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自学苦苦中有乐

　　汪绍兴的案子的败诉给朱凌志以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能做律师的料，通过办了这件刑事案子，他觉得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极差，满口的方言，在外地跟别人对话、别人都很难听懂，因此他断绝了参加自学法律专业的念头。
　　朱凌志高考落榜后，因家中无钱返校复课，他很想在家一边劳作一边自学，他读高中时是个理科生，但在理工方面搞自学实在太难，他想弃理从文。他最先是想文学创作，对于一个理科生来说搞文学创作要比文科生艰难得多，也许他还真是天真，他居然还“自不量力”想从文学创作方面搞出点名堂来，想让自己的文字能在报刊杂志的狭缝中占个手指头大的位置，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先自学了《新闻学论集》，《新闻采访与写作》等专业书籍，然后通读了《唐诗三百首》，接着又看了《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但他的文字功底并不因此而有所提高，更不用说写作技巧了。每当他的名字偶尔在地方小报的狭缝中出现巴掌大的铅字文字时他都会欣喜若狂，因为他清楚知道他自己所投的稿件更多的是稿投出以后就石沉大海。
　　记得有一次朱凌志在县文联聊天时，县文联执行主席蒋老师对他说：“小朱，你的文化基础尚好，现在在文学创作这方面走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放弃搞文学创作的念想参加自学考试、以后可能会更有出息。”朱凌志回到家中仔细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于是他就放弃了搞文学创作。
　　搞自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自学的是大学课程，自学不比函授，函授有老师辅导、有老师出题测验、有老师阅卷，况且函授考试都是开卷考试；自学也不比电大，电大有老师在电视上讲课等；自考也不比夜大、职大，夜大、职大在考试时都含有较多“水份”。只有自考难度最大，既没有老师辅导，也没有老师解惑释疑，只能靠自己去理解、去记忆、去解惑，一切靠自己，没人能帮、也不允许有人能代替他去考试。
　　朱凌志最初报考的是中文专业，中文专业又名汉语语言文学专业，凭着他的毅力他考完了《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公共课程，正当他准备报考《古汉语纲要》等课程时他母亲被派出所抓去，其“罪名”是拐卖妇女，当时他对派出所的行为十分不解，隐隐约约觉得派出所对他母亲的定性有误而自己又是个法盲对法一窍不通，想争辩而又无言以对，因为他心里清楚得很，他的母亲是给别人做过媒、当然也收过媒人钱，而这钱是男女双方成功结婚后自愿给的、并不是他母亲强行所索取，更何况他母亲所介绍的男女双方结合都是自愿的，并不违背任何一方的意志。可是他心里想得到的而口头上却表达不出来，因为他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分不清是是非非，眼看着他母亲被关进派出所，他的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没办法他只好走到司法局內法律顾问处(现叫律师事务所)去咨询，想得到律师的帮助，由于自己不懂专业术语，把咨询说成请教，当时就激怒了法律顾问处主任，他对朱凌志说：“你要请教请你到学校去不要到我们法律顾问来。”他听后心里象被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顿时在他心中产生了改考专业的冲动，因为求人不如求己。于是他立马改考了专业，很快把他的母亲从派出所解救出来了。
　　改考法律专业，除了公共课外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法律专科共十四门课程，因朱凌志从不涉及过该专业的工作自学起来也很吃力，除开法律语文中的诉状等的写作、与他以前自学写作稍微沾了点边外，其余他还都是一张白纸，尤其是《法律逻辑学》更是费涩难懂，它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串插着各科法律条文、法理案例，好在他在边学法律的同时边帮委托人代理诉讼才减轻了他学习法律的难度。
　　在那时，搞自学似乎是一股热潮，自学考试门槛低，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在开始兴起自考的那一年报考是不要报名费的，第二年开始、报考一个单科收费八元，依此类推。朱凌志和其他的有“志”之士一样卷入了自考浪潮。
　　搞自学，大家兴致很浓，都想通过自学来圆自己读大学的梦，然自学进去容易出来难，朱凌志白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耕耘，晚上一回到家里还得拖着疲惫的身躯去自学，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他人生的求，他家里没有钱供他返校复课，他也晓得自己的家底，他也没有理由去责怪自己的父母，他的父母也的确尽力了。
　　自学不等于成材，即使自己拿到了大学文凭并不等于自己就是一个专业人才了。书到用时方知少，专业不对口、书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朱凌志心里很清楚：通过自学考试即使取得了大学文凭，国家也不包分配，“朝”中有人好做官，自己家里没有后台想通过自学在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比登天还难。尽管如此，朱凌志还是选择了自学，他把自学当成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且下定了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决心。
　　朱凌志是个农民，他的父母亲更是不识一丁，在法律方面他既没有天赋也没有遗传，主要靠他自己勤学苦练。在自学法律方面，他没有任何经验，起初还是按照读书时老师教导的方法：“在老师开讲的前天晚上先温习功课，第二天认真听讲，做好听课笔记，遇到不懂的地方再返过来问老师，直至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把老师传授的学习方法也用在自学上，他这样做似乎也有点效果，他把自学分成了四步：“第一步、我把先学的那一章课文像看小说一般从头到尾看一遍，不管懂还是不懂、不管是理解或者不理解，都一扫而过，其目的是想在我的大脑中能形成一个粗浅的轮廓。第二步、把重点的东西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在反复做题的前提下巩固记忆，在反复做案例分析题的同时加深对与之相适用的法律条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的理解。第三步、尽量与学友交流、切磋，论辩，取长补短，以其能达到熟能生巧的目的。第四步、理论联系实际，把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尽量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以具体案件来检验自己对法理、法律、法规等的熟练程度”。他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艰苦地自学着，他在自学期间的那种苦还真印证了“学海无涯苦做舟”那句哲理，那时的朱凌志只打过一场败诉官司，自己稀里糊涂地败诉了却还不知自己为何会败，自此之后他再也不接触过具体的法律工作。
