一枝被折断的枝条，小心翼翼地把它搭在旁边的枝条上，尽管已经折断，他也不愿意让那枝条离开它的母体，离别总是有一种离别之苦。他会伺候苹果，他知道苹果树的脾气秉性，到什么季节就要为它们做什么事情，剪枝、涂白，防治病虫害，像伺候小孩儿似的他伺候过它们好几年；因为戴了坏份子的帽子，就不让他在果树组里干活了，他才离开了他心爱的孩子们。他深情地将一根胳膊粗细的枝条搂进怀里，贴大胸膛上，通过一种相连的血脉，仔细谛听着苹果树的心跳；深情地感受着苹果树的凉热，也在体会着一种即将来临的痛苦地割舍。总之，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滋味。
　　转完平地，他又去转山坡地。走到杏树跟前，拉拉杏树的枝条，像和小孩子拉拉手；走到枣树跟前，摸摸枣树的树身，像在抚摸小孩子的头顶。此刻，他像一位就要出远门的老人在和儿女道别。同时，树枝不时地划拉着他的衣服，他把这划拉看成是儿女们的拉扯，舍不得让他出走。
　　他从上午转到下午，把生产队的地都转了一个遍。其实，他对生产队的每一块土地都了如指掌。哪块地的土质肥，哪块地的土质瘦，他像了解自己儿女一样了解它们。他早就听喇叭里说要分田到户。起初他以为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对于自己来说，那只是一种渴望。当这一天真的要来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他却又感到失落和茫然。没有了生产队，像是没有了依靠。
　　他从地里出来，已经变成了一个土人，一个货真价实的土地佬儿。头和脸被树的枝叶给擦了“粉”；衣服涂了一层灰。他转悠累了，他要回家去了。
　　他路过小学校门口的时候，在小学校门口摆摊的儿媳妇刘静雅向他走了过来。
　　“爸，上哪儿去了？我妈到处找您。”
　　他回答：“遛弯儿去了。”
　　刘静雅说：“您也不言语一声，让我妈着急。”
　　他笑笑，没有再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