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十三章 各有所让，各有所得

　　《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指出《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协定》签订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条约规定互不侵犯的重要性。因为目前美帝国主义力图扩大它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这对美国制造亚洲国家互相对立的阴谋是一个重大打击。形成尖锐对照的，是不久以前在华盛顿签字的日美军事同盟，通过这个同盟，美国把日本变成了侵略亚洲的前进基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中国、苏联以及亚洲各国人民面临着美日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威胁。
　　社论还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在过去一年中，大量散布了对人民中国的造谣污蔑，虚构所谓“来自中国的危险”和“侵略”，说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过时了”、“死亡了”。他们企图用这些关于中国的“侵略”谎言来恫吓亚洲国家，挑拨和破坏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动摇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五项原则的信念，以便于他们浑水摸鱼，推行向亚洲扩张和侵略的政策。
　　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又一次使造谣毁谤者陷入了狼狈的境地。请问美国的造谣家们，你们不是说五项原则已经死了吗？为什么现在它又活了呢？你们不是说中国不要和平吗？为什么中国同它的邻邦签订了和平条约，而你们却到处组织侵略性的军事同盟呢？
　　据新华通讯社消息，《巴基斯坦时报》刊登了该报驻印度新德里记者所发出的报道，评论：印度政府正在仔细地研究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含意。最先发现的反应（显然是从非官方传出来的）是这种感觉：北京正在对新德里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新德里的观察家认为中国同缅甸迅速解决边界问题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件事具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眼前的目的，另一个是长远的目的。眼前的目的是，向尼赫鲁施加压力，迫使他同意根据中国总理的条件同周恩来会晤。长远目的是，向世界表明，中缅签订了这个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是使缅甸脱离印度的怀抱，缅甸是尼赫鲁非常珍视的亚洲不结盟国家之一。
　　同时，中国正在努力要向全世界、特别是它的亚洲邻国说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而不是好战的国家。
　　世人不得不思考：强大的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使尽了各种手段，花了70余年时间，为什么没有达到侵占中国领土的全部目的，最后只能留下无法定夺的两段“五线谱”中缅边界？而自比蚂蚁的缅甸，又是在国内情势不利的情况下，仅用不长时间，就得到大象般的中国的谦让，与其划定了对他们“最愉快”的边界，为什么？
　　不满意者，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国吃亏太大了，太软弱了。
　　也有人站出来为政府“辩解”。他们认为，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摊子：有争议的领土都处在缅方的控制下。而且除了片马地区，其他的地区，不是有条约为证，就是缅方（继承英国）进行了长期有效管治。其间，中国不但没有正式要求交涉谈判（仅有一次云南地方政府的交涉），还多次在实际行动中默认了英缅的主权地位。
　　当然，在军事上，中国绝对有力量从缅甸手里夺回江心坡及其他有争议地区。可是，且不说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都要求中国不应该把缅甸树为敌人。仅从国际法的有效性来说，这种没有依据的纯武力夺取，时间再长，也很难被世界承认为合法领土。除非你是不讲理的世界老大，或是像殖民主义者强迫对方签署割地条约。
　　江心坡地区最终没有划归中国，乃国人之痛。
　　旁观者说：江心坡曾经与中国有过一定的历史联系，如果，在近代形成明确的国家边界期间，中国有力量、有行动，确实有将其纳入版图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清朝末年清廷画的“五线谱”边界，江心坡也“不靠谱”。进入民国以后，特别在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初，曾经又有过机会，改变原来的实际控制线，或者至少将其变为正式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有争议领土。可惜的是，也没有人去做。
　　至于中国滇缅界务专员尹明德划的“尹明德建议线”，尽管重庆国民政府于1942年也予以公布确认，还有地图为凭，并赢得国人一片喝彩声，但那只是单方面定的，算地图疆界，自我安慰而已。如果每个国家都去那样划本国的国界，有效吗？何况，重庆国民政府自那以后，也没有来真的。这使得新中国诞生之后，在法理上已经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局面。除非霸权，除非使用武力，否则不可能改变实际控制状况。而即使使用武力，也难以改变法理上的劣势，而因此引起的国家形象的破坏与战略环境的恶化，代价却极其昂贵。