　　熟才能生巧，如果朱凌志不掌握一定的法理知识不说巧了，遇到一个法律问题他看到的却只是一个问题，不能像医师那样一诊断出患者得了什么病，就立即能很精准地对症下药。其实法律问题也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政府机关之间等各种利益关系、各种矛盾关系，正如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样，各种社会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着，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一个法度，要掌握这些法度，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去刻苦自学。
　　在那时，计划生育压倒一切，涉及到计划生育的案子法院一般不予受理，搞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头顶大事，“通不通、三分钟，儿子不在找老子、老子不在拆房子。”在那高压政策下，面对计划生育谁都不敢吭声、谁都不敢放一个“屁”，谁要吭声就是阻碍计划育政策的落实、就得受“株连”、就得受“连坐”。
　　也许是阴错阳差，朱凌志舅家的三头肥猪被计划生育工作队捉走了，他舅家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还真是哭天无路、下地无门，其实他舅家并不是计划生育对象，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朱凌志的舅在一计划生育对象张爱萍家帮忙，搞计划生育的工作队员突然来到了该计划生育对象家，没有碰到张爱萍，只有她老子在家守屋，计育工作队员说：“曾纪实，你今天不把你儿媳妇找回来，我们就拆了你家的房子。”那声音带有命令的口气。
　　“我冒晓得她躲到哪里去了。”曾纪实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
　　“冒晓得，是吗？跟我拆。”
　　计生办主任一声令下，只见锤子、锄头蜂拥而上，不一会，曾纪实家的墙被砸了三个洞、张爱萍所住的房间的窗被砸得粉碎，她屋顶上的瓦像燕子一般飞了下来，搞得满地都是。瓦被锄头钩了下来，朱凌志的舅说了句：“瓦被打烂了太可惜，还是慢慢地下下来吧。”计育队员对他舅的话并不理会。当计育工作队员去捉曾纪实家的猪时，他舅说：“捉猪可以，但不要弄伤猪脚。”他舅好言相劝。
　　“弄伤猪脚？你是谁啊？”
　　“我是在这里帮忙的。”计育队员听后火了。
　　“走！到他家去，把他家的猪全部捉了。”
　　二十多个计育工作队员立马登上了车，火速把车开到了朱凌志的舅家，三下五除二，就把他舅家的三头大肥猪用车拉走了。他舅家望着那车的背影无可奈何。朱凌志得知此事后觉得于法不符，就去找抓计划生育的乡长理论。
　　朱凌志走了三里地、步行到了乡政府，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抓计划生育的乡长，他笑着向那乡长打招呼：“许乡长，你好！我叫朱凌志，是林明子的外甥。”
　　“你找我有么个事？”
　　“我有个事想求你帮个忙。”
　　“你说。”
　　“好的，今天我舅不注意场合向你们计育工作队提建议，惹怒了你们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员。”
　　“你说么个？不注意场合？他那是在妨碍公务，阻止计划生育工作队员搞计划生育。”那乡长满脸怒色。
　　“我说乡长呀，你别动怒，计划生育还只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国策，尚未立法，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这一权利是宪法赋予的，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我舅并不阻止你们搞计划生育，他是一个瓦匠，你们钩烂的瓦越多对他来说越有好处，他可以多卖一点，但对计育对象家来说就多了一份损失，对社会也有害无益，你们搞计划生育的目的也是控制人口增长，而不是损害计育对象的利益。”
　　“我们拆房子、搬东西，那只是搞计划生育的一种手段，如果不釆取强制措施是不能够控制人口增长的。”
　　“你们摘计划生育的工作很难做，这一点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拆房子啊，我国的法律明文规定：公民的住宅神圣不可侵犯。你们拆人家的房子是一种犯罪。”
　　“你胡扯么个？计划生育压倒一切，一切法律、行政法规都靠边站。”
　　“我没给你胡扯，从目前来讲，计划生育还只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国策，它没上升为法律，即使是法律，一切法律、地方性法规与《宪法》相抵触的都无效，更何况计划生育还只是我国的一项国策。”
　　“我虽然是一个乡长，但我也只是一个执行者，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说的大道理我不懂，我只晓得我要做好我的工作，我不做好我的工作我就是失职，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不管怎样，你也得依法办事啊。”
　　“我搞计划生育就是依法办事。”
　　“你搞计划生育一事我暂时不跟你讨论，但是我舅林明子，他不是计育对象啊，你们怎么捉他家的猪呢？”
　　“我跟你说了，他阻碍计划生育，这是我们对他的处罚。”
　　“我说乡长呀，你好糊涂，我舅只不过是向你们提出合理化建议，他并不釆取暴力阻止你们搞计划生育啊，他所提的建议无论你们釆纳还是不釆纳，这都是他的权利，你们不能因此给他安一个莫须的‘罪’名。”
　　“好了，你也别说了，我没有时间跟你在咯里死缠烂打。”他有点火了，朱凌志还是不肯罢休，还是想与他争论下去，那乡长走出办公室门，大声喊：“邓主任、邓主任，你过来。”
　　“乡长，有么个指示？”
　　“你说么个么个指示的，别乱拍马屁了，你去安排一下，把林明子家的那三头大肥猪放了。”
　　“放了？你说么个？”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我听懂了，我去安排。”
　　朱凌志租了一个小四轮车把那三头大肥猪送回了他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