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吴媚的第二个春天（3、4）

　　3.
　　却说杨大在供销社买了一包烟出来，他没有直接回家。他算计着已经是吃晌午饭的时候了，唐玉海下地干活也该回来了。他拿着烟去了唐玉海家。正如杨大算计的那样，唐玉海下地干活回来刚进门。唐玉海和杨大在炕沿上坐了。唐玉海掏出一包纸烟来，递给杨大一支；这时，杨大赶紧拿出自己买的那包烟，塞到唐玉海的手里。唐玉海把烟放到一边，点燃自己的烟。唐玉海见杨大来得有点急切，便问杨大：“有事吗？”
　　杨大打了一会闷雷，然后才慢吞吞地对唐玉海说：“叔，你后半天别干活去了。去劝劝我妈。”
　　唐玉海问：“你妈怎么了？你和你妈惹气啦？”
　　杨大向唐玉海讲述了一件有关他自己再搞对象的事情。
　　媒人老姜在案板再三请求下，才又答应给杨大领一个对象来。只不过这次领来的对象和以往不同。这次老姜给领来的是一个离了婚的带孩子的女子。女子年青漂亮，身边有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至于说到这个女子为什么离婚，老姜说她也说不清楚。她听到有两种说法：一是说这个女子的男人另有新欢，把她给踢了；另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个女子没有给婆家生男孩，婆家是三代单传，不能断了香火。
　　在案板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老姜安排杨大就已经和那女子在定兴火车站见过一次面。杨大跟那女子有点一见钟情。两个人一见面，就相互相中了对方。你就是我的男人，你就是我的女人。女子说：“我身边有一个女孩儿。”杨大说：“有一个女孩儿怕什么，结婚就是为生孩子。孩子越多越热闹。”如果说小女孩儿不是他们相爱的障碍的话，这爱情的故事就应该是很顺利地发展下去。杨大从定兴回来，把事情告诉了案板，案板一听就很恼火。且不说杨大瞒着自己去和那女子见面，你杨大怎么能答应娶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呢？
　　现在杨大和案板二人僵持不下，一头不摘鞍，一头不下马。杨大就要娶这个女人，案板就不同意娶这个女人。杨大知道这件事就这么僵持下去，也没法往下进行，要想进行下去，就必须要先说服他妈。于是，杨大便来搬兵唐玉海，让他去做说服案板的思想工作。
　　下午，唐玉海去了杨家，杨家一家子人除了案板都没有在家。干活的去干活，上学的去上学。虽然说是唐玉海为杨大的事情来劝说案板，杨大也没有留在家里。这就给唐玉海劝说案板留出了最大的空间，让唐玉海的劝说有了较大的自由。
　　唐玉海的到来让案板有些意外。案板知道，唐玉海一向把工分都是看得跟命似的很重要，视工分为命根子。他从来不会因为一些闲事而影响他出工挣工分。案板问唐玉海：“你今儿怎么有空闲？”
　　唐玉海在小坐柜上坐下，然后笑道：“想你了。”
　　案板从炕沿上站起，到唐玉海对面的坐了。案板带有怨气地说：“你想我，谁相信呀？你心里只有小根子的妈，我就想不明白她用的什么招儿把你的心就给拴住了？”
　　唐玉海笑道：“你们女人能有什么招儿？！”
　　案板没有再做声。
　　唐玉海问案板：“听说杨大搞对象啦？”
　　案板反问道：“你也听说了？”
　　唐玉海说：“听说了。我还听说你反对这门亲事。”
　　案板说：“杨大岁数又不大，干什么要娶一个‘大碗’？！”
　　村里人把带着孩子再嫁的女人称之为“大碗”。
　　唐玉海反驳她说：“‘大碗’有什么不好？‘大碗’一进门，杨大就当爹。”
