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纪事(九)

我们油漆的家具有很多是农民家里做好以后放置了很多年的，因为没有闲钱装饰，就拿来做平时用了。比如橱子是装了多年衣服的，床架子也早就睡了人。因此我们在油漆前，首先要帮东家把橱里、桌里的东西收拾出来，把床架子拆掉。经常在捡橱子和拆床架的时候，会发现农民们藏在橱角或是席子下面稻草里的几元、几十元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我们每次都很自觉地将这些“拾物”“完璧归赵”。而往往这些钱因为藏的时间久了，藏匿它们的主人早就把它们忘到爪畦国去了。所以我们把它们物归原主的时候，东家们仿佛是拾到了别人丢失的钱，自是感激不尽，对我们愈加放心。我们“正直”和“不贪财”的名声，也广泛流传开来。
我自己也有丢钱的时候。那年我要结婚办事，不管怎么说，再穷再苦，床上用品总得置办一点，给女方做几件衣服也是少不了的，而当时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正好母亲打听到东山坝公社的一个村子有几户农民家里有些家具要油漆，那时已经割完了晚稻，正是农闲时节。我们和生产队说好去搞副业，得到同意后，我和父亲就挑着担子去了。
我们赶了二十里路，来到一条河边，那村子就在河对岸。河面有一百多米宽，要过桥得弯三里多路，我和父亲就决定淌水过去。
正是深秋季节，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细霜，河面上升腾着像雾一样的岚气，透过岚气可以看见对河的村庄就隐隐约约地藏匿在一片绿竹和红枫之中。看看四周都没有人，我们就把裤子脱了，把衣服往上撸撸，父亲拿着一根木棍在前面探路边，我举着油漆担子就下了水。河水湍急，冰冷刺骨，最深处的水漫过了腰际，我们咬着牙，摇摇晃晃地淌过了河，被水浸过的皮肤已变成了青紫色。
在那个村子做了好几家人的油漆，还认识了赣州下放的一家居民：两个老人带着一个初中毕业的养女。我们收工后，就上他们家去坐坐，因为是老乡，又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很谈得来。后来老人的这个养女成了我二弟媳，那是后话。
做了几天油漆，包材料收了三十元钱，我们高高兴兴地打道回府。待到再次趟过那条河，在穿衣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放在裤子口袋里的三十元钱不翼而飞了。找遍了油漆担子和所有的衣服裤子口袋也不见踪影。这钱到哪儿去了呢？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总在一旁催我：“再想想，再找找！”口袋没洞，不可能漏掉；早上收过钱就出发，不可能丢在农民家。那一定是刚才脱裤子过河的时候，掉到水里被冲走了。我把我的分析跟父亲说了，他就一个劲地埋怨我：“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可是你结婚等着要的钱啊。”我虽然自己也很懊恼，但想到父亲年纪大了，还这么辛苦地出来帮我，我就强装笑容地对父亲说：“别气嘛，人家不是说‘破财消灾’吗。人在那儿跑不了，结婚早一点迟一点没关系的。”
事后我想，我刚下放那么困难的时候，捡了别人遗失的三十元钱花了[见《下放纪事》（三）]，不义之横财不能得贪，老天爷还是明察秋毫的啊！心里便释然了。
我们做油漆活经常要跑很远的路，只要是有东家来请，再远也去上门服务。因为那时连自行车也买不起，更遑论什么摩托车了，一般都是走路挑担子去。因为路程远，所以去一次就要备足材料，做完了材料才回家。
有一次，我到南团大队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去做油漆，在那生产队做了好几家人的业务，把材料用光了，时间也呆了有六七天。那天我把所有的工作全结束了，已经是傍晚时分，吃过晚饭我就要回家。东家竭力挽留我住下，要我明天再走，但一则是离家太久，“穷家难舍”嘛，还是非常想家；二则多在外面呆一天就要多向生产队交一天的管理费，所以我就坚持要回家去。
那是夏天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我挑着空空的油漆担子，从那生产队的最后一个东家的家里出发。一出门，首先要走四里多茅草丛生的崎岖山路。过去听说这一带有老虎出没，所以我挑着担子，手中捡了一块石头用以防身。我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从小路钻出来，心里总算舒了一口气，也就随手扔了抓了半天的那块石头。那天晚上天太黑，简直就有点伸手不见五指，沙石铺就的五米多宽的公路，也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条模糊的白线，我只好摸索着赶路。
