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纪事(八)

从宁都县固村公社迁到东韶公社琳池大队以后，农闲的时候，我就跟着父亲走村串户地做油漆。赶路时，一般都是我挑担子，父亲走路。因为做得多了，各色油漆不小心沾在衣服上，我们的衣服都变成了五颜六色的迷彩服。除了没戴帽子，走在路上，在我看来就像是两个异国军人，而在他人眼里，一瞧就知道是两个油漆匠，这也算是一种招摇过市的广告吧。
由于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他们所推崇的人生的三件大事便是“娶妻，做屋，生孩子”。农民们虽然靠山取木容易，但除了家里要办红白喜事，平时要打家具并加以油漆修饰是极少的。所以我们油漆的业务主要还是娶妻的新房家具、嫁妆和老人的寿木。
农民们也正因为平时不怎么添置家具，所以对匠人还是非常尊重，非常热情，非常客气的。我们一进东家的门，那东家不管再穷再苦，都要杀一只“头牲”（鸡或鸭）。在三餐饭之外，还要弄一餐“点心”（即在上午十点钟左右，煮盆粉干（面）或是炸点米果）招待，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吃饭的时候，农民都会倾其所有，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搬出来，变着花样做，让你吃好吃饱。
农民平时很少有现钱买肉，一家人的吃肉，都是靠每年宰杀一头自己喂养的猪，除了卖掉的部分以外，就用食盐将剩余的肉装到大瓦缸里腌制起来，留着过年过节和招待客人用。腌制得好的肉，除了特咸之外，还有点香味；腌制得不好的，就生蛆、发臭。但无论腌制得好与不好，在农民的餐桌上，那都是令一家大小垂涎三尺的珍稀菜肴。
我们生长和下放地方的居民都是客家人氏，客家人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吃饭的时候，农民们尽管自己舍不得吃，但总是一个劲地劝你夹好菜吃。他们劝人吃菜也是很有特色的，往往趁你不注意，便夹一个鸭（鸡）腿，或是一块大咸肉，往你嘴上一擦，这东西因为经过了你的嘴，“不卫生了”，就成了你必定得吞下的口中之物。所以吃餐饭下来，往往就弄得你一脸油腻腻的，你看到主人股热情劲，真是让你哭笑不得。有一次，那位主人通过这种擦嘴粘油的办法，将一块大咸肉硬夹到我的碗里。我夹起来一咬，一股臭味从鼻腔直冲我的胃里，我就趁主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扔到了饭桌下面。没想到桌子下面的两只狗因为抢这块肉，大动干戈起来。怕被抢红了眼的狗误伤，主人一边赶狗，一边叫我们都站了起来，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脖跟，忙嗫嚅着道歉：“怪我，没夹稳，掉了……”
主人豪爽地笑了：“没关系，再来一块！”又将一快大咸肉塞到了我的碗里。
听着主人那似乎很豪爽的笑声，看着在桌子一旁端着碗，一副谗相看着我们吃饭的那个四五岁的男孩，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卑鄙和自私。我将那块肉咬了一口，装着津津有味地嚼起来，把剩下的那一多半放到了那孩子的饭碗里。
在外面做油漆，一般是我和父亲一起刮腻子，打磨砂纸是一项又脏又累的活，就由我承担了。然后父亲负责补腻子，刷油漆，我就负责画画。农民家里油漆的家具，出于他们的审美观，都是要求要画上五颜六色的画的。画的一般都是凤凰、鸳鸯、雨燕、孔雀、松鹤、牡丹、熊猫、梅花鹿等装饰画，碰到有点文化的，还会要求画点山水画。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对美术就有些兴趣，做油漆时，为谋生考虑，也认真琢磨和自学了一段时间。加上父亲的画就画得不错，所以在父亲的指导下，我的油漆画有了较大的长进。
在我们下放的那一带，传统的老油漆师傅由于没多少文化，油漆出来的家具，没有我们的画那么鲜艳漂亮；而真正画比我画得好的，又肯定是半路出家的伪油漆匠，油漆质量就不如我们。所以我们也就“一枝独秀”起来，那一带的油漆市场就基本被我们垄断了。
有一次，一位农民家里女儿出嫁，临时选的黄道吉日，赶制出来的一套嫁妆（衣橱、箱子、办公桌、梳妆台等），来请我们去他家做油漆。我们就紧赶慢赶地做，接亲的明天一早就要来了，可还剩下画画一道工序还没完成，我就点起煤油灯在那儿加晚班。好不容易完成了，大概已是晚上九点钟了，我舒了一口气，总算是没耽误人家的大事。
因为他家那橱子是赶出来的，木匠为了节省时间，就没有给橱门分出画格，而是做的一块大画板。我因为赶时间，画的时候也就没注意，结果画好了，上橱门的时候，才发现两块橱门的画全画倒了。时间赶得这么紧，怎么办？我很懊恼，父亲也在一旁埋怨我做事太不小心。但埋怨无济于事啊！我想了想，就叫父亲先去睡觉，我在刚画好的橱门上重盖了两层油漆，等它稍微干一点，就悬手在橱门上再画。等我画好两扇橱门，把它们装好，鸡已叫第二遍了。
第二天，东家看了我们油漆好的嫁妆，开始非常满意，再仔细看看，就问我：“怎么这画的下面，好像是还有突出的印迹啊？”我就说：“这是特地为你加工了的，在画图案时，先在下面画了暗花呢？”