　　案板说：“得了吧，我们杨大又不像王达的儿子似的，揍不出孩子来。还是自己揍的孩子跟自己亲。”
　　唐玉海想质问案板：“杨大还没有结婚，你就知道杨大准能揍出孩子来？！”话到了嘴边，他却没敢这么说。他知道他要是这么说了，案板会骂死自己。唐玉海说：“叫我说呀，你就不要管得太多了。这事呀，你要看杨大的心气儿。杨大要是同意，你就别阻拦了。顺顺当当地给孩子把婚事办了就得了。”
　　案板说：“你不用劝我。当初给你说‘大碗’你怎么不要啊？”
　　唐玉海说：“你就知道说，一说带两三个孩子，我那间小屋往哪儿呆呀？”
　　案板说：“不管你怎么说吧，我也是不同意。”
　　唐玉海说：“我听说那女子长得很漂亮的，人挺好的。”
　　案板质问唐玉海：“你怎么知道长得漂亮？”
　　这时，案板忽然悟到了什么？她问唐玉海：“是不是杨大讬你来劝我的？”
　　唐玉海趾高气扬地说：“杨大是我侄子，他有事，我还用他讬我？”
　　不管唐玉海怎么劝案板，也没有把案板劝下来。唐玉海只得无功而返。唐玉海心想，白白耽误我半天工。
　　到了晚上，杨大来找唐玉海问情况，唐玉海只得如实把情况对杨大说了。杨大显得很无奈，十分丧气地问唐玉海：“叔儿，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唐玉海吸了一口烟，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杨大的那句话：“这事怎么办呢？”
　　过了一会儿，唐玉海问杨大：“杨大，你对我说真话，你也见过那女子了，你是真心喜欢那女子么。”
　　杨大说：“叔儿，我对天发誓，我杨大死心塌地地喜欢那女子，如果有二心，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唐玉海苦笑道：“你别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接着，唐玉海问杨大，“你那么稀罕那女子，我怎么一回也没听见你叫那女子的名字呢？那女子叫什么名字？”
　　唐玉海这么一问，还真把杨大给问住了。杨大有些不好意思：“哎哟，我还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唐玉海又笑道：“拉倒吧，你那叫什么真稀罕人家，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杨大辩解：“叔儿，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就能证明我不喜欢她？她就是姓狗屁，我都喜欢她。你就说你有没有办法说服我妈吧？”
　　唐玉海连着吸了几口烟，然后对杨大说：“杨大，你不嫌弃那女子是‘大碗’。”
　　杨大说：“是‘大碗’怕什么?我又娶媳妇又当爹，二合一了，多好！”
　　唐玉海侧身用手掌往炕上一拍，对杨大说：“你以后真的不会后悔？”
　　杨大非常坚决地说：“我不后悔。”
　　唐玉海说：“得，杨大，你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杨大脸上一时间脸上一片惊喜。他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死一般地盯着唐玉海。他不知道唐玉海会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他在猜想唐玉海可能用什么办法来给自己引来自己真心喜爱的女人。
　　唐玉海伏在杨大的耳朵跟前，唧唧咕咕说了好一阵子，直到把杨大说笑了方止。
　　4.
