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十六章 勘界警卫作战（1）

　　按照《中缅边界条约》第十条规定，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继续对两国的边界线进行必要的勘察，竖立新界桩和修订、改造旧界桩，最后草拟一项议定书，详细载明整个边界线的走向和全部界桩的位置，并且附入标明界线和界桩位置的详图。
　　随之而来的更大问题摆在了勘察队面前。我们知道，有些人不愿看到中缅边界划定。他们心怀鬼胎，巴不得中缅两国为边界争端打起来，成为仇敌。
　　眼下，那么多中缅勘界人员同时奋战在漫长的边界上，不仅生活困苦，时有断粮威胁，人身安全更成了紧迫问题。比如，我们前边看到，给勘察队运送生活给养的马帮遭武装抢劫，勘察人员正在工作，近处丛林里响起枪声、爆炸声，勘察人员必经之路上，桥梁、要道遭破坏，刚竖起的临时界桩被毁损……
　　警卫部队更担心，勘察人员被不明身份的武装抓去当人质。
　　这些恐怖行为背后，总能看到败军“游击队”的影子。据情报部门所知：败军经过缅政府第二次军事清剿后，名义上全部撤去台湾岛了，暗地里留下一股人，由柳元麟指挥。到1960年7月底，败军又发展到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尽管这有些虚张声势，用不着顾那些空架子，但确有9000多人马，其中有新近从台湾派来的、经过美国特工训练的三四百名骨干。
　　柳元麟在“金三角”成立西盟军区，号称有4个师及孟百了、西盟两个军区。他们还获得泰国和老挝当局的支持，忘乎所以，扬言要成立缅甸民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他们派出特工组长期在中缅边界沿线搞恐怖活动。尤其在未定界区的缅方一侧，还有一大片土地被败军盘踞。
　　这股败军，对新中国来说，虽然是跳蚤掀不开被窝，泥鳅翻不起大浪，但也能叫人痒痒不舒服。
　　逃缅败军的坐大，再次引发缅甸政府的忧虑。
　　1960年春，缅方又集中了5000余兵力驻于景栋地区猛岭、大其力一带，准备对败军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但是，鉴于第一、二次围剿未达目的这一教训，缅军行动十分谨慎，不轻易与败军正面交锋。
　　缅军深知，要彻底收拾这股败军，必须求助于败军的克星——中国人民解放军。
　　早在缅甸政府围剿败军一次次受挫后，缅方就想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忙。中缅军方基层官兵如有联欢、接触机会，缅军官兵就直率请求，或转弯抹角跟中方说笑：你们的“兄弟”到我家来捣乱了，你们快去处理吧。
　　1960年1月28日，中缅签订了关于两国边界的协定，缅北军区第三司令兼第七旅旅长苏敏上校，马上向云南省保山边防军分区发来贺电，祝贺两国边防部队友谊进一步发展，希望中国帮助他们拔掉边界上的“钉子”。
　　苏敏所说的“钉子”指的是败军留在金三角的残余势力。不难理解，苏敏的话也许代表缅甸政府、军方的意向、试探。
　　也可以说，在美蒋扶植下的这股败军的所作所为，是新中国和被推翻的旧政权之间内战的延续。他们不是战争、灾难产生的难民，而是为推翻新中国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一个武装集团，是国外反华势力资助的借邻国领土藏身、负隅顽抗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只要他们不收起反攻大陆、摧毁新生政权的妄想，不割断与外国反华势力的勾结、不放下武器、不停止一切恐怖活动，中国政府迟早要用武力剔除这块赘肉，决不会让其死灰复燃。
　　这如同前几年解放大陈岛、一江山岛一样，天经地义。任何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岂能容忍本国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借邻国土地坐大、武装颠覆政府？
　　早在1959年5月4日，毛泽东看了一份“关于蒋介石接见在逃缅国民党残军总指挥，令其准备窜扰云南”的情报，他批示给中央军委委员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要“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毛泽东批示后，中央军委便对盘踞缅甸“毒三角”（金三角）地区的败军高度警惕，并制定了应急方案。1960年4月，周恩来在昆明听取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汇报逃缅败军情况时指出：“缅甸国会批准了刚刚签订的《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依此协定两国将共同勘定边界，而勘界过程中可能会遭到国民党残军骚扰，你们要早有准备。”
　　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据《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谈到勘界警卫问题时，姚仲明根据周恩来的授意指出：国民党残部不时骚扰中国边境，对缅甸人民更是胡作非为，还可能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破坏中缅勘界。
　　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必须给这股败军必要的打击。缅方也对败军干扰破坏勘界深感忧虑。中缅联手打击败军，可谓心有灵犀。
　　两国高层在酝酿、策划中缅勘界警卫作战时，保持高度机密，不能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当时，我们在基层，什么也不知道。坦率地说，师以下指挥员及他们的部下，完全没有打仗的准备。就我所在的部队，自从云南和平解放，过了近10年，再没打过仗，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特别是遭遇大饥荒，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大家只顾得如何填饱肚子了。部队上下都在学习中央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的指示，以彻底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1960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要求全国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在今后5个月内，压缩公用经费中的商品性支出部分的20％左右，即全国共压缩5亿元。
　　具体落实到部队下边，武器更新换代暂停，继续使用“吹火棍”老式步骑枪；机关军官配用的手枪，实弹射击也不打了，平时都收起来集中锁在保险柜里。我原所在的四十师直汽车连，早听说要更换一批苏式嘎斯——51型运输车，暂停了，继续使用修理时间比行驶时间长的美式吉姆西十轮卡车和烧木炭的道奇车。这些车在云南崎岖险峻的山路上爬陡坡时，需要一个人手拿三角木，跟随在车后行走，随时应对突然熄火停车，快速把三角木塞在后轮后边，阻止车辆自动下滑引发车祸。
　　师里领导干部应配备的苏式嘎斯小吉普车也来不了，还使用解放战争时期的缴获品美式小吉普车。我们的老红军师长左奎元大校想叫一一九团骡马运输连给他挑选一匹好马当坐骑。因生活困难，部队训练强度大降，课目大减，要精兵简政，军官家属要回乡，不准家属来队逃荒，干部转业去农场……想到打仗的人真不多。
　　国际形势对中国也不利。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片面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苏联专家。同时，终止派遣专家900名，以及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向中国的借贷。
　　苏联专家分布在国内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250多个企业及部门。他们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状态，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极艰难的困境。
　　中国正在秘密研制原子弹，因饥荒更增加了研制工作的困难。
　　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组建了联合勘察队，负责实施边界勘察和竖立界桩的工作。在中缅边界30号至62号旧界桩之间的正面(云南孟遮以西至南腊河与澜沧江交汇点)300公里长的边界线缅境一侧，仍然盘踞着以柳元麟为指挥的数千败军，破坏和影响着勘界工作。不彻底消除这块“毒瘤”，勘界工作无法进行，中缅边民也无宁日。为此，中缅两国政府商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进入缅甸境内，协同缅甸国防军，发起中缅勘界警卫作战，保障中缅联合勘界竖桩工作的正常进行。
　　为了做好中缅边境勘界警卫作战的准备工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到会讲话；林彪作为国防部长对这次作战的方针作了明确指示：断退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
　　会后，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张爱萍上将向昆明军区领导具体传达了中央军委对这次作战的要求。杨成武上将亲赴昆明研究、部署战斗。此时，周恩来、陈毅出访缅甸后逗留云南，让昆明军区介绍在缅甸境内的败军情况。显然，败军的存在，不仅缅甸感到芒刺在背，中国也感到是个必须消除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