走了两里路光景，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簇火光。因为我常年在外面做油漆，这一带的村民没有我不认识的，我就加快步伐追上去，想借他的光赶路。但后来我发现我走多快他也走多快，怎么也赶不上。跟着走了十多里，快进村的时候，这火突然回头了，我便站在了路的左边，想看看这人究竟是谁？一看，那是一个无头的长着灰色长毛的“人”，一米五左右，手拿着火，它没理我，径直朝相反方向快速走了。站在那儿，我愣了半晌，我真正体验到“毛骨竦然”这个词的意思：你能很清楚地感觉到头皮发麻，头发一根根竖立起来。
在进村的村口，我又差点撞上一个高高的黑影，临到碰撞，他才“呃”了一声。我把举起来的拳头软软地放下，这是一个熟悉的村民，估计是来这和情妇幽会的。
这一晚就惊魂失魄地吓了我两次，真有点“祸不单行”的味道。
回家后，我跟许多村民说起我碰到那灰毛人的事，他们都说不奇怪，很多人都见过，那叫着“社公（土地神）火”。我至今也不明白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我随父母亲迁到琳池，这里的交通比原来的固村便利多了，文化生活也比固村要丰富一些。那年，大队要组织文艺宣传队，他们知道我能拉会唱，就要我去负责。既是宣传队，有唱有拉还要有舞，整个宣传队就没一个学过舞蹈的，怎么跳啊？我就根据自己原来下放前看过的节目，凭记忆依样画葫芦编了几个舞蹈。其中有个什么《亚克西》的新疆舞蹈，由六个小姑娘跳，还要一个男的领舞，实在难咎其辞，那就只有我上了。我根本就没经过正规的舞蹈训练，就像跳大神般地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农民们根本就没看过什么正规的文艺演出，看到我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台上活蹦乱跳地，还一个劲叫好呢！真是差点没把我的大牙都笑掉。
我们下放的琳池大队紧挨着一个垦殖场和一所”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们那儿经常会放放电影。开始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的循环往复。后来就有了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和《卖花姑娘》，我反正是每场必看，像《地道战》和《地雷战》，可能就重复看过十来次吧，连里面的台词都熟捻得能背下来了。有一次公社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消息早在五六天就家喻户晓了。到那天下午，生产队为了照顾大家去看电影，早早就收了工。天还没黑，从琳池到公社的五里路上，只见男女老少三三两两络绎不绝，个个杠着凳子，个个兴高采烈。电影开映前还有一个小时，公社电影放映坪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看完一场，为满足大家的强烈要求，又再放了一遍。第二天在田里劳动，最热门的，也是唯一的话题就是关于孙猴子和那美女妖精。
那年，传来一个“特大喜讯”：宁都县城在放映日本故事片《追捕》。这无异在平静的热油锅中撒了一把盐，看过回来的人讲得眉飞色舞，口沫纷飞，没看过的人直谗得心里发痒，垂涎三尺。
那天，公社刚好有部大卡车放空开到宁都县城去，而卡车司机就是琳池村里人。那年头，最吃香的还是“三夫”（汽车师傅、大夫和屠夫），农民们经常要从县城或外地买点本地没有的商品，要搭个便车，或是家里有人要送到县城去医治的，甚至农民们有个打火机要用汽油充灌，都得去求司机，在物质和金钱都极其匮乏的时候，那司机能不吃香吗？而我们村里这位司机，人又长得高大帅气，有了这么一个吃香的职业，就更是连走路眼睛都不会朝下看了。他经常从外地给村里的妇女们捎点花花绿绿的时髦商品回来，有的连钱也不收的。据说在我们下放的这个大队里，凡是年轻一点有点姿色的女人都给他想办法“宠幸”过，所以我就很看他不起，暗地里称他为“花花太岁”，平时也不怎么跟他打招呼。
可这次轮到自己也要求他帮忙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村里的几位年轻人就约我一道，在头天晚上合伙请他吃了一顿饭，央求他答应了带我们到县城去。第二天，我和生产队的七八个小伙子搭上了他的便车，颠簸了一百二十里，来到了县城。
到了县城，我们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住下。住宿一安排好二话不说，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去买票看电影。在那精神极度饥渴的年代，从来也没看过这么惊险的故事情节，这么优美的电影画面，这么好听的电影插曲，还有这么漂亮的电影演员。我们几乎是整日呆在电影院，接连看了四场，中途只出去买了几个馒头充饥，肚里虽没进多少食物，却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精神大餐。
在县城住了一晚，我们依然是搭那同村司机的卡车回家。真是奇怪，看过电影的我们，坐在那装满了水泥的敞蓬车厢里颠簸着，看天，天似乎是更蓝了；看景，景也似乎是更美了。不知是谁起了个调子，我们七八个人一起哼起了《追捕》中的那首“啦……”字歌，一个个脸上都荡漾着幸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