　　天上的月亮被一块半明半暗的云蒙上了脸。于是，天空下面的村子就被罩上了一层褐色的雾霭，一切都是若隐若现迷迷糊糊灰蒙蒙的样子。颇有些神秘的夜进入沉睡的状态，祥和静谧。街上见不到还有什么活的东西在出现。只偶尔有几只秋虫在哀鸣的声音。
　　就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杨义城带着烦躁悄悄走出家门，像一个幽灵一样急匆匆地走在街上。他有着明确的行进方向和目标。这个目标像一条巨蟒一样盘在他心头很久，而且无论如何也是赶不走它。并且，这个目标驱使着他走上一条可怕的道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那样做是很危险的举动，然而，一种本能的需求有着原子弹一样强大的能量，可以让他达到不顾一切的地步，那种近似疯狂的欲望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杨义城从村里到村外，一路走来没有碰到一个人，让他感到惬意。这也就更加增加了他要做采“花”飞贼的决心。他径直向村口知青点的那排房子走来。搞一个批林批孔展览，这个地方让他由陌生变得熟悉，甚至是了如指掌。他了解这个地方还不算，他更了解在这里居住的知识青年。
　　大队对这些知识青年不是管理得很严，首先在住宿方面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由于这里房间多，除了男女有别外，知青在住宿是自主决定的。可以两个住一间，也可以一个人住一间，还可以三个人、四个人一起住，自由组合。知青的住宿是完全自由的。杨义城非常清楚地知道谁和谁住在一起，谁一个人单独居住，他们因为什么才是这样住宿的。办批林批孔展览的时候，他经常要来这儿找邱军和芦敬红。这就给提供了解和熟悉这里的机会，对这里的每一个房间他都非常熟悉。
　　正是因为杨义城熟悉这里一草一木，才使他萌生了这个铤而走险的想法。从南向北数，他匆匆走到第三个门口。用手向里轻轻地推。他没有推动，显然门是从里面插了插销。于是，他走到门南边的窗户前，又是用手去推，推窗扇，也还是推不动。他没有想到他的行动在这里受阻。对于可能出现的阻力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尖嘴钳子，用钳子去掉别着玻璃的小钉，把挨着窗台的一块玻璃拿掉；这样，他就可以把手伸到里面去。他拔掉窗户上的插销，轻轻打开一扇窗，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上窗台，一个猫跳，又悄无声息地落到屋地上。
　　他突然心跳加快。于是，他站在地下不动，屏住呼吸调整气息。大约过了那么三五分钟，等依然紧张的神经稍稍有些平稳后，他便在黑暗中试探着向墙角走去，他知道床就在那个位置。他走到床跟前，他看到面前的单人床上躺着一个模糊的人形，脸朝里，背向外，身子稍稍有些弯曲。熟睡的人只占了大半张床。杨义城试着躺到床空着的部分。他伸手去掀被子，往自己身上拉，他想和熟睡的人同盖一床被子。他和熟睡的人亲密无间地睡在了一起。这一系列动作都让他得心应手，他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了熟睡人的胸部，触到面包一样细腻而不松软的乳房。
　　“啊！”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撞碎了他的惬意。那个熟睡的身影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厉声质问道：“你是谁？”杨义城面对这突然出现的情况有些猝不及防，他惊慌地翻身下床，连地上的鞋也顾不上穿，冲到窗前，跳上窗台，从窗口跳了出去。一瞬间他就消失在灰蒙蒙的夜色中了。
　　转眼间，知青点的房间全都亮了灯。男女知识青年都集到了发生案件的那间房子里，留在床前的那双军用胶鞋成了这起案件的唯一证据。一双双一半是愤怒一半是同情的目光一起投向受害者芦敬红。还处在惊恐状态之中的芦敬红在抽搐，泪水湿遍了那张充满稚气的脸，脸上偶尔还有几个手指肚的痕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和委屈，一种莫大的污辱在折磨着她的心灵。
　　邱军问芦敬红：“你没有看清是谁？”
　　芦敬红回答：“没有。”
　　知识青年就是知识青年，邱军提议，让大家合计一下，对于这件事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商议，大多数人都同意向大队干部报案，要求查出流氓份子，并给以严惩；不过也有个别意见，说是要注意保护好芦敬红的名誉，不要把事情扩散开来，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