　　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做出了明智的抉择，放弃了本来就没有过硬理由的空洞要求，最大可能地索回了部分领土，基本满足了边地人民的心愿，也与缅甸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上述这样的不同见解，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
　　现在，最要紧的是定界勘界必须继续。中缅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仅仅确定原则和基准线，要确定边界的具体走向，落到实处，还有海量具体工作要做。
　　1960年3月，中国滑入大饥荒岁月的谷底，国家危机四伏。
　　缅甸执政党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分裂后，以吴努为首的“廉洁派”改为缅甸联邦党，吴努任主席。同时，吴努在第三次全国大选中获胜，第三次出任总理，并兼任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运输、邮电、海运和航空、住房和建设部长、地方行政和地方民主化部长、宣传部长、救济和安置部长等职。实际上，他和奈温将军形成两个权力圆心点。好在在中缅友谊和中缅边界方面，各派政见一致。因此，中缅勘界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1960年6月27日，按照中缅边界协定，在缅甸首都仰光成立了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代表团团长、首席代表姚仲明（外交部司长、前驻缅大使），代表有：成学俞上校（总参谋部）、程之平（外交部）、陈雁彬上校（边防军）、黄风麟（云南省外事处）；顾问：丁荣昌少将（云南省军区）、唐登敏（国家测绘局）、邵天任（外交部）、张国器上校（总参测绘局）。
　　缅方代表团团长、首席代表昂季准将（副总参谋长）、吴山伦（克钦事务部秘书）、吴坤翁佳（北掸帮专员）；顾问：山友准将（缅北军区司令）、拉昂上校（测绘局长）、己丹上校、吴山纽、吴苏辛、吴拉觉、丹厄尔（后四人均为外交部官员）。
　　中缅勘界联合委员会下设四个中队：
　　第一中队队长：中方李平（丽江纳西族自治州州委）、缅方漆开中校。
　　第二中队队长：中方赵廷俊，缅方郭哥中校。
　　第三中队队长：中方李临伍（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委）、缅方耶敏中校。
　　第四中队队长：中方高明顺上校，缅方丁吴中校。
　　各中队下设若干勘察小组。
　　从这个勘界阵容看出，双方多么重视这项工作。这与以往历次勘界明显不同，双方都投入了专业方面的实力派人物，缅方多是军人上阵，而中方则派出涉界区的地方干部担纲上第一线。
　　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就中缅边界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谈，着手勘察边界和竖立界桩，起草边界条约。在边界协定大原则内，双方还大有争头。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要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密切相关。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双方从事勘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决心倾尽全力。
　　7月12日至19日，中缅边界联合勘察队分别在中国的畹町、缅甸的广板举行双方队长第一次会议，制订了各队勘察具体计划。
　　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张国器参加了勘察一队的会议，商定了勘测计划，明确了主要勘测任务，研究了勘察、竖桩工作：
　　一、双方在实地联合勘察边界线的位置。重点是容易引起纠纷的地段，选定分界点并竖立临时界桩，而后再将旧界桩和临时界桩更换成永久界桩。
　　二、将分界点和边界线标绘到勘界图上，并对地图进行修测和核对以及调查地理名称。
　　三、摄取界桩的照片，测量界桩的坐标，加密分界点和填写界桩登记表。
　　四、进行某些界桩点的天文定位测量。
　　五、对边界位置错综复杂的瑞丽江和打洛两个地区施测1∶50000比例尺地形图，写出边界走向和界桩位置的详细文字说明。
　　测绘部门在确定边界过程中，需要完成天文大地测量、航测内外业、地形测量、地图编制以及印刷出版等大量任务，为边界谈判和签订边界议定书提供有力的测绘保障。
　　上述任务是分两阶段完成的。第一阶段完成边界线具体位置的勘察，在界线上的主要转折点和界线通过的主要山口、道路、界河汇合处、村寨附近以及界线横穿河流等处，勘定分界点，竖立临时分界标志。对临时分界标志进行摄影，在勘察图上标出临时分界标志的位置，测定必要的天文点等。
　　国人所关注的、最终大失所望的勐卯三角地，因为从尖高山到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这段边界已经划定（从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南腊河和澜沧江汇合处的边界也如此），双方确认无须加以更改，仅需检查旧界，换上统一的新界桩。
　　虽然允许个别居民户因特殊情况选择国籍，但由于缅甸“永租”管治已久，居民已生活习惯了，加上中国当时生活困苦，外迁潮未止，基本无人挪窝，维持现状。
　　从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勐卯三角地（南畹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关系废除了。中国把这个地区（面积约为220平方公里）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中缅边界条约签订生效后，即成为缅甸联邦的领土，不需要交接。