那东家听了十分感激，千恩万谢的，连忙叫他妻子下厨房烧火，给我和父亲一人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
我下放的那个农村属于偏远山区，山多树多荒地多，大家都没“节约土地，推行火葬”的观念。家里的老人去世后，实施的都还是土葬。土葬是少不了寿木（棺材）的，而且寿木又不能用白板。所以油漆寿木，也成了我们油漆匠的一项重要业务。油漆寿木比起油漆家具来说，相对简单粗糙一点：寿木的身子刷黑油漆，两头刷红油漆。寿木的大头这边写一个“福”字，画上四只蝙蝠做花边。小头部分男用的画两只寿桃，饰以两条黄飘带；女用的就画一朵莲花，两片莲叶，寓“观音坐莲”的意思。
我下放做油漆以来，在那一带起码油漆了几百副寿木。对于一个农民来说，置办寿木也算是人生的一场大事。他们很注重寿木材料的选择，一般的人差不多到了四十来岁，就把寿木给准备好了。平时搁在闲间或是牛栏上面，等到身体有些毛病或是年纪大了，就叫油漆匠来把它漆好。还有的因为有病，想通过油漆寿木来冲灾解难的。但也有许多人是寿木油漆还来不及做，人就一命呜乎了，所以我油漆了不少已经装了死人的寿木。还有的是看到人已经快不行了，火急火撩地催我们去，这边寿木正在油漆，那边人就断了气，我还要帮着他（她）的家人把他（她）弄进棺材里去。这样一来，我就连殡仪馆抬尸体的活儿也兼干了。
有一次，洛口公社南岭大队的一位老泥水匠，托人来叫我去给他油漆他们夫妻的两副寿木。到了他们家，因为同是做手艺的匠人，他对我很热情，续茶递烟的，使人感到很亲切。这老人很健谈，我干活的时候，他就手拿着一根长烟袋，坐在我们边上和我聊天。通过聊天，我知道他原来是个老红军。
我下放宁都，见过两个老红军。一个是在我下放固村的时候，新屋下生产队有一个腿脚有点跛的姓赖的老人，头发花白，精神矍烁，满脸沧桑，平时不多言语，每天坚持和我们一起下地劳动，看不出跟一般老农有什么区别。后来还是生产队的社员告诉我们，他是苏区政府建在瑞金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长征的时候，跟着大部队行进到金沙江，跟国民党部队打了一仗，炮弹皮削断了他的右腿，他只好被留居在农民家里养伤。伤好后，部队已经到陕北去了，他就一路要饭回到老家。解放后，经过了长时间的审查，证明他不是“变节”和“逃跑”，才给他落实了一个老红军的待遇，也就是回家种田，每月补助几块钱生活费吧。“文革”初期，红卫兵又把他的历史翻了出来，说他是“叛徒”、“逃兵”。后来经过大量的“内查外调”，总算把他的历史彻底搞清楚，还了他一个清白，恢复了每月二三十元的生活补助。他也从不给外人讲这段光荣的历史。
而这位请我做油漆的老红军，和那为姓赖的老红军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也是苏区革命那阵子加入红军的，那时他在那个红军部队的班里，年纪最小，个子最矮，每次排队就站最前面。那年，苏区“左”倾路线当道，在镇压“AB”团（反苏埃分子的组织）分子时乱搞扩大化。他的班长和另外一个部队的连长是老乡，平时有点来往。那个连长被人牵连，定为“AB”团分子杀了，临死前就“招供”出他们班长也是“AB”团分子。肃反组织就把他们的班长抓去严刑拷打，要他招供出其他的人。自己本身就不知道什么是“AB”团，没有这回事，怎么招供？班长此时已被打得奄奄一息，眼睛失神，头搭拉在胸前，根本就不能说话。肃反干部就把他们一班人全部集中起来，从高个指认起，他们把班长的头用手抬起来，问：“这个人是不是AB团的？”那个抬起班长下颚的人手一拿开，班长的头自然又搭拉下来，那这人就算是被指认出来了，立刻被拉出队伍去枪毙。就采用这种指认形式，一个班的人全成了“AB”团给枪毙了。等到最后要指认他的时候，班长已经没气了，身子也硬了，头都没法用手把它抬起来。加上他年纪很小，就捡回来一条命。经过这次动魄惊魂的冤假错案，他作为嫌疑分子被清除出了红军队伍，就回家学了一门泥水手艺。
原以为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听他这么一说，我才了解苏区那些被“左”倾路线杀害的红军们还更冤枉呢。比起他们来，我们受的这点委曲和苦难又算得上什么呢?
老泥水匠的寿木是放在离村子有一里多路的一个小破屋里，据他说在这个破屋子的地下，就埋了十一个被冤枉杀害的“AB”团战士。
因为要等刮的腻子干需要一段时间，我就把村子里几家人的家具串联起来油漆。
给老泥水匠的寿木油漆的最后一道工序，我是一个人在那屋子里就着煤油灯做的。我在刷着黑森森的寿木时，心里总在想着那些屈死的年轻鬼魂。作为战士，他们要死在战场上，百分之百地算是烈士的了；冤枉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又算什么呢？
我想他们在死的时候，想要有一副寿木栖身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死得太冤了。这是残酷的历史，而历史又是不可改写的。
待我给两副寿木刷好油漆，并画好那几朵花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