　　于是，当晚知识青年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主管知青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汤文良。并将一双军用胶鞋也交给了他。
　　第二天上午，芦敬红提出要回北京，自然是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让父母来处理这件事情。然而，汤文良没有立马答应让她走。汤文良说，党支部要对这件事做调查，还要形成文字材料，以便向上级报案。于是，芦敬红没有走成。
　　白天，党支部派妇女主任和一名妇联委员来知道点进行调查。在芦敬红的房间里，三个人坐成三角形。由妇女主任问话，那名妇联委员做记录。这两名妇女干部在做这方面工作还很在行。她们让芦敬红把整个事件叙述一遍，然后又让芦敬红把流氓份子怎么摸她乳房的情节仔细地说一遍。芦敬红对此非常反感，两个妇女干部却像是喝了甜酒似的津津乐道。无奈，痛苦的芦敬红含着泪水向两位妇女干部诉说着被污辱的经过。调查的记录写了好几张纸，最后还让芦敬红在笔录上签了名。
　　调查结束后，芦敬红立刻就回北京的家了。当天中午，芦敬红又跟随父母返回村子，并且马上来到了大队部。芦敬红的父母想了解一下大队干部对这个案件的态度以及处理意见。他们来得很是时候，大队党支部正在为芦敬红事件举行专门会议。这让本来打算向大队干部发出猛烈责难的芦的父母理智了很多，把一肚子的愤怒控制了起来。芦的父母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村的村干部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党支部副书记汤文良向芦的父母表示了歉意，并就这件事的处理意见征求了芦的父母的意见，以及对村里有什么要求。在向村里提要求的时候，芦敬红的父母向党支部提出，只要上面有招工指标，就要让芦敬红优先被招工。对此，党支部立刻就像芦的父母做了许惹：只要上面有招工指标，就一定优先给芦敬红一个名额，让芦敬红被招工返城。
　　在得到较为满意的答复后，芦敬红又跟着父母回北京去了。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村子里来。一直到她得到一个招工指标后，她才回来过村子，到知青点把被褥及其它用品一齐拿走。于是，她作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的生活就此而结束。
　　大队党支部内部就这件事情要不要向公社革委会报告，存在分歧。汤文良的意见暂时不要上报。他的理由是，案件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不好写上报材料；另外，这个村是公社革委会表彰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先进单位，如果把这件事情报上去，公社革委会立马就会把这个先进称号给撒销，这对大队来说是很不光彩的。如果说出汤文良心灵深处的真实想法，因为是他主管村里知识青年这块工作的，如果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对他来说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另一名副书记王林却极力主张将此事上报。他说大队党支部不能犯瞒报上级的错误，王林的理由四面见光。其他支委们谁也不敢反驳，谁也不能做反对的表示。瞞报上级是什么问题？以后追究下来怎么得了。这么一来，把球儿就踢给了支书安德海，这件事上报不上报由他来做出决定。安德海着实也有些犯难。他心里很清楚王林和汤文良两个人心里在较劲儿，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表现出一种中立的态度来。安德海想了一会儿，然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安德海说：“这件事是这样，我想，就这件事咱们成立一个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由治保主任老刘牵头；再抽调一名团干部，一名民兵干部，组成专案组，对这件事进行调查。调查出个眉目后，形成文字材料上报。”安德海的这个想法有点中庸，然而让王林和汤文良都能接受，让两个人的矛盾得到了缓冲。于是，大队就成立了一个以治保主任刘志为组长的芦敬红事件专案小组。
　　刘志对于调查此类案件津津乐道，欣然领命，大概是出于一种职业兴趣。支委会散会后，他便去找那双军用胶鞋。那双胶鞋是破案不可缺少的线索。结果那双胶鞋却没有找到，不知道哪儿去了。这让刘志很是恼火。这么重要的线索没有了，案件怎么去破？支委们都感到很奇怪，这双胶鞋从案发现场拣回来后，就在会议室里面的墙犄角里扔着，现在怎么会没有了呢？鞋找不到了，可是案件还是要调查的。刘志的心绪一下子变得坏起来。
　　芦敬红事件生发后，杨义城几乎就成了惊弓之鸟。他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甚至有进局子的可能。好在自己当时是脱了身，没有被抓个正着；如果倘是抓到，那可现眼就现大了。他每日照常到大队去上班，强打精神，装得若无其事；找汤文良领任务或是跟随汤文良下去做一些事务性工作。
　　杨义城听王林说，从现场捡回一双军用脱鞋，就扔在大队会议室的墙犄角，他想把它找到，找到后销毁。他在会议室四个墙犄角找了个遍，却也没有找到。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他心想，有这种军用胶鞋的人又不是就自己，怎么也不会一下子就怀疑到自己的头上。他一直就这么心存侥幸，但这并不就等于他心里没有恐慌。在过去的时光里，他总是提着心过日子。他担心说不定哪一天刘志就会找到自己头上，接着就把自己送进公安局。
　　近几日，杨义城一吃过晚饭便出去，在屋里坐不住。麻脸女人以为杨义城是去小南屋里躲着，去等着田秀淑。她一直以为杨义城和他嫂子的“关系”没有断。有一次，麻脸女人对田秀淑说：“丫头，你们可别再弄出‘事’来。”田秀淑没有答理她。她哪里知道田秀淑和杨义城早已一刀两断了。
　　这一日晚饭后，杨义城从家里出来一直就去了胡振中家。正好赶上胡振中又在喝酒。没得说，胡振中的老婆照例是给拿上酒杯和筷子让杨义城陪着喝。现在这二人还能维持忘年交关系，是各有所需。大队革委会没有了胡振中的席位了。胡振中这个人又非常关心大队和大队干部之间的事，他就需要有一个了解的渠道；只有杨义城才能满足他的这一需求，这就使得他离不了杨义城。正是这样，杨义城把胡振中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待自己理解成是胡振中对自己的器重。这就更让杨义城对胡振中敬重如父了，隔三差五地再在胡家蹭一顿酒，这就更让杨义城对胡振中感激不尽了。于是，三杯酒下肚，胡振中问什么，杨义城就说什么？只要是他知道的。
　　胡振中问杨义城：“那知识青年的案件有点眉目了么？”
　　杨义城说：“有什么眉目？！现场上留下唯一有破案价值的一双军用胶鞋都没有了，还能有什么眉目？！”
　　胡振中呷了一口酒，又夹上一嘴菜，细细用过，然后说道：“这件事对汤文良是一个打击哟！”
　　杨义城自然听得出胡振中这弦外之音。接着胡振中又发议论，说王林和汤文良分别是两派的幕后操手，王林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来做汤文良的文章，杀汤文良的锐气。杨义城对王林和汤文良之间的争斗早已了如指掌，他对胡振中的议论没有一点兴趣。只是竖着两只耳朵听，任凭胡振中去评说。胡振中说得有点累了，便把说话的机会给了杨义城。杨义城对胡振中说：“振中叔，小侄儿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您肯不肯给面子？”杨义城一脸严肃。
　　胡振中看了杨义城一眼，良久没有做声。他猜不出杨义城究竟有何事相求，不敢贸然许诺应承。他思忖一会儿，然后笑道：“贤侄有何事相求，说出来听听，我能帮则帮，不能帮助我也愿意与你分忧。”
　　杨义城心情有些沉重，他声调低沉地对胡震中说：“小侄的父母不太懂社会，对我调教甚少，况且父亲业已过世，更不可有所企盼。小侄我阅历肤浅，待人处世一片空白。以后路途遥远，不可没有人指教。我想认您为义父，日后也便多有赐教。不知接纳与否？”
　　听罢杨义城一番话，胡振中大为意外。杨义城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件事情来。胡振中心里猜想，杨义城这小子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我与他有可利用之处？否则他何以如此？胡振中笑道：“贤侄何出此言？你我关系早已情同父子，又何必在乎形式。非要认什么义父不可？”
　　胡振中一边说一边看杨义城，这时杨义城已是伤感至及，满面的泪水。胡振中万万没有想到杨义城如此至诚，确实也让他自己感动了一把，他不禁也洒下几滴老泪来。不过，杨义城到底为何如此？这让胡振中在心里埋下了一个谜。尽管如此，胡振中还是为杨义城至诚所动，再者又考虑到自己膝下无儿，接受了杨义城的请求，收纳了杨义城这个义子。当然这事只口说不足以成立。今日只不过是表白一下意向罢了。
　　杨义城回家里，把认胡振中为义父的事情对麻脸女人说了，麻脸女人非但没有反对，反倒是支持儿子之举，甚至夸他懂事了。数日后，杨义城带了酒水、点心等礼品登门拜了胡振中，并也给干娘买了礼物，这才使杨义城和胡振中确立